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2） “大跃进”中小学生

 

2.“大跃进”中小学生

 

      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上小学都在七岁之后，甚至10岁入校都不算晚，而我6岁就跨进了校门的原因，却源于一次偶然。

 

     孩童时，我就对自然知识很感兴趣。比如见热能发光，我就认为光与热一定如影相随。那时，农村小孩每逢大热天都光屁股一丝不挂，而在黄昏凉意袭来时为留恋大人们海阔天空的交流，我常常蜷缩在做饭窑门口，在豆粒大的煤油灯光线中凑热闹，总认为四周无尽的黑暗才是寒冷的源泉，只要挤身撕开夜幕的光明中，就一定能获得温暖坚持下去。要说我最上心最感兴趣的，要属对自然数的青睐，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规律念念有词。在我的记忆中，受生活重压的父母亲没有刻意开发过我的智力，倒是大我8～10岁的两个哥哥有意无意地帮我纠正过几次进位时的错误。

 

     一个金秋十月天，火红的柿子像小灯笼般高悬枝头，摇摇欲坠地炫耀着成熟的喜悦。父亲、舅爷（父亲的舅舅）带我来到自家的梨树地，要卸湾儿中地根儿的一棵火柿子。大人们攀上树去，对主干附近伸胳膊可得的柿子用手摘来，放入篮子中用长绳吊下地面；对侧枝两端探身子够不到的用长杆子的钩子扭，让一疙瘩一串连枝带叶的柿子坠入事先拉起的悬空床单上；对顶端树梢那些爱出风头的，干脆站在树枝上猛力摇晃，让它们流星雨般抛物空中，自由落体。望着他们虽然辛苦但充满诗情画意的劳动，我沉醉于甜蜜之中，把累累硕果拾入箩筐的同时，忘情地数了起来。树上的舅爷见我思路清晰，就建议让我提前入学，不要局限于年龄。由于父亲明智，我得以笨鸟先飞，受益终生。

 

     当时的学校设在现在的铁路洞口外耐火材料老厂南端，据说是由老寺庙改造而成。临河一道高高的院墙，中部靠北是厚厚的大门朝东开，南端是一间小屋，原设一个门朝外的国营小商店，不知是因为市场太小还是校舍紧张的原因，后改成了学校的一间教室。大门内北边紧靠院墙是一棵高挑的国槐，俯视大门楼的树枝上悬挂一圆形铸铁钟磬，拉动中部铁棒形钟锤末端下垂的绳子，洪亮的钟声悠扬悦耳，声震四野，指挥着全校百十名学生统一行动。进大门正对面是一座两层教学楼，楼前是两棵傲视楼顶亭亭玉立的兄弟柏，楼上有两个稍大一点的教室供高年级用，木楼板下面被隔成了3间，是小学生的学习场所。上面的高年级值日时想偷懒，就把扫出的垃圾隔着木板间的缝隙往下塞，让下面的小学生敢怒而不敢言。更让人忘不了的是，楼上的大学生上课时若屁股一动，板凳压迫楼板的声音“咯吱吱”乱响，让下面的小学生格外厌烦。若上面的哪一位不小心弄倒了凳子，撞击楼板的声音突如其来，如雷贯耳，令沉浸在知识殿堂的小学生大吃一惊，让指点迷津的低年级教师不寒而栗。靠校园南墙正中的土坛上，一棵胳膊粗细的葡萄藤像蟒蛇一样打着扭儿爬上木架，悬起一疙瘩一嘟噜的果实。微风吹过，晶莹剔透的葡萄串儿弥漫出阵阵清香，让目及的莘莘学子们想入非非。葡萄架里边是老师办公的靠山窑洞，随着教师的增员，窑洞也从一孔增加到三孔，也因此让土坛和葡萄架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办公窑洞的对面就是商店改成的教室，小学6年我至少有3年是在这里面度过的。同学们经常趁老师不在，爬上桌子，推开木质棚板上圆形的盖子，双脚朝天，用抓紧圆周的双手引体向上，像玩单杠一样钻入木棚，满身土满脸灰的玩个痛快。

 

     我6岁跨进小学校门的时候，就一头扑进了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

 

     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特定时期我党的三面红旗。党把大跃进树立为一面旗帜，其目的是想通过主观努力，依靠群众运动，用超常规大跨度的方式，让原本落后的我国经济、文化有一个跳跃式的前进，在短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为此举客观上符合中华民族迫切希望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夙愿，所以就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的建设热情。

 

     当时，为能尽快和发达国家文字接轨，我国颁布了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一将26个英文字母改造而成的汉语拼音，实为洋为中用的楷模，易学易记。我们第一批学习它的小学生春季入学，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全部掌握，至今不忘，受益终身。

 

     记得当时有一位乡村医生，听说我学了亘古未有的新文字，出于好奇，更是为了考验我，让我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名字用汉语拼音写出来。成竹在胸的我岂能被难倒？捡起块石子，就着地面，三下五去二就将其姓名用英文字母手写体涂在黄土地上。望着除我之外谁也不知对否的新文字，上辈们简直佩服地五体投地，面对父亲的微笑，我真有点飘飘然了。

 

     毕竟是大跃进年代，家乡处处都在轰轰烈烈地大办钢铁。炼钢铁需要焦炭，农民就伐树木烧焦炭，结果让村里庄外的大树古木无一幸免。为了提高炼钢效率，就砸铁锅收铁器回炉炼铁，结果将千百年来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农民赶进了大食堂。炼钢铁需要煤和矿石，我们小学一年级学生也要参与运输。虽然我们当时的素质不能与今日的学龄童相提并论，笔下的阿拉伯数字3和8趴在地上好长时间挺不直腰杆，但同学们曾一起肩扛十数斤重的荆条大筐到大峪沟煤矿抬煤的经历足以让今天的同龄者不敢想象。那时没有大路，更没有公路，怎么近就怎么走。荒山野岭，坡陡路滑，6岁的小孩，空走尚且不稳，抬上重物就更是步履艰难。记不清抬回了多少，只记得因劳累而睡倒在荒郊野外，给老师和家长空添了许多麻烦。

 

     我们一年级还没上完，我班就有两位女才子“跳级”挤进了二年级，坐进了大哥哥大姐姐的教室里，成了家乡当时的一大新闻。今天看来，学校用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模式培养人才难能可贵，但要让两个7～8岁的小女孩无师自通还真有点勉为其难。事实上，当时的农民能把适龄儿童送进校门就算开明，谁还有精力去问及孩子学习中的困难？所以，在学校没有任何措施配套“跳级”的情况下，这两位在我们班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时间不长就步了王安石笔下仲永的后尘，沉沦为莘莘学子中的普通一兵。值得庆幸的是，老师后来透露，当时若不是我年纪小，“跳级”时就一块儿“捎带”了，也有可能被“大跃进”狂风葬送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