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成败牟其中
牟其中超前的思维与实践的断裂，不仅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深刻警示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在被捕入狱前，他被公认为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有个性、最富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入狱后，又成为最不服输、最不气馁、广受社会关注的囚犯。
他就是牟其中。
让牟其中声名大噪的，是飞机易货贸易。上个世纪90年代，牟其中掌舵的南德集团用上千车皮的中国轻工业品换回了4架苏制T-154型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中苏(俄)间当时最大的一笔民间单项易货贸易。在这次生意中，南德集团以少量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企业随之走向了巅峰，牟其中也因此被戴上了“商界奇才”的光环。
此时的牟其中并不满足，有飞机易货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作保证，有不断积累的勇气与信心，只要筹划得当，没有牟其中与南德做不成的事。
于是，剑指卫星发射、倾力投入满洲里的开发，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看来，这两个项目的实施，虽印证了牟其中的魄力与战略眼光，但也是南德商业帝国轰然倒塌的诱因，在这两个项目操作的关键时刻，个性张扬却又谨小慎微的牟其中，还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信用证诈骗的漩涡，第三次走进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高墙之内。
风雨前半生
牟其中前半辈子与数字“三”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名叫牟品三;坐了三次牢;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牟其中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与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惊人地相似，唯有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腾飞了，老牟却被关了起来。”南德集团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不无慨叹！
1940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在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商人家庭。
在牟其中的记忆中，其父牟品三是一个聪明、勤奋、正直、又有公益心的生意人，耳濡目染，牟其中的童年与一般的孩子相比，多了几分商业的熏陶。“这种熏陶给我后天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牟其中曾经总结过自己的童年。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在当时的万县市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公司的全部家当包括牟向亲戚借的300元人民币，以及向别人借用的一张饭桌。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算得上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私营企业之一。”中央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对南德集团有过专门研究。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为牟其中进行商海实战的第一个试验田。后来，这个实体先后经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演变，到了1988年，公司正式定名为“南德经济集团”，此后便沿用了下来。
此后，牟其中揣着300元钱，准备到外地开拓事业，他把事业发展的第一站放在了重庆。
在那里，牟其中开始了他的座钟生意。
今天看来，他做生意利用的是当时银行结算、汇兑等不同金融产品的时间差，解决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挖掘出第一桶金，这就是牟其中著名的“空手道”理论。
“用很少的投入，利用现代信息制度和一系列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完成投资巨大的项目，借用竞技体育的一个名词，名曰‘空手道’。”牟其中曾在一篇文章中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商业操作模式理论。
但命运又与牟其中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当时因为赚的钱太多，牟其中被有关部门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再一次入狱。
“牟其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起来的企业，其操作手段与经营方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中央党校的那位经济学教授分析牟其中再次被抓入狱的原因。
巅峰与滑铁卢
1984年8月，牟其中被平反，其后他又用了他的“空手道”理论做成了冰箱生意。这笔生意为南德集团的国际化积累了两个条件：一是资金，为以后的飞机贸易准备了启动资金；二是经验，为国际化生意的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两国的经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在此前后，牟其中已经对国内、前苏联、东欧等国作了相对系统的商业调查研究:当时苏联正极度缺乏轻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国因经济一度过热，导致大量轻工业品过剩、积压；国内与苏联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国家行政部门与官办企业对跨行业、跨部门的业务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面有个“权利真空地带”。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远，苏联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国打交道要困难得多，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使苏联更愿意同中国合作；两国都缺少硬通货，使对方在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上比任何国家都有积极性。”牟其中在《历史性的机会与我们的选择》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了易货贸易的可行性。
当年十月，南德集团与前苏联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购买T-154客机和航空器材的协议；年底，双方在北京终于签订了正式合作的《备忘录》，随后，便有了前文所说的以上千车皮换回4架T-154客机的经典之作。
“牟其中以他特有的商业敏感，抓住了一种历史特定阶段才有的机遇，南德从此一步登天。”曾深入采访过牟其中的资深媒体人士李慰饴对此评价。
“飞机易货”的一举成功，让牟其中与南德集团在积累名与利的同时，更进一步积累了做事的勇气与信心。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不是牟其中的首创，但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认为自己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抉择后，牟其中决定：做卫星。
这一决定，使人们在对这位敢说敢做的个性企业家充满着期许的同时，又存在着疑问：他能干成吗？
事后证明，牟其中干成了卫星事业，如果不是一场变故，他会干得很好。
1993年12月28日，南德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
于是，从1994年起，南德集团就开始做航向系列卫星了。
1995年，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这对开展卫星业务、需要大量资金的南德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没有钱，你步履维艰。”南德集团一高管回忆当时的场景。
当年的春天，牟其中几乎天天召集中层管理人员开会，主题只有一个：筹钱。
不久，航向三号卫星制造即将完工，并准备发射，对南德集团来说，卫星项目势在必行，他们必须向国外发射机构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发射费。
这笔发射费对当年的南德来说是笔巨款，急需用钱的牟其中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时，一个叫何君的人出现在牟其中的眼前，对方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助南德渡过难关。然而，这笔钱却把牟其中与南德拖向了无底的深渊。
1996年8月，公安机关在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南德所用的资金与这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牵连在所难免，不过，牟其中想都没想到自己会因此第三次身陷牢笼。
反思、反思、再反思
“牟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超前而又孤独，我们现在无意点评老牟每一次坐牢的孰是孰非，但他的每一次行为，总是走在当时的环境和制度的前面，这就是先行者的悲哀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南德集团的法定诉讼代理人夏宗伟总结牟其中的前半生。
“牟其中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企业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凡人。”法学家何家弘先生作了言简意赅的点评。
他认为，牟其中身上体现了中国早期一代民营企业家共有的特性：敢想、敢干，能吃苦、任劳任怨。但同时又认为，浮躁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通病。
想当年，牟做飞机贸易、发射卫星都是经过反复论证考察并积累了相应的专业人才后才具体付诸实施的。但飞机贸易做成以后，牟财大气粗，投资了很多项目，行业跨度惊人，让人眼花缭乱，违背了“专”、“精”路线，以及“慎行”的原则，结果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直至元气大伤。
长期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闻义风(化名)更愿意从时代背景表达他的看法。他认为：发生在牟其中身上的情景悲喜剧，既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又有其必然的结果。
闻义风把牟其中比作为“一个悲情的探索者”，第一次坐牢，是因为他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牟其中与他的伙伴认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无疑是异端学说，他们的牢狱之灾也随之而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刚刚确立，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计划经济发展的体系中，牟利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操作手段做生意，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商业环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牟第二次进监狱在所难免；“信用证诈骗”是牟第三次入狱的罪名，信用证的担保与支付，虽然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但牟其中案是国内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第一起案例，正是因为没有先例，直接导致了司法界、理论界对此案的争议，争议的结果是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后来的案件审判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新的规定，即使原起诉书中认定的事实属实，南德集团和牟其中也应是不构成犯罪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律的变迁，总是滞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的进步，既需要自我调整与适应，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实事求是地说，牟其中无意于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他只想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能先行一步，给后来者提供一个经验或是教训，唯一需要的是社会对他的宽容。”资深传媒人王有为表示。
一个开放的国度，一个更加理智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来说是个福音。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些可喜的变化，未来，我们是历史的见证！
牟其中：我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访牟其中诉讼代理人夏宗伟
由于牟其中目前还被关押于湖北洪山监狱，根据相关规定，我们还不能直接采访他本人，受牟其中的委托，由南德集团诉讼代理人夏宗伟来回答《法人》提出的问题。为了方便行文，本文回答部分采用第一人称。
问：从1978年到现在，您的个人经历可以用“传奇”来形容，这段特殊的经历对您个人来说有着怎样的体味？
答：之所以“传奇”，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天天产生着奇迹，并且行将结束几千年专制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很多奇迹集中发生在了我身上，所以您感到“传奇”了。
第一个发现我的“传奇”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办者兼主席施瓦布先生。1988年10月，施瓦布先生偶然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到了我的一个即兴演讲，立即亲自当面邀请我出席次年二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讲。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在中国，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传奇故事》。于是，我成为了奇迹般地应施瓦布亲自邀请登上这座世界最高级经济论坛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
施瓦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要我向每年与会的全球千余位王公大臣、各国政要、金融巨子、商界名流介绍，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过去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私营经济蓬勃的发展。
我个人的经历也的确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私人经济从酝酿、发展初创和不断遭到打击、压制、镇压与中央不断关怀、扶持、保护的缩影。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面临崩溃、家乡重庆饿殍遍野的现实，逼迫我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思索中国的出路。于是与人合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纲领是《中国向何处去》。因此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关进了监狱，我被内定死刑。1976年、1977年两度几乎被执行，后均因一个偶然的因素幸免于难，才活到了今天，亲眼看到了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的奇迹。这又是一个“传奇”。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也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了下来。中央办公厅工作组一行四人，奉中央领导的指示，到重庆万州沙河看守所将我们释放。第三天——即1980年1月2日——工作组接见了我们，向我们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几个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由于狱中学习三中全会公报与参与真理标准讨论激发起的满腔豪情与改革开放路线对我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遂使我当场向中办工作组表态：辞去公职，建立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43天后，我利用中央派员亲自释放我的气势，镇住了万县市工商局，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建立起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不戴红帽子、正大光明的私人企业。成为了改革开放后辞去公职的第一人，建立起了第一家私人企业，又是一个“传奇”。
后来，北京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予了我施展才干、实现抱负的舞台。于是就有了前面讲的与施瓦布先生邂逅一幕的传奇。
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了至今仍被公认为商业经典案例的，以积压产品换回四架俄罗斯大型客机的奇迹。由于有关部门的封锁，比飞机项目更经典的，是南德与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合作，成功研制、发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电视直播卫星；是南德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合作，建设成功了通向世界资源宝库西伯利亚的桥头堡——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等等项目。至今仍并未被国内公众了解。反而正是因为这些项目太成功、太神奇，神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却成为了被人攻击我为骗子的借口。
结束南德神话的，不是我们经营上发生了重大失误，也不是有什么违法犯罪问题，而是一个私营企业的成功超过了当时社会环境允许的最大范围。
问：您的个人经历对后辈企业家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借鉴？
答：当代中国企业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相比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二重性，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是，这一十分显著的特征，却几乎被绝大部分人忽略了。
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出发，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处于可以前进，也可能倒退回去的社会转型期。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公认的是实行了渐进式改革，即在传统经济存量之外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量。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就不可能有当今风光无限的民营企业家。即使不感恩，也要知道自保。我们与改革开放路线是皮与毛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血肉关系。对此，现今的企业家群体一定要清醒。
问：古人云：三十而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一直在摸索中前行，您认为目前的企业家群体是处在成熟期，还是仍处于成长期？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答：当然仍然处于成长期，远远谈不上成熟。
这是由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与市场经济伴生的企业家群体，怎么可能脱离自己生长的土壤，单独成熟起来呢？
另外，全球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发生着类似于十五、十六世纪，人类逐渐脱离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变化。工业经济正在被智慧经济所取代。由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公司有机统一组成的相互贯通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也必然发生变化。处于这一变化中的企业家面临的任务更多的是学习与创新，远远谈不上成熟。
问：作为国内较早创业的企业家，您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法律变迁有什么样的评判？
答：就立法角度而言，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0年，虽然利用中办工作组为我平反，我声明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气势镇住了万县市工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但是在细节上都无法可循，难倒了具体工作人员。例如企业可不可以取字号、可不可以刻制印章，都无法律规定。幸好我们中国人善于变通。不能取法人字号，就把几个股东自然人的名字进行同类项合并，最后抽出一个“中”字和一个“德”字。所以南德最初的字号名称叫“中德”。至今我们仍习惯地把企业印章称之为公章，因为此前所有企业全部是国家所有制的。南德出现后，难题来了，南德是私有的，怎么能刻公章呢？又是变通。公安局批准我们刻了一枚一寸见方的公不公、私不私的大方形印章。说它姓私，因为与自然人的私章一样，是方形的；说它姓公，因为与圆形的公章一样大小。
我是在第二次坐牢的收容所里，从树上的大喇叭中，听到国家工商局的一个文件，称私人经济组织也可以起字号，可以刻印章，可以去银行开立账号了。时为1984年4月。
所以，我一直把第一次、第二次坐牢，称之为为中国私营企业争取生存的权利，把第三次坐牢视之为中国私营企业争取发展的权利。
想想当年取字号、刻印章尚无法可依，到今天《物权法》对公私经济的平等保护，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述我的意思：时代真的是进步了。
问：您预测一下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答：我有一本演讲集，题名就是《乐观的中国经济》。是1996年左右编的，它表明了我对中国经济长远前景的看法。
我之所以持如此乐观的态度，是因为我根据曾经很有影响，但近年来却被大家忘却了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瓦尔特·威特曼·罗斯托教授的“起飞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奇迹进行了分析。
“起飞理论”指出，每隔一段时间，一些以往停滞的经济会出现奇迹：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十年，甚至整个世纪都毫无增长之后，它们开始了不可思议的直线上升，然后，该国就踏上了奔向现代化社会的路途。
第一个起飞的是英国，开始于1790年左右，史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摩肩接踵的起飞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美国，它们通过较快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取代了英国的领头羊地位。19世纪末期是日本，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此后迎来了亚洲的工业化，开始是四小虎，后来又是四小龙，最后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了。
对目前人们津津乐道的“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的飞速发展，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
此外，中国的飞速发展还要加入一些特殊的因素：我们的工业化是与全世界的信息化同时出现的；邓小平把握住了全球一体化的机会，而60年代我们曾失去过二战后亚洲工业化的机会；最后还有文化因素，即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一岁的小孩——永不熄灭的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在恢复古典自由主义方面很有成就，引领了美国经济几十年繁荣的里根总统说过一句话：“经济的繁荣，50%依靠的是公众的情绪。”
所以，无论前面还有多少不确定因素，但已被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证明了的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我一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持最乐观的态度。我相信，三十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会超过美国。
(整理：本刊记者 张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