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台同行的采访中的故事

 

赵紫阳总理于1986年7月2日到27日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和突尼斯。

赵总理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

我有幸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随行采访。发稿42篇，及时地报道了赵总理的出访活动。我在另一篇文章已经写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在这三万多公里的行程中，经验与教训不少，但这一次我要说的是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七位同志但这一次我要说的是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7位同志，这7个人各有个性，但我们合作得很好。如果说我的任务圆满完成的话，与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感谢他们，我将永远记住他们。

分秒都在他心中

绝不是因为都是河南老乡的缘故，才与国际台时政组的刘广聚合作得那么融洽、协调。

老搭档了。过去他在新闻编辑组时就经常处理我发的稿件。1985年，赵总理出访拉美四国就与他同行，对他那稳重的性格和细致的工作作风已略知一二。

这次赵紫阳访问欧亚非六国，刘广聚给我留下突出的印象是：他时刻都在为国际台抢时效。

刘广聚同志经常讲“国际台一天24小时向全世界广播，作为记者能早发一分钟、两分钟的稿对编辑都是宝贵的”。

赵总理访问六个国家，许多活动记者不能到现场，全靠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吹风，遇到这种情况，记者们都等在现场外边，不敢离开。没有书报看，没有椅子坐，没有水喝。广播电台的记者比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更苦，往往是吹风之后就立即奔赴当地广播电台发稿。为了赶上事先约定的传稿时间，刘广聚都以最快的速度整理稿件，有时还要让外交部的人用英语再吹一遍，供国际台英语组直接用。

1986年7月3日，齐奥塞斯库总统会见赵紫阳总理。卫星传送时间是中午12点，但11点半，还不见外交部新闻司长马毓真回旅馆。我们只好兵分两路。我与国际台驻罗马尼亚记者李家渔去布加勒斯特电台。刘广聚等候在马毓真房间。打算由刘广聚用电话把稿子传到电台，我们在电台接一句，再往北京传一句。这个办法1985年11月赵紫阳访问委内瑞拉时就用过。1986年7月24日，突尼斯正值成立纪念日，处处一片节日景象。83岁的老总统布尔吉巴在离首都24公里的莫纳斯蒂尔，会见赵紫阳总理。我是坐突方专机去，而刘广聚是坐汽车赶，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干旱季节的非洲连草都成了枯黄色。等他赶到目的地已快中午了，我们只好在旅馆一楼大厅坐等。

总统会见时间安排在中午。突尼斯的总理、政府文武大臣都参加。我们预约的卫星传送时间是晚上9点半。为了写稿，刘广聚和国际台驻突尼斯记者关锐连午饭也没来得及吃，一边听录音，一边整理稿件，于当天下午一点半临时用国际长途电话往北京发稿。下午四点又坐汽车返回首都。要不是刘广聚临时增加一次发稿电话，这条消息将会晚发七个小时。

工作过于紧张，难免容易出现漏洞。刘广聚同志经常是在发完稿以后，再冷静思考一下，细致周到的做一些善后工作。7月12日，赵总理到希腊的克里特岛消息，考虑到当时没有什么稿可发，刘广聚提前申请取消了一次预约的卫星传稿线路，为国家节约了费用。

他为友谊添砖瓦

戴一副眼镜的李家渔，看样子像个老学究，实际上是个大活宝。他提前到罗马尼亚，但采访工作由于客观原因很不顺利。罗马尼亚的日程多变，往往是上午还不知道下午干什么。可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愁容。赵总理在罗马尼亚访问了五天，李家渔每天都发稿。尽管紧张、劳累，只要一坐上汽车，他的笑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是个乐天派，工作之余显得轻松、愉快。

谁都知道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着亲密的同志关系。两国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如此。李家渔会说罗语，当然是最方便的交际条件，但主要还是由于他待人热情、诚恳。他与布加勒斯特电台的同志已经成了老朋友。负责联络的一位老同志见他就拥抱，还特意把自己的妻子叫来与他亲吻，并俏皮地说：“你回北京告诉你家里人，就说我老婆亲了你。”话音一落，引起一阵笑声。

李家渔很注意做加强中罗友谊的工作。只要罗马尼亚同志为我们做一点点好事，李家渔都会感激不尽，千方百计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真挚感情。有时实在掏不出什么象样的礼品，哪怕送朋友一枚小纪念章、一盒清凉油，也感到是欣慰。他的言行赢得了罗马尼亚同志的信任。1986年7月4日，赵总理要到200多公里以外的克拉约瓦参观电力厂和温室。本来我们可以坐大车前往，可给我们开小车的司机不愿离开中国记者。不巧汽车又坏了。司机怕耽误我们第二天用车，一夜没睡把车修好了。李家渔和我们很感激，他反复说：“我们得好好谢谢这位司机。”

驻外记者的苦衷

没去打听国际台驻南斯拉夫记者朱克礼的年龄，只看见他是满头银发。但也许是因为贝尔格莱德那美丽的风姿，使他也变得年轻了许多。

赵总理在南斯拉夫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朱克礼身兼数职，记者、翻译、司机、向导，有时还要当摄影师。

在多瑙河生活了10多年的老朱，称得上是个南斯拉夫通，从他谈到的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表现出他的活动能力。

1986年7月7日，我们利用一点空隙时间到国际台南斯拉夫记者站坐坐。小小的二层楼掩映在一片丛绿之中。我环视它的各屋。办公室堆满了书报、文稿、最显眼的是一摞《广播电视杂志》，可见他对于广播电视业务的关心。会客室有一台大彩电，几个沙发。卧室布置得整洁、淡雅、朴素，惟独厨房有点乱。几天前用过的脏盘子泡在水池里，好象他匆匆吃了点什么，马上就走了似的。走廊上放着文传机、打字机。没有车库。汽车停在大街上，给人一种冷清的感觉。突然从门缝里挤进来一只小狗，摇头摆尾向老朱扑来。老朱说：“几天不见了，老朋友。”我们这位记者也学着小狗的动作，手舞足蹈起来。小狗好象撒娇似地地诉说：“你忙什么呀，把我一个丢在家里。”可见朱克礼平时一个人生活是多么不容易。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时想发脾气都没处发泄，只好从这屋走到那屋。”他说，幸好有个好房东做伴。我们去记者站那天，老朱端着小竹篮到房后的山坡上摘下了黄澄澄的大杏招待我们。我说：“这行吗？”老朱说：“房东就怕我不去摘。”

我想，要不是为了工作，谁愿意到国外驻站呢？

话说小樊

欧洲文明古国希腊吸引着数不清旅游者，也吸引了成千上万名记者。

国际台英语组樊慧强抱着强烈的愿望想采访帕潘德里欧总理。帕总理虽已答应，但迟迟不安排见面时间。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也忙于迎接赵总理来访的准备工作。小樊一个人住在小旅馆里，度日如年。有一天在游泳池中，他与帕总理相遇。小樊说：“你还欠我一次采访呐。”帕总理立刻说：“知道，知道。”

赵总理在希腊访问两天，传稿五次。令人头疼的是从赵总理活动的地方到雅典国家电台坐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往往是活动一结束，就在车里写稿。

1986年7月10日，赵紫阳总理有三项重要活动，会谈、会见记者、欢迎宴会。我们预约的卫星线路是晚上9点，快到8点了，三篇稿子还没有出来。考虑到旅馆离电台太远，司机先把小樊一个人送到电台传稿。刘广聚在宾馆把会谈的内容传给小樊。然后，司机再返回宾馆接我们去电台发宴会稿。

他的特点是机敏

懂西班牙语的人，没去过西班牙应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就此一点。国际台记者王平同志算是满足了。不！使他更加激动的是在赵总理到达马德里前，他采访了冈萨雷斯首相。他高兴地在床上打了个滚。

是啊！作为一名记者最大的乐趣在于完成一项重要的报道。那天，他细心地采录了西班牙首相的讲话。工作完成以后，西班牙总理的新闻官找车把他送回宾馆。

王平同志业务熟悉，思路敏捷。脾气是急点，但工作麻利，从不拖泥带水。1986年7月16日，赵总理与冈萨雷斯首相单独会晤。预定的传稿时间已到，王平来不及把中文稿翻译成西班牙语，拿着中文稿边想边播成西班牙语，争得了播出时效。

不慌不忙不发火

一千多年前，著名的“丝绸之路”把中国与土耳其连接在一起。赵总理对土耳其的访问使中土友谊推向了新的高潮。安卡拉的每一位居民都表示了友好的感情。

1986年7月17日，由于传稿线路不通，使土耳其电台的同行大为扫兴。他们在电话中追究责任时竟大骂起来。线路不通也给国际台土耳其语组的陆镜明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他又要准备自己的土语稿件，又要帮我们联络。我们一直在电台叫喊“中国，北京！”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毫无回音。最后只好回到旅馆，改用打国际长途电话传稿。这当然又要靠懂土语的陆镜明联系，又是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照常去采访其他活动。

1986年7月21日至23日，赵总理到达海滨城市伊兹密尔。一下飞机就遇到了难题。我们急着去电台发稿，但没有小车。土耳其新闻官、中国大使馆的同志都帮我联系，眼看集体坐的大车也要启动了。这使我们很为难。幸好新闻司长马毓真把自己的小车让给我们，他自己去坐大车。这真好比雪中送炭。匆忙中，我把飞机上送给我的一束鲜花递到马司长的手中，坐上小车就跑。眼看预约的目的地传送时间已到，发现司机走错了路，等赶到电台，传送时间过了17分钟，而且迟迟与北京联系不上。伊兹密尔电台出动8个技术员也无济于事。最后决定就地打国际长途电话及时发稿。我都急死了，可陆镜明能沉着应战。

在伊兹密尔那两天，记者的吃、住条件极差，。大使馆的人与赵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在另外的旅馆住。有的记者连牙具、手纸也没有。几个记者自己找饭馆吃饭，洗手间下水道堵塞。陆镜明同志的情绪也不像其他同志那样激烈，真是好脾气。

记者就要活动能力强

人与人在交往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但一旦把疙瘩揭开，问题说清楚了，会比过去更加谅解。

干旱、高温的突尼斯真让人热得受不了。

国际台阿拉伯语组的关锐顶着炎热采访了突尼斯的几个知名人士，工作很有成效。不料，7月23日突尼斯总理斯法尔的欢迎宴会稿，闹得大家很不愉快。他以为我们去电台传稿，坐上车就追。我们以为他在宴会厅工作，坐在休息室死等。当我们发现他已走了时，车已经没了，而且传稿时间已到。此事纯属误会，给人的教训是在时间紧急情况下，互相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1986年7月25日，赵总理参观中突合作项目麦崩水渠。欢迎场面十分感人。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欢迎中国贵宾。鼓声、号声、欢呼声是广播记者发挥优势的最好机会，使我更加兴奋的是录到了赵总理的讲话。大家知道录领导人讲话的难度很大，往往容易失败。我决心搞一篇录音通讯。但解说需要后期制作。电台播音室与放送音响效果的地方离得很远，全靠打手势操作。关锐同志又没去麦崩水渠。只听我一个人在指挥。这篇报道能在中央台《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而且反响不错，与关锐的帮忙分不开。

三人行必有我师。与国际台的七位同志合作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我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