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
韩 星 2016年09月12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12/c40531-28708104.html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脉相承，阶段明显。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能量耗尽了就会起变化，变化了血脉就畅通，再接着生长、发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中华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文明的发展虽有阶段性，但没有间断和转移。我们今天还能读懂数千年前的文献资料，古代经书上的格言警句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在历史演化中，中华文明的中心有过多次迁移，但整个历史都上演在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我们居住的村舍下面，也许就是某个王朝宫殿的遗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挥不去、抹不掉的深沉历史感。今天贫穷落后的地方，历史上也许一度鼎盛。一块石碑、一棵古树、一座山峰、一条河流，往往是历史的见证，仍有故事在民间流传，彰显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生活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着中华文明，并不断赋予其新鲜气息。
逐渐累积，遗产丰富。中华文明不曾间断，主要靠文明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大量书面文献资料；二是众多的实物，包括器物、遗迹、遗址等。前者如历史文献，数千年文明连续不断地记录在史籍中，仅正史就有25部之多，还有《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等大量的“政书”以及野史、笔记等。中华文明就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现象。后者如考古资料，20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有了越来越清晰和确切的实物证明，这是十分了不起的。除此之外，还有口口相传的文化传统、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等等。
“统”“兴”为常，“裂”“衰”为异。中华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有学者统计，自夏朝以后的约4000年间，分裂时间总计为1200余年，而统一时间则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一般来说，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坐大，政权下移，社会动荡。同时，新的因素也在生长，周边文明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汉，我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秦代首创了大一统模式，以后各朝代对这一模式不断进行补充、修复和完善。汉王朝大气磅礴，实现了疆土、经济、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统，显示了朝气蓬勃的气象。从此，大一统意识在中华民族心中根深蒂固，中华文明的兴衰也就随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而不断交替。
适度开放，兼容并包。中华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并不是没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候，但总体上呈现开放态势。这种开放不像古希腊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那样是全天候的开放。那种全天候的开放往往伴随着对外扩张，结果是发生大变异，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毁灭。中华文明的开放是在保证自我生命机体存活基础上的适度开放，只要对自身不构成伤害，都能兼收并蓄。有所坚守而又通达，这是中华文明形态虽变而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综和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责编：万鹏、谢磊)
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5000多年历史？中华5000多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真实？中华文明是怎么起源、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是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解决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我们认为，考古发现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为此启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消除了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质疑。
文明起源的标准是什么
什么是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判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形成的时间以及中华文明历史究竟有多么悠久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当前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但是，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认识，中国学者少有发言权，其学术意见也往往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对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
第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贵族、权贵控制盐、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出现埋葬王、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
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出现明显的城乡分化。
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几个特征，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文明为基础所总结的、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即文字和冶金术。这种差别，正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以良渚文明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被首次发现。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证实良渚古城的年代为距今5100年到4300年，良渚先民们在5000多年前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在良渚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由多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水利系统，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世界最早拦洪水坝系统。这充分表明，位于良渚社会顶层的阶层拥有了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图为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发达的农业。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已经较为发达。在良渚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田，还发现了牛的脚印。良渚文化遗址中还多次出土木柄石头犁铧，说明当时牛耕已经较为普遍，犁耕稻作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在良渚古城内高台上的高等级建筑附近，还发现了上万斤的炭化稻谷堆积，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稻。这从一个角度印证了良渚发达的稻作农业是良渚文明得以繁荣的重要经济基础。
手工业分工精细、技术发达，高端手工业被权贵阶层所控制和垄断。良渚文化的手工业技术已比较发达且趋于专业化，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等都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良渚古城内城中发现了制玉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各类玉器，其数量多、品种丰富、雕琢精美，采用透雕或减地浮雕技法，纹饰刻画精细，显示出当时的玉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高超。玉器在当时的良渚社会是高等级身份的体现物，如象征神权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权的玉钺都只出土于大型墓葬中，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业化的为贵族阶层服务的高端手工业。
具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良渚古城内城的城墙墙基宽达40米到60米，在墙基底部铺垫一层石块，石块上面堆筑黄土，这些石块和黄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工程量非常巨大。在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由多条水坝组成的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水利系统，可能兼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其中，仅塘山主坝就长达5000米，高7米。大规模水坝兴建的总土方量达上千万立方米，如果动员一万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充分表明，位于良渚社会顶层的权贵阶层拥有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在良渚古城内，发现了人工堆筑的高十几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巨型高台，台上有多座大型高等级建筑，这应是城内最高等级的权贵——王的居所。在良渚古城城内的反山和城外的瑶山等地，发现了多处修建在祭坛上的贵族墓地，这些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随葬品种类数量众多，有制作精良的玉器，包括带有神徽的外方内圆的玉琮、圆形的玉璧等祭祀用具以及武器——玉钺，表明墓主人生前拥有主持宗教祭祀和军事指挥的权力，而同时期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随葬品则寥寥无几。这种悬殊的差别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分化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产生了由王、官僚和富贵阶层构成的统治阶级和广大庶民构成的被统治阶级，人类由平等走向分化，社会由简单趋于复杂，这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
形成了稳定的区域性政体。除了良渚古城，在太湖东南岸的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兴化蒋庄、常州寺墩、昆山赵陵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虽然这些遗址和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玉器的规格和数量逊于良渚古城，但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玉器带有与良渚古城墓葬玉器同样的神徽，表明这些地方与良渚古城具有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当时，已经形成以都城（良渚遗址）为中心，多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及其统治下的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国家。
战争成为常态。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中较普遍地以武器——玉石钺随葬，一些墓葬人骨中可以看到被兵器砍后留下的痕迹，说明暴力和战争已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以良渚社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文明得到了国际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文明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该地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了距今5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墓地内发现了数十座墓葬，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相差悬殊。小型墓仅能容身，随葬数件陶器；大型墓比小型墓大数倍，随葬多件玉石制装饰品、武器和工具以及数十件陶器。墓地附近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权贵阶层的居所。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表明，在距今58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
在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了距今5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这一发现表明，在距今58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图为东山村遗址90号大墓中出土的陶器和石钺。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供图
安徽南部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到5200年间，是良渚文化前身——崧泽文化时期的安徽南部中心性遗址。这里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大面积祭祀遗迹区和近千座墓葬构成的墓葬区。小型墓的随葬品与大型墓的随葬品在数量和种类上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墓主人的身体周围随葬有数十件武器——玉石钺，头部附近有复杂精美的玉石饰件。每座大型墓都随葬一件玉人，或站或蹲，形象逼真。有的大型墓葬还随葬玉龙、玉鸟和玉龟。这些考古发现，反映出距今5500年到5200年间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分化加剧，权贵阶层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大量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形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当时的社会可能即将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此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明。
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中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只有良渚文明这一个孤证。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
辽河流域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级墓地，位于西辽河流域，距今5500年到5000年。考古过程中，在遗址范围内的40多个山头上发现了用石头修建的大型圆形祭坛和方形积石墓，墓内随葬玉人、玉鸟、玉龟等精美玉器。在牛河梁遗址群地势最高的第一地点，发现了沿山脊由低向高逐层修建的一处规模庞大、由多层砌石台面和建筑构成的大型台状遗迹，台面上残存的石构建筑和出土的各型用于礼仪活动的塔形器、筒形器等遗物，表明此地极有可能是当时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宗教和礼仪活动中心。在该祭台南侧，发现一座神庙遗迹，内有大量泥塑女神像，形体最大的达真人三倍，还发现了龙、熊、鹰等塑像残块。这处遗址极有可能是供奉当时的祭祀对象——女神的庙宇。在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还新发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遗址的线索，可能是当时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可以看出，当时的辽河流域出现了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力的权贵阶层，他们死后被埋在宗教圣地，并随葬精美玉器，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出现了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已经到达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距今6000年到5500年的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数个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密集地分布在一起。在对该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遗址之一的西坡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遗址周围用宽十几米、深数米的壕沟护卫。遗址的中心区是一处广场，广场附近有数座大型房址，每座房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平方米，加上周围的辅助设施，总面积达500平方米。房屋的地面和墙壁经过加工，十分平整光滑，可能是当时权贵阶层的居所和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壕沟外侧，发现了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大数倍。墓主人是一青年男性，身旁随葬一件制作较为精良的武器——玉钺，脚端随葬十几件陶器。这个遗址群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例证。遗址所在地名为铸鼎原，传说黄帝曾在此地铸鼎，因而得名。在有黄帝传说之地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密集分布的情况，十分耐人寻味。
距今55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出现了数个大中型聚落，暗示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5500年到5000年间，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的主要发现有：一个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整个遗址面积117万平方米左右；有三处公共墓地，墓葬明显分排，其中两处墓地中都发现有一个夯土台，另一处墓地四周被围沟围绕；在内环壕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中，发现三排成组的大型建筑，总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建筑基址本身约1800平方米；发现有9个有意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在同时期的青台遗址，也发现类似的由9个埋放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间，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严重，成为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社会分化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是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长江中游江汉文明的诞生。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社会分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天门谭家岭、城河城等多座城址，规模大的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城址周围有宽达数十米的壕沟环绕，城外设置公共墓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种类相差悬殊。男性大墓的墓主人普遍随葬一件制作精良的武器——玉石钺，反映出他们是掌握了社会军事指挥权力的军事首长，并依据手中的权力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
黄河下游的文明起源。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后于黄河中游地区，与淮河流域的文化关系密切。在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大约距今4800年前后的公共墓地。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达近百件。墓主人为男性的大墓中，都随葬武器——玉石钺。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种类、数量差别悬殊，表明山东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已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上述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华大地各个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贵贱、贫富分化，相继出现了集军权、神权及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初期的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在这个丛体内部，各区域在其文明化进程（即从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社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各个区域文明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借鉴，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这种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这个时期凭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形成了以明尊卑为目的、以礼仪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开放包容为重要特点的礼制，成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对周围广大区域施加了强烈影响，对促进周围地区文明的发展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华文明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和发展。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与其大体同时的安徽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都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左图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人，右图为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 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摄
中华文明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存续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有力支撑。距今10000年前，我国开始出现最初的栽培农业，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前后，农业有了初步发展，制陶、制骨乃至琢玉等手工业也取得了进步，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端倪。但是社会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文明化进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王权，率先进入了区域文明（古国文明）社会。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剩余产品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也就不会有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考古发现也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如距今5800年到5300年间，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花和鸟图案为特点的彩陶，曾向周围相当广阔的地区施加影响，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及黄河下游、西至甘青地区，形成了史前时期第一次中原史前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西部的红山文化高等级墓葬，和与其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贵族墓葬，都出土了形制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龙、玉龟和玉鸟。表明两地的高等级阶层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良渚文化的祭祀用代表性玉器——外方内圆的玉琮和呈圆环形的玉璧，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石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北榆林神木石峁遗址都有发现。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互相借鉴和兼收并蓄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中孕育出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作者：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专家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国怎么构成的“中华文明”？
苏秉琦 2021/11/25 14:34
历史没有真相，只留下我们想象。今天的 《看书 读史》要读的书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史前中国——文明萌芽的初步形成期。作者是有“考古学泰斗”之称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
苏秉琦先生1952年在北京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考古学系，主持过多项重要的考古挖掘，以毕生精力探求我国文明的来历，力求重建我国上古史。著作《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
中国文明起源
本书背景
自古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中游中原区域的仰韶文化，包括后期诞生此地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因此发展出了中国文化的的“中原中心论”。但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推进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学家发现，并不是只有黄河流域才有古文明遗址。像东北、四川、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都发现了古文明遗址，可以说是广布全国各地。它们的文明程度也不比仰韶文明低，前史不比仰韶文明短，有的甚至出现得更早更长。于是从20世纪七八十时代起，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1、本书讨论的历史发生的时间
2、“中原中心论”和“满天星斗说”区别
3、“满天星斗说”中国大地每个文明都是相互独立，怎么构成的“中华文明”
石器时代
全书概述
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大约1万年前，截止于距今约5000年前。在这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文明获得了重大突破：人类以石头、泥土为原材料，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用具，特别是各种形式和色彩的陶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农业和畜牧业也出现在这个时期，人类学会了培养小麦、大麦等农作物，驯养猪、狗、牛、羊等牲畜。从此，人类不用四处流浪，依托农业和畜牧业保持生计，扩大生产，开始定居。这为文明的快速展开，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全世界各个区域，都出现了人类文明。反映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址非常多，呈爆炸性增加，它们的文明水平，也比之前旧石器时代明显上升了一个台阶。
本次讨论的时间线，主要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到夏商周王朝建立（距今3000年前）文明形成的过程。
第一部分
按照“中原中心论”的思路，我国文明发迹于黄河中游，然后再向周边分散，最后传遍了全国。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一处远古文明遗址，遗址里有许多石器和陶器，距今约6000年。因此认为，这片区域有人类活动，而且这些人现已把握了必定的技术，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文明。由于遗址位于仰韶村，所以这个文明被称作“仰韶文明”。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许多仰韶文明遗址，这些遗址都处在黄河中游一带，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仰韶文明是我国最早的文明。因此，黄河中游就被认定为我国文明的发源地，“我国文明来历于黄河中游”的说法也被正式提出来。由于黄河中游跟我们常说的中原区域底子重合，所以，这种说法又被叫做“中原中心论”
漫天星斗说
但随着考古学的发现，其实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各区域都出现了绚烂的文明。假设把中华大地比喻成天空，这些文明就是挂在空中的星星，什么仰韶文明、红山文明、河姆渡文明、良渚文明等等。它们争奇斗艳，争相散发着耀眼的光辉，这就是“满天星斗说”。它的详细含义是，在新石器时代，各品种型的古文明，广泛在今天我国版图上的各个当地，从北到南、由东到西，简直随处可见。
第二部分
苏秉琦根据这些文明的特征和展开道路，进行分门别类。他把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址分红了两大板块，一个是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一个是面向海洋的板块。这两大板块，每一个又都包含三大文明区，合起来总共是六个。这六大文明区构成了我国文明的基本盘。
面向内陆的板块又可以分红三个文明区，北方文明区、中原文明区、西南文明区。期间的中原文明区，前面说过，在黄河中游，是仰韶文明的发现地。而西南文明区相对独立，它跟中原的联络，开始得比较晚。
村落遗址
来看南边文明区，从鄱阳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包含今天的江西、福建、台湾和广东。早年学者们认为，这片区域开发得比较晚，所以称它为“蛮荒之地”。但是1962年，考古学家在江西省北部发现了好几个古文明遗址，研讨标明，这些遗址也诞生于新石器时代。至于珠江三角洲，在古代，珠江三角洲跟东南亚的交通更便利，所早年史上，闽南和广东跟东南亚有着紧密的联络，遭到的影响反而比中原区域更大。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还挖掘出许多陶器、铜器、玉器，甚至是青铜器。在古代，青铜器是身份和方位的标志，只需统治阶层才有资格运用。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北方文明区在几千年前就构成了等级制度。根据这些发现，作者认为，北方文明区现已跨越了原始社会，发展成国家，至少是国家的雏形。而这时间上，要比中原区域出现得早。
所以作者认为，北方文明区归于原生型文明，具有剧烈的原创色彩。而一贯被当做文明源头的中原文明区，其实是次生型文明，是在北方文明区影响下，以北方文明区为样本展开起来的。就是说，中原区域的仰韶文明，很可能是受北方文明区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
西南文明区，包含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两部分。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它的古文明以本地文明楚文明为主，外来要素只占少数。
太阳神树与金乌神鸟
我们认为的楚国，是周代的诸侯国之一，但实际上，楚国在被册封前，和中原没有太多交集。例如，江汉平原挖掘出几千个楚国墓地，它们的风格、随葬用具，和中原区域很不相同，有显着的楚文明特征。楚国这种独立性继续的时间很长，而且非常坚强。直到秦国一起全国，楚地依然不服，这才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意思是就算楚国只剩下三户人家，消亡秦国的，也必定是楚国。最后推翻秦朝操控的项羽、刘邦，原先都是楚人。
江汉平原的西面是四川盆地。远古时候，由于它四面环山，交通不便、环境封闭，构成了独立的文明形状。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三星堆。一般认为，三星堆文明来历于5000年前，延续了约两千年。三星堆出土了上千件青铜器、玉器、金器，它们的造型引起了人们的剧烈爱好。例如大立人青铜像，金乌神鸟，太阳神树等。很多盗墓类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很多素材都是于此。 但在我国的其他文明遗址里，没有与之类似的。因此三星堆是本地的，中原文明区对它的影响很小。
三星堆 太阳神树
接下来是面向海洋的板块。这个板块在我国的沿海区域，也包含了三个文明区，从北到南排列，依次为，东方文明区、东南文明区和南边文明区。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它们是在中原文明的熏陶下展开起来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作用，推翻了这种成见。
我们首要以东方文明区为例，它的中心区域在今天的山东省，根据考古发现，这个在新石器时代，仅在当地就出现了两个有传承联系的古文明。
第一个是大汶口文明，距今约6000年，跟中原的仰韶文明简直神同步。在它之后，崛起了龙山文明，距今大约4000年。这两个古文明，都以农业为主，而且在陶器、玉器、的制造上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中炼铜是新石器时代成熟的重要标志，再往后随着青铜锻炼技术的提高，人类将进入青铜时代。
此外东方文明区还有一些一起的风俗，比如，人长到青春期的时候，要拔除一对牙齿。这在其他的我国史前文明包括中原文明区中很少见。
东南文明区，以长江下游和太湖为中心，包含安徽、江苏、浙江和上海。东南文明区的古文明遗址非常密布，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处——河姆渡文明和良渚文明。
河姆渡民居
再进一步扩大视野，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我国的六个文明区，都是按照这个地理特征分布的。就是说，中原文明区被其他五大文明区盘绕着，它是中心区域。所以古时候，中原区域有一个很牛的称号：中原，天下中央！
河姆渡文明的制陶技术，以及在陶器上制造的图案，跟北方也不同。归纳上面好几个特征，苏秉琦认为，河姆渡文明来历于东南本乡，不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比河姆渡文明晚出现的良渚文明，相同来历于东南本地。从生产力水平看，良渚文明已进入农业阶段，除了水稻，人们还种蚕豆、花生、芝麻等农作物。手工业也有丝麻织品、象牙制品。从社会结构看，良渚文明构成了社会等级制度。
考古学家发现，贵族的墓地庞大、精美，相反，布衣的墓空间狭小、装修简略。随葬品上：贵族的随葬品是玉器，而且越是重要人物，随葬的玉器品种越多、质量越高；布衣的墓地里一般只需小型玉器，或许没有。在古代，玉是主人身份、方位的标志。良渚文明对玉的运用有着严格标准，说明它构成了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即将从原始社会展开成国家。
来看南边文明区，从鄱阳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包含今天的江西、福建、台湾和广东。早年学者们认为，这片区域开发得比较晚，所以称它为“蛮荒之地”。但是1962年，考古学家在江西省北部发现了好几个古文明遗址，研讨标明，这些遗址也诞生于新石器时代。至于珠江三角洲，在古代，珠江三角洲跟东南亚的交通更便利，所早年史上，闽南和广东跟东南亚有着紧密的联络，遭到的影响反而比中原区域更大。
第三部分
大部分文明区都是独立来历的，具有显着的本乡特征，那么，它们是怎样积聚成“我国文明”这片绚烂星空的呢？
二里头遗址复原图
首先，作者质疑的是“中原中心论”，他认为我国文明诞生在黄河中游，然后向四周分散这种说法太过粗糙，不符合前史。但作者并没有否定中原区域在我国文明构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中原区域就像一个大漩涡让各文明不断涌进来；又像一个大熔炉，让各种文明在里面互相磕碰、互相融合，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形、成熟。
中原区域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和它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中原首要在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尤其是洛阳到郑州一带最为重要。摊开地图就会发现，这片区域的方位非常特别：它的周围是崇山峻岭，只有中心一大块是平原，有着丰厚的自然资源，适宜展开农业。比较山区，平原的交通也便利得多，有利于贸易往来，集合人和财富。
再进一步扩大视野，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我国的六个文明区，都是按照这个地理特征分布的。就是说，中原文明区被其他五大文明区盘绕着，它是中心区域。所以古时候，中原区域有一个很牛的称号：中原，天下中央！
这样的地理方位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五大文明都可以进来。反过来，中原文明要跨过高山传到外面去，就有些困难。所以作者认为，根据这个地理条件，中原区域很难产生独立的文明，即使产生了，也容易被外来文明打断。而且，闯进来的外来文明不止一种。
以我国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为例。这三个王朝的操控中心都在中原文明区，然而，作者说它们都是“外来户”。夏朝人可能是从东南来的，商朝人可能来自东北，周人的发源地原本被认为是周原，即今天的陕西宝鸡，但新近的研讨表明，可能还得往西面找。
河南殷墟甲骨文
虽然夏商周的详细来历至今没搞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黄河流域不是它们的老家。以此类推，比夏商周更早的仰韶文明，可能也不是在中原土生土长的。就算是，它的文明水平之所以产生了实质性飞跃，也是遭到了其他文明的剧烈影响。
尽管夏商周的操控者都是外来户，但是，它们在中原区域扎根，运用这儿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优胜的地理条件，不断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而且毕竟，跨越了原始社会，展开出了更高级的文明形状——国家。其间，周朝的作用又是最大的。我们知道，夏朝和商朝，其实际统治区域仅在中原区域，对其他文明区的影响力，比我们幻想的要小许多。直到武王伐纣，周朝取代了商朝。
周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就是把王室成员、功臣分到全国各地，在当地建立诸侯国。在这个过程中，将原本分散的六个文明区归入到一个国家共同体。详细来说，中原区域是周王室的核心区域，北方文明区建立了燕国；东方文明区建立了鲁国和齐国；东南文明区建立了吴国和越国；西南文明区的一部分，建立了楚国，楚国后来又将南边文明区归入到版图中；西南文明区的另一部分，即四川盆地，后来被秦国征服，成为我国文明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诞生了兴隆的古文明。它们集聚到中原这个大熔炉，交流融汇，构成了我国最早的国家——夏、商、周。这些王朝，运用丰厚的资源和优胜的地理条件，凝聚了强壮的实力，反过来，把周边区域的古文明，吸纳到自己的国家组织中，成熟的文化再向外传播。这就是“满天星斗说”的完整含义。
小结：
1、考古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各个区域的文明就像天上的星星广阔的分布在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四川盆地、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群星闪耀。
2、它们被分为两个板块和六大文明区：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它包含的文明区有北方文明区、中原文明区和西南文明区；面向海洋的板块，它包含的文明区有东方文明区、东南文明区和南边文明区。中原文明区刚好被别的五大文明区盘绕，它就像个大熔炉，各种文明集合在这个熔炉里互相磕碰、互相影响，逐渐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
3、这些王朝凝聚了强壮的实力后，向外拓宽，逐渐把别的五大文明区吸纳到同一个国家组织中，再通过影响力将文化向外传播。我们今天所说的我国文明，也就在这个多种文明互相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成熟。
这就是作者给我们带来的中国文明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