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古希腊哲学类型与中国先秦哲学类型成因之分析
首先，地理环境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 〕而“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2 〕可见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基础确有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会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而对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哲学产生间接的影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些影响则更加明显。黑格尔在分析“希腊精神的元素”时首先注意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3 〕列宁则把此总结为：“希腊的地理条件：多样化的自然界（和单调的东方不同）。”〔4 〕中国的地理属于封闭的内陆整体型地理结构：北面是西伯利亚，西面是青藏高原，东南面是太平洋，与外界隔绝，并且没有内海和半岛的分割，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土质疏松肥沃，因此形成了统一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古希腊的地理属于开放的海洋分散型地理结构：希腊半岛的规模有限，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加上殖民地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使爱琴海成为一个“希腊湖”。其位置又处在东西交通要道上，海上交通十分便利。加之本土山脉纵横，无大河平原，土地较贫瘠，不利于谷物生长，粮食难以自给。但这里气候温暖，宜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这就需要对外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回粮食，使其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成为继腓尼基之后的世界商业民族。
中国古代的黄河经常泛滥，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内建设统一的水利工程，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加以管理。“大禹治水而王天下”的传说正是这一需要的反映。希腊半岛则被众多山脉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区域，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也各成一体，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政治上也没有强烈的统一要求，因而形成城邦林立的局面。
地理环境所影响到的双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差别将进一步对双方哲学思想的差异产生影响。
其次，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希腊的商品经济使其民族转徙不定，眼界开阔，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易于与其它民族交流思想。当时希腊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程度较高，希腊从这些地区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科学知识。许多希腊哲学家都到过埃及和两河流域：泰勒斯曾到埃及学习几何学；毕达哥拉斯曾前往埃及和两河流域学习；德谟克利克也在埃及学过几何学，并到过波斯甚至印度，与印度的裸形智者交往……正是在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希腊哲学才迅速发展起来。而中国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在春秋中期以前是“工商食官”，〔5〕基本上没有私人工商业， 以后虽然出现一些富商大贾，但总的说来商业远不及希腊发达。农业民族“安土重迁”，比较闭塞，眼界不开阔，因此思想上趋于保守。当时中国周围只有印度具备较高的文明，而自我封闭的地理和落后的交通使中国无法与其交流文化，因此大多数思想家多活动于中原一带，都在同一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思想范围内打圈子。这种文化思想上的封闭性对中国哲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又次，政治结构的影响。
希腊以工商立国，奴隶制商品经济发达，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农村公社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个体私有者，产生了势力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建立起奴隶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即使最落后的斯巴达贵族政治也非集权专制，而是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国王有二人，权力有限，长老会议掌权，监察官监督国王。这样的政治结构毋需统一的思想来维系，从而为思想的自由和思辨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古希腊城邦林立，国家规模不大，在交通和通讯落后的古代，这些因素也对民主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黑格尔在分析希腊世界的“政治的艺术作品”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7 〕列宁则对黑格尔的这些论述十分重视，进一步总结出：“希腊的民主制是和国家规模的狭小分不开的。言语、生动的言语把公民联结了起来，并激起了热忱。”〔8〕在这种规模狭小的民主制度下， 公民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些活动都少不了发表演说和进行辩论，这就要求公民必须具有能言善辩的本领，具有关于政治、艺术的知识和修辞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因此，希腊的（主要指雅典的）有限的奴隶制民主无疑对众多的思想流派，对学术思想的民主，对哲学和雄辩术产生了关键的影响。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和集权统治。在奴隶社会中就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统治天下，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但中国国土辽阔， 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落后的情况下，统治全国很困难，于是除了政治上、军事上的统治之外，更加重视思想上的统治，即用统一的思想去束缚人民。
在奴隶时代主要是用“上帝”、“天”这一至高无上的神（人间“王”的反映）去统治人民。“天命不可违，”而“王”代表了上天的意志行使最高权力。这样使奴隶服服贴贴的接受统治，也使各地奴隶主贵族不敢妄生凯觎。在思想上形成了“学在官府”的统治局面，哲学无力从这种政治上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天命论”的附属品。即使到了奴隶制瓦解，这种哲学附庸于政治的现象也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为封建社会的大一统集权政治服务。因此，中国哲学在当时就缺少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学术思想的民主与自由。
那么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在思想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呢？这只有与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才能解释，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社会形态问题。
我们来看社会形态的影响。
马克思在分析各国古代文明产生的途径时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0〕古希腊在社会形态上比中国落后上千年，但它是“正常发育的儿童”。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中，希腊（雅典）进行了几次大的政治改革：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 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509年）。恩格斯指出：“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 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11〕“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旧的血缘亲属集团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12〕而经过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彻底清除了氏族制度残余：地域关系代替了血缘部落，国家行政机关代替了氏族宗教行政，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进入阶级社会，确立了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
中国比起希腊来是“早熟的儿童”。黄土地区疏松的耕地，较多的劳动力资源，由灌溉而产生的公共职能，使中国早在金石并用的公元前21世纪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而希腊在铁器时代才进入阶级社会）。不发达的生产力使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保留了许多原始社会的残余：经济上的土地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氏族血缘关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3〕氏族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转化成土地国有制，又“工商食官”，没有产生出私人工商业者。因此平民没有政治上的代言人参政，在此基础上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则转化为宗法制度，并与中央集权相结合，成为“家天下”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经过一千多年的奴隶社会，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政治上的大一统专制主义导致了思想领域内的大一统专制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伊始就被附属于政治，为政治的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说教。或者毋宁说中国哲学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的代数学”，从一开始就缺少独立发展的条件而沿着哲学、政治、伦理三位一体的道路发展，决定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倾向和类型。
到了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地位下降，诸侯蜂起，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暂时破坏。诸侯各国都为了取代周朝而逐鹿中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于是各国为了“治国平天下”而招贤纳士，遂使“养土之风”大兴，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统治，“私学”登上历史舞台，各学派纷纷聚徒讲学，游说诸侯，为其出谋划策，寻找治国理论，在思想界形成“百家争鸣”的高潮。可见“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生……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14〕这是新旧社会交替时出现的必然现象，但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先秦诸子中大都是为以大一统为中心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所以像老子这样少数思想家的“小国寡民”的理想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无法行得通的。所以尽管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成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而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和集权政治却安然无恙地转进了封建社会。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论争也涉及到了哲学思想，使哲学思想也大为发展。但这只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是附属于政治斗争的。因此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恢复，诸子百家也完成了历史使命，百家争鸣告以结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界又恢复了大一统的专制局面。
因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古与今、天与人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但其实质是大一统的问题。它的核心是为恢复大一统政治服务，它只是奴隶社会“政治代数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续，而在稳定的自然经济形态的中国它也只能如此。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初步完成了中国哲学的体系，然而它仍旧是政治斗争的直接产物，因此必然带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抽象的哲学从此更加渗透在现实的政治伦理之中。
最后，哲学家个人素质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产生于相对稳定的奴隶制巩固发展时期。这是一个主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和平环境，这种历史条件造就了一批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的人。所以希腊的哲学家又大都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他们中间有的人虽不同程度地参预了政治活动，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的思辨。他们把自然科学知识直接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自然观，直接向人们提出了宇宙生成、演化和意识产生、发展的哲学问题。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为抽象的哲学思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泉，而无需通过政治伦理的形式即可直接表达出来。而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严酷的政治斗争使各派思想家不得不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探讨与当代政治最密切最直接的思想以“备世之急”。〔15〕因此，大多数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或者只热衷于政治斗争而对自然科学缺少兴趣。能关心自然科学的只有少数如墨子、荀子等人。所以中国哲学在与当时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上，远远逊于希腊，只好主要通过政治伦理的途径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为政治伦理说教一般采用鲜明的形象和简单的比附即可获得最好的效果，无需更高级的抽象和科学的推理。这无疑限制了中国哲学家的思想活动空间，使其思辨水平无法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中国和古希腊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双方经济结构的不同，而经济结构的不同又导致了双方政治结构的差别，再加上双方社会形态、思想传统，以及哲学家个人经历的差异等因素，构成了双方哲学倾向或类型差异的初级原因和第二第三级原因。
注释：
〔1〕〔2〕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249、505、110、112页〔3〕〔7〕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0、300页
〔4〕〔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8、349页
〔5〕《国语·晋语》
〔6〕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9〕〔13〕《诗经·小雅·北山》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114页〔14〕《淮南子·要略》
〔15〕《庄子·天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