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中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它真是问题丛生，到处都是麻烦。经济凋敝、黑死病、拜占庭灭亡都是大问题。
而原先的两股主导力量，教会堕落了，它扰乱了政治、败坏了精神；而世俗政权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但是已经开始肆意膨胀，掠夺社会。
西方还有希望从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中走出来吗？结果你是知道的，它走出来了，而且活得还不错。那就要问了，西方在当时究竟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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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不是西化
先给画一个大大的草图，对西方最近这500年的走向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可以先抓住现代西方成长的三个基本线索：
· 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也就是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
· 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又形成了；
· 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
这三条线索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且，它们之间有时候合作、有时候打架，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一条线索里面都存在着几种模式，成长的道路细分起来真是十个手指头都不够数。
说到这里，应该已经发现了： 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其实有很多种路径，并不是只有唯一一条路可以走。如果西方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已经足够的多样化，那就证明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可以大胆地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化肯定不是西化。
那么，问题接着就来了，如果现代化不是西化，我还带你看西方文明做什么呢？这就回到这一讲的主题了： 更新。
西方从自身的传统中更新出了现代，换句话说，西方的传统中现代基因最多，它是顺势长成的。所以它实现现代化最早，受益最大。尽管现代化不是西化，但西方的基因值得深入研究，也只有从西方的基因中把握了现代化的道理，再说我们不走西化的道路，才真的有底气。
开头我跟你说了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线索，分别是国家崛起、社会崛起和市场崛起。那这一讲，我就从国家、社会、市场三个方面跟你聊什么是现代，西方如何通过更新自己的传统，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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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崛起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线索，国家的崛起。你可能会说，不对啊，国家不是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吗，怎么说它是现代西方成长的重要线索呢？不错，大多数学科几乎都把国家的诞生看成文明诞生的标志，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国家和文明一样古老。
但我现在要告诉的是： 国家就是现代的，它和古时候的城邦、共和、帝国、王国、教皇国、王朝都不一样。现在觉得再熟悉不过的国家，最早也就只能上溯到中世纪中期，它是从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而且很快就成为了推进西方成长的动力，把西方推进了现代。
现代国家是一个权力的集装箱，国家集成了很多权力，因此可以把国家的崛起理解成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
古时候那些政治共同体和权力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但它们所拥有的权力，在能力和价值观上面都和现代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从条件上来看，古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和政治状况一样都不够发达，很难支撑起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比如中国古时候，费孝通先生有个著名的判断叫“皇权不下县”，皇帝的权力到县令为止，基层是靠家族、靠乡绅来治理。皇帝们不想把权力往下延伸吗？不是，是因为客观上做不到。
朝廷只发县令的俸禄，像什么师爷、衙役，这都不叫官，叫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些吏没有朝廷的正式编制，只是通过人事代理为朝廷服务。朝廷资源有限，只能把县以下的管理职能交给家族和乡绅。
罗马也是一样，罗马管辖之下的犹太人，靠犹太人的拉比去管，希腊人靠他们各自的城邦去管，只要政治和军事上服从罗马，管理上是高度自治的。否则几十万罗马军人怎么可能压制住500多万平方公里，4600多万人呢。
所以，古代政治共同体再强大，强大到罗马那样征服世界，客观上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权力完全渗透和支配整个社会。
在价值观层面，古代政治共同体也不能够赤裸裸地谈权力，权力来自上帝也好，来自天命也罢，头上一定有更高级的东西存在。即便皇帝口是心非，传统价值观也会对他构成巨大的约束，为什么呢？
如果皇帝胆敢公然违反价值观，对统治基础、制度运转、民心民意都会构成巨大的阻力，虽然对他的限制不够直接，但也绝不是可以随便漠视的。
这样一个价值观优先于权力的逻辑，使得权力难以高度集中，甚至集权是被主动抑制的。就像中国传统中，法家这样一套集权的制度、策略和技术，在道义上就被儒家压制。
明白了古代政治共同体在能力和价值观上的基本特点，你就知道现代国家要跨越这些障碍，实现集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个进程在西方中世纪中期就已经启动了。
国家崛起这个过程，可以理解这么几个问题，政治上的集权集了什么权、怎么集的、集起来之后的权力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条思路下，你也就能理解后来的革命和民主了，你可以把革命看作对集权的反抗和矫正，把民主看作对集权的驯化和利用。
在国家集权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各国实现集权的路径并不相同，结果它们的政治结构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又进一步推动了它们在社会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大国崛起的路径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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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崛起
刚才大致说完了国家这条线索，我们再来看看社会。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就是除了政治之外的所有领域；狭义的就是从里面还要除去市场经济，把市场独立出来，社会就专门指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公共事业。
从广义的社会来看，如果说国家崛起是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主旋律，那么，社会崛起就是必不可少的复调，没有这根线索，不可能完整解释现代西方文明。
国家崛起和社会崛起之间有相互配合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你知道，权力会自动膨胀，膨胀是权力的本性，所以，只能靠权力来挡住权力，它才不会肆意妄为。
但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挡不住，会是什么样的局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挡，去哪里找能挡住权力的权力？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比较简单，如果挡不住权力，结果就是征税像抢钱、征兵像抢人，所有人都不安全，不仅没有权力的人会随时被权力肆意侵犯，有权力的人其实也不安全，他们活在为了保住权力，于是拼命扩张权力的怪圈里，争权夺利根本停不下来。
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去哪里找能挡住权力的权力？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把老虎关进笼子里”一样，感觉不错。不过这种想法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我跟你推敲一下：谁来造笼子，谁来抓老虎，如果这个人能够抓住老虎，怎么保证他不会比老虎危害更大？抓老虎进笼子很可能掉进一个无限后退的逻辑——为了干掉魔鬼引来了更大的魔鬼。
所以，为了解开这个死结，必须双管齐下：在政治权力内部，要塑造复合型的权力结构。也就是不能只有一方完全说了算，要使得政治权力相互形成制衡；在政治权力外部，也要塑造复合型的社会结构，使得政治权力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来源，都对政治形成制衡。
这两个复合型结构比较复杂，政治权力内部的复合型结构，我会放到后面国家崛起那一讲具体跟你讲，社会的复合型结构，我会放在社会的名义下讲。
可能你要问了， 西方为什么能形成复合型呢，道理很简单，它的基本前提是多元化。只有“多”，才谈得上复合。多种元素、多种力量、多种人群之间相互磨合、协调、配合，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复合型就出现了。而这种情况恰恰是西方最为丰厚的资产。
想想古希腊成百上千的城邦，流派众多的哲学；再想想古罗马这么强大，它也无法靠军人实现直接统治，只能尊重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和治理方式；再看看中世纪国王们都无权无势，只能靠封建契约来具体管理每个地方；你看，西方从古希腊到现在，从来不缺少多元性。
我在开头说了，西方从中世纪进入现代，其实是从自己的传统中完成了更新。现在你了解了国家和社会这两条基本成长线索，那你应该也能猜到，西方现代化的更新过程，最重要的结构性更新就是社会取代了教会，社会与国家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结构。
当然，社会像国家一样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相应地，新二元结构的成长也有一个过程。我会在这个单元把国家崛起作为主调，把社会崛起作为复调，不断地给你提示这种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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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崛起
说完了国家和社会，还有市场这个成长线索。现代西方经济的成长，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
在这门课里，针对市场，只打算解决一个问题，资本作为西方文明的物质营养，在最宏观的层次上，它是怎么样和政治、社会相配合、相协调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新二元结构当中，资本会帮谁？你会说，亚当·斯密讲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这句话的政治含义就是拒绝国家干预，资本当然是帮社会啊！
不过你还要看到另外一面，怎么分蛋糕决定了蛋糕能做多大，分蛋糕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事情，那么分蛋糕的人怎么会容忍做蛋糕的人总是和他作对呢？
而且从基本事实来看，资本主义就是在现代西方国家里面飞速膨胀的，你应该也能隐隐感觉到，国家和资本之间有某种默契和互助。所谓资产阶级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方从中世纪向现代迈进，各国走了不同的道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本身就证明了现代化并不是西化。
西方的现代与中世纪之间最显著的更新是，国家作为一个权力的集装箱，不断加强集权，淘汰掉了古代所有的政治共同体；第二个显著的更新是社会取代了教会，与国家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第三个显著的更新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面替代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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