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41） 人生多味罹横祸

 

 41.人生多味罹横祸

 

     年轻时我总觉“事在人为”，对“人有旦夕祸福”一类的说法，简单地将它归结为宿命论，在企业中的几次遭遇，彻底转变了我的观念。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在一个积雪皑皑的下午，两个正上初中的儿子放学后偷懒不愿上澡堂。看他妈妈的督促不起作用，我就起身领他俩去搞个人卫生。由于过度信赖自己脚上长筒胶鞋那深深的防滑纹，出楼洞口就大意走上了已经踩实的雪径。刚迈两步，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一般情况下，摔个“屁股墩”也就算了，但当时恰巧将左腿压在身下，整个身体的重量又压着这条腿向前滑动了一段距离，当自己站起来时就感觉左脚已经不听使唤了。儿子和邻居景钟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厂医务室，其后厂长的“坐骑”又顶风冒雪把我送往市中医院。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医生们也都归心似箭，所以拍片、检查后结论是：肌肉拉伤，筋骨安然无恙。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打上石膏，打道回府。

 

    过完年20多天以后，我发觉丝毫没有康复的迹象，左腿只要一用力，那钻心的疼痛仍让人直冒虚汗。为了稳妥，只好重返医院。

 

    医生重新检查了我原来拍的X光片，竟说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小腿骨折。正好原先诊断的医生也在旁边，他十分尴尬地表示，当初大意，没有发现骨折的部位。只好重新包扎，重打石膏，从头再来。患者以生命相托的“白衣天使”，这时却跟我开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玩笑”！

 

    平常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整整在床上“休整”了三个多月，下地后仍旧需要拐杖帮扶。在这段难熬而又不得不熬的时光里，我因祸得福起码获得了三点体会：当时，每当左脚抬起，面临的似乎都是万丈深渊，需要硬头皮，下决心，才敢脚踏实地——这样的心理障碍一直困扰我三年多时间，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经历让我领教了精神疾病的顽固。这是其一；那时，困在斗室之中的我每当临窗远眺，见别人一个个活动自如，羡慕之后的失落油然而生，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失去后方知珍惜”这一人生箴言。这为其二；其三，当时，每当站立，右腿都义不容辞地替代左腿承载身体的全部重量。这种貌似不公的现象屡屡重复，引发了我的思考——两条腿对人是有明确分工的，走路时轮流承担全身重量，站立时平均承载人身体重。一旦情况特殊，右腿就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全部责任，这种不讲条件、不求回报的现象说明什么？它恰恰证明了世间万物，分工是相对的，无私配合才是绝对的。可惜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愿意承认这些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1996年，厂里组织到豫南要帐。由司机张晓敏驾驶厂里的白色普通桑塔纳轿车，副厂长王保玉坐前排副司机位置，后排左面是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正民，中间是曹海亮，我在右座王副厂长的后边。

 

    车出开封沿国道一路向南。在将要进入周口地区的时候，遇国道翻修，所有车辆都须从农田里绕过，腾起了阵阵灰尘。我们的旧车密封差，爬上了柏油路后每个人都成了“土地爷”。在即将进入一个村镇时，我们摇下车窗，配合司机提速，四处拍打尘土，欲让腾起的灰尘随气流跑出车外。司机大概也是初次见识这种快速除尘的“阵式”，激动起来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突然，一辆农用机动车（大概是奔马三轮）从村口的巷子中快速倒了出来，一见飞车疾驰，惊慌失措地横在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待我们的司机警觉时，两车近在咫尺，已经没有了刹车的余地。在大家绝望的惊叫声中，司机本能地急打方向，也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放任桑塔纳“勇”往直前。还好，迎面没有来车“欢迎”，也没有悬崖深沟横亘（如果出现其中一项将会更加“热闹”），只有一排粗大的泡桐树拦住去路。疯牛似的桑塔那一头撞往大树，弹回来之后还不死心（发动机还没有熄灭），再一次与大树“亲密接触”。那时的我，在“坐骑”与泡桐第一次剧烈撞击的一刹那，左半边脸随惯性猛然向前排座椅砸去，感觉像天塌地陷一样（实际是后备箱盖失控后凌空砸下），“轰”然一声，失去了直觉。

 

    待乡亲们用铁棍撬开车门，将我拉出车外时，我才灵魂归壳，重返人间。我赶紧环视现场，发现桑塔纳头抵大树，前弓后翘，四门变形；车上的“难兄难弟”各显“风采”：后座中间的曹海亮“跃”过前排座椅，一头撞在前挡风玻璃上，落了个鼻青脸肿的外伤，为我们几个中间最幸运的；我鼻孔流血，满脸挂“彩”，头部内伤的鲜血沿喉管不断下咽；后排左边的王正民主任左手腕骨折（大概为撞车时手臂插入门把手所致），左胸的肋骨断了几根；前排的司机张晓敏趴在方向盘上，脸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王保玉副厂长被挤压在变形的车体中，当地居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前门撬开，拉出了满身血迹的人。

 

    因为我和曹海亮是轻伤，能够继续行动，于是由他扶其他三位重伤员找卫生院紧急处理，我则沿街寻找公用电话（当时移动电话那新玩意儿还没有面世），向厂里报告车祸情况，请求帮助。

 

    当时，豫东的乡镇还欠发达，仅有的几条街上都找不到公话，急得我满街搜索，四处溜达。见一个满脸鲜血的人沿街串店，现场那些经商的、过路的、南来北往的人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目光中饱含惊奇，怀疑和平年代哪来的溃兵？

 

    打通了电话，镇卫生院也对他们三位进行了简单包扎，没等厂里派出的车到达，王副厂长的一位当地朋友听到了消息，派车把我们送到郑州，业务员王国强驾自己的坐骑又把我们直接送进了巩义市人民医院。一路上，车后座顶部高悬的吊瓶（王正民主任一路都没敢停止输液）成为我多少年难忘的特写镜头。

 

    他们几个何时养好了伤我没打听，我被市医院检查出的中度脑震荡也不久痊愈，只是我左边的上下槽牙被撞得几个月不敢碰面。更为惊心的是，我们的事故车拖入修理厂时，修车师傅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事故死了几个人？昨天的车还没有这车撞得厉害，就有两个消了户口！这话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两件事归于天灾，具有偶然性和不可抗拒性，那么我随后被张许生、崔锋两次无缘无故地免职则实属人祸。

 

    先说张许生。

 

    张许生是我县康店镇张岭村人，因其出生在许昌而得名。由于他在毛泽东时代被推荐进入工农兵大学校门镀过金，后又沾改革开放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潮流的光揠苗为郑州水泥厂的副厂长。据我观察，这人能耐不大，刚愎自用，故一直得不到厂长陈温的重用，经常门可罗雀，一直郁郁寡欢。我到厂里以后，看他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门前冷落车马稀似乎可怜，正好有一段我和他的办公室对门，就有意无意地与他多了一些接触。

 

    后来，经济过热大气候引发的水泥厂急剧膨胀的弊端不断暴露，原厂长陈温被迫离职，山中缺了老虎，张许生这个“瘸子中的将军”才得以登台表演。

 

    对于厂里的人事变动，有人就提醒我说，你和许生关系不错，他上了台，你就该“近水楼台”了。

 

    我这人能耐不大，笃信“靠真本事吃饭”，对工作尽心尽力，对同事坦诚相见。平常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靠吹、拍、吃、喝、拉拉拢拢扩大交际。如果说和谁关系可以，也只是淡如水般能说上话而已。所以对这样的议论，我只是一笑置之，绝不会幻想着靠别人“飞黄腾达”。

 

    许生刚刚“加冕”，远没被“桂冠”捂到头脑发昏的地步，就召我到厂长办公室宣布：你被免职了。

 

    今天看来，“能者上，庸者下”天经地义，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官场上下对不使用的干部，都是“闲而不用”，凉在一边，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动用免职的“令牌”，就连“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还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呢。更何况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庸”在何处“错”在何方？

 

    面对新厂长那冷漠的面孔，我忍不住热血上涌，不客气的反问道：“我有什么错误吗？”

    答曰：“没有。”

    我忍不住再问：“你上台后我负责的科室什么地方不配合吗？”

    回答仍是“没有”。

    “那为什么免我的职呢？”

    “工作需要。”许生的回答丝毫没有人性，与臭名昭著的“莫须有”如出一辙。

 

    我又连着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许生的回答都是冷冰冰的四个字：工作需要。大概怕言多有失，不好收场。

 

    见许生一登“宝座”就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我义愤填膺，拂袖而去。许生见状，专门跑去交代劳资科长孙春旺说，白继周如果要求调动，就让他下车间去。下车间干什么？无非与民工一样满身汗、一身土，出苦力，劳动改造！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常道貌岸然的张许生，对我竟如此蛇蝎心肠。

 

    后来，从被免职的只有原从事教育的我和赵建伟来看，许生敢于“大刀阔斧”动中层的原因昭然若揭：我俩都是搞教育出身，平常不交酒肉朋友，没有这“帮”那“派”做后盾，免职不会引起大的波动；我俩都是进厂后不久被原厂长陈温提拔为中层的，有些人摔打了多少年也没捞上一官半职，即便像许生一类的幸运者，提为副职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长期闲置，心理难以平衡。所以，轻信小人谗言，许生成了某些心理阴暗者的“枪头”。

 

    大概张许生认为自己一直是“无用武之地的英雄”，今天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一定能驾驭水泥厂雄风重振，一定能稳坐厂长“宝座”到地老天荒。事实恰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只干了两年，外欠货款就从陈温离职时的900多万突飞猛进到2000万，1000多万的国家资产至今不能收回，巨额的工人血汗白白流失，是直接造成昔日红红火火的郑州水泥厂如今陷入破产境地的罪魁祸首；许生“执政”的两年期间，视国家三令五申的养老政策如儿戏，私自截留社会统筹（即养老金）600多万不上缴，挪做流动资金赔得一干二净，这种与饮鸩止渴毫无二致的做法，直接导致这几年到“站”的职工须自己筹资办退休。见新换的厂长这样无能，工人们悲愤地评价他是 “黄鼠狼生兔娃——一窝不如一窝”，一提起张许生就骂几代。看许生祸厂殃民，总公司不得已痛下决心，让其“下课” 了。而张许生本人也确实不争气，免职后好几个月都闭门不出——没脸见人；直至现在，也没见他在大庭广众之前露过面。堂堂一厂之长，其心理品质脆弱到这种地步，真不知当初免职我等之时作何感想。

 

    张许生被无情地撤了职，总公司这时想起了“民选”的法宝，王保玉因此顺利登台，我又被提为副科级。可能王厂长太痴迷选民的力量，对“上层”“照顾”不到，结果只干了一年有余，就被公司里闲得无聊的崔锋接替了。

 

    崔锋，开封县人，从小在郑州水泥厂车间中摸爬滚打。看中了他的实践经验，陈温一手把他从一般工人提拔到厂长。由于此人文化有限（好多工人都说他是小学水平），故陋习多多，令人捧腹。

 

    豫东人爱喝酒，崔锋喝起来就更不要命。有一次，我们一帮人到豫南讨债，见“厂长”大驾光临，欠债者尤其殷勤招待。一上酒桌，他就忘记了“二哥贵姓”，来者不拒，“豪”情满怀，不一会儿就钻到桌子底下没影了。被众人拉起之后还嫌“洋相”未尽，又踉踉跄跄地打起了“猴”拳，伸胳膊翘腿，卷舌发音，在场的外人无不击掌助“兴”。副厂长王保玉痛心地对我说：“陪这样的‘头儿’出门，丢人！”

 

    有一次，我找他签字，在厂区办公楼前面大铲车车库门口。刚写了几笔，他抬头看见头发稀少的副厂长王保玉正准备出厂区大门。可能是近一段两人不对“心思”，觉察这正是“出恶气”的好时机，所以也不管跟前有没有下属，也不考虑影响如何，跳起双脚尖声高叫“毛儿——稀！”声震四野，令在场者目瞠口呆。

 

    刚接触时他还很欣赏我，亲口对我说：“教育上过来的几个人中，唯独你最能干。”后来，因为他嗜酒如命，我滴酒不沾，两人志趣相左，他本能地心怀不满。有几次，他见我酒桌上左推右挡，就冷冰冰地说：“不会喝酒，回去把你撤了！”好像国营郑州水泥厂是他的私有财产一样，其素质可见一斑。

 

    大概因为我不闻酒香，也可能像张许生一样受小人挑唆，他二次接厂长以后没多长时间，就一纸文件撤了我和刘志伟。张许生手辣，免职时还走一走“谈话”的过场，而崔锋更加心狠，干脆来了个“不照面”，省去了许多“麻烦”。

 

    如果说崔锋在滥用职权免下属上可与张许生“媲美”的话，其下场堪比张许生更加悲惨。崔锋干厂长一年不到，就将水泥厂领到了奄奄一息的绝地：面对工人大半年领不到工资的载道怨声他黔驴技穷，还无故将我和刘志伟的工资少造三个月，大概认为这种做法能体现“长官意志”，能救企业于举步维艰。最后，走到了末路穷途的崔锋实在没了“辙”，就悄悄找了个司机，趁夜晚月黑风高，偷偷地溜之大吉了。“堂堂”一厂之长，实在收不了场时竟采用不辞而别的下作方式，其能力，其人品，其作为，其口碑，还用别人评价吗？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自我调进郑州水泥厂的12年期间，经历过的厂长有：陈温，张许生，王保玉，崔锋，魏新河，马西峰，薛继周等，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吧我登场”。越是工厂不景气，厂长越是“走马灯”。难怪工人都说：“水泥厂，水泥厂，不产水泥出厂长。”这些所谓的厂长中，有的是“官瘾”作怪，不惜“跑”、“要”、“买”一齐上，“前门”“后门”一起开；有的是“逼上梁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己对工厂的前途都没有信心。在这种和小孩“过家家”一样轻率的管理体制下，工厂不破产岂非怪事！

 

    就这些厂长的人格“魅力”而言，陈温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个一心一意干事业的人。可惜卷进国家经济过热的漩涡不能自拔，壮志未酬，功败垂成。

 

   王保玉是搞销售出身，对市场的开发、水泥运输、销售员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是个有“点子”的人。由于忽视了上级的“脸色”，结果不明不白地被“撸”了下来。

 

   魏新河任纪委书记时我是司法科长，因是一道线上的，免不了一块儿共事，只知道他很“滑”，是个“掉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主。他升迁厂长之后，有一次我因故找他，不经意间用了“招呼”的口语。听我言毕，他至少有十分钟没有搭腔，让我十分纳闷。最后他才悻悻的“回敬”我说，我干半年了，还没人说我这个厂长是“招呼”呢！为此，我专门查找了力所能及的字典、词典、辞海、辞源，所有的语言环境均解释为“照料”“照管”的意思。我自知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这时候用“招呼”绝对应该拉近彼此的感情距离，不会衍生“暂时代理”的歧义，只能说他十分在意自己的厂长头衔，是权利欲作怪。尽管魏新河十分在意厂长的位置，但言语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统帅”的工厂缺乏信心。无奈之际，指示劳资科长孙春旺想办法办自己提前退休，算是较为“体面”地交了“班”。

 

   马西峰的“本事”大小暂且不论，只说他“上台”半年不到，就把千余工人奋斗了30多年的郑州水泥厂送上了“断头台”，临离职还嫌“不过瘾”，又偷偷挪用工人血汗，给自己一伙儿“死党”缴了十几年的养老金，消息败露后，被怒不可遏的众工人口诛笔伐，穷追猛打。

 

   薛继周是水泥厂停产后处理“善后”的末代“皇帝”，至今到任已近3年，工厂进入破产程序遥遥无期，工人每月310圆的生活费想停就停。更让大家不能容忍的是，那些“胳膊朝外拐”的销售员趁管理混乱之机高筑的外欠货款“债台”（最高者达二百多万，一般的都是几十万。全厂外欠货款高达2000万之巨），怎么处理？如何回收？至今没见实质性的进展。

 

    了解完这些厂长的“政绩”之后，就不难理解工人对他们的评价：黄鼠狼生兔娃——一窝不如一窝。而昔日这些“贵”为厂长者也确实无颜于“江东父老”，到现在敢与工人谋面的鲜见其人。

 

    郑州水泥厂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由开封地区筹建，原称“开专水泥厂”。行政区划调整后改称“郑州市第二水泥厂”，最后冠“郑州水泥厂”名称一直至今，在工人们血汗的浇灌中一步步成长壮大，在河南30多年的建设历程中功不可没。近几年，受众多当地私人小水泥的挤兑，受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大气候的影响，更因几个“败家子”厂长的挥霍，终于寿终正寝，画上了悲壮的句号。这是时代造成的原因？还是某些所谓“厂长”个人素质使然？相信每一个为之付出过心血的人都不能不深思，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