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李鹏出访的衣食住行

 

从表面上看，时政记者国内国外、天上地下、海上畅通无阻。记者的足迹可以遍及全世界。大车进、小车出，好不风光。时政记者参加的活动轰轰烈烈、丰富多彩。许多人都以为时政记者准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可有谁能体会个中的苦衷呢？

仅就中国记者跟随中国总理出访为例，看看记者所遇到的困难。

1994年4月，李鹏总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

衣

4月的北京早已春暖花开，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山顶上却是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土库曼斯坦气温却高达32度。所以每个记者携带的冬衣、夏装塞了满满一箱子。由于世界地理有时差，有一年，我在中国、澳大利亚、拉美过了3个夏天。

这次随李鹏出访，比较狼狈的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王桂林。他原来是专门采访经济消息的。退休前，照顾老王出次国。年过50的他，这是第一次加入到时政行列。这次他出师不利，从北京上飞机到乌兹别克这是第一站，可他的行李箱丢了。没有刮胡刀，又不好意思向别人借，只见他满脸胡须，一套黑色西服穿了一路。一件白衬衫从4月16日一直穿到20日。当李鹏和夫人朱琳知道此事后，马上托礼宾司司长送给老王两件白底兰条骑士牌衬衫。此后，又送给他两条领带，解决了这位记者的缺衣之急。我们几位女记者只能轮流供应他稿纸。

出访期间，往往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忙一天深夜才能洗衣服，经常是一兜湿衣服从这个国家提到另一个国家。

食

先发稿，后支锅是随访记者的特点。当时的中亚四国生活条件比较困难，食品奇缺。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由于记者的采访任务重，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代表团去吃饭时，记者需要去发稿。发完稿，下一场活动又开始了，采访完这场活动，记者又去发稿，根本没有时间到街上找餐馆。再就是我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每天只发给记者10美元的生活费。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记者一般都住在高级宾馆。在宾馆用餐，一顿早餐就把国家规定的全天的指标用完了。

各国都在进行外事改革，不邀请记者参加欢迎宴会。出发前，外交部早与各新闻单位打过招呼，所以，每位记者都有一个电热杯。20多名记者带的方便面、八宝粥、干果、咸菜等食品足能堆成一座“小山”。出发前，我们做了准备。

1994年4月13日晚，中新社记者李伟来电话告诉我要带手纸。她带了30包方便面。国际台殷立清说：“干脆买一箱30包方便面。”她还带了一箱饼干。新华社5个记者每人一个电热杯。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少山、李学仁带100包方便面，30根香肠，10只烧鸡。新华社文字记者带了两箱60包方便面。自带一个小卫星发稿。中央电视台10个人带96包方便面，还带了肉。王晶带了海带汤料。过法林带50包方便面，2筒八宝粥、4筒米饭。我只带18包方便面，6筒八宝粥。

1994年4月18日离开北京。我在飞机上写到达的未定稿。15点10分，飞机从雪山上空经过，下面一片白色。19点20分，审稿。晚餐在飞机上吃了四个枣大小的点心，殷立清没舍得吃，留给先期到达乌兹别克的马俊小姐。

发完稿以后，记者的房间很热闹。中央电视台小段的电热杯由于插头型号不对，只能到别人屋要水喝。中国新闻社记者李伟别出心裁，居然给我送来一杯方便汤。我带的鱼皮花生豆也成了大家的抢手货。离开北京时，我误认为是外交部怕记者晚上写稿太晚，让带点吃的，临时充饥。所以我带的食品最少。在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比别人多了一项任务：每天计划供应粮草，连飞机上发的像核桃那样大的四个小点心，也成了我在乌兹别克的一顿晚餐。

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不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在日本采访胡耀邦的活动，两个橘子顶一顿饭。在澳大利亚采访胡启立的活动，饿得胃疼。在加拿大采访万里委员长的活动，因电热杯的插销型号不对，只好用洗脸间的水泡方便面。有时用牙刷当筷子。在希腊，坐汽车40多分钟才找到一家餐馆。在外采访，整天口干舌燥。我是广播记者，许多稿件需要自己播音，水对于我来讲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每次出访归来，儿子都给我准备两个大西瓜。

住

中亚四国的首都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繁华的街道。我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住的宾馆，深夜和清晨可以听到鸟鸣鸡啼、狗吠狼嚎，简直就像置身于田野山村之中。

在乌兹别克斯坦饭店，我走进1132房间一看，床上只有一条白布床单。床单下是坑坑哇哇的弹簧，凹凸不平，难以躺卧。洗漱间没有洗漱用品。摊纸写稿，桌面麻麻点点，难以下笔。这样的宾馆每天须缴几十美元。

最难熬的是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1994年4月22日晚上，气温骤降，伊塞克湖饭店的房间里，每人只有一条毛毯。我把仅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和衣而卧，还觉得冷。第二天所有的记者都叫苦不迭，戏说自己当了一夜“团长”。

这使我想起1986年7月3日，我采访赵紫阳总理访问罗马尼亚时，住在党中央招待所，房间里没有电扇、没有空调、没有扇子、没有蚊帐、没有苍蝇拍，一夜用湿毛巾粘了18个蚊子。在土耳其，随中国总理出访的记者住在海滨饭店，窗外就是马路，到海边游泳的人，南来北往不断。卫生间的下水道堵塞，脏水到处横流。时政记者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住高级宾馆。

行

重大的政治外事活动日程排得很紧。时政记者一般都是在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上写稿。这样，一到目的地就可以马上发稿。在澳大利亚，有一天，我坐专机，下专机。换乘班机，下班机。换乘直升机，下直升机。上班机，下班机。上专机，再下专机。几个小时内折腾10次。那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可我们还得在飞机上写稿、录音。

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记者不能每个人都上专机。一部分记者需要提前到达被访问国家。不能上专机的记者行动起来非常困难，计划时间、订机票、提行李等很麻烦。李鹏访问西亚四国时，光明日报、新华社常驻记者，自己开车，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追赶代表团采访。

1994年4月20日到土库曼，记者听说“土库曼总统举行欢迎李鹏总理的宴会，也请了记者。租一辆车才要46美元”。就这点事把记者们高兴的一致称赞“太周到了，请向大使转告记者们的谢意”。

在土库曼还有一个故事。李鹏出访前，外交部向新闻单位发了通知，要求广播电视部派一个人打前站，联系新闻事宜。按说，外交部新闻司已派了打前站的同志，别的单位就没有必要再浪费这笔钱了。土库曼外交部早给新闻单位安排好了住处。可我们的外交部对人家说：“不要管他们，记者是自费。”结果，我们到了土库曼后处处交钱，其实也都是国家的钱。中央电视台的王某某和肖建生只好住在亚洲饭店，而礼宾司的同志是住在国家宾馆，联络极不方便。亚洲饭店的早餐10美元，肖和王只好吃方便面。大使馆的人说：“你们没说还有三个人打前站啊！”确实，过去没有打前站的。不坐专机的记者一共7人只定了5张去吉尔吉斯的机票。三个记者在机场等退票。只等到两张，结果电视台的肖建生只好没到吉尔吉斯，从土库曼就回北京。而电视台的王桂林从土库曼到了吉尔吉斯后，身上分文没有。因为，钱都在肖建生兜里，肖把钱全他都带回国了，王桂林只好靠借债过日子，。况且行李箱还丢了。

还有一个故事，中国日报记者王浩第一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心里很紧张，早早到处拜师，就求我帮他。结果到飞机场后才发现他持的护照只管一年，早过期作废了。人没走成，而沿途几个国家宾馆的门上都贴着“王浩”的大名。

4月22日，李鹏圆满结束对土库曼的访问，前往吉尔吉斯共和国。

18点半到机场。由于欢迎李鹏的车队太长，记者的车跟在后边，行进很慢。新华社记者刘少山和李学仁就在面包车里就地摆摊，倒药水，测温度，洗起照片。学仁说：“这样可以争取时间，一到宾馆就可以马上架机器往北京传稿。”

应该是14点15分离开土库曼，我发完稿后，已到出发时间，这时还没有结帐。慌乱中，一不小心把我的右脚扭伤，疼痛难耐，脚指头肿得像个紫萝卜。飞机上医生给喷了“好得快”药水，还找来冰块冷敷。这下给后几天的工作带来极大不便。这种事对于我来讲，已有过好几次：采访孟加拉主席访问杭州，在船上，我的左脚扭伤。采访第六届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我的右脚扭伤。耽误了重大采访任务，临时换了记者。1988年10月12日，一天之内，我在中南海先后采访了全国十佳少先队员拜访邓颖超奶奶、江泽民会见全国少年儿童工作者代表、李鹏会见中直机关政工会议代表。由于急着发稿，找车，被台阶绊倒，眼镜腿摔坏了，脸肿得老高，忍着疼痛发了3条文字消息，两条录音报道。

这就是当年时政记者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