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42） 历尽磨难多半世

 

42. 历尽磨难多半世

 

    人一生大概也就只有耄耋之年。如果我的有生也在这个范围的话，就有必要对走过的约三分之二的历程回顾总结，因为它是我一生中贡献家庭、贡献社会的重要阶段，更因为它让我千锤百炼历尽沧桑。

 

    我出生在一个“小土地经营”成份的家庭里，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依靠对象，父母亲在人前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熏陶，使我从小养成了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的性格。

 

    一踏进小学校门，就迎来了火热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在这样浮躁的时代打造人生基础，免不了脚下松软，后继乏力。没两年，“低标准”年代接踵而至，人都饿得腿发软、心发慌，生命尚且不保，其外一切都是多余。又过了三四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且不说人人自危，个个狂热，仅因此断送了学业就让我遗憾终生。

 

    十五六岁的年龄，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学校停办了，只好无条件地返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的家乡地处浅山区，乡亲们祖祖辈辈土中刨食，靠天吃饭。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星星点点支离破碎，都缠绕在山腰岭坡上或河谷深沟中。春种秋收，犁耧锄耙，历来靠肩扛人抬，说不清种了多少辈子的耕地有的连路都没踩通。土地分一年两熟和一年一熟两种，一年两熟的是相对肥沃的黄土地，用来种植小麦、玉米等赶茬庄稼；粘性的红壤或贫瘠的沙土，被乡亲们称为“兔子不拉屎”的土地一年一熟，栽培能填饱肚皮的既耐旱又高产的红薯。

 

    当时，我们生产队的红薯地都分布在高谷堆、驼岭、马河岭、白窑岭、杜岭等处，光听这些地名就知道来往是多么的艰难。待到时令过了霜降，麦苗钻出地面，一天冷似一天时，栽种一年的红薯该收藏了。那时大家早上出工时都空着肚子，个别的捎一些蜀黍面干饼子，也有的带一些红薯面硬馍，大部分因口粮有限则空手上阵。因为这些地块离村里较远，必须采取速战速决不留后患的方针，队长就动员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一口气把这一片的红薯全部刨完，这时最早是九点以后，晚点儿也就到了11点多钟，才开始分给各家各户。队长根据好赖搭配的原则给每家划一片（或段），然后个人动手把每一瓜红薯上粘结的土块清理干净，拾入箩筐，待队长过完秤，才上肩膀担回数里之外的自己家中。如果天公不做美，阴雨连绵与收红薯季节不期而遇，那野地荒岭上的寒冷，清理红薯时的泥湿，担红薯时的路滑，肩头压磨的疼痛，再加上饥肠辘辘，各种滋味轮番交织，让我不止一次的想起出自陶渊明笔下的成语“饥寒交迫”。

 

    当时，我似乎走进安徒生作品中，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从手中镢头的反复起落中，我多少次期望自己能穿双挡土的深腰靴，因为溅起的土块不断挤进鞋袜中实在太麻烦；双手抹得僵硬还不能使湿泥包裹的红薯干干净净时，我幻想过自己的手上也有一双御寒手套，破一点也无所谓，迟早是要被泥土沾脏的；在多少次肩挑重担、饥肠辘辘地往返于坡陡路滑的羊肠小道上时，我曾想：如果把食品压缩成药丸大小随身携带，吃几粒就顶一顿饭，那么，乡亲们不就解脱了吗！农民不就“解放”了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想入非非。

 

    家乡当时送给我的“礼物”不光是山穷的艰辛，更多的则是水尽的苦涩。

 

    华北平原年降水量本来就少，家乡所处的嵩山又是不保水的石灰岩结构。地表水少，地下水位又低，决定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历来缺水，其程度达到了奉水若神明的地步。在“春雨贵似油”的季节种上庄稼，到了收获的季节，是丰收？还是歉收？或者是绝收？这要决定于老天有没有下雨的心情，下得雨合不合时令。所以，风调雨顺历来是父老乡亲最虔诚的期盼，人定胜天是最鼓舞人心的口号。

 

    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生产队曾多次组织打井开发地下水，由于恒心不够，或者说力量有限，一镢一锹挖出的井筒都变成了残酷的干窟窿，至今仍向人们诉说着孤独和无奈。地下水不露面，就改挖保龄球模样的水囤屯积地上水。水囤倒是挖了不少，但普遍采用的内涂白（石）灰层外刷红矾的防渗技术太落后，结果辛辛苦苦屯积的雨水时间不长就漏得所剩无几，遇旱时仍旧一筹莫展。结果，这项“措施”也惨遭淘汰，费力劳神挖成的水囤有的被废弃，有的已填平。

 

    在体现“一大二公”的年代中，林县红旗渠精神风靡全国。由于我们的7队（椅子圈）与后寺河水库只隔一个山头，大队推举我舅舅崔广松挂帅调集各中队的劳力开山凿洞，决心牵来天河落人间。经过一个冬春的顽强奋战，终于让山两边的光线在歪歪扭扭的山洞中相遇。紧接着，架设提水泵，开挖盘山渠，一系列的配套工程紧锣密鼓。正当乡亲们盼水想水望眼欲穿时，邓设计师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变30多年的大集体成各自为政的小家庭，群龙无首，乡亲们引以自豪的引水壮举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至于20多年以后，国家又投进资金进行改造，让现在的家乡通上简易“自来水”，圆了人老几辈的盼水梦，此乃后话。

 

    当时，不但我们大队的引水工程功亏一篑，就连几个相邻公社兴师动众修建的后寺河水库及相配套的东西盘山水渠，以及开封地区调集几个县劳力修建的陆浑灌区等，都是以轰轰烈烈开场，不了了之落幕，让群众的满怀希望落空成无可奈何的叹息。

 

    庄稼无水可浇也就算了，无非是听天由命，天旱绝收时依赖国家救济，但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过，一日三餐、洗洗涮涮没有水万万不行。当时，我们村仅有的一口数十米的深井经常配合老天耍“威风”：只要天一旱，它要么惜水如油，十次八次掏不出一桶水，要么干脆“罢工”，来个滴水不供。乡亲们逆来顺受，有的肩挑水桶到数里之遥的水地河担水，有的牵牛套车奔赴十里之外的北官庄机井上拉水，全村没有人不为用水发愁的。我家住在村外，与担红薯比别家都远相反，老宅周围还残留一眼好赖存半囤子水的老水囤，只要当年发洪水，就能帮我家延缓一阵儿缺水的困窘。与今天消毒过滤的自来水相比，囤子里的水质确实不敢恭维：暴雨刚过，打出的水是淡黄色的，沉淀一段时间，里边的小生物就上下浮游，要食用就必须加热煮沸。即便这样，只要有水可用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谁还敢奢求水的成份构成呢？

 

    道完了山穷水尽历练的岁月，再说说特定时代烙印的人生。

 

    我们夫妻1977年结婚，1978年大儿子鹏博出生，当时国家就宣传“计划生育”。老实说，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计划”的意识，国家也只是大力提倡，并没有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更上不到“基本国策”的高度。还因为我岳父母家没有儿子，深受封建习俗“无后为大”的重压，非常希望我们早生二胎。1979年，二儿子鹏飞如约呱呱坠地，虽然计划生育的风声越来越紧，罚款的消息此起彼伏，但我们紧跑慢赶，总算逃过了这一关。

 

    爱人安排了工作，儿子户口农转非以后，国家的相关政策越来越紧，不管什么情况，生过二胎必须“结扎”，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受“男人是家庭顶梁柱”习俗的影响，被迫无奈的爱人躺上了县医院的手术台。那天晚上，我在手术室外苦苦等候，相邻的几个手术室内不断传来女人的惨叫声，当有人没心没肺的议论“这是梅玲的声音”时，我再也压不住心底的愤怒，几十年教师生涯中从没有脏字出口的我破口大骂这惨无人道的政策，如果当时有炸药包在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一样舍身上前，与残忍的相关人员同归于尽。

 

    兔子不急不咬人，人逼急了也疯狂。

 

    毛泽东时代，实行过中小学的免费教育，尤其是上大学，几十年来国家都是大包大揽。当时，虽然没有惠及我，但我深信迟早会有这一天。没想到1997年，我的两个儿子高中毕业，正待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我国的高等教育破釜沉舟，改免费教育为家庭承担全部费用，把人才按计划分配变为任人唯亲的所谓双向选择。恰巧，从97年开始，在邓设计师调整产业结构思路的引导下，原先红红火火的国营企业每况愈下，效益一年不如一年。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工薪族，工厂发不来工资，两个大学生还要负担，怎么办？见别人都“八仙过海”，爱人就利用自己从事过缝纫的一技之长，抬上家里的缝纫机上了街，我也抽空赶去帮忙。结果一干就是七年，不但保证了两个儿子的大学学业，度过难关后还略有节余，又改善了家庭的基本条件。在这当中，国有企业的亏损态势飞速猛进，待岗、轮岗、下岗、分流、内退等等闻所未闻的怪事接踵而来，让几十年工龄的老工人都不知所措，我也从中饱尝了世态炎凉。

 

   被毛泽东思想熏陶的过去几十年里，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祖国是生活的靠山，共产主义社会是精神的支柱，共同富裕、共同进步是人类的终极理想。没想到邓设计师这么一折腾，一部分人发“国难财”先富起来了，平民百姓被抛弃了。失望之余，让我想起了满世界流传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