转载：《文革洞因》廿六（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1）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开始他“新的长征”。毛泽东要在这场“新的长征”中，决心把过去跟自己一起长征的老干部统统打倒。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亲手毁掉这个曾经被他挽救过来的党。中国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而毛泽东却提出“造反”，造现在共产党的反，毁掉这个共产党。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党已经变修了，只有毁掉这个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后，来到武汉，住进东湖宾馆。7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写了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先给周恩来看过，然后再让周恩来带给林彪看。毛泽东这一手是很高明的，不仅达到跟林彪“交心”的目的，还表示出对周恩来的无比信任，连家信都让他看。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又干出一件令世人惊讶之事：畅游长江。其实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前后16次畅游过长江。但那些次畅游长江，毛泽东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游，不惊动群众，报纸上也从未报道过。

　　可是这次不同了，7月16日这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有5000多人参赛。毛泽东有意在众人游长江的时候，加入他们的游泳队伍，当群众们突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来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向群众们高呼：“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这次带着摄影师，大张旗鼓的和群众一起游泳，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大篇幅地报道，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他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

　　毛泽东要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此时的毛泽东已73岁了，人们自然会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所怀疑：这么高龄的人，有没有领导这场大革命所需要的体力和精力呢？毛泽东的这次宣传，就是要消除大家对他身体状况的疑惑，让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足以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在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这是毛泽东离开10个月之后，回到久违的首都北京。在196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市长彭真还敢顶住毛泽东的指示，还敢不转载毛泽东的文章，而10个月后的今天，彭真已经被完全打倒在地，毛泽东是作为胜利者凯旋归来的。

　　然而毛泽东这次回北京，并不是为了享受凯旋的喜悦，而是为了发起一场更大的打倒刘少奇的斗争。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一炮”《评/海瑞罢官》，但这一炮没有打响；1966年2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二炮”《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但还是没有打响；1966年4月，毛泽东改变战术，把打击目标先转到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身上，终于在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到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要抛出“倒刘第三炮”，一定要把这一炮打响。

　　（2）

　　就在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这是以往的惯例。过去毛泽东外巡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来到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大门口，却被毛泽东的卫士挡住，说：“主席休息了。”

　　刘少奇转眼一看，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其中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车，估计毛泽东正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分明是故意不见他刘少奇。当然，刘少奇也早有思想准备，这次毛泽东回北京，刘少奇就预感到：他们两人决战的时刻到了。为此，刘少奇也做好了准备。

　　果然，毛泽东正跟里面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毛泽东向文革小组成员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我们要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闹到底。要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要把革命闹到底。”

　　毛泽东提醒文革小组成员们，“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当时对这个提醒还不以为然，他们没想到文革这场革命，最后真的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革到了他们“文革小组成员”的头上，这些人全部进了监狱。

　　毛泽东要靠文革小组成员来点起文革这把火，他再次提醒他们说：“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要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把这个话说的很重，“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意味着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那时还个个乐观得很，大家跃跃欲试，都说不怕。

　　毛泽东知道，此时刘少奇的工作组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党内的高官们都赞成刘少奇做法。高官们都害怕毛泽东提倡的“造反”，害怕这样会把共产党本身搞垮。因为高官们不赞成“造反”，毛泽东只有靠文革小组，靠他们到群众中去煽风点火，把被刘少奇压下去的造反之火，重新烧起来。

　　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筹措中共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很快，江青在钓鱼台十六楼开设了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又筹办一份文革小组自己的刊物《快报》。毛泽东指示说：“办公室不要大，不要配专车，但联络人员要多，人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办公室除主任和副主任外，只要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由主任、副主任自己去办。”

　　毛泽东要把文革小组，办成一个新的机构，搞一套新的做法。毛泽东这个新机构的特点是：坐办公室的人少，而大批的联络员直接到第一线了解情况。同时，文革小组还建立了“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三点碰头，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文革小组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员马上到下面去，到各个大、中学去讲话，谈话，给那里的造反派点火、打气。

　　（3）

　　事实证明，毛泽东创建的文革小组的新体制，工作效率很高，做法也很有效。很快，那些被工作组压下去的造反者们，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马上重新起来造反，工作组越来越压不住了。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很快就战胜了刘少奇的工作组。

　　当然，刘少奇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也要反击。7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更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但有的却在整学生。”

　　刘少奇反驳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

　　邓小平也反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但夺了权的机关和学校，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

　　陈伯达撤出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少奇等多数常委的反对，只得作罢。

　　7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众高官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久违的在北京召开会议。众高官们对毛泽东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都非常的不满，他们不情愿地前来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大家除了汇报工作，就闷头不说话，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讲话。

　　毛泽东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先赞扬了一番“大字报”，然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怕学生运动，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却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并上升到“北洋军阀”的高度。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刘少奇搞的工作组《八条规定》，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说：“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4）

　　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指的就是刘少奇，毛泽东批刘少奇“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

　　刘少奇没有跟毛泽东争辩，他从会场的气氛看得出来，高官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附和毛泽东批刘少奇，这些高官的内心都是赞成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心中有底，他不说话，不反驳，高官们更同情他，毛泽东更不得人心。

　　毛泽东也看出高官们的态度，看出高官们心里是支持刘少奇的，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念，这批老干部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统统打倒。

　　这次会上，毛泽东没有提“撤工作组”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众高官是不会同意的。他只有发动群众，用实际行动来打倒工作组。于是毛泽东在最后，放出了一句“狠话”，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然在声势上强大，但实际上却没有赢得高官们的心，反而是刘少奇赢了。三天后的7月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的。这次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组，这次刘少奇不客气了，他拍着桌上一大堆信件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的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不示弱地拍桌子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刘少奇反驳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但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

　　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遇到这样的场面，周恩来是不说话的，但周恩来内心也支持工作组的，周恩来并不赞成造反。很多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让他的铁杆陈毅去说。陈毅在会上说：“要肯定工作组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能嫌弃他们。”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还有几分畏惧，可是对陈毅他就不怕了。陈伯达对陈毅不客气地说：“你们外事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里面没一个好人。”

　　看到陈伯达的态度，邓小平也拍着桌子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由于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不撤工作组，陈伯达和康生的意见被否决了。

　　毛泽东得知会议的结果，他并不意外。毛泽东知道，刘少奇仗着有大多数高官的支持，是绝不会主动撤工作组的。现在，毛泽东只有依靠学生的力量，发动群众起来把工作组打倒，那时候刘少奇的工作组，不撤也得撤了。于是毛泽东在水面下展开了他的主攻，派文革小组四处出动，发动群众，煽风点火，打倒工作组。

　　（5）

　　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少奇比较大胆地派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造反。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镇压学生。为了避免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刘少奇照旧使出“浑水摸鱼”的办法，下令工作组暂时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而是集中火力批判“黑帮”。所谓黑帮，主要是指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以及有历史问题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7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突然宣布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打黑帮，布置大家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所谓“反蒯”运动，全称是“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工作组批判“反革命学生”蒯大富的运动。7月19号，被关押了18天的蒯大富被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各学校的工作组得到上面的指示后，不再批判“反动学生”，纷纷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本单位的“黑帮”，把“死老虎”当成“活靶子”来批斗，试图以此来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这样一来，如果造反学生不批“黑帮”的话，就反而显得自己不够革命，于是造反学生就跟工作组抢着批“黑帮”，争当革命派。于是各个校园里出现了奇怪的争抢“批斗靶子”的现象，这可苦了各学校的“黑帮”们，他们经常是上午被工作组拉去批斗，下午又被造反学生拉去批斗。

　　当然工作组的“浑水摸鱼”，并没有瞒过毛泽东。毛泽东的兴趣不是批斗“死老虎”，而是打倒“活老虎”。现在毛泽东要打倒的“活老虎”，就是工作组。毛泽东派出文革小组成员，去各个学校点火，让学生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工作组这些“活老虎”，而不是毫无实际意义地批斗“死老虎”。

　　不少人可能会把文革小组的“煽风点火”，想象为这些人耀武扬威地进行挑动和教唆，打着毛泽东的旗，盛气凌人地施号发令。但实际上却相反。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的人，态度非常谦虚，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态度却十分傲慢，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从1966年7月21日到7月30日，每天去北京各大学讲话。下面摘录一段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讲话：

　　江青对北大这样讲：同学们，我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和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只要进行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也在辩论。所以，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6）

　　康生在北师大如此说：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你们师大来，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我们听到师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学们把意见告诉我们。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同志们，有许多党员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北大同学要从毛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文革核心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非常相似，必然是毛泽东的授意。在这个阶段，文革小组成员表现的四个特点，得到群众们的好感。

　　第一个特点是“谦逊感”。

　　文革小组的成员，不管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非常谦虚地在学生面前称“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一下子就获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不管什么人，在别人面前摆官架子，以势压人，总是让人反感的。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教训人，一开口就是“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官架子大得很，自然引起学生们的反感。

　　第二个特点是“公仆感”。

　　江青说：“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

　　康生说：“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

　　陈伯达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江青和康生强调“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这就让学生们感到自己被尊重，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陈伯达更是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让学生们感到文革小组是他们的公仆。这种“公仆感”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都是居高临下地发通知，召集开会，布置任务，这样就加大了工作组和学生的距离。

　　（7）

　　第三个特点是“亲近感”。

　　江青说：“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

　　康生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江青讲话中关心学生们吃好没有，睡好没有，这一下子就让学生们产生出一种亲近感。康生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也是说毛泽东问候众人“身体好”，这一下又让众人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亲近感。毛泽东那么高的身份，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向大家做什么指示，而是问大家的身体好，这当然会让产生一种“领袖关心我们，领袖重视我们”的感激之情。

　　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完全没有这种表现。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看大字报。”王光美的话外音，强调刘少奇是伟大人物，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看大字报，只要派人来看大字报就行。王光美话中的刘少奇，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难以让人亲近。

　　江青在北京大学对学生们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们的大字报。”江青的话外音，是毛泽东因为自己不方便来，所以让江青代表他来看大字报，听意见。江青话中的毛泽东，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让人感到亲近。

　　第四个特点是“公平感”。

　　江青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

　　康生说：“我们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

　　江青和康生都没有表示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是说“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听，都要学习”，这样就让不管什么观点的人，都能感到被公平对待，这就更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文革小组的人，没有说谁是右派，没有扣帽子，打棍子。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右派，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很让人反感。

　　为了比较，这里摘要一段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文化革命要搞彻底，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组配合。现在有一股歪风，要赶工作组，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是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把目标指向工作组，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

　　王光美的讲话，上纲上线，什么“被坏人利用”、“阴谋”、“假左派”等训话口吻，只会让学生反感或排斥。

　　我们再摘要一段刘少奇的干将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与蒯大富的辩论：

　　薄一波问：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

　　有人指蒯大富，就是他。

　　薄一波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

　　应答：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说：这个名字不好。

　　蒯大富问：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

　　蒯大富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

 

 

　　（8）

　　蒯大富的回答让薄一波没法接话。薄一波只好换个话题发问：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

　　蒯大富说：这我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呢。

　　薄一波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

　　蒯大富说：我认为自己是左派。

　　薄一波用手比划着说：你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右边去了。

　　众人听了薄一波的话，都笑了。

　　薄一波又说：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到左派群众中来，站到工作组一边去；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希望你今天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澄清一下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写，会受到大家的围攻。

　　蒯大富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蒯大富被薄一波上纲上线地教训了一番，心中不满，于是反问薄一波说：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说：这个我懒得说。

　　蒯大富说：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吧。

　　薄一波说：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回答。

　　蒯大富说：这就不平等了。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说：那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薄一波对待蒯大富，完全是一种“大官对群众”的盛气凌人的态度，随便就给蒯大富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并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甚至还威胁。从王光美和薄一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人，对待学生的态度，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姿态，以势压人，戴帽子，打棍子。文革小成员讲话中的四个特点“谦逊感”、“公仆感”、“亲近感”和“公平感”，刘少奇的工作组这边一“感”也找不到。

　　对比一下刘少奇的工作组的作派，与毛泽东的文革小组的作派，谁都能轻易得出，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受群众欢迎，得人心。而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受群众欢迎，不得人心。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得人心，而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得人心，这就确定了文革小组必然战胜工作组，这就是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战胜刘少奇的诀窍。在群众运动中，谁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取得胜利。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搞不清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纯朴的观念：“谁对我好，我就支持谁。”老百姓只要对比一下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作派，肯定会觉得文革小组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就不加思索地支持文革小组，支持毛泽东。

　　这么多篇幅的介绍能够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小组的成员口碑是非常好的，非常得人心的。可是到了后来，文革小组成员骄傲自满了，翘尾巴了，也盛气凌人起来了，所以就不再得人心了。如果文革小组的成员，始终能保持初期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文革的结果将大不一样。

　　（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态度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么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又是怎么形成的？事实上，它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建国以后，认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群众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共产党。可是1956年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中共的这种幻觉。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一些大学生在一个广场举行集会，进行了一些反政府和反苏联的演讲。这个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抗议活动后来又发展为武装暴乱，最后苏军出动才镇压了这场暴乱。

　　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市民暴动的事件，对中共的震动是很大的。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14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11月10日至11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之一也是波匈事件。中共如此重视波匈事件，是因为感到这绝不是隔岸观火，而是自己也即将面对的现实。在1956年，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群众闹事的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说：“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们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每起罢工少的数十人，多的近千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约一万多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罢课、请愿事件，总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事风潮。”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闹事”的特征，就可以发现，大多数“闹事”的原因，都是来自一种完全新型的矛盾，一种过去私有制的旧中国不可能出现的矛盾。

　　例如某县要盖一个麻风病院，当地的农民不同意，但县政府硬要盖，结果引发与村民的激烈冲突，警察当场开枪打死5人，打伤9人；还例如一个工厂，说是给工人盖宿舍，但房子盖好后，却全部分给干部住，工人很不满意，因此闹事；再例如一个学校，学生毕业后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也引起了学生的闹事。

　　上面盖麻风病院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盖什么就盖什么，农民根本无权过问。而在新中国，土地是属于大家的，每人都有过问土地用途的权力，所以农民才会闹事。

　　上面工厂给工人盖宿舍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工厂是老板的，所以不管老板住什么样的豪宅，工人都不会有意见，也不可能抗议工厂的高管住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好。可是在新中国，工厂是大家的，厂长和干部比工人的住房条件好，工人就不满，就要闹事了。

　　（10）

　　同样上面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学校只管教书，不管找工作。所以学生毕业了没有工作，不会责怪到学校头上，更不会找学校闹事。可是在新中国，学校给学生找工作成为“义务”，这就产生了学生不满和闹事的新的契机。

　　平心而论，社会主义提倡的“公平”，使工人成为“主人翁”，虽然解决了旧社会的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出旧社会所没有的“新型矛盾”。

　　在旧社会，老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工人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新社会，厂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那工人就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赚大钱，工人拿小钱，工人也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在新社会，厂长的工资比工人高很多，那工人也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认为工人不听话，要解雇工人，工人只有自认倒霉；可是在新社会，厂长要解雇工人，工人又要闹事了。

　　公有制的新中国，出现了旧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新矛盾，这就让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大伤脑筋。毛泽东把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出现的新型矛盾，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指的是管理国家的干部，与被管理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用当时的术语，就是“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提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我矛盾，而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出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干部与群众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主要是出自“干部”，而不是出自“群众”。毛泽东说：“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会无故闹事的。”

　　据1957年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中说：“罢工请愿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群众闹事，是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逼出来的。干部对群众的作风霸道，靠命令行事，不许群众有意见，有意见就压，结果“压”出群众的闹事。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干部的官僚主义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也会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暴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说：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在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方面，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非党员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越快越好。

　　（11）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被阻止，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引发出来的。然而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党内却引起很大的争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既然是共产党的领袖，那么当党员干部与群众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应该无条件地站在党员干部一边，而不是站在群众一边责备党员。

　　而且，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旦地方出现群众“闹事”，就归因于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地方官员就要受到处分，这样就涉及到地方官员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引起空前的争辩，不少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认为闹事是“刁民”所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有人说：“不承认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人说：“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太右倾了，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尽管遭到党内很大的反对，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克服“官僚主义”入手。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整风”：

　　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出现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把官架子收起来。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12）

　　我们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整风的总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怕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出来才能解决。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搞这次整风，其实也有一番苦心，他是想让党员干部们学会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说：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是前匈牙利领导人的名字，他被认为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责任者)。

　　在毛泽东的极力主持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说：

　　我们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但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主要是要求党员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在是过于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同时，这样的整风运动也肯定要遭到干部们的各种消极抵制。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风”，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只好自嘲地说：“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如果不整风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干部的官僚主义导致民众的暴动，就有可能亡党亡国。在“党内整风”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法：“开门整风”。这就是请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来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本意是想帮助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

　　（13）

　　但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时，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的面子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是非常要面子的。每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人，都算是一路诸侯，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面子上还可以接受，但是让他们接受下级和一般群众的批评，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毛泽东号召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就等于让这些干部在群众面前颜面尽失，威信扫地，他们抱怨说：“毛主席给群众撑腰，却不给干部留脸”。

　　尽管大多数党员干部反对，毛泽东还是强行搞“开门整风”，发动各种宣传机器，动员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搞“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是毛泽东没想到，真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提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的意见，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比如“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中共组织要退出机关、学校”，“一党执政有害，应该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等等。这些已经不是“提意见”了，而是要让中共下台了。

　　这样的言论，不仅超过了一般党员的容忍底线，也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于是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运动就开始了。党员们早就不满毛泽东搞“开门整风”不给他们面子，现在毛泽东也提出反右了，这些人就把憋了好久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右派身上，大打右派。还有一些干部进行报复，把“大鸣大放”中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这样就造成了“反右”的扩大化，当初毛泽东估计全国的右派是4千个左右，结果却打出来55万个右派。

　　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阳谋”，搞一个假的整风运动，骗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本人说过“阳谋”，但这也是一个面子上的说法，给他自己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找一个台阶下而已。

　　反右运动的轨迹是清楚的：

　　第一步，新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首次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起因于干部的官僚主义。

　　第二步，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流血暴动。

　　第三步，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波匈事件，提出对党员干部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

　　第四步，党内整风遭到抵制，不见收效，于是毛泽东开始搞“开门整风”，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第五步，党外人士提的意见，超出了毛泽东的允许范围，于是一场预料之外的反击右派运动开始了。“反右”得到党内干部的大力支持，大家都大打右派，造成反右扩大化。

　　（14）

　　反右运动的后果，不仅是很多人无辜被打成右派，而且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就是：人们不敢说话了。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想要整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说话了。”

　　反右运动造成一种风气，谁给干部提意见就是反党，于是造成谁也不敢提意见，不敢说话了。人们不敢说话，看上去似乎是天下太平，其实反而酝酿着巨大的暗流。人们不敢说话，间接地造成了两个大灾难：第一个灾难是“浮夸风”，大家明明知道“亩产10万斤”是假的，但谁也不敢说，怕被打成右派；第二个灾难是大饥荒，大家明明知道没有粮食了，但谁也不敢说，直到最后实在隐瞒不住，问题才爆发出来。

　　反右运动之后，各地的“闹事”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没人敢闹事了。于是党员干部们就形成一种“经验”，认为对待群众的闹事，就要用反右那样的高压手段，压下去。9年后的1966年，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仍然沿用反右的经验，想用高压手段把造反学生压下去。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却完全失败了。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的矛盾，是一种马克思也没有预想到的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矛盾。正因为是全新的矛盾，所以也没有解决的经验，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试图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都没有解决成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

　　毛泽东在50多年前看出“人民内部矛盾”会导致亡党亡国，可谓慧眼。毛泽东本来想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没想到“整风运动”演变成“反右运动”。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不但没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因后来的“反右运动”，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