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为立法呕心沥血

 

彭真委员长经常强调：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1985年1月21日，彭真在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发生问题怎么解决？没有法律就不好工作。你没有经验就不能知道法律。这次会议把人大常委会的一部分权力授权给国务院。在革命时期，主要靠政策，现在必须把法律制度化，不以领导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建国以后，也搞了一些法律。中外合资企业，经济上谁能离了谁？我们离不开外国人，外国人也离不开我们。根本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哪些能定，哪些不能定。改革不是一两年能成功的。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中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大家谈到要经济立法时，彭真插话说：只要与《宪法》不矛盾，制定以后备案就可以了。全国人大只在与基本法有抵触时才干涉。有许多法律《宪法》上没规定。省一级也可以给个立法权。有些单位可以起草。事先不审查，事后再干涉。

立法要走群众路线

彭真1985年1月22日夜里一直在修改他第二天的讲话稿，直到清晨3点才睡。他主要考虑改革要发挥企业的活力。1985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讨论。彭真说：这次会开得不错，上了一堂课。知道了平常不清楚的问题。是全国性的调查研究。立法问题有许多重要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还没有解决。立法要有个计划。这次会上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可以制定暂时规定草案。为什么要这样做？酝酿准备了两个月，开始考虑有三种办法：一是人大工作决定，说一下就行；二是有人认为人大可以做决定，《宪法》不能修改；三是授权国务院。有人说太繁琐，把人大常委会的一部分权分给国务院，然后还要再提到人大讨论。这样是现实需要，是长期的工作经验。法律制定前应该有准备工作，法律制定后也有工作，全国性的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去制定。省有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应对新的重大问题、重要改革要立法，要有试验、探索的过程。在实践中究竟哪些成功了，经过实践才知道。历史走了多次弯路。立法以前要做些探讨。领导的经验，群众的经验，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如工厂，生产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民法关于继承财产的纠纷，人大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刑法》有了，还要搞个《民法》。要经过探索试验，然后把各种典型权衡利弊加以研究。意见越多越好，讨论中可以做比较。真理越辩越明。我们要走群众路线。

法律不要搞得太繁琐

1985年3月14日，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法律专家杨景宇对记者介绍我国制定《涉外企业经济合同法》的经过。这个法对保障和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实行开放政策十分必要。有了这个法，合同就应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他传达了委员长彭真的意见。彭真同志说：法律不要搞得太繁琐，不能搞得太细，太细了难于用于全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5年3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联组会，散会时已是18：00，彭真同志脸通红，副委员长陈丕显让他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因为下个月，彭真要访问日本。

他在这次会上说：联组会开得好。小组会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很大好处。人大机关必须这么做。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法律，主要是缺乏措施，对司法和监督得不够。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监督问题，一个是改革问题。第一、监督问题，对法律的监督，涉及到党和政府的干部。党有党的纪律。所以共产党员都有纪律约束。行政机关有行政机关的监督。党员违犯了法律就要由法律解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从轻也不从重。从人大考虑，守法人人平等。这是党的十二次会议决定的。判一个案子，不要考虑他是什么党员不党员。

监督要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工作上的监督，一个是法律监督。如果，谁的决定与《宪法》抵触，人大有权过问。现在人大常委做得不够，还要进一步加强，要审查国务院的工作。每一届人大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全面的原则性的监督，比如物价问题，确实需要监督。每次人大会都审查经济计划和政府报告，比较认真，审查预算和决算，包括外交政策，教育经费，师资培训。人大做主要的法律监督是《宪法》监督，要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人大实行监督有没有条件？一半是专职干部，吃了饭专搞这件事。因此不可能把人大监督吃掉了。全国人大开会时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人参加，自然能反映各地的意见。人大常委不是新建的，从1954年以来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10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痛苦的。那个年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邓小平说，要把法律制度化、民主化，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在我国是人人受监督，人人也参加。从实践中看国营企业的利润占财政收入的80%。国营企业活力，不能完全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中小学教师困难最多，待遇最低。经济困难总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关于体制改革。具体改革要一项一项去落实，势必会朝令夕改，要加强宏观的，需要调查研究，有些是不可避免，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改革的方针必须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改革。去年出了问题，余波还在，虽下了决心，但还没改。物价问题影响到每家每户。第二要有决心，战术上重视，领导抓紧，具体事务要进行具体调查。

谈中日关系

1985年9月4日和7日，彭真会见了日本的两起外宾。会见第一起外宾时，日本首先表明自己没有军国意识，而是防卫。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与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战犯，他们的罪行就像流水一样流走了。

针对日本外宾的观点，彭真说：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同样是受害者。我是九一八到的沈阳。日本死了200多万人。“七七事变”以后，我在晋察冀边区，中国死了2000多万。不要引起人民再想这些悲伤。第一、不是日本军队负责，而是日本军阀负责。军阀已经被审判，那个时期已经结束。历史已经过去无法改变，现在不要总想过去的事情，要向前看，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向前看。要友好合作。不管哪个国家要搞霸权主义都不会有好结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一场很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遭受了灾难。对那场战争负责的是日本军阀，是军国主义头子，而不是日本人民。现在那个影响中日关系的很不愉快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历史还会有点余波，虽然不能忽视，但是关系不大，吸取经验。我们两国国会、政府都不要让那种历史重演。我看，历史是历史，现在和将来是现在和将来。我们应该向前看，吸取经验与教训，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贵国的参众两院，凡是有利于两国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防止它。凡是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防止它，制止它。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友好合作是可以持久的。

1985年9月7日，彭真会见日本民社党第六次访华团。彭真首先谈到干部的年轻化问题。他说：干部年轻化，从提高干部的文化来讲步子虽不小，但从需要来讲还是小了。现时干部年轻化只能一步一步走。我们已经考虑到了第二第三梯队。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胡耀邦、赵紫阳。2、我们这些人做很少的事情，下边还有宋平比较年轻。这次要退下来的同志都是自己要求的。少数年岁大的不退，这是中央定的。我们搞干部年轻化，使工作更顺利些。我们的党、军队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是顺利的。退下来的不是什么事也不做了。重担子交给年轻同志去挑，老的在旁边做一些轻松的工作。十三大后使干部年轻化更好一些。谈到中日关系，彭真说：现在中日关系已经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中日两个伟大的民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大势所趋。中日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景非常广阔。

当日本人问到，用“一国两制”的原则同英国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用何办法解决台湾问题时，彭真说：“一国两制”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只有两点不同，一是香港是收回主权的问题，台湾是统一的问题。二是香港问题解决了，我们要向那里派军队。这样有利于和平解决问题。

日本客人再一次问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彭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遇到了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现在到了非解决的时候了。最近几年，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来。我们已经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党、军队各方面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工作进展得顺利。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将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干部队伍年轻化不但不会影响政策的连续性，而且可以保证正确的政策贯彻下去。

个人说了算是危险的

1985年6月15日，全国人大六届第十一次常委会联组会，在谈到制定《草原法》时，彭真说：这是各国通用的法，我们在草案里具体怎么实施没讲。国务院还要制定具体细则，搞得太细了，这个法不能通过。

这次会上讨论成立教育委员会的问题，事先没这个议程，是会议中间加的。委员们没准备。有人提出，不一定成立教育委员会，不要撤消教育部。对于这个问题，彭真承认“我们的工作有缺点”。他说：大家看到的说明太简单。成立教育委员会是为了加强教育工作，要对政策的掌握做统筹安排。教育部的撤消不是取消教育工作。教育部还应该成立职业教育。

班禅·确吉坚赞在会上发言时谈到《草原法》，他说：省与省之间，部队与地方之间的纠纷很大。有些问题出现后影响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非常落后。针对这个发言，彭真说：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多数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主要是生产问题。生产上去了才好办文化。文化比较落后主要是教育问题，还有个语言问题。民族干部不大注意民族区域的语言。这是我们决定了的没执行。

彭真再一次指出要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只要身体，好，尽量出去视察工作，特别要去比较落后的地方。多开一些调查会。个别谈可以了解很多问题。联组会就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要对方针政策熟悉，对情况熟悉。我们这些老同志要尽量学一些理论。1875年的《共产党宣言》序言。我们的思想文化界看看，免得自以为是，免得我讲了话，别人不能驳。党章里面写了《宪法》是全国10亿人口的法。经济要搞好也是按照《宪法》。体制改革我们也是讲了的。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实事求是，看真理在谁手里。权利与义务讲得很清楚，限制几点：第一点，任何人言论自由不能违反国家利益，别人利益。根据《宪法》确定的原则平心静气的谈。第二点，有的委员提出，思想文化界是重要问题。第三点，大家的思想尽可能统一，不能万马齐喑。总不能马列主义与资本主义平起平坐。三民主义统一祖国，就把中国统一掉了。一个国家思想要统一。台湾提出释放魏金生。邓小平说，这是自由化的问题。第四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54年我写了。现在又写到《宪法》里去了。

联组会上许多委员谈到防洪和水利问题，彭真说：三峡问题讨论了多少年了。19世纪50年代就讲起。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问题，应请人来讲讲，早提出来。我们可以多方面调查研究，使人大做决定时少犯错误，集思广益。个人说了算是危险的。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各个党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凡是重大的方案在做决定前要上上课。

关于日本问题。清朝以来，袁世凯颁布了《刑法》。《刑法》是日本人起草的。东北人很恨日本人。有人看见请外国专家来，说这是帝国主义回来了。我到关西讲了法律问题。日本人怕给我们技术，那买卖怎么做？赵紫阳在英国，谈到欧洲技术。日本慌了。我们对内搞活，提高企业的活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依靠我们现有的力量。中国留学生在外国都是第一流的。我们要充分发挥现有的力量，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力量。赵紫阳去欧洲搞这个工作。的确，日本车多，货币要回笼。

关于出国的问题，要适当统一指导，重复的，不必要的要尽量控制一下。还有一种是友好访问，要尽量进行充分准备。

彭真讲完话后说：我说的又算又不算，对的就算，不对的就不算。

首先被消灭的是超级大国自己

1986年5月20日，彭真会见欧洲议会的一个代表团。他说：你们在西方，我们在东方。你们的脸是白的，我们的脸是黄的。我们与欧洲共同体有许多共同的要求或相近的意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是和平的力量。欧洲共同的和平力量。东欧和西欧也是和平的力量。发动世界战争，遭受灾害的是你们，也是我们。发展我国，发展你们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所有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苏联，打起仗来有什么好处？最后能不能胜利，苏联前国际问题专家马斯托夫斯基说：“现在战争是无胜利的。”能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他们都讲核武器能把世界消灭好几次。欧洲首当其冲，也许两个超级大国首当其冲。这个超级大国把洲际导弹打到另一个超级大国。另一个超级大国马上打到另一个超级大国。所以第一次就把双方消灭了，消灭好几次干什么？

它总不能把全世界都消灭完了。我看可能首先被消灭的是超级大国自己。

不能没有母亲就先有孩子

全国人大制定《企业破产法》时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上审议没有被通过，原因是还没有制定《工业企业法》。不能没有母亲就先有儿子。

此后，几个副委员长到各地调查，法律委员会开了八天的座谈会，讨论修改草案。彭真邀请法律界、经济界和理论界专家学者座谈验证《企业破产法》实施的条件。

1986年11月17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上又一次讨论《破产法》。这次委员们还是意见很大。目的想解决企业和职工都吃大锅饭的问题，促进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增强经济责任，加强厂长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假如这个企业与公共事业和国计民生有关的，有人愿意担保还债的，可整顿，而不是让八千万职工都失业，就可以宣布破产。讨论中，有人说，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相对独立，自负盈亏。企业搞的好，没问题；搞不好，长期亏损，谁还债？

会上透露一个数字。全国当时有93700个国营企业、367000个集体企业、1020万的乡镇企业、还有三资企业。有些企业领导官僚主义严重，欠债不还，但总找不出个解决的好办法。

为此，1986年11月17日，84岁的彭真同志一夜没睡。18日早晨3点执笔给副委员长陈丕显写信，布置工作。信的中心意思是：正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上讨论的《破产法》，是复杂的法。讨论时反应强烈，没把握就不能通过。在小组和联组会上先讨论其他几个法，最后再集中讨论《破产法》。把财经和法律委员会的材料印出来，发给大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再讨论。11月18日上午先开委员长会。

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1986年11月24日，彭真委员长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上谈什么是最高理想。他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最高理想都是共产党人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最高理想是不是共同的共产主义。人们不主张现在就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讲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最下层的人，他们解放了才能解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章上写了的。除此之外，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什么说共产党员讲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不去寻找客观历史去办事，你想什么？无论现在和将来，错了不符合客观规律。实现共产主义是整个历史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建设。不那么容易。北伐时，国共合作，打倒旧军阀，解放了半个中国。国共分裂又打了10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镇压工人政权。共产党拿起武器斗争。七七事变，中国来了个转变。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说明中国人需要和平，全国人民都需要和平。毛主席亲自去重庆谈判，停战不到一年，双方休整了一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最高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咱们在一起开会，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要民主，没有这一条不行。有了这一条也不一致，要少数服从多数。人治还是法治？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领导的改变，领导的主意改变更换而改变。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关于乡政权的建设问题

1983年4月12日，彭真写信给陈丕显谈基层建设问题。他说：关于乡的规模问题大家意见比较多。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试验。人民公社成立时提出一大二公，结果公社搞大了。后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是划小了。乡大了问题也很多。乡大容易衙门化，干部办事拖拖拉拉，容易官僚主义。但公社已搞了二十四、五年，要变的话，条件也不允许，因此不少地方不愿变。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的同志去调查时群众要求小，上面又要求大，同时乡政权的选举必须依靠党委领导才能搞好。现在地、县两级领导班子还没有调整好。各级党委、基层的工作很繁忙，很难。从各方面考虑。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另一方面，《宪法》已公布，乡政权有个换届问题。如果叫人民公社不合适。我想考虑一个临时的过渡的措施，分两步走。第一步，有些搞大区小乡的省，现在就可搞小。条件是不脱产，半脱产，给补贴，现在可能是多数。除搞些典型试点取得经验外，同时面上可讲讲，乡的规模可以按公社的规模不变，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大一点就大一点。这样我们可有较长的时间研究工作，做充分的组织工作。第二步，经过整党在农村建立相当规模的乡。有些同志提出大区小乡的方针，机构精干的区作为县里派出的机构。选上的拿补贴，落选的回乡生产。我在代拟稿上批注了意见。4月11日，我与崔乃夫、杜润生讲了看法。

1983年4月14日，陈丕显说：按彭真讲的建乡问题，分两步走，修改代拟稿。民政部部长崔乃夫说：“据我所知，彭真已经考虑几年了。1981年夏天去调查，建小乡便于群众办事，便于群众选举，便于监督。人的问题基本能解决，可以从政法战线和城市民政部门抽调几万人。”

委员长与记者在一起

1984年4月6日，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的小院已经披上一层薄薄的绿纱。下午三点一刻，记者赶到118厅时，只见彭真同志早已在那里等候。厅里已坐了其他新闻单位的同志。

彭真同志拍着自己右边的沙发说：“到这里坐。”他那慈祥的话语反而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后，发现每个人的座位前备有扩音话筒。

彭真说：“今天把各个新闻单位的同志找来，主要是说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问题。”

参加这次会的有新华社、法制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版局、司法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中宣部等18个单位的30多个人。

10天前，也就是3月26日和27日，我曾听彭真同志讲过两次话，一次是委员长扩大会议，已经开了4个小时，他又把8家新闻单位的同志留下谈加强法制宣传，加强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教育问题。今天这次会是10天前会议的继续，人数扩大了两倍。这些都是没报道过的。

4月6日这次会上，彭真同志从建国以前谈到建国以后，一直谈了三个小时。会议开得民主、活泼。

他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一个是搞“四化”。”四化”搞不好，什么也搞不好，农业、科学、国防。国家要长治久安，实现“四化”这是共同的任务。今天主要讲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着重提出来的。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管哪个领导人，也不以领导人的看法而改变。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么讲的。三中全会为什么这么说？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直接了解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有法制，说乱就乱，十年灾难，不能不说是国家没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三中全会痛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公报才有那么一段话哩。一个是革命时期，一个是建设时期。过去不管做什么事老百姓都问“这是不是党的政策？”至于法有限，那时的法是统治阶级的法，三大敌人的法，外来侵略者的法，日本占领区是日本的法，敌占区是国民党的法，剥削镇压革命的法。那些地方有法，但不多。但党、军队、人民很有纪律，人民有先锋队，那时女同志很少，结婚的没几个。主要是一群职业革命家，有政策，有纪律。28年主要靠讲政策、路线。那时办事已习惯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各党派、男女老少。一个电影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一本小说，有说坏透了，有人说好。青年人说：你们不了解。我们说：两代人，但有政策。文化大革命也有政策。必须把全国人民赞成的搞个东西。党员有依靠，不是党员的怎么办？要通过国家的法，国家的政策。法是党领导人民指导的法。党与人民意见一致的就形成了法。这一点感谢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句话是写不出来的。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公民在宪法前人人平等”。不同力量、党派、组织任何人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个人组织没有超越法律范围的权利。文化大革命后，十二大党代会才提出这个主张。政策还是要的，还要有法。实践经验证明，用法把有些问题固定下来。整个国家机构有大家遵守的法，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遵守。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一定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到五届五次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各方面各部门一年才订了个草案。中央先后讨论了8次，宪法修改委员会一次会讨论了9天，有时讨论三四天。这个法党和人民一致同意。有了这个法，任何个人都要遵守。党领导制定的，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现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做到这点要立法。已经立了一批，但还不够，人家意见一致了才能立法，经验不成熟不能立法。守法的情况基本是好的，但不是很好。打击刑事犯罪打了不少人，抢劫、强奸、纵火、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对法律不太熟悉，本来要判罪的还登报，不重视，不习惯。有些单位不大宣传。大家都还做了努力的，但还是不够。

彭真说：法律方面怎样贯彻，没有你们不行。应该简明扼要解释，一是加强领导，一个就是诸位要写文章，让老百姓真正懂，要家喻户晓。附带说说，现在思想比较混乱。青年一代，50岁以下的多数没受过资本家的压迫，40岁以下的没受过地主的剥削。建国时的娃娃和我们这些人，入党后受党的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没有对青年、工人进行系统地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许多青年看了很多书。蒋南翔当教育部长时我就让他搞个思想教育的书。我请周谷城研究一下，原始社会必然走到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不了解这个常识不行，特别是50岁以下的。要对他们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爱劳动、爱科学啊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系。我再有半年就82岁了。介绍托派书的序言里没有批判。他讲马列主义过时了。有的书印的大字很漂亮，但没有序言，有一句“读者自然会辨别”的话。有那么大本事？中产阶级大量泛滥。为什么人道主义，异化批不下去。有些坏书模仿古典名著来反对社会主义。我看内部刊物批判一些书，但报纸上不要登。还有个内部发行是最吸引人的外部发行。大家按《宪法》统一思想。1、经济基础搞不好，社会治安不可能搞好，现在没饭吃是极少数。有些地方穷，但总的来说，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衣食住行没有发展，生产力就不行。2、脑袋吃饱饭后想什么，如果你搞社会主义，思想统一了，行为也就统一了。意识形态方面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个问题搞好了，现在打击刑事犯罪有成绩，把无法无天的罪犯打击了，各地拍手称快。我走了十几个地方，党外人士都拍手称快。大白天在街上强奸，破坏社会治安。我讲话也算也不算。那么对就算，不对就不算。

就是在这次会上，人大常委会做了决定，今后凡是重大问题的讨论，都要请记者参加。记者可以参加人大常委会的扩大会和联组会。

这时，王汉斌插话说：加强宣传非常必要，要讲法制观念，要依法办事的观念，立法是艰苦的过程。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七个法。不依法办事的很多。地市县任命干部不按人大常委会规定，认为是多此一举。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你为什么不让人家选举。强行通过一个法律。我们告诉他，要通过国务院批。

彭真对记者说，你们以后可以写到文件里。有个过程，该注意的注意，该提醒的提醒。该监督的监督。搞工厂法，我去了江苏、上海，搞得好。20世纪50年代，动不动给戴帽子。这次搞条理，有人不喜欢法，说是碍手碍脚。法的问题有相当长的斗争，从内部真正和风细雨来解决。

彭真说：修改法是常有的事，《宪法》改了100多次，后来通过时又改30多处。我讲的话就一定是真理？只有封建皇帝是这样。咱们国家要养成习惯。如有的国家谁上台，就反对前总理，吵的一塌糊涂。咱们没这个习惯，要么好得不得了，要么就决裂了。这个坏透了。我的工作中错了你秘书长也可提嘛。资产阶级你批评我，我骂你。我做这个国家领导人，一讲脸就红了，不行的。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我们要吸收。精神文明是精华。你讲了话，我驳你？我们要天天洗脸。

彭真说：新闻有新闻的性质。你们随时提醒我们讲民主。这次委员会为什么开？我们与129个国家建交。外宾来来往往很多。访问了几个国家无声无息，很久了，所以让人大常委会讨论外事工作。咱们的报纸不好，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报纸要搞活一点。

彭真说：一个人没有错，不可能。选举时有几票反对的，这个东西应该报道。全票，我就不相信，光明正大有什么不好，国家要慢慢来，养成习惯。

王汉斌说：意见不一定对，可不可以报道？

彭真说：搞活一点。

胡绩伟说：讨论时应多登一点反对的意见，除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外，让人家看我们开会是真的，不是假的。如《工厂法》，全体工人都讨论了，将来修改后的法，工人看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有什么不好？

过于集中对社会主义不利

1984年5月25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座谈。他说：1979年通过的法中提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各省市人大常委会是联系关系，不是领导关系。全国人大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省市人大是地方的权力机构，都依照法律行使权力。为什么要建立各省一级常委会？旨在使中央过分集中的权力分散到地方，权力下放给各省一级立法权。过于集中对社会主义不利。同时也集中不了，讲条条块块的关系，多年经验证明一统就死，一放就活。统以后办不了那么多事。一个省几千万，一亿人口，10亿人口把权力全统在中央，办不了那么多事。把一部分权力交给地方，做了几年后，认为这样好，所以就写进宪法了。对于地方不是全不管。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

彭真说：我脑子是清楚的，也不清楚。牵扯到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太集中有好处，但发展慢。美国各州的权力很大。我们中央的方针是尽量把权力下放。发挥四种积极性：第一、中央积极性，地方积极性，单位积极性，个人积极性。所有制也是三种：全民、集体、个人。权力怎样继续下放还要研究，全国人大与省人大没有领导关系，地方属地方。这样可以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第二、全国人大不能干预省人大。你不好干涉，也不应干涉。省一级的国家人员，无论省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人选，我们也不好干预。他最了解他们的认识。我们不大熟悉。第三、有没有法律监督责任？不管省也好，地方也好，有监督责任。这与领导关系不一样。我们是事后发现他违犯法律了才管。如果知道的话，执行前要管，执行后也要管。所以不能讲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第四、有的该做的可做的做的不够。今后召集各省人大开会交流经验，办通讯，出个报。编制、机构、财政我们管不了。

谈到代表如何工作，彭真说：绝大多数代表不是专职干部。我们把2980人召集一起开会。定的法都要做。人大代表要与原选举的单位保持联系，注意研究基本的、重要的、长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