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游子
美国大学申请游戏规则和战略战术探讨
1982年大学毕业
我是1978年15岁的时候进入南京大学的。我当时的身份是刚下乡的插队知青。回顾上学前的经历，颇能看出时代变化中个人成长的奇特轨迹。
见闻与成长
我于1963年元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曲霞公社。当时我父亲是曲霞供销社主办会计，我母亲是曲霞公社太平小学老师。在我们当地，我们公社中学有一对老师夫妇都是大学毕业的，按家庭来说，我父母的学历应该算是不低了。
我父亲出生于泰兴县环溪镇（现在的泰州市高港区刁铺街道）。他初中毕业时，考上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当时他的个子还不到1.6米，我奶奶说这么小的个子怎么搬得动砖头呢，就沒有到南京建工学校去上学，而是招工到了泰兴县曲霞区供销社工作。一年后，他被选派到上海商业学校去读书。我看过他的毕业证书，校长名字叫姜文，跟后来的大影星同名。后来每次看到姜文的电影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看我父亲毕业证的情形。毕业后他回到曲霞区供销社工作，同时担任曲霞区团委委员，1959年国庆10周年参加了泰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群英会。
1963年元月我出生，农历是腊月里。我外公的生产队分胡萝卜。我父亲去扛，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送到泰兴人民医院检查，患的是肺结核。那一年的春节和我满月那天, 我父亲都是在泰兴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
出院之后，他调到广陵供销社，1970年又调回曲霞。当时泰兴有43个镇和公社，几个比较出名的供销社会计都姓杨，南杨北杨东杨西杨。我父亲是南杨。1968年，他曾经借调到江苏省商业厅工作半年。一个农村乡镇的会计被借调到省厅工作，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引以为豪的事情。家里一个精致的碗里，一直放着我父亲当年从南京雨花台捡来几粒的雨花石。
1982年开始搞职称评定之后，泰兴县供销社指定我父亲作为助理会计师的培训老师，但是他自己并不具备助理会计师职称。别的人来问他之后，他才恍然大悟。1983年，他也拿了助理会计师职称。1985年，他已经调到扬州市供销社工作，要申请经济师职称。但是从泰兴搬家到扬州之后，他的毕业证书找不到了，就想写信给他的母校，让母校出一纸证明。但是岁月变迁，他都不知道母校已转化作别的什么学校了，找来找去，最终总算在上海财经大学找到了他的档案。而我后来去翻阅上海财经大学的校史时发现，60年代初，上海曾有一所上海财经学院和一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同时并存，让人不太清清楚它们各自的渊源。
我的母亲50年代从泰兴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兰州化工学校。她是独女。我外祖父把她的录取通知书扣了下来。我母亲在泰兴找了个小学教师的工作。后来她被选到泰兴教师进修学校上学，毕业后长期在曲霞公社太平小学教书。后来泰兴师范学校成立后，承认她们这几批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学生是泰兴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所以我母亲有时戏称自己是泰师零期学员。70年代，曲霞公社每个暑假把小学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我母亲给他们培训汉语拼音。
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 我就是跟着我外公外婆在张匡大队程西二队，位于曲霞镇到太平圩的中间。我外婆不识字，但经常给我讲那些戏文故事。从她那里我知道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我外公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姐姐，我喊她老姑奶奶。她给我讲过朱元璋和汤和年轻时放牛的故事。小时候不知道我外公是富农，直到8岁时跟生产队的小朋友吵架，人家指着我鼻子骂我富农我才知道。后来大人们告诉我，我外公解放前是开酒坊的，他弟弟在上海开一个店，卖自家酿的米酒。1949年以前，外公有八间瓦房。1949年大军渡江，有一个连的部队住在外公家。1945—1949年，当时曲霞隶属于靖泰县。土改时，他们那儿人均土地0.8亩，而我外公家平均2.8亩。外公是当家人，遂被定为富农。他的弟弟不当家，则定为中农。八间瓦房被分掉了6间，只留了两间给他们兄弟两个各住一间。他们那个生产队28户，没有地主，6户富农。
广陵到曲霞只有6公里，但是在当时是很远的距离。靖江和泰兴交界的界河，是在长江故道上开挖的。在这条界河里，当时有木制的交通船叫做“快船”，可是从泰兴开到靖江季市要好几天，从曲霞去广陵要花大半天时间。我每年有一段时间和我母亲、小我两岁的妹妹一起到广陵住在我父亲那里。那时候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马上上街游行。前几年一个1957年出生的老兄，6月26日在我以前公司实验室里，嘴里喊着“咚咚锵，咚咚锵，‘6·26’指示放光芒”。他突然问我，“‘6·26’指示”是什么？我马上告诉他：“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太平小学在曲霞镇西边2公里。我母亲住在小学的集体宿舍，离家1公里。1968年，我先跟我的小姑妈在刁铺上了半年幼儿园。暑假之后，我母亲把我接回来，就跟着她在太平小学当班主任的班上上二年级。当时的小学，晚上老师都是集体备课的，我就在每个老师的写字台那边转转，看着学生写的作业，从老师批改作业的对错基本上我就把小学算术的内容学会了。
金秋10月，我父亲来到太平小学告诉她，他要借调到江苏省商业厅去工作半年。我母亲收拾了行李，让我跟着我父亲去。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刚刚通车，我很兴奋，可以看见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了。我父亲对我说：“组织上是让我一个人去工作的，你如果以后有本事，就要自己到南京去。”长大后我考入南京大学，不知是不是父亲的这句“谶语”起了作用。
1968年夏天我入读小学二年级。1969年要改为春季入学，直到1970年春季第一个二年级上完。因为年龄太小，我母亲把我留在他班上又上了一年二年级。这样我从一个5岁上二年级的跳级生一下变成了留级生。我母亲让同学从二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核心是“把想说的话写到纸上”。我二年级的作文被我一个六年级的叫刘兰芳的堂姨（和那个大名鼎鼎的说书大师同名）拿去抄了之后，竟然当成范文在她班上宣读。1969年上半年，到处在唱“满怀激情迎九大”。五一节以后，这首歌还继续唱，但是歌名变成了“满怀激情庆九大”。我无意之间，也“激情满怀”了一把。
1970年，我父亲从广陵调回曲霞供销社工作。1972年，我转学到了曲霞五七学校，以前的曲霞小学，开始招初中生之后改名为“五七学校”。太平小学也改为太平五七学校了。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半，和两个班同学，和其中好几个成了好朋友。2017年，我专门飞到桂林去看望46年没有见过的发小同学陈寿荣。
2007年时，我从美国马里兰搬到特拉华。当地的华人社区在欢迎我的同时在欢送另一个叫朱学工的同胞。我一听，这和我太平五七学校的学长一个名字呀。但当时没有来得及讲话。过了两个月，朱博士回来搬家，我就问他，你的父母，弟弟妹妹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在我们老家鼎鼎大名啊，初中毕业辍学后1978年直接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是在江都考的，我听说后一直在揣摩听到的是北京大学还是北京的大学。终于朱博士确认是北京大学。
跟着我父亲到了曲霞之后，就开始了吃集体食堂的日子。我父母直到1984年调扬州工作之前，我们全家一直都在供销社食堂吃饭，包括每年的年夜饭。现在，南京的皮肚面非常有名，但是当年食堂里的皮肚面没有什么人吃。后来我从南京坐汽车到泰兴，泰兴车站饭店里的肉皮汤也是最便宜的菜。我父亲吃肉皮汤吃得津津有味，还起了几句顺口溜：“肉皮汤，则叫个香，别人不吃我来Hang (第一声）。”
转到曲霞之前，小学算术的基本内容我已经在太平看其他老师备课和改作业的时候看会了，只有珠算是到了曲霞之后学的。我父亲是供销社主办会计，我经常在他办公室看他打算盘。他的速度快得让我眼花缭乱，只听到噼哩啪啦的声音，根本看不清。珠算的基本原理我记住了，现在我还能打乘法，除法是不会打了。
语文的内容，到了曲霞之后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得了100分。据说我的班主任孙云老师在语文教研组会议上说，我们学校以前没有语文有100分的先例，现在杨震的卷子上实在挑不出毛病，能不能给他100分。孙云老师后来也成了我妹妹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主任。1986年秋天，我和父亲从扬州回曲霞赶当地农历十月十三庙会，在泰兴转车没有买到去曲霞的车票，就到泰兴供销社，请他们派辆车送我们到曲霞。等车的时候, 安排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等着。我父亲说，孙云老师现在在县供销社工作，办公室就在隔壁，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当时正好电视里在播放世界男排锦标赛苏联队对美国队的决赛第五局，紧张刺激，我说等这场比赛结束后再去看她吧。可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车就来了，我不得不匆匆赶路，竟然没能去看望一下孙老师。到现在一晃37年过去了，我再没能见到她，不知道是否还健在？心中一直颇有不安。
那时，曲霞供销社订了好几种报纸。每天中午吃过饭，我就拿着我父亲的钥匙，在他的办公室，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参考消息》统统看一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离开曲霞到南大上学。1978年高考语文考试有好几个词汇填字，就是来自当时报纸上常见的文章。
1973年夏天暴雨季节，有一天大雨之后上午学生一到校学校就宣布停课，不住在镇上的周围村的同学由老师送他们回家。有一位叫高彭庆的老师在护送同学过一个被水淹没的低坝的时候, 和同学一起掉入水中淹死了。高彭庆的哥哥高彭寿也是曲霞五七学校老师。他们的父亲陈遐林是曲霞供销社职工，常住在泰兴县城家里，负责供销社在泰兴的进货。供销社的一些职工去泰兴时就住在他们家里。我也在他们家住过。高彭庆老师出事之后，安排我父亲去接陈遐林伯伯。当时汽车只通到离曲霞6公里的毗卢寺。从曲霞到毗卢寺的路上有5、6处坝桥都淹在水里。我父亲不会游泳，每过一处都战战兢兢。学校举行高彭庆老师追悼会的挽联，是我父亲写的。后来高彭庆的妹妹高彭兰在曲霞插队，高考的时候是住在我家里的。
那几年，在曲霞镇上，有几个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我父亲在他们几个人中年龄居长，就成为他们的召集人。其他几个人，有的擅长美术，有的擅长书法。后来任作家出版社副主编的秦文玉是他们当中的小弟弟，在镇上(当时叫公社)写作组工作，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和作品。还有一个是插队知青，回了常州之后设计了金狮自行车的徽标。我父亲总是带着我参加他们的聚会。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让我跟其中一位叔叔去学画画。他是画国画的。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后，他让我磨了两个小时墨。以后呢？就没有以后了。我告诉我父亲不想再去了。我父亲说，那你想学什么呢？我说，跟秦叔叔学习写文章吧。我父亲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后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新华日报》《扬州日报》《扬子晚报》上。他自认为水平比不上秦叔叔，但喜欢给我出作文题。随后的两年，就是每个月我父亲出作文题，我写完拿给秦叔叔，他再帮我批阅修改。1973年，秦叔叔被推荐去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他离开我们镇之后，我差不多每个月写一篇作文，寄给秦叔叔帮我修改后再寄回，直到1977年我复习高考。1974年，秦叔叔寄给我父亲一套竖排版的“红楼梦”。那时候我还小，第一次拿起书来看了没几页就读不下去了。第二年黄梅季节之后，我父母把家里的藏书拿出来晒，让我在旁边看着。我坐在三十几度的太阳底下，居然沉浸其中，把这套“红楼梦”拿起来看，竟然差不多能把前五章都背下来了。而平时，从父辈们聚会时的聊天中，我也学到不少东西，“三言二拍”的很多故事是那时候听来的。
当时的供销社是个香饽饽，大家都想挤进去。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在太平五七学校，每个周末到曲霞来。虽然只有两公里，还是很不方便。1974年，我父亲到县商业局找了人把我母亲从小学老师的国家干部身份改成供销社的营业员职工身份，人事关系人事局转到了劳动局，别人口中的“刘先生”变成了“刘会计”。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社1966年版
我母亲到供销社，在最没有油水的图书柜工作。我母亲没有到供销社之前，我就喜欢在供销社图书柜仓库里读书。供销社只有30多人，每个人都认识我。我每次到图书柜台上和营业员说一下,他都让我进书库看书。我母亲调到图书柜工作之后，我就名正言顺地帮助她看柜台，坐在那儿的时候就把柜台里的书一本一本拿出来看。当时的其他学生都非常羡慕我有那么多书可以看。我上高中后，有一个同学称我是“卖书的那个伢儿”。供销社图书柜上级的对接单位是泰兴县新华书店。我父亲和泰兴新华书店的人很熟。每次去泰兴，就到他们的封存库里去找书。那些书找回来是留在我们家里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套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还有一次搬回来几十本被淘汰的《欧阳海之歌》。这几十本“欧阳海之歌”被我一边撕了读一边用来擦屁股，擦了好几年。里面欧阳海打靶和采草籽比赛得第一名的两段我特别喜欢，每一本都是先从那几页撕起。后来评《水浒》，几种版本的《水浒》和野史版也都读到了。到了后来复习高考的时候，“数理化自学丛书”非常紧俏，母亲到县新华书店订了几套。当然第一套是给我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派了大用场。
杨震的大学入学照
学习与实践
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读书的年代。小学的时候“批林批孔”，初中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上那些什么评法批儒的文章，我很感兴趣，篇篇都读得很认真。学校里布置要写批判文章，我写得很快。但是别的同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就发挥我的特长，帮这些同学写了。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假期，帮近十个同学写了。开学之后回到学校，孙云老师选了几篇优秀作文让同学读。读了两篇之后，孙老师一听，就知道，全是杨震捉刀代笔的！
当时批判“师道尊严”，我写了好几篇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但是我的胆子没那么大,都是我写完了，让班上几个调皮的同学贴出去，然后他们还去告诉老师，说那边有你的大字报，你去读吧。我回家向我父亲要钱买写大字报的纸、毛笔和墨汁。我父亲说这是革命行动，你应该拿到学校去报销。我到学校找到高彭寿老师报销。他还真的给我报销了。
1974年小学毕业的时候，学制又从春季入学变成秋季入学。这样我的五年级也读了一年半。当时我们镇上有两个初中，在河对面隔河相望，河北是曲霞中学的初中部，来自周围大队的同学都在那儿读。我们曲霞镇的同学在曲霞五七学校的初中部。我们的班主任叫赵国平，是曲霞中学73级的学长，1977年和我们一起高考。后来担任泰州市商务局局长。2018年我回国时和他通过电话。
上初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那些批判文章写成大字报。现在我在美国的中文学校担任书法老师，我的一手说得过去的毛笔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习的。我自称自己的两大爱好是写字和码字。写字就是写文章，码字就是书法涂鸦。我外公的生产队要出大批判墙报文章，有时也把我抓去写。
初中的学习还是挺快乐的，当时叫做“开门办学”。物理课、化学课变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从镇上医院请来了一位会针灸和懂中草药的朱医生。从他那里知道了足三里、少商、曲泽等穴位，也知道了车前草、金银花等中草药。用等比三角形的原理，测量公社电视机的几十米高的天线高度。到面条加工厂，看着齿轮的咬合计算反比例。到生产大队学习开拖拉机，同时学习蒸气机四冲程。
数学学的三视图让我们自己做模型。我们那里都是沙土。砌房子用的砖头的粘土是用船从苏南装回来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的认识一个烧砖的窑上的人。我们几个人就骑车骑了2公里到那里装几十公斤粘土回来，每人分几公斤做成数学课上需要的工件模型。做完之后放在屋顶上晾干。那天我要到我外公家去，没有带我4岁的弟弟去，其实是我去的时候没有找到他。我走了之后，他用竹竿把我晾在房顶的模型捅下来摔破了。我再怎么用水重新调，也达不到原先的效果。我就一巴掌搧到我弟弟脸上。他眼泪汪汪地捂着脸，也没敢哭出来。平时我母亲都是护着我弟弟的。只有这次看着我弟弟一声不吭，后来还好几回提到这一次弟弟眼泪汪汪的样子。
曲霞供销社有个食品加工坊。每年秋天做月饼的时候，原料中用到核桃，需要手工一个个砸开。我父亲就去领几麻袋核桃。每袋差不多是25公斤，我在家砸回后交给加工坊15公斤还是17.5公斤核桃仁，拿了工钱，多下来的核桃，还能自己吃上一点。每年秋天放秋忙假时候，食品加工坊要腌萝卜干。初一的时候，我去和女工、童工一起削萝卜尾巴，每天五毛钱。初二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和强劳力一起在腌萝卜的缸里使劲跳，把萝卜踩实，每天可以拿一元钱。农历10月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第一天回家，我的脚冻得通红，完全麻木了。我母亲帮我用温水慢慢泡暖和。第二天花了4.5元给我买了一双高筒胶鞋，结果到了盐水里，上面的胶一天就全部掉掉了。
我们那时候家里大多数时间吃食堂，但是有时家里也开小灶烧点饭菜。一开始烧煤球，后来有了蜂窝煤。但是每次从县城里买几十公斤要找船把它运回来，很不方便。父亲从哪里搞了一套蜂窝煤模具，做蜂窝煤的任务就是我的。37度大夏天，我真的体会到挥汗如雨是什么滋味。蜂窝煤里，也不知道是加进去的水，还是我身上的汗。
从12岁开始，我家水缸里的水就是我半担半担担回来的。第一次，我父亲到供销社食堂借来了水桶和扁担，并让食堂师傅用空桶做了示范怎么担水。至到了水边等小木桥上，我想多担一点，这样可以少跑几次，结果一下子没站起来，连人带桶都掉到水里去了。我从河里爬上来，湿漉漉地跑回家。我父亲对我说，“叫你少担一点。你就想偷懒，少跑路。换好衣服再去。” 我又噙着泪水走到河边，担回了人生中第一个半桶水。1979年，上大学后第一个暑假回家，还是我担水。离家之前的最后一天，我只担了半缸水。我母亲说怎么只担了半缸水？我说明天我就要走了。我母亲跟我说，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也不能这么讲出来呀。
这个小水桥，还有一个故事。河边的石头上，爬了一些螺蛳。我和小伙伴们把螺蛳壳砸了，把螺蛳肉用划细的芦苇叶扎起来放在水里，水里的虾咬着螺蛳肉。这时候就把虾拎上来直接吃了。多年以后我讲给我外甥女听。她说，“舅舅，你真会讲故事。”
我父亲为了锻炼我，还在供销社院子靠河边的地方找了一块5到10个平方米的地。从刨地，播种，浇水，到公共厕所里捞大粪施肥，直到收获，全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实在是不喜欢干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丰收的喜悦。直到现在我看到地里的事情，一看就头大。
我还跟我外公学过一点木工活和篾匠活，会用刨子、锯子、凿子、木工钻，还能把竹子劈成三层。当然了，我外公可以劈成九层。
我们家在曲霞一直没有建房子，都是住的集体宿舍。其他供销社职工都是自己买了建房材料，申请建房基地，自己砌房子。我父亲买好材料之后，供销社要建的营业大厅，我父亲就把砖头和木料借给供销社用了。我上大学之后，曲霞镇有人要卖房子。周围的亲戚说合他们以优惠价卖给我家。我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反正我也不会回来长住了。你们买不买，我不发表意见。直到晚年，这也一直是我父亲的一个心结。
第二排左二王树森，左三刘奎，右六蔡文凤，右三叶兴邦 （我的物理和化学都他教的，两个课拿了172分）。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我在那一年到曲霞中学开始读高中。7月份唐山地震后，江苏发出了地震预报。所有人都住在防震棚里。曲中把我们新入学的的高一分成了两个班。我们一班在东风大队蒋家八圩的一个树林里上课，二班在曲水大队一个竹林里上课。同时，学校在校园的沿围墙的空地上建防震棚，用油毛毡做房顶。从我家到我们班的教学点要从中学在建防震棚的围墙外边走。路上生产队农田里的红薯（我们当地叫山芋）和河里的的菱角都熟了。我们几个男生手发痒，刨了山芋，掐了菱角吃了。这是生产队的东西，偷吃是违法的。有一天，我的班主任刘奎老师把我找去，问我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我就把我们几个人偷吃山芋和茭角的事讲了。哪知刘老师脸色一变，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有比这个更坏的事。我心想，完了，我当了叛徒，把老师不知道的坏事交代出去了。那刘老师问的是什么事呢？后来我才知道, 学校防震棚屋顶的油毛毡上面有了几个洞。有同学举报我们路过学校校园的时候，在路边拿着泥巴从校园围墙顶上往里摔，怀疑是我们几个人把防震棚屋顶摔破了。
防震棚建好之后。我们回学校上课了。我们的数学老师王鹤君上课的时候喜欢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他走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坐在前排的王克利同学就站起来，学着王老师的模样做鬼脸。大家哄堂大笑。王老师从教室后面往前走的时候，克利同学又坐下去。王老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头雾水。
我们的物理、化学两门课都是叶兴邦老师教的。当时的化学概念，正好在把克分子改成摩尔。以前的老教科书都不能用了。克分子跟摩尔之间有个换算的关系，理解的时候有点复杂。叶老师有的时候算得不一定对。我就说出我的见解。叶老师很高兴。我们慢慢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
元旦后要期末考试了，数学老师王鹤君把我找去，说数学考卷需要刻蜡板。你的学习好，考试不用担心，刻蜡板的的任务交给你。我把我们的考题拿出来，叫了几个同学，在王克利同学家后屋里一起做了一遍。考卷印好之后，要把已经印过的蜡纸处理掉。我去处理的地方，又看到了初一班，就是我妹妹那个班的数学考卷。我就把她们班的考卷蜡纸带给我妹妹。她把考题告诉了几个同学，结果有一个同学听说这件事但没有拿到考题，就到学校去告发了。最后查下来我是罪魁祸首。处理的结果，把我的优秀团员拿掉了，保留三好生的荣誉。
当时已经对文化课的学习比较重视了。在农业基础知识课结束的时候，王树森老师进行了总复习。我那堂课正好在写班级的年度总结，心想，反正我都会，怕什么呀。到了考试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向后转，在后面的课桌上进行考试。我还真碰到了不会的题目,就转身到自己课桌里把教材拿出来看了。考试时坐在我后面的同学以前是住在我家前面的女生印同学。前面有几次考试，她让我告诉她答案，我没理她。这次被她逮到了。她就到王老师那边去告发。结果王老师根本不相信，他说杨震成绩这么好，怎么可能作弊呢？你不要自己学习不好就诬陷别的学习好的同学。
那学期学校还搞了灭鼠运动。每个同学抓到老鼠杀死后，把老鼠尾巴切下来带到学校交给老师。根据上交的老鼠尾巴的数目统计比赛结果。那天放学后我跟着刘奎老师去了他的办公室，看着他把收来的老鼠尾巴放在了办公室抽屉里。过了一会儿，刘老师说要上一下厕所。我就趁机打开他的抽屜，抓了一把老鼠尾巴塞到口袋里，第二天我再将它们交给刘老师。结果靠这点小伎俩，我居然成了我们班的“灭鼠冠军”。
1977年暑假，曲霞中学把我们几个居民户口的同学叫到学校，给校班工厂组装按钮开关。工资按组装的开关数量计算。我和上一届的王维萱同学老是第一第二，比其他几个同学多出来的钱就被起哄拿去买冰棍给大家吃。曲霞镇的户口情况有点特殊。本来镇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国家居民。五十年代的时候，来了一个26岁的区委书记吴荣富。农历四月初的一天，他在街上走，一位妇女在包粽子。吴书记讲，怎么这么早包粽子呀？现在离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呢。这个妇女讲，我们是居民户没有事情干，不包粽子干什么呢？这位吴书记的老婆也是农村户口。心想我老婆在地里都干活，你们在这边闲着。一怒之下，把曲霞这些居民户统统下放成了农村户口，只剩下两口子都是国家级干部和职工的家庭保留居民户口。直到1979年以后，这些家庭又恢复成为居民户口。听老一辈人说，吴书记在曲霞工作，其它方面口碑都不错，但是这件事情背了几十年的骂名。我们当时高中两届中居民户口同学可能不到10个人。做校办工厂的临时工，也就成了我们几个同学能享受的特殊待遇。
杨震（前排右一）后来与他的大学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