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穿马褂、扎辫子，英国大学门口为何矗立着一位中国人的雕像？
世界华人周刊
今年的8月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
从去年冬天的疫情阻击战，到如今的常态化防疫持久战，白衣天使们逆行出征、奋战一线，守卫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这也让今年的医师节，格外受到关注。而提起中国现代医学，黄宽这个名字，永远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门口，至今仍矗立着这位中国人的雕像。
被誉为“中国西医第一人”，他是现代医学的先行者，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博士。
早到什么程度呢？
他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中国还处于太平天国时期。
1、
穿马褂的清代博士
1857年8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一眼望去，整个礼堂座无虚席，几乎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
唯有一个例外。
黄皮肤，黑头发，穿着马褂，蓄着辫子，在人群中显得十分突兀。
他就是黄宽。
在他的“加封”仪式上，爱丁堡大学著名医学家辛普森特别提到：
“在你们中间，黄宽作为一位值得称道和谦逊的学生，赢得了高度评价。
“他所获得的奖励与荣耀给我们带来希望。
“我相信，作为毕业于欧洲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成为西方世界医学艺术与科学的代表，将在他的国人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面对西方医学机构与医院抛出的橄榄枝，黄宽一概拒绝，毅然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祖国。
“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他为此倾尽了毕生心血。
2、
免费的教会学堂
1829年，黄宽出生于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东岸村，自幼父母双亡，与祖母相依为命。
他喜欢读书，也很聪明，祖母将他送进乡村私塾，跟着私塾先生学习。
但黄宽的家里实在太穷了，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读到一半，便不得已辍学了。
12岁时，黄宽听说澳门有一所免费的教会学校，不仅不收学费杂费，还能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
这令黄宽大喜过望，欣欣然前往澳门，报名进入校内学习。
该教会学校，便是大名鼎鼎的马礼逊学堂——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洋学堂。
● 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堂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专用于培养教牧人才，课程有神学、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机械、音乐等，教学内容非常丰富。
这些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新理念，为黄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沉浸其中，学习尤为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黄宽在马礼逊学堂整整学习了5年，期间，学堂从澳门迁到香港，他便也随之来到香港。
1846年，时任马礼逊学堂校长的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因夫人患病需要回国。
临行前，布朗站在讲台上，询问有没有谁愿意随他同去美国，届时不仅能享受更优渥的教育资源，还能为家里挣得一笔补偿金。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背井离乡，坐3个多月的船，去一个全是“红毛鬼”的地方读书，大多数人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
教室里一时陷入了沉默。
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最终只有三个学生站了起来。
作为其中之一的容闳，多年后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寥寥数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几位留学生，在做出人生重要抉择时的瞬间。
若干年后，黄宽的两位同窗亦有作为：
容闳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黄胜则筹建了中华印务总局，参与创办《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及《循环日报》等多家报纸，成为一代中文报业先驱。
3、
曾是李鸿章的私人医生
来到美国后，黄宽等人进入布朗的母校——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
因成绩优异，黄宽在毕业后得到了教会的资助，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
这是英国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七大古典学院之一，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学术象牙塔般的存在。
● 爱丁堡大学
黄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他更加刻苦，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完成了7年学业，最终以排名第3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那个年代，纵然在英国，医学博士也是凤毛麟角，黄宽完全可以凭此在欧洲过上优渥的生活。
但他谢绝了欧洲医学机构的盛邀，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落叶归根，这种属于中国人的独特浪漫，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位同胞的骨子里。
回国后，黄宽遵照资助人的要求，到香港的教会医院工作，兼任传教士。
然而，一些白人传教士固有的种族偏见，让黄宽感到非常气愤。
终于，在勉强工作了一年后，黄宽辞去了教会职务，转而奔赴广州，接办惠爱医馆。
那时的西医在中国人心中，既感好奇，又有些抗拒。
这些“大胡子”“红毛鬼”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有时候还会解剖人的尸体，看起来实在恐怖。
而黄宽不一样，他不是“红毛鬼”，他说的是广东白话，却能像西医那样治病动手术，加之医术精湛，很快名声大噪。
在黄宽的大力整顿下，惠爱医馆业务蒸蒸日上，仅1859年，便接诊病患2.6万人。
随着名气不断增大，黄宽的名字传到了李鸿章的耳朵里。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黄宽受邀进入李鸿章幕府，担任医官，即李鸿章的私人医生。
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与太平天国作战，黄宽不必去前线，留在幕府中深感无聊，更无法适应满清政府的官场习气，半年后索性辞职。
上海道台丁日昌极力劝他复职，并许给他种种便利，但黄宽终未同意，径直回了广州，办起了自己的诊所。
1863年，中国海关医务处成立，在全国聘请医官。而首批聘请的17名医官中，仅黄宽1人是中国人，其余16人都是外籍医师。
在职期间，黄宽详细观察记录了广州地区中外社区的公共卫生状况、流行病及用药疗法等，为早期的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和口岸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参考。
● 广州粤海关旧址
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成立医学堂，黄宽被聘为教师。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在徘徊与探索中艰难起步。
黄宽教授读博期间专攻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
他撰写教材，涵盖三年制的基础理论和两年制的临床实践，并为学校建立了实验室和标准间。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为国家首次打造出了现代化的医疗培训体系。
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自己培养的西医专业人才。
而博济医学堂，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山大学医学院。
1867年，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每日忙于诊务和教学。
经他治愈的病患多不胜数，仅有记载的膀胱结石手术，便做了3000余例。
黄宽也被誉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师”。
4、
白衣执甲，仁爱无疆
1878年10月，黄宽罹患颈痈疽，适逢英国驻华领事夫人难产，求他出诊。
虽经家人再三劝阻，黄宽仍决意出诊救治。
最终，领事夫人平安，而黄宽回家后颈痈疽突发，于12日与世长辞，享年49岁。
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惋惜。
据说，当年从广州赴美途中，黄宽、容闳、黄胜乘坐的“女猎手”号邮轮，在圣赫勒拿岛靠岸，补充粮食和淡水，三人借机去凭吊拿破仑墓。
●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墓
他们在墓前的柳树上折一柳枝，带到船上倍加爱护。布朗体会到弟子离别祖国的心意，将柳枝种植于纽约阿朋学校内。
后容闳重游阿朋校园，柳枝已长成大树。待黄宽去世，柳树也已枯萎，可谓“树犹如此，人更何堪”。
不胜唏嘘。
如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内，黄宽的雕像高高矗立，纪念着这位前任院长和中国西医事业的奠基者。
顺着雕像望去，不远处，黄宽的故乡东岸村绿树葱茏、繁花似锦。
作为毕业于欧洲医学院的第一位中国人，黄宽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将西方医学艺术，引入了百废待兴的中国，更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如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所评价：“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体现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
2007年9月，在黄宽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50周年之际，应爱丁堡大学邀请，珠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晓东，率珠海市文化代表团一行，参加了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的开学庆典，并向爱丁堡大学赠送黄宽铜像。
同年11月，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博尔顿一行访问珠海，就建立“爱丁堡大学-黄宽奖学金”及两地大学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黄宽已故，但他的精神，已在中英两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
白衣执甲，仁爱无疆。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无数学子寒窗苦读，立志成为医学生，努力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抱负。文/牧龙闲人
这座英国爱丁堡大学复制而来的铜像 为何矗立中山大学？
今天，接受手术治疗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通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普及不过一百多年时间。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伯驾曾说，“西方的大炮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手术刀挑开了中国的门帘。”
外来的医学技术究竟如何在一个激荡时代进入中国？背后是否隐含着激烈的文化和观念冲突？
179年后，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历史，探寻西方医学技术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落地历程。
中山大学第五医院院内，矗立着一座黄宽的铜像，这座铜像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复制而来，为了纪念他在中西方医学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1856年8月2日，一位华人留学生带着全套眼科用具、一部印刷精美的多种语文《圣经》，以及伦敦会奉上的50英镑置装费，告别学医和悬壶六年的爱丁堡南下，在伦敦外港登船回华。
他就是黄宽，伦敦会派出的第一位华人传教医生。
黄宽出生于1829年，童年时父母早亡，在祖母拉扯下长大。由于没有劳力，家境困难，生计维艰，黄宽无力求学。幸运的是，时代给了他一个新选择。
11岁时，他听到了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招生信息。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主要招生中国贫困学生入学，学习英文及西方科学知识，了解西方文化。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进马礼逊学校的人都是穷人小孩，马礼逊学校在早期为了招生，提供免费的食宿，甚至给读书小孩家里面补贴。
这条路是东岸村通向澳门的官道，也是广东香山通往澳门的必经陆路。1840年，就是沿着这条道路，黄宽走向了远方。后来，晚清最早的买办之一唐廷枢，民国总理唐绍仪，以及国父孙中山都是沿着这条道走向海外求知。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吴青：
关于留美幼童的籍贯，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广东籍的留美幼童的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是占70%，而香山县的人数又占广东籍的差不多接近50%。
得益于这样的开化之风，1840年，黄宽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学校。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割让给英国，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容闳、黄宽等6个人随同来到香港读书。1847年，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准备回美国，他选中黄宽、黄胜和容闳三位优秀学生，带往美国学习。
高中毕业后，容闳留在美国，考入耶鲁大学，日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黄宽则于1850年独自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世界医学的中心是在爱丁堡，它最早的建立了现代医学的教育体制，出来一大群的医学的学者和专家。牛津剑桥它有带有一个传统和古老的这样一个机制，它的门槛很高，非常难进去，但是爱丁堡是非常开放的，其他人都可以去旁听，是一个学术非常活跃，而且是一个世俗化的学校。
在18世纪后期，爱丁堡大学医科发展成欧洲著名的医学教育机构，吸引各国不少学生前往就读，到1799年为止，共培养出1143名的合格医生。
黄宽求学时，外科消毒学之父利斯特，无痛分娩的开创者辛普森都在这里执教，辛普森曾在1867年首次使用氯仿做为麻醉药帮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成功分娩。
20世纪以来，爱丁堡大学医科获得了7个诺贝尔医学奖。2020年，中国著名的呼吸病学学家钟南山获得爱丁堡大学杰出校友称号。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很多医学院校都是以爱丁堡作为样板来建的。中国近代早期的一种医学体系教育就叫爱丁堡式的教育体系。你就可以想象爱丁堡它对世界的医学院影响多么深远。
黄宽自小聪慧用功，又幸得名师亲炙，在爱丁堡读书期间，他成绩优异，拉丁文和植物学学科都得过年级第一名，后来，其博士毕业论文也被选为学院优秀推荐论文。
在黄宽入读爱丁堡大学一年半后，不知何故，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对他的赞助突然中断。为了完成学业，黄宽只得申请由爱丁堡医药传教会设立的“学生补助款计划”，并接受协定，毕业后前往中国做传教医生。
1855年，黄宽顺利毕业，在做了一年的实习医生后，他受伦敦会理事会的派遣，以助理传教医生的身份前往中国。成为爱丁堡医药传教会成立以来补助并培养的第一位中国西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他受的训练是比较完整的，他的职业性和专业性都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在中国的他们要拓展他的医学和教育事业当中，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中国人，身体力行的去解释和消化西方的科学知识。黄宽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1858年2月，阔别11年后，黄宽回到祖国，在广州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黄宽先是在十三行开了一家小诊所，后来又前往由传教士合信创办的惠爱医馆。
这是黄宽当年绘制的尿路结石图。在医学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膀胱结石看来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在当时的中国推行却并不容易。
仁济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刘祖德：
西方医学是敢动刀的，可以把病人解剖，把病人的肚子打开、胸腔打开，甚至脑袋打开，但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这个医生就是你当医生，你也不敢动刀把人家肚子挖开，把人家脑袋打开。
根据博济医院的年报记载，从1858年3月至1860年6月，黄宽共有近52976人次的诊疗。住院病人也从1858年年底的36人增加到了1860年年中的430人。
医学史学者 陈小卡：
手术是他的强项，他比较有影响或者比较出名的是结石术。有记载的都有数10例。广东这种气候条件很多人肾结石，所以就是从膀胱上取石头出来，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手术，是很先进的。由于他水平最高，当时把难度最高的手术基本上都交给他。
1859年，黄宽已经三十岁，工作稳定，到可以成家的时候了。按照伦敦会的规定，传教医生结婚后可以每年的薪水可以从150镑提高到250镑。黄宽于是写信向伦敦会透露意愿，询问情况。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吴青：
他给伦敦会写了一封信，表达出要他想成家的意愿，要求希望伦敦会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婚后就应该是250磅的年薪。
伦敦会接信后却回应，中国人生活方式较为简朴，花费较小，不需要和欧洲传教士相同的薪水，而且黄宽工作两年来，应该已有不少积蓄，和中国女性结婚，生活成本也不会提高太多。
伦敦会认为黄宽支领的150镑单身年薪，已经超过会中其他中国职员的三倍，这笔薪水远高于他的实际花费，因此拒绝在他婚后提高任何待遇。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当时一年年薪150英镑，大概是600两银子左右，这个收入在中国当时社会里面算高的，那个年代里面普通人收入一年也就是50个大洋。
然而黄宽并不这么认为，回国前伦敦会和他已经有过约定，享有和英籍传教士同样的一切权益。为此，他据理力争。除了附上相关的文件抄本作证外，还声明：我不能接受同等付出下拿较欧籍传教士为低的生活费用，我也无法只领150镑钱而做250镑的事。
医学史学者 陈小卡：
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比英国的简朴，只能拿1/3，就太欺负人了，而且你要注意，他们都是一群什么人呢？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就是说全世界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一视同仁的。那怎么英国人他拿待遇他就可以，在其他国家的人那就不可以。
有明确的书面文件为证，理屈的伦敦会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然而，黄宽与伦敦会及英籍传教医生之间的矛盾已经埋下。
1860年，英国新来的传教士接连投诉，黄宽的华人助手集体接受建屋商人的回扣，黄宽自己还放高利贷。伦敦会指责他有违传教士的名誉和立场，黄宽不得已，最终决定辞职。
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刘远明：
按照我们中国人讲的两头不靠岸，这就是个身份认同问题，他本身对他的身份的认同，以及外部的对他身份认同，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冲突。
黄宽的辞职结束了他四年的传教医生工作，也结束了伦敦会这场不成功的实验。黄宽离开伦敦会后，先前往香港，就任政府公立医院“皇家医馆”院长。后又回到广州自行开业，同时被执掌清朝总税务司的赫德延揽为粤海关医生，一直任职到1878年过世。
长期研究医学史的崔军峰说，黄宽是中国传统科举时代的边缘人，但正是这样一种边缘身份使得他率先进入了新时代，接触到了西方文明，他跟他的西方同事一样，都率先把西方现代医学带进中国，并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留存于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