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近代落后的特点。
唐宋元明清，很多人最向往的恐怕就是唐宋两朝了，这也是古代中国朝代中最耀眼最灿烂的时代，但唐宋之后，我们在世界上其实就已经开始逐步落后西方。
只是这一点直到清朝才逐渐显现。
中华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筑能证明国家的出现而论，苏美尔和埃及都要比我们早上数千年。
但我们后发先至。
在西周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就第一次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制度，该制度比欧洲要早了近1800年，这是我们领先欧洲的地方。
封建制之后，我们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郡县制，同样也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封建地，以郡县划分，这让皇朝的权力高度集中，这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
而欧洲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了类似春秋时期构建的统一权力集中的过程。
但在此后的数千年时间里，我们始终在郡县制的框架下，从未走出去过。
近代的特点是什么？是先有文艺复兴，再有工业革命推动了技术和科学的思潮，但这些在郡县制下，几乎没有发展的土壤。
文艺复兴是改变人的思想，只有思潮发生了重塑，才有可能推动科学和技术的浪潮，从而出现工业革命。
但很遗憾，我们最“百家争鸣”的时代，反而是数千年前的春秋时代，而不是发生在近代。
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一刻，我们的思想框架就已经定好了，几千年来都在儒家的框架内活动、思考，如何跟得上近代世界的变化呢？
因此，如果非要追溯近代落后的根源，本质上其实追溯的是数千年来封建思想的余毒。
这就好比我们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会发现，越到后面，那些高深莫测的武功反而失传了，例如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六脉神剑等等，这些武功在金庸最后写到清朝小说《鹿鼎记》时，几乎都失传了。
当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前人的武学那么厉害，后人就真的无法自创更厉害的武学吗？
这个问题，我想本质上近代落后的根源是一样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相当于《三体》中的质子那样，给我们套上了一个枷锁，这导致我们在此后的数千年时间里，不管如何创新，新的封建王朝不管如何努力改善，始终都围绕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始终都围绕在儒家的框架内。
郡县制下的权力集中，和欧洲相比，有这么几个特点：
大一统郡县制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制下，自治社会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一切社会组织打散，用郡县制对全国进行了格式化；同时期的欧洲依然有着较大的自治传统，因为欧洲封建自治，反而保留了一定的庄园、行会、教区，这让后来的欧洲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郡县制下，帝王受到的约束很小，几乎没有；反观欧洲，帝王会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的约束。
郡县制下，由于帝王的独占性，帝王通常会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甚至会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
例如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这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海盗的掠夺。
更重要的是，明清两代的帝国制定策略，出发点总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经常会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大规模征调人力资源，被征调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了服役的时间，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秦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如此，刘邦才会选择“起义”。
郡县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长时间和大面积的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欧洲因为一直没有完成大一统，各民族地区之间出现强烈的竞争态势，小国林立虽然动荡不休，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发挥。
这是不同体制下，所导致的社会思想面貌不同，由此东西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清华大学光华学院李稻葵的研究发现，明代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财政规模就已经相差不大，但是明朝和英国的钱却花在了不同的地方。
明朝的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费，对宫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军费开支。
英国的收入则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转移支付，这带动了国内其他投资的上升。
也正因如此，在古代历朝历代中，有一个“周期性的崩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尽管郡县制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持和平，在各个王朝最长的时间也不过维持两百多年，几代人而已。
在王朝更替时期，各地农民起义居多，造成了伤亡一点也不低于外部危机造成的伤亡。每次王朝更替，死亡人数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由于对帝王缺乏有效约束性，官僚系统庞大权力难以制约，在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王朝每汲取到一分税赋，下面的官员可能会额外贪污十分。
因此历史上，每个王朝的中后期，总是出现汲取能力过度的问题。
由于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不能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冲突下，没有妥协性的渠道，要解决问题，只能通过战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起义这个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东亚居多。
古代王朝周期性的崩溃，其实遵循着新建王朝、勤政节俭、贪污奢靡、加大税赋、不堪重负、农民起义，这么一个过程。
过度汲取，钱不在民，这导致我们明清两代离世界越来越远，越来越落后。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路径依赖。
从秦到清，一直都是围绕这种模式去运作的，一直都是以儒家为遵守，这就导致了数千年的发展下来，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一个几十岁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呢？
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转型成功，这是因为日本的幕府制，和欧洲的“小国林立”相当类似。
当然，有一个说法是，清朝要向现代化转型，应当比日本更快，毕竟只要皇帝一句话，下面的人必然照办。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清朝要想现代化转型，肯定会比日本快得多，因此康有为说：“皇上大权独揽，没有日本幕府将军专权，指挥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样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远过日本。”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赖肖尔的解释是，清朝的“如臂使指”恰恰是转型的最大阻力：“清朝国土虽然辽阔，但帝王有力量粉碎一切非法的地方反应。在清朝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被帝王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清朝的民众运动。”
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清朝。
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客观来说依赖于小国林立的特殊条件，无独有偶的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也因为诸侯林立，可以在危机面前做出多种选择，从而使正确的选择脱颖而出。
根据八国联军的记载曾写道：
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清朝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
这让我想起了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中的经典台词：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总的来说，我们近代落后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郡县制的局限性，也有儒家禁锢思想的框架导致，更有每个王朝难以更改的后期腐败奢靡，以及没有用钱于民，没有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的概念，以及帝王自大的愚昧。
以郡县制为基础，尽管每个朝代都吸取了上个朝代的失败，对其进行了一些改良，但这就像“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问题解决了，总有另一个新问题出现。
汉朝建立，总结秦的失败说：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
刘邦明智地立了太子，结果又来了太后干政。汉武帝接受了这一教训，立小儿子为太子后，就把小儿子的母亲杀了，防止她以后专权干政。
明清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多。朱元璋开国后总结宋朝腐败，立下最残酷严厉的刑法来禁止贪污，又设立东厂来制衡官员，结果东厂没人制衡后面又搞个西厂，结果到最后明朝十万人当宦官，朝中风气弥散，最后还是免不了灭亡。
清朝同样如此，大兴文字狱、剪辫子，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性。
一个王朝的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机开机，开始总会运行得比较顺畅，甚至还会出现盛世，然而几代之后，就会腐败混乱，从而出现农民起义，当王朝系统崩溃后，又不得不出现启动。
这个游戏我们乐此不彼地玩了2000年，但每个新王朝所反思的前王朝的教训和经验，又总会以另一个新的形式出现，却从未人思考过改变这个思路。
因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建立在维护自己的帝王之上的，也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近代落后。
所以我们留下了一套史书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东西晋，南朝北朝是对头，宋元明清帝王休。”
每一位皇帝都在思考怎样保住皇位不让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在不停寻找自己的漏洞，加以修补，这成了一个循环，也成了一个权力的游戏。
当权力变成了游戏，只在意传承的时候，怎么能不落后呢？
近代的落后，是多方位的，是自上而下的。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