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毅 中国法制儒法合流驭民之术

何毅：中国法制小史(一) 先秦：儒法合流下的“驭民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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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观念去解读，因为中国的法律，一切目的都只是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驭民”，这和养育畜牲一样，主人为畜牲设定规则，并且这规则基本上是以刑罚和刑杀为手段的。

2022年8月28日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观念去解读，因为中国的法律，一切目的都只是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驭民”，这和养育畜牲一样，主人为畜牲设定规则，并且这规则基本上是以刑罚和刑杀为手段的。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诸侯各自为阵，尽管历经天下变乱和奋力改革之艰辛，但其间都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法典，倒是诸子百家之说，以及各国意义深远的变法运动及变法思想，才真正成了我国法制思想的渊源。其中，儒家之说及法家之论，直接对两千年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与法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老子著《道德经》极力倡导“无为而治”的时候，大约是他的同龄人的孔老夫子正在播种“仁爱”的种子。“仁者爱人”，这是孔子的名言。他认为，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统治者应当以“仁人”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身。

然而，孔子绝不是一位相信单靠“德”、“礼”便可治天下的理想主义者。他还紧护着“政”与“刑”的旗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乃是圆满的治国方略。想想吧，若是“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夫子把话说得清清楚楚，刑罚是专门为“民”而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其实是基于“刑”，乃是一种伪善。孔子声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把民众作为纯粹的奴隶和工具。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孟氏之儒的孟轲，怀揣着“恻隐之心”，苦苦地规劝国君推行“仁政”，以使天下“性善”的百姓皆有资产，过上一个暖暖和和的安宁日子。不过，韩非子注意到儒家“仁政”其实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在实践上犯不着认真地追究。《韩非子•五蠹》写道：“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战国的社会，天下纷乱，各施学说，百家争鸣，于是有墨子“兼爱”、“非攻”的声音，也有庄子要人们遵循上天之道即“天刑”的说教。

但是，此时法家的声音，不仅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各国执政的法家人士正在推行法制的实践。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仅是学术大师，而且都成为各国变法运动的首领。

在主张君主专制方面，没有一家学说像法家那样理直气壮。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的要求。其中，商鞅更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驭民五策”：

1. 一民：强制性洗脑，统一思想；
2.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 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4. 辱民：使民众无自尊自信，且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之中；
5. 贫民：除了生活必需，剥夺余银余财。

商鞅还提出，如果以上五者若不灵，则由官府杀之。

概括“驭民五策”的全部用意是，要让民众贫弱，一生之中无时无处地充满恐惧，才好自觉地服众于王者。

战国末期，孔氏之儒的代表荀子，已经在更多地强调法律制度的重大意义了。如果说把“礼治”和“法治”结合于一体的是一种功绩，那么，这一功绩肯定该归属于荀子了。荀子留给后世的英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出自于儒家却独树一帜的“人性恶”之“创造”。和孟子的儒家学说不一样的是，荀子主张“人性恶”，人们一生下来便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这些都是“恶性”的。所以，治国之术，便应“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主张，包括特权人士在内，一律对他们实行法治，凡是犯了罪的就不能饶恕，这叫做“刑罚不恕罪”，以便天下之治，四平八稳。

荀子的这一“创造”建立了本质上除是对人性压抑的律法论调，还是传统上法家驭民之术的调子，一切的律法，都只用于治民，而且要治得越狠才能越确保天下不乱。特别是在荀子的两位弟子韩非和李斯的活动下，荀况这支儒家派，实现了由儒到法的转变。韩非子极是赞同商鞅说过的一句话：“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把法视为治国的开端，这在中国的法律制度沿革方面是一个突破，这一突破仍然是由荀子打开的。《荀子•君道》言道：“法者，治之端也。”总之，法即是治，治即是法，通通都是为民众准备的。

当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出来说话的时候，法家的势头便更加有些势不可挡了。韩非子声称，“法”、“术”、“势”缺一不可，这才是治国之本。韩非子坚称，要让天下子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国家的统治，必须用暴力才能达到目标。实行轻罪重刑，可以使“小不过生，大罪不至”，“上设重刑而奸尽止”。总之，国君对于国民一定要心狠手辣，无论狠辣到什么程度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谓国泰民安。

战国后期，在荀子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儒法两家已经开始融流于一体，合流的目的只在于从王权的角度用心地治民。甚至诸子百家，皆为一丘之貉，如司马迁所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儒家的伪，法家的狠，最终都化为主人对待畜牲一样的治民之术、驭民之术。

法家的狠，有一生动事例。韩非和李斯，俱事荀卿，学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天性口吃，著书却能。李斯妒韩非才高于己，找借口使秦王加罪于李斯。狱中，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表白，自陈事项，却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却已经死了。对从前的同窗好友下如此狠手，可见这些御用文人的本性凶残。

总而言之，按先秦诸子的观念，特别是儒法合流之后，君王与国民的关系只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民众天生便是必须做顺民的，这也便有了他们所说的“驭民”之词。所有这些，决定了君王和国民的关系只能是主人与畜牲的关系，畜牲天生是谈不上有什么权利的——民众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得服管、服治!所以，民众都是被驾驭的!

作者：何毅 联系方式：[e-mail]

何毅：中国法制小史(二) 秦律，万事皆决于刑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历史上的统治十分短暂，只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历史上的声名远扬，这不仅仅是困为它铸造了震惊中外的焚书坑儒的罪恶，还因为它在中国最早建立和健全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制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完整的法典——秦律。这可以算是中国帝王“严刑治国”的开端。以秦律观之，中国历代“重刑轻法”、以刑治民、驭民而不是以法制理念、法度制度治国治民的状况初现端倪。

2022年8月29日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历史上的统治十分短暂，只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历史上的声名远扬，这不仅仅是困为它铸造了震惊中外的焚书坑儒的罪恶，还因为它在中国最早建立和健全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制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完整的法典——秦律。这可以算是中国帝王“严刑治国”的开端。以秦律观之，中国历代“重刑轻法”、以刑治民、驭民而不是以法制理念、法度制度治国治民的状况初现端倪。

自信心、报复心、雄心和野心，使得从西方边陲之地杀进中原，并完成兼并六国之大业的秦王嬴政更加自命不凡，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的嬴政，从此摒弃了“侯王”之冠，自命为皇帝。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并废除了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等等，规定皇帝按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

法治和行政手段勾画的又一个国家形象，是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与货币，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虽然秦始皇颁布的法典秦律不完全是他这个时期的发明创造物，却在此时最成体系和严密，也得到尽情地甚至是疯狂地实施的效果。在此之前，秦国的成文法初创于商鞅时期，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本，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而秦并六国过程中，又吸收为己所用的六国法令条文，几经修订增删，形成颇具威慑力的秦律。

根据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在尽并天下之前，秦律早已突破商鞅时的六章，仅“律”就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内史杂、尉杂、行书、属邦共18种125条。

秦律的内容可谓法网严密，条目繁杂、烦琐，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民间生活，皆有限制，且立规入微。如盗采人不足一钱的桑叶，要罚征徭役30天；盗人羊颈上的绳索，与盗羊同罪；私自移动田界者，要判处“耐”刑，即剃去鬓发，以示犯罪；禁民穿锦履，而何谓锦履呢？秦律明文，以丝织成的鞋，其上绣文，即为锦履。如此等等，可见得始皇“事皆决于法”的意图。

因此，根据秦律，一切不符合法度的“乡俗”与“私好”，都要禁绝；一切“奸邪”行为和“邪僻淫佚之民”，具属“不容”之列。全国上下，要做到“尊卑贵贱，不逾次行”。秦始皇在位期间，常常亲自处理各种案件，“以衡石量书，日夜不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可见集大权于一身之劳苦！

其实，秦王朝“事皆决于法”的本意，不过是“万事皆决于刑”的高压治国之术的体现，这可以从“轻罪重刑”的立法思想中得到反映。秦律规定，５人同盗，盗得一钱以上的尽斩左止（砍左脚）；甲盗不满一钱，乙发现却不抓获之的，乙当被罚一盾之钱。而层出不穷的秦王朝的施刑名目，更显示了凡事皆决于刑的血腥统治。

秦二世之时，朝廷发闾左適戍渔阳，陈胜、吴广等900人屯大泽乡。遭大雨，道路不通，度已失期。按秦律，“失期，法皆斩。”于是有陈胜、吴广之倡议：“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根据初步统计，在秦朝处刑的名目就有数十种，其中赀、笞、迁（流放）、耐、髡、黥（在脸面上刻字）、劓（割鼻子）、鋈（断足）、斩左止、宫或腐（男了阉割，女子幽闭）、戮、磔（分裂肢体）、弃市、枭首、绞、烹、诛九族、三族、籍没（注销户籍，没收为官家奴隶）、坑等等，皆是今天看来十分让人触目惊心的野蛮刑名。“轻罪重刑”的立法原则，正好投合了先秦法家“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的法制思想。

李斯是秦国的丞相，因为宫廷之争而失败，被施五刑而死。《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身着赭色囚服受刑。行刑者先在脸面上刺字，用刀割掉鼻子，割断其舌，刑吏数人用铜针、铁凿等，在额头和两颊刻凿创口，再砍掉左右脚趾，用藤条或荆条将人活活打死。多人轮番持棍狠杖于李斯两股，每杖之下，环列者皆群和之。待人死后，已是面目全非，人鬼不分了。此时，再砍下首级示众，最后将尸体剁成肉酱，在市场上将其肉卖掉以供食用。

李斯之死其实不值得同情，其本人和商鞅、韩非一样，将专制理论推向极端，他的“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的“督责之术”极是狠毒，只意在使民众时刻处于苛刑的恐怖之中，而他自己在具五刑之后，终致被夷三族。在秦王朝万事皆决于刑的时代，李斯之惨死，实在不足为奇。

2000多年之后的中外史家在写到秦王朝的焚书坑儒这段历史之时，还在痛心疾首，慨感许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么一个高压、集权和广施重刑的国度里，在这个事皆决于刑的国度里，焚书坑儒不过是这个酷杀政制中的一个小插曲。

作者：何毅  联系方式：[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