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5日）1968年在意大利Bellagio。摄/Carole Sivin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着名“李约瑟难题”，引发了海内外各界持续的关注与讨论，至今仍是中国文化与科学发展讨论中避不开的问题。 最近，一本关于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幕后故事的着作在中国出版。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特为此书撰写导读、推荐看点。 他评价说，“这是一本难得的佳作，必将引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出版史领域专家的关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约瑟及其工作的人阅读。”撰文 | 刘钝
李约瑟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有些人还会振振有词地说起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书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但是知道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七大卷将近30个分册的鸿篇巨制的人并不太多，遑论认真读过其中的一册或数册了。
李约瑟是谁？他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书？这样一个大部头着作是如何完成的？这部书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由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晓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合撰的《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以下简称《大器晚成》），以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生动的笔触、有趣的历史故事，首次披露了这一历史名着从选种到开花结果的过程。
部分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本书的章节安排恰当地唿应了“大树是如何长成的”比喻。在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李约瑟的着作和生平之后，作者开始论述他的“中年危机”和“命运转折”，然后正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的筹划、编撰、出版与发行过程。以下列出后面各章的标题和我特别推荐的看点。“种子—— 一个选题的建议”：1948年5月18日李约瑟致信剑桥大学出版社（简称CUP）秘书罗伯茨投石问路，后者可不是普通的出版家，不久他就转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达10年，随后担任过剑桥大学执行副校长，还是英国电影协会和伦敦福尔摩斯学会的主席；CUP的历史与现状；李约瑟的初步计划清楚区分了前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李约瑟的筹码及其资料储备；1948年5月21日CUP理事会原则上同意SCC选题；1951年11月CUP为李约瑟还在写作中的书发布了广告。
经验老道的出版社1951年就为李约瑟写作中的书发布了广告 。©剑桥大学出版社“生根——研究和写作”：李约瑟从其他领域借来两个工具——“滴定法”与“复式簿记法”；建立专门的人物、书目和术语卡片系统；古代青铜器铸造流程和SCC出版流程的类比；“胜冗子”实至名归——驾驭浩瀚的资料与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何丙郁笔下的李约瑟写作过程；李约瑟的“铁路线路图”与“蓝色的土地”；从1944年10月开始，SCC的目录就在不断扩充更新中。
1943年5月李约瑟草拟的一份提纲，内中已勾画出了那个后来被称作“李约瑟问题”的宏大纲领 ©NRI
“破土——突破语言的障碍”：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书籍出版的异同；上世纪50年代生产一本书的几个阶段；在英国遭遇汉字排版问题；顾效中与伦敦的中华印刷公司；1951年11月李约瑟交出第一批书稿，当时预计全书总计3164页，已完成1911页，其中交稿1575页，还有1589页需要润饰和最终定稿。
具有中文排版经验的Lund Humphries公司的排印车间 ©剑桥大学出版社 该公司与伦敦的中华印刷公司拥有的不同字号的5万个汉字字模是出版SCC的重要保证之一。“分蘖——第一次扩充”：1952年1月CUP正式反馈，同意将一本书扩充成一套书并考虑分卷出版销售；同年2月李约瑟提交七卷本的设计方案；李约瑟为SCC制定专门的注释、引用格式与文献分类体系；有关中文书名的插曲（酒吧餐巾纸上书写“中华人民科学技术史”“十宿同志编着”）；冀朝鼎题写中文书名；烦琐的中西文混合文本编辑；重要的幕后英雄伯比奇登场，1952年6月9日来访确定版式、章节、字体等细节；成本核算以及李约瑟在版税问题上的妥协；装帧问题；地理学家哈兰出借在四川道观获得的壁画；李约瑟对画中人物考证并决定用作SCC封面背景；“在飞行中造飞机”——不断修改补充令文字编辑和排字工人不胜其烦；中华印刷公司的困境、多方求援，剑桥大学理事会最终决议收购其全部中文铅字；首卷的定价、宣传和营销；印刷商克拉奇利和他的新举措；关键时刻李约瑟获得伯林根基金会资助及中科院的订购询问；现在轮到李约瑟催问出版发行进度了。
1952年6月李约瑟的目录及暂定中文书名，正式出版时“人民”二字被去掉了 ©NRI
“成长——前三卷的出版”：赶在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召开前夕，SCC导论性的第一卷于1954年8月18日正式出版；长达29页的总目录展现了作者的雄心，在“导论”中勾勒出包括七卷50章的宏伟计划，没有人会怀疑SCC将不断推出（实际上这是李约瑟的一个冒险宣传，在SCC之后出版的卷册中这一计划不断调整扩充，但总的架构没有变动；这一策略成功“吓阻”了潜在的竞争者而使他和CUP早早占据学术高地。不过中文简、繁体译本都没有收录这个总目录）；好评如潮，正面的评论者包括费正清、汤因比、萨顿、恒慕义等知名汉学家和史学家；“把煤运往纽卡斯尔”——中科院收到人物索引卡片的缩微胶卷；倒逼中国——竺可桢发文和组团出席国际科学史大会，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建立；印刷业罢工与第二卷校排遇到困难；惠康信托会与霍尔特航运公司的及时雨；李约瑟发挥外交才干，沟通、妥协和继续寻找金主；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第二卷于1956年顺利出版；包括天文、数学与地学在内的第三卷，延期至1959年问世；CUP对SCC的销售与定价。
1954年8月剑桥大学出版社赶在第23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开幕时推出SCC第1卷，图为会议期间的展览摊位 ©剑桥大学出版社
“分枝——再次扩充”：1957年底，物理及相关技术的第四卷手稿已大大超出原来计划，在伯比奇等人的支持下，CUP同意分成3个分册出版；第一卷的脱销使CUP信心爆棚，以后多次重印；中国方面的关注和李约瑟开始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家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除了排字无所不作”的伯比奇与他领导下的强大团队；CUP内部改革；1971年开始第五、六卷编撰出版工作，开始约请不同作者分头撰写书稿再由李约瑟统编加工；众多合作者加入到SCC写作计划中来；席文、库恩以及老友鲁桂珍、黄兴宗等；关于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五卷扩充到14个分册；关于生物及相关技术的第六卷扩充至6个分册。
幕后英雄伯比奇（左）与布莱克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 ©剑桥大学出版社
“开花结果——《火药的史诗》的出版”：1971年法兰克福书展被问询SCC有无军事内容，伯比奇一如既往地保卫李约瑟的领地；出于对道家与炼丹术的兴趣，李约瑟格外重视火药的发明和传播；王铃在SCC前期的特殊贡献及其个人问题；1973年2月27日伯比奇致信何丙郁寻求解决办法；何丙郁的顾虑与君子风范；1978年初何丙郁提前交上“火药篇”初稿，李约瑟极为满意；1981年初李约瑟联系英国皇家军械所进行模拟实验；李约瑟自豪地宣称科技史学者会令一般的历史学家羡慕，“因为我们有机会去重复那些古人们做过的事情”；在何丙郁初稿基础上增补大量内容后，《火药的史诗》作为第五卷第7分册于1986年出版，合作者署名依次为何丙郁、鲁桂珍、王铃。
李约瑟与他早期最重要的合作者王铃 ©NRI
“大树——一项事业的建立”：从合作者到独立署名，钱存训的《造纸与印刷》（第五卷第1分册）和白馥兰的《农业》（第六卷第2分册）；CUP做了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首任馆长菲利帕·霍金是后来鼎鼎显赫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妹妹；1968年伯比奇发起，在英国注册成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可口可乐公司高管希林劳关注SCC并给予重要支持；1977年在美国建立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得到多家跨国公司与非营利基金会的资助；1979年成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香港分部，两年后独立登记为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毛文奇、李励生等人的贡献；新加坡银行家与李氏基金会的资助；李约瑟研究所（简称NRI）从宣告建立到新址落成，如今已成为西方最重要的中国与东亚科学史研究中心；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中文译本；义工所长何丙郁；古克礼、梅建军先后继任所长，为SCC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前港督遗孀尤德夫人、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前院长劳埃德爵士等名人先后出任信托会主席，古克礼被聘为SCC总编辑；李约瑟的晚年和他的未竟事业；菩提树下的三块蓝碑；2004年SCC第七卷第2分册《结论与反思》出版，距首卷问世整整50年。
1981年女王夫君爱丁堡公爵前来参观落成后的李约瑟研究所新楼，李约瑟身后是鲁桂珍与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毛文奇 ©NRI在题为“无尽的梦想”的最后一章，作者回顾了贯穿整个SCC计划的“李约瑟问题”，从出版史的视角反思这一问题在比较文明史与“知识生产”上的意义，总结了这部“大器晚成”的文化巨着在信息化时代来临时对今人的启示。
1990年4月何丙郁正式接任李约瑟的职位，从此当了12年无薪所长 ©NRI李约瑟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梅建军为此书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的主要评论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只引述其中关于此书能够圆满完成的两段因缘：“一方面是NRI在2007年已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完整的编目体系；另一方面是王晓博士的好奇心，当他第一次从莫弗特先生那里获知SCC档案的存在时，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宝藏！”
位于剑桥西尔维斯特8号的李约瑟研究所，引自NRI官网。左侧菩提树下的三块蓝碑指示李约瑟及其两位夫人骨灰的安葬地，前方的太湖石系中科院卢嘉锡院长所赠。作者之一王晓是一位专注文化大数据建设的出版家，本科学习物理，后来在上海交大攻读博士，博士论文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版技术变革研究》，他于2014年到NRI访问，立即被SCC的丰富档案所吸引，以后又以合作研究者的身份多次前往从事研究。另外一位作者莫弗特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汉学系，后又留学北大中文系并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熟悉中文典籍，能说流利的中文，自1992年起担任NRI图书馆馆长，与CUP以及西方各大图书馆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是李约瑟遗产的重要守护人。两位作者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一个勤于笔耕并对编辑出版流程有充分了解，一个熟悉相关资料又有充分的学术人脉。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两位作者收录了许多第一手档案的图片并给出必要的中英释文，为本书的学术性和史料的丰富与可靠奠定了坚实基础。信息化的高新技术与人类学习方式的飞跃进步已经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有朝一日人们对一套大书诞生的过程，可能会像今天的多数知识人对唐代雕版佛经或古登堡印刷《圣经》一样，既有浓厚的历史兴趣又语焉不详。就此意义而言，《大器晚成》诚为人类出版印刷史领域的一部杰作。本书不但忠实记录了SCC成书的经过，也涉及与SCC计划共生的NRI的发展历程，为那些愿意深入了解李约瑟及其事业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本书为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大型写作计划的酝酿和实施，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学术队伍的组织，信托会、非营利学术机构与大学的关系，作者与出版社的合作与博弈，国际风云变幻与学术思潮流变中的价值判断，学术赞助与国际合作等，都是科学机构史与科学社会学研究者感兴趣的题材。
1999年10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剑桥大学期间接受已出版的SCC 后方左起：莫菲特馆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何丙郁所长，Sir Geoffrey Lloyd ©NRI
对于这样一本出色的书籍，我还是像平时撰写书评那样，愿意补充一些商榷性的评论和建议。书中提到许多对SCC计划给予慷慨资助的个人与机构，但是不知为何没有言及“龙腾计划”。这是一个始于1996年，得到中（包括其时尚未正式回归的香港）英政、商、科高层人士支持，历时5年完成的研究与商业计划，核心产品是一套与SCC相配的8集电视系列片，扣除成本后收益用于捐助NRI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鼓励它们继续从事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龙腾计划”的收益是NRI这个民间学术机构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学术捐赠，书中对此似乎应提一下，特别是香港恒生银行前董事长利国伟先生，以及他牵头成立的中华文明教育基金会对李约瑟事业的宝贵支持。
在李约瑟辞世后的第二年，1996年，NRI推出了一套面向中国与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专着系列丛书（NRI Monograph Series），当时的所长古克礼担任系列主编至今，前三册由CUP出版，后来劳特利奇出版社接手，目前已出版专着（含文集）16种。王铃是书中出现的一个特殊角色，主要由于他的延误，李约瑟特别看好的《火药的史诗》——萌发于1944年的四川李庄，直到1986年才作为第五卷第7分册正式出版（在李约瑟的计划中，第四卷第1分册介绍指南针，一度把第五卷第1分册留给火药、第2分册留给造纸与印刷，这样就把“四大发明”都置于SCC的显着位置中）。尽管两位作者用词委婉，还是难免给人留下王铃举止乖张的印象。实际上，王铃是整个SCC撰写计划中除李约瑟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他是前四卷中5个分册的唯一署名合作者，对第四卷第3分册、第五卷第6分册与第7分册也都有重要贡献。1944年王铃经李约瑟推荐前往剑桥大学留学深造，两年后李约瑟结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从巴黎返回剑桥投身SCC计划。王铃则一面攻读学位，一面协助李约瑟进行资料准备工作。1949年以后，来自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和原派出机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经费都已告罄，为了留住这个重要助手，李约瑟曾亲自“化缘”或自掏腰包对他提供资助，书中对此都有如实的叙述。只是王铃在英国时间较长，1956年在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没有一个正式位置，加上个人生活不顺，日久渐生离意。几乎与此同时，新中国正在启动科学史研究的组织建设，争取王铃回国也是其中一项内容。李约瑟听到风声后非常焦虑，亲自致信郭沫若、竺可桢等中科院领导以及王铃亲属，说明自己正在从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离不开王铃的帮助。为了支持李约瑟的工作，中科院决定给予王铃副研究员名义并支付相应的薪水。王铃后来回忆，他前后收到的中科院发的薪水约有2000英镑，这在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一笔不算小的特别开支。
1956年1月20日，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致信李约瑟，告知对其工作与王铃个人的支持。 © NRI有关配合李约瑟留住王铃为SCC计划工作的详情，在中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已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也透露了一些信息。由此想到，这本有关李约瑟及其着作的专着，特别是他的数度访华、简繁两种中文译本的出版、图书资料等方面的慷慨援助等，如能补充中国方面（包括台湾地区的研究机构、基金会等）的材料，其原始资料的丰富性将更上一层楼。
2000年7月7日时任副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向来访的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赠送新出版 的SCC，背景是江泽民同志1992年11月10日题录的陆游诗句“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 © NRI
这是一本难得的佳作，必将引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出版史领域专家的关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约瑟及其工作的人阅读。我最后的建议是，应该尽快翻译出版英文版，以便更多的西方读者能同我们一道，回顾SCC这棵大树是怎样长成的。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3-01-20 第3版 读书，原标题为《大树是怎样长成的》。封面图作者为Kognos, CC BY-SA 4.0，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大器晚成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
制版编辑 | 小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