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逝世

走完了他传奇色彩的一生

1983年6月9 日，晚上8点，廖承志感到心脏不舒服，10日早上4点心脏病发作，5点22分到6点15分，肺动脉栓死。享年75岁。

廖公去世后，有些情况没有见诸报端。我翻阅了自己的记录，觉得应该告诉后人。

廖公去世后，经普椿主持召开了家庭会。

主要明确三条：一、服从组织；，二、家属没有要求；，三、丧事从简。

廖承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事业中、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当全国人民期望他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时，他却与世长辞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尤其在华侨界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正在召开政协六届全国一次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83年6月6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我在主席台上还看见廖公穿一件衬衫出席会议。他去世后，我才知道他是从医院去的。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我主要负责全国政协的报道，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稿。

1983年6月15日，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了研究廖公悼念活动的会。会上传达了廖公去世后，全国人大的悲痛情景，海外的震动也很大。

廖公是新闻宣传单位最早的领导人。1946年后他曾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新华社社长。1983年4月，他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改进对外宣传问题。中宣部副部长郁文本来已经约廖公给新闻单位的负责人讲一次有关对台、对港的报道问题。廖公是新闻界非常受崇敬的领导人。他的去世是全党全国的损失，也是新闻单位的损失。

会上讨论，廖公的悼念规格低于宋庆龄，高于不久前去世的杨勇。从后来的报道看，远远突破了规格。因为国外，特别是日本的追悼活动很多

会上安排6月22日，在北京医院向廖公遗体告别。24日，召开追悼会。邓颖超主持，胡耀邦致悼词。实际上，追悼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致悼词。我体会，这样的改变更合适一些，党和国家两方面的规格都不低。

1983年6月11日，新华社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三家名义播发了廖承志同志去世的公告。这就涉及到对廖承志同志的评价问题。比如，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杨勇同志的讣告就是中央加的“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所以廖承志也应该加。而且突出了他“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这篇公告开始是送习仲勋副委员长审稿，然后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审稿。杨尚昆说叫“公告”还是“讣告”都可以。稿件定稿后，发现中央加了一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在这篇稿件中，中央还加了一段有关廖承志的父母情况的话，即“廖承志同志的父母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廖仲凯先生和何香凝女士。因而他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现在台湾和其他地方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接下来才是“他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有广泛的交往”。有人说是胡乔木加的，最后由胡耀邦定的稿子。这几句话，中央加得非常重要，把廖公的特点显示出来了，悼念的规格气势也高了。1925年，反动分子在广州杀害了国民党左派廖仲凯先生。

1983年6月11日后，报纸上不断发表怀念廖公的文章。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一共85人。关于这个名单，开始研究时，人太多了。耀邦同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不一定都参加。”所以删去了政治局、书记处的很多同志。后来又写了一个40人的又少了。耀邦指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要加几位老同志，如叶剑英、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名字都放在前面。然后都是按姓氏笔画排列。这个名单在送其他领导人审稿时，又加了“夏衍”。夏衍同廖公是1925年在东京认识的，1937年开始一起工作。

6月15日上午的研究会，各新闻单位都谈了报道计划。会上决定，追悼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实况音响。

6月15日下午3点20分，我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南测的广播扩音机房落实17日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协六届全国一次会议选举邓颖超为政协主席的录音问题。因机房的台阶最下面的一条，是高半尺的台阶，我以为已经没有台阶了，结果只听喀嚓一声，扭伤了脚，立刻倒在地上。广播电台立即派车把我送到人民医院拍片子。第二天脚肿得像个黑紫萝卜，疼痛难忍。所以我没能参加廖公的治丧报道。只休息了三天，又到国务院招待所采访政协的活动。

我从报纸上看到国内外许多都在吊唁廖公。日本天皇还授予已故廖承志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83年6月13日，全国政协的港澳委员召开座谈会，沉痛缅怀廖公。我去采访的，不知为什么，《人民日报》没有这条消息。而广播稿又用得很短。现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徐四民说：我知道廖公去世那天，心情非常沉痛。他在中央主持华侨工作，对华侨工作有贡献。每年的国庆节都有许多华侨来北京观光。建国初期，华侨回到北京，对国家情况不了解。每年回来三几千人，他作报告，细致做工作，令人感动。他的报告对我们怎样在所在国长期存在下去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在缅甸。许多工作都是在廖主任的指导下进行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我回国。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所有领导人出国，一定要先到昆明然后到缅甸，然后再到其他国去。廖公对我特别有感情，一下飞机看见我就叫“徐老四”。后来我在北京定居，安排在呼家楼。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京看见许多大字报，写得很不好，许多领导人都被打倒了，难道我们做的许多工作都错了吗？造反派贴大字报，要火烧廖承志，解散侨联，打倒廖承志的华侨政策。造反派的目标是针对周总理的。那时，我看见经普椿大姐，问廖公好吗？她轻轻地点点头。1976年，天安门事件，我到香港。1977年国务院华侨办公室恢复工作。年底，廖公让我回到内地。他说：“我们没有好好照顾你，你还要回来开会。”我说：“廖公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30多年了，我们是患难之交。外事工作，除了周恩来外，就属廖公了。廖承志对全世界所有的华侨都很关心，全世界的华侨，没有一个不知道廖公的。廖公在台湾、在日本的影响很大。廖公的去世是共产党极大是损失。

柬埔寨华侨邱成章说：廖公的去世，侨胞、港澳同胞都很痛心。195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1962年我又来一次，廖公接见我让我多做海外华侨的工作。我努力做华侨的团结、爱国工作。我是三代侨生。以前，我在海外不懂国内的情况。我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国内读书。在廖公的帮助下我办华人学校。西哈努克曾对华侨有意见，说华人不搞农业。我们就花两千多万办了几个农场。中国派了专家去柬埔寨。1970年，我回到澳门。1982年8月，廖公接见我，谈华侨问题。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去世了。我还会继续做好华侨工作。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说：我来北京，来一次，廖承志见我一次，来两次，见两次。廖公很乐观、风趣，与他接触感到他平易近人。他做事情感情丰富，理智性很强。他生在日本。廖公在中日友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日本朋友上上下下对廖公都有很深的感情。做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廖公是合适的人选。他的去世对国家来讲是无与伦比的损失。

安子邦说：1982年我与廖公认识。他的亲切情感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次他答应要见我，由于工作辛劳的原因，他是身体发生了突然变化。廖公是香港安定团结的因素。香港人感到很震惊。我想起1938年上半年，廖公分析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非常精辟，联合抗日就有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现在他又为振兴中华出力，廖公的猝死对国家、对祖国统一战线都是损失。

黄克立说：廖公的学问深、威望高、人缘好。海外侨胞见到廖公就像见到一位很亲热的朋友。他本身对国家、对人民、对党是一个忠实的工作者。我们要把这种悲痛心化作一种力量，按照廖公的工作精神来做，把振兴中华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才是有价值的怀念。

蒋文桂说：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廖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20世纪60年代，我在他的手下工作，与华侨、外事工作有联系。他虽然是国家很高的领导人，但与他一起工作感到平易近人。每次开会，他见我们先到，一进门就说：“我迟到了。”给人的感觉，他很亲切。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平等待人，从不强加于人，都是听我们的意见，然后他再讲。他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了，分析了，然后才拍板。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很舒畅。他坚持党的华侨政策毫不含糊。在国家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的今天，他去世了，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日本人说，我国失去了一个了解港澳同胞、华侨同胞的人。廖公对每一位港澳知名人物都很了解，在这个时候去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是港澳同胞、华侨的损失。我一定化悲痛为力量。

李子诵说：廖公在国家准备给他重要职务时去世了。（预定为国家副主席）他给蒋经国的信，谈到“祖国统一人人有责”应该重新读一下。廖公是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世的，值得怀念。我们每次来北京，他都亲切地接见，聆听他的教导，使人无限感激。今天廖公去世是重大损失，这对台工作、对港澳工作、对华侨工作、对全世界的和平工作都有很大损失。

蒋文桂说：廖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卓越的领导人。解放初期，因工作关系，我就认识他。他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和华侨工作，都取得了功劳。他平易近人，虽是国家很高的领导人，但与他一起工作感到亲热。他待人平等，他不强加于人，可以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他对华侨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对不执行华侨政策的人敢于批评。他在安定团结、振兴中华时深刻逝世了，使人感到痛心。

香港退休大律师陈丕士是陈友仁的儿子。陈友仁和廖仲凯都是孙中山的最亲密的同事。廖仲凯负责管理中山先生为革命从国外募捐来的款项。陈友仁是孙中山先生的法律顾问。陈丕士说：我与廖公的友谊要从我的父亲与他的父亲廖仲凯说起，从1926年开始。所以对廖公的去世我悲痛至极。我们两家的前辈认为孙中山的事业没有完成，应继续革命。廖仲凯先生的事业没有完成，由廖公子去完成。

潘江伟说：我率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5月5日，廖承志接见了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现在他去世了，我感到很突然，心情很沉痛。他鼓励我们做好工作，特别是1997年香港收回主权以前，让我们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他对我们期望很大。“五一”期间，他会见了许多代表团。如工商、新界、教育界，还有一些社会人士。他的工作很繁忙，一生为革命，为祖国的统一做了大量工作，对他评价高，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们要继承他的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这是对廖公最好的怀念。

1983年9月13日，我采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会见日本社会党社会主义理论中心负责人国会议员胆间田清一和国会议员米田东吾时，首先谈了他在延安时与廖承志一块共事的情景。

他说：廖公像我的大哥一样，我们的友谊已经有40多年了。他的去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也是个很重大的损失。作为他的小弟弟、朋友、同志，我要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希望廖承志在日本的朋友，把我们这些人看成是事业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