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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反抗的艺术

(2019-10-26 08:38:10) 下一个

(241)
张又普:反抗的艺术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到政治迫害,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老百姓,在血腥残暴的政治迫害之下,数百万人死于非命。遭到残暴的迫害时,被迫奋起反抗者,当然为数不少。如张志新的悲壮就义;傅雷的以死抗辱;马思聪的绝命出逃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千千万万受迫害者是难以采用这些激烈的反抗方法的,他们的反抗大抵上或是争辩、或是沉默、或是“认罪”,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反抗,给他们带来的也只能是更多的罪名、更大的灾难、更惨的结局,这样的悲剧,在文革浩劫中实在是数不胜数。那么,面对无法抗争的迫害时,有没有巧妙的抗争方法呢?本文就想給大家介绍一位,这就是我所敬重的杜伯伯。

杜运魁,1896-2001,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文革前是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资深教授。当年我母亲在外语系担任日本语教学工作时,是他的青年同事。杜运魁教授不仅聪明能干,学术水平极高,而且为人忠厚善良,在工作上对自己下面的青年人颇多关照和帮助,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和感谢杜运魁老教授。

我从小生长于西北大学家属院,杜运魁家与我家住对门,两家门到门的距离不超过五米。他的小女儿杜棠与我姐姐同岁,两人从小是玩伴,小时候两位小姐姐在一起过家家玩时,常常拿我当她们的布娃娃使用,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其乐融融,终生不忘。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我13岁,是我有生以来有体会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西北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属于“重灾区”,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教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年逾古稀的资深老教授杜运魁,当然首当其冲。我曾亲眼见到他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顶着烈日,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而且被一位凶狠残暴的年轻造反派打得满脸是血。我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不由得死死地记住了那位打人凶手,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班学生、文革宣传队的头子。尽管这些凶手们文革后仍能心安理得、逍遥法外,但“举头三尺有神明”,恶行终会有恶报的。

在文革最疯狂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造反派们在一间教室里召开批斗会,批斗“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杜运魁。但见几位臂裹红袖章者站在台上,对着杜运魁狂呼乱叫,声嘶力竭,命令杜运魁“老实交代问题”,随之满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喧嚣,此起彼伏。杜运魁老先生则是一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面孔,慢条斯理地说,自己年老体衰耳背,没听清是什么问题,请发问者大声再说一次。然而再大喊数次之后,杜运魁似乎仍然听得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乃至屡屡所答非所问,引起满场哄笑。无奈之下,批斗者只好把问题写在黑板上。但见杜老先生步履蹒跚地走近黑板,颤颤巍巍地带上自己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一顿一挫地缓声回答。然后,批斗者们相互交头接耳一阵,再逐次把后面的问题一条接一条地写到黑板上。如此一来,书面问答使得批斗会的气氛逐渐走了样,变得冗长疲沓,沉闷枯燥,台下的造反派们被磨得不耐烦了,大感索然无味之后,逐渐锋芒削弱,左右聊天者有之、出门溜达者有之,批斗大会最后终于开得大煞风景,草草收场。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捧腹大笑,对我父亲说:“杜伯伯可真厉害,弄得批斗会上的造反派一个个急得团团转呀!不过,他的耳朵真的这么糟糕吗?我常常在家门口见到他并打招呼,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耳背呀?”

当时我父亲也和杜伯伯一样,是“牛鬼蛇神”、批斗游街的对象,整天眉头紧锁、沉默寡言,怎能也像我一样“捧腹大笑”?但他仍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杜运魁这个人真是绝顶聪明!他年迈体衰,有些耳背是真的,但远没有那么严重。他这是故作聋哑,是在用疲沓战术作无声的反抗,意在耗尽对方锐气。在批斗会的险恶场合下,也只有这种反抗方法最智慧、最有效了。他的这种反抗,合情、合理、合法,是顺应环境的最佳方法,那真是一种充满了睿智的反抗艺术!”。

杜运魁老教授不仅聪明绝顶,而且心胸宽广,硬是熬过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他又恢复了教授的职务,受迫害期间被扣发的工资,都被如数偿还,并且健康长寿地活到了105岁,成为西北大学著名的老寿星之一。杜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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