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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体失语
公元1942年10月，严冬即将降临。
面对灾民死亡率的急剧上升，河南赈灾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疾首呼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的粮赋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
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wěi高峻）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谈到家乡的灾情时涕泪四流，但仍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事实上，不是蒋介石对灾情装聋作哑，而是出于对河南的战事过于悲观。当时的蒋介石，基本上把河南当做随时放弃的一块领土。因此，不让粮食资敌的心理，使蒋介石一方面在河南尽量搜刮，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在最后时刻把千疮百孔的中原大地当做一块烫手的山芋抛给日本人。
出于对灾区的关注，重庆《大公报》派出了年轻记者张高峰亲临灾区采访。
从四川出发的青年人，经陕西到达河南，一路上触目惊心。1943年1月17日写就了自己的成名作《饥饿的河南》通讯稿寄回报社。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对稿件进行了修改，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后连续刊出。
次日，深知稿件分量的王芸生又添加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文中这样写道：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群，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灾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振聋发聩。
当时的蒋介石养有读报习惯，对于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公报》更是如此。但看到该报刊发的灾区报道后却大发雷霆，批示《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并在当天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报纸停刊三天。
汤恩伯因此气急败坏，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高峰逮捕，关押了半年，一直到1943年8月份才不得已释放。
国民党政府以此加大新闻审查力度，严密封锁灾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