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大约在公元4世纪传入日本,中医进入日本后,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发展,增加了新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内容,故日本称中医学为东洋医学。日本江户时代是日本中医学最为繁荣的时期,一是随着中医学的不断传入,如吴昆的《医方考》、龚廷贤的《万病回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在日本备受重视,被再版、释、补注;二是随着17世纪日本版《仲景全书》《宋版伤寒论》的首次刊行,日本汉方界即对《伤寒论》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重视,至今,日本当前普遍应用的210个处方,大多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原方,故称为汉方药[1]。1976年,汉方药被纳入日本医疗保险,1987年有147种基础中药纳入医保,至2000年增至200种。
1 汉方药在日本的传播目前,日本80所医科大学及综合大学医学部均在后期临床教学中开设汉方医学,但对授课时间没有明文规定,由各大学及医学部自行决定。汉方教育的核心课程是《和汉药概论》,主要内容包括临床必备的汉方药基础知识,如汉方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方剂运用等,以及运用整体观念指导患者选用汉方药在内的最新综合治疗策略,还有针灸学内容。除了学校内的汉方教育外,诸如被WHO指定为世界传统医学研究基地之一的北里大学东洋医学研究所也经常在春假、暑假时期,举办大学生汉方爱好者短期培训班;辽宁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日本分校,也是日本汉方医药爱好者获得汉方医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在民间,汉方药也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汉方药在药局、药妆店均占有醒目的位置,如日本星火株式会社、日本堂之类的汉方医药公司也定期为加盟店的药剂师讲授中医传统理论和辨证用药知识,在东京开设普及中医药知识的“星火中医药学校”,任课教师一般为在该公司任职的中国中医药人才;在北京开设了“星火北京中医学培训中心”,定期举办学习班,组织学员来中国进修中医学。出于工作需要,不少药剂师都进行过汉方医学的学习。1986年,由日本星火株式会社发起成立了日本中医药研究会,该协会目前已拥有日本全国34个地区的药局、药店约1 000家会员单位,协会旨在促进汉方的研修以及对汉方药的了解和使用,并定期组织会员到中国出口中成药的生产企业,如华西医科大学制药厂、天津乐仁堂制药厂等参观学习,还会组织人员赴中国进行中医研修旅行等,促进了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以及中日间的交流。
2 日本汉方药的注册管理和保护2.1 汉方药的注册管理日本于1974年确认《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其中共包括210个汉方,这些处方均出自《伤寒论》《金匮要略》《和剂局方》《万病回春》《外台秘要方》《千金方》等,同时参考日本的《经验汉方处方分量集》《汉方诊疗的实际》《汉方诊疗医典》《汉方医学》等汉方医学书籍中的成分分量、用法用量以及功效等。至今《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已经多次增补修订,其处方量已增至263个,书中对每一处方均明确其配伍、用法用量以及功能主治。该基准中收录的汉方药可以说是日本汉方药研究及生产的基础,任何企业均可生产该基准中收载的汉方药,可以自主确定成品剂型、制定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并申请生产。而且只要在制备工艺中不使用水以外的溶剂即可免除药理和临床研究而直接申请生产许可。
此外,《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中大部分处方中药材配伍量的规定有一个范围,而各药品生产的申请者可在此范围内自主确定药材配伍量;同时,在只以水为提取溶剂的前提下,申请者亦可自主选择剂型、制定工艺及质量标准。 对于不包括在《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内的、于1968—2015年批准生产的汉方制剂,其他企业也可以申请生产,而申请所需开展的研究工作也相对简便,只需进行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即使是改变原有药物的剂型,只要不新增使用除水以外的其他溶剂,即可无需药理和临床研究。这类似于中国的仿制药以及改剂型药物,但日本政府并不限制该类申请,这就形成了在日本同一品名的汉方药因由不同的企业进行研制生产,其处方配伍量、制剂工艺、产品规格以及质量标准均有可能是不同的现象,这和我国国内的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同一品名的中成药其处方配伍、制剂工艺、质量标准均是统一的,不同企业生产的同一中成药均执行统一的法定标准。
2.2 日本对汉方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众所周知,新药的研发是一个长期和资金投入的过程,只有对原研者的权利和利益诉求进行合理的保护和支持,才能促进研究工作的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日本对汉方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依照国际惯例对其进行保护,如专利权保护;同时日本非常重视在日本国外进行专利的申请。我国目前对于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除了通过国际公认的专利所有权进行保护外,还有通过的《中药品种保护管理》制度的行政干预措施进行保护;此外通过提高仿制药注册的研制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研究者对药物研究的创新,保护了原研者的知识产权和合法利益,又便于药品的市场监管。
3 汉方药的研发据20世纪末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制药企业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科技人员总数的60%,其研发费用占整个国家投入的80%。以日本的三大汉方药生产企业(三共、津村、钟纺)为例,其新药研发费用均占每年销售收入的10%~20%[1],可见日本制药企业对新药研发是非常重视的。
3.1 处方来源目前日本在汉方药研究方面,更多的还是选择《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中的处方进行研制开发,或以对1968—2015年批准生产的承认基准以外的汉方制剂进行仿制。由于在日本研发新的汉方制剂,除了药学研究外,也需进行药效、毒理以及临床研究,这就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因此真正自主研发的新汉方制剂相对较少。
若处方为《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之外的,其处方配伍的合理性也无需通过中医理论验证,而是需要通过药理、临床研究加以验证;日本对于药物疗效的判定更加重视临床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和中国的药品注册审批要求是不同的。 在中国,中药复方制剂申请注册时,必须要对处方配伍是否符合中医理论加以分析说明,明确处方中药味的君、臣、佐、使,并根据这一分析开展后续的制剂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
此外,在日本汉方药处方配伍中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投料量在使用药材或浸膏投料时,其用量分别有各自的规定,且用量不成比例。例如,人参在不同的汉方药中以生药投料或以浸膏投料其用量是不同的,在《日本药局方》中明确规定:若以药材投料,其每日的用量为1.5 g,若以人参浸膏投料,则用量为0.7 g浸膏(相当于人参生药3 g),类似的其他药材还有很多。
3.2 制剂由于历史上传统中药多以药材粉末入药或以水煎服用,在中医药传入日本后的上千年的应用中,仍就认为这种传统的用药方法是最有效的,是最大限度发挥药效作用的制药方法,因此在制剂工艺方面,日本汉方药更多还是倾向于传统药材粉末入药或保留中药材水煎的特点。为了保证药物成分在提取过程中不被破坏,更多地采用温度略低的提取方式,如温浸提取;在后续的浓缩干燥工序也是大多采用减压浓缩、喷雾干燥,甚至真空冷冻干燥等技术和设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药物有效成分不被破坏,保证药物的疗效。
而在剂型选择方面日本汉方药以颗粒剂为主,这一选择主要也是因为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颗粒剂继承了传统中药水煎服用的特点,颗粒剂既有汤剂的综合疗效好、易吸收、显效快的优势,同时还克服了传统方剂服用量大以及因工艺设计的合理性而造成的有效成分被破坏的问题[2]。其他诸如片剂、胶囊剂、口服液等剂型也会根据药物的治疗特点及疗效需要而被采用。
从外观上看,现今许多汉方药颗粒剂已经跳出国人印象里中成药的粗糙外观和苦涩口感,不仅颗粒颜色美观、粒度均一,包装精美,而且口感好,甚至许多汉方药颗粒剂可以不需要水送服而直接口服,这方面是值得学习的。
4 质量标准的制定及质量控制日本早在1976年就制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1989年日本又颁布了《汉方药GMP》,汉方药制剂的生产按此标准实施。
在中国,由于很多中成药批准上市时间早,尤其是经典名方,其质量标准相对简单,甚至没有鉴别和定量测定标准。近年来,随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药品质量标准提高工作逐步推进,同时对新批准药质量标准的技术要求提高,这一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但中成药产品的质量标准中除了常规的性状、鉴别、干燥减重、崩解时限等以外,每种中成药产品的特异性检查也大多停留在有1~3项薄层鉴别以及1项含量测定标准限度的水平上,且绝大多数含量测定标准只限定下限要求。
在日本,一般汉方药的质量标准中,常规检测项目除了检测性状、干燥减重、崩解时限等以外,日本对于汉方药中重金属残留量和农药残留量的监控是非常严格的。从原料药材开始一直到成品全程进行检测和监控,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有效。
此外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日本汉方药的质量标准中还有一项指标是在中国中成药质量标准中几乎没有的,即浸出物含量标准,该标准检测所用的溶剂一般为稀乙醇或95%乙醇。
除常规检测项外,日本汉方药对于鉴别和含量测定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普遍要高于国内中成药的标准。在日本汉方药要求处方中所有药味均需进行薄层鉴别研究,如果无法制定薄层鉴别方法也需提供充分的实验依据加以说明,这往往需要筛选多种溶剂、展开剂以及显色方法,其工作量远远超过成功制定一项薄层鉴别方法的工作量。而在指标成分定量测定方面,凡是在日本药局方中明确成分含量标准的药材,在汉方制剂的质量标准中均需制定含量测定标准,一般要求含量测定的指标成分不少于3种,且该标准要同时制定上、下限度。由此也可反映出日本对汉方制剂质量要求之高,监控之严。
如此严格的质量标准要求带来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检验周期及检验成本的增加,而日本在制定汉方制剂质量标准时已有意解决这一问题,一般通过供试样品制备方法的简化来加以改善。例如,在日本的许多汉方制剂质量标准中往往需要5~6个甚至更多的薄层鉴别,而这么多薄层鉴别的供试样品制备常常只是通过1~2个连续的流程加以制备分离,操作简便、快捷,这就极大地缩短了检测周期,降低了检测成本,同时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有效监控。
5 结语目前日本汉方药占据了全世界90%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这一成绩的取得应归结于在严格的生产质量管控下生产出来的药品品质高,疗效及其安全性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信任;此外,药品精美的外观、便捷的服用以及良好的口感也是日本汉方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所在。而这些优势产生的根源就是日本对汉方药研发、生产质量控制方法和标准研究的高度重视,在生产过程中对GMP严格执行的精神,在质量标准中对汉方药的多指标的检测、监控,以及对除可量化指标外的其他能够反映质量的项目的同样重视,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1] | 郭晓, 郁洋. 日本汉方药发展及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启示[J]. 亚太传统医药 , 2007, 2 (9) :9–12. |
[2] | 黄明福, 朱长康. 浅述日本汉方药颗粒剂的研制与发展[J]. 中国药业 , 2000, 9 (7) :59. |
中药源自中国,却在日本不断自主而发展形成了“汉方药”。日本的汉方药此前一直依赖来自中国的原料,即中药材。而目前,日本的制药公司等正推进各种举措,试图在日本国内获取此类原料。其背后除了日本国内需求的增加之外,还因为存在每年超过700万的访日中国游客。
从日本九州鹿儿岛机场驱车1个半小时,就能看到犹如草原般广阔的田地。据说,当每年9月花朵盛开时,看上去简直像铺上了一层黄色的地毯。这里就是熊本县朝雾町一家合作制公司“朝雾药草”的三岛柴胡种植田。从事种植的古山彻(35岁)告诉我们,他是为了替代价格下跌的茶而开始栽培。
三岛柴胡是伞形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朝雾药草目前在约64公顷的田地上栽培三岛柴胡,每年收获约20吨。客户是日本最大汉方药企业“津村”。津村采购三岛柴胡主要用于生产治疗感冒和痴呆症的汉方药。
津村的签约农户皆越直树(33岁)表示,“种植中药材的话,(像塑料大棚那样的)初期投资较少,容易启动种植”。
为何寻求扩大中药材的日本国内采购?
津村掌握着日本国内医疗用汉方药的8成以上市场份额,目前正在扩大从日本国内采购中药材。除了朝雾町之外,该公司还主要从北海道夕张市和高知县越知町等全国6个地点采购作为原料的中药材。
目前,在津村每年采购的数千吨规模的中药材中,中国产占8成,日本产仅占15%。虽然比率没有明显变化,但2016年度的日本国内采购量已经比2006年度增加了4成,在该公司使用的约120种中药材中,日本国产占到了约30种。
津村的一位相关负责人高林耕平表示,为了“让农户充分形成正在生产用于医疗的产品这种意识”,正在向农户传授栽培方法,或出租农机和加工机械。该公司的负责人每年数次走访种植地进行指导,告知农户“马上到摘心时间”等等。此外,该公司还在获得朝雾町农户的建议后,开发了在土上覆盖薄膜进行种植的自主栽培方法。
津村这样的日本制药公司为何会寻求在本国内采购中药材呢?我们最初认为原因之一是随着对健康抱有强烈关注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不断提高,汉方药在日本国内需求的增加。但是,在采访其他企业后,背后的另一个原因也浮出水面。
“如果中药材也能在日本国内采购,就能大力宣扬‘日本制造’”,龙角散的社长藤井隆太如此强调。
龙角散已经开始将咽喉药“龙角散DIRECT”等使用的桔梗由中国产改为秋田县产。虽然数量仍然很少,但藤井社长说,“甚至有香港的中药企业想采购日本产中药材。日本国产中药材的需求有可能增加”。
龙角散与东京生药协会展开合作,派遣中药材栽培专家指导农户。针对收获的桔梗的加工,建议避免利用人手,而是使用牛蒡的剥皮机,正在减轻农户的负担。
中药源自中国,但中国消费者被认为对本国的产品缺乏信赖。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中,龙角散以及津村等日本产汉方药与中草药制剂备受欢迎。
在中国的网站和旅游指南上,日本制汉方药与中药制剂被广泛介绍。换言之,如果不仅是成品药,而是作为原材料的中药材也是日本生产的话,吸引力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产中药材价格大幅上涨
一方面,与物价难以上涨的日本相比,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物价上涨的速度也很快。中药材也不例外。
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对中药材的平均采购价格进行对比发现,日本产中药材2006年的平均采购价格为1千克2494日元,2016年上涨至3019日元。另一方面,中国产中药材2006年的平均采购价格为690日元,而2016年上涨至2.3倍的1570日元。
日本产中药材的价格是中国产的约2倍,目前从中国进口仍然更为便宜。不过日本武田制药工业的子公司武田消费者保健公司的产品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高内诚二表示“将通过削减栽培管理和流通等方面的成本”来摸索推进中药材的日本国产化。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以与中国产接近的价格采购到日本产中药材。
武田消费者保健公司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中药材“甘草”由中国产改为日本产。该公司为了使甘草中能够稳定含有抑制炎症的主要成分甘草甜素而自主改良的“都甘草”2014年被登记为新品种,该公司正在增加库存,将都甘草用于生产便秘药等药物。
武田消费者保健公司作为武田药品工业的一个部门,从1956年开始栽培中药材“大黄”。1969年之后在北海道生产自主品种“信州大黄”。
一方面,中国的中药材价格上涨也显示出供不应求的局面。某日本汉方药厂商的高管担忧地表示“10年后中国可能会出现中药资源枯竭问题”。
此外,高品质原料在中国市场上被垄断收购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为了遏制中药原料价格的上涨,中国政府还考虑限制出口。如果中日关系出现恶化,中药原料的出口也可能变得困难。
有助于改善肥胖和促进新陈代谢……经营化妆品等日用品的Kracie Holdings从2017年4月开始在日本女性杂志《an·an》上刊登了这样的汉方药广告。9月与该杂志共同设计包装的汉方药一经上市就销售一空。该公司表示“在药妆店购买汉方药的年轻女性出现增加”。
最近除了老年人外,日本年轻人对汉方药的需求也出现扩大。据调查公司IMS Japan统计,2016年度日本医疗用汉方药的市场规模按药价计算达1481亿日元,比2006年度增长了56%。
销路稳定的中药材栽培对农户大有益处。为了将企业与农户的需求联系起来,从2013年度开始以日本农林水产省和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为中心,已在日本全国召开将想要栽培药用植物农户和企业联系起来的洽谈会。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西冈杏
中国人远赴日本抢购的商品当中,最受欢迎的是医药品。想必在中国游客抢购的药物当中,多少也会有一些汉方药。当然,你能买到的大概只是一些不需要处方的汉方药或者汉方保健品。
但是中药是中国的传统,难道到了日本,换了个名字,会变得更好吗?那我们得仔细比较一下。
中医中药和日本汉方医药有什么区别?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医中药再熟悉不过。望闻问切、阴阳五行,以及名医名著,都有所耳闻。
中医中药到了日本,被称为汉方医药。隋唐时期大量的日本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中国当时的医疗技术。公元984年(中国北宋时期),日本人丹波康赖写成了《医心方》。这部医书所写内容和中国医书相仿,谈的都是房中养生、服食辟谷、本草食疗、针灸按摩等等,基本逻辑也是中医模式。
到16世纪,随着中医中药在日本不断发展并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结合,以及田代三喜、曲直濑道等人的努力,产生了半独立于中医中药的医疗体系,称为“皇汉医学”。
现代“中药”和现代“汉方药”
在中国,大学还设有中医药专业,医院还有中医生。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废除了汉方医药。现在,日本有部分大学设有汉方医药教育,但教育目的和中国中医不同,只是为了使一部分在籍的医学、药学学生和正在临床运用或想运用汉方药的医师或药剂师能在适当范围内正确运用传统医药学疗法。在现在的日本,汉医已经不只是处于边缘位置。
至于汉方药,日本的产量已经非常少,主要厂家就几家:Tsumura、KANABO、小太郎汉方制药、帝国汉方制药、三和生药等。日本药典中收录的药物中,也只有148种汉方药可以使用医疗保险。
这也和中国庞大的中药市场相去甚远。
不过对消费者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的中药和日本的汉方药对药物毒副作用的态度。
如果你有仔细看过中成药的包装盒子或里面的说明书,你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发现,在“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禁忌”等栏目都是标注着“尚不明确”四个大字。
这和中国的药检制度有关,即便中国生产的西药也经常在这些栏目上写下“尚不明确”四字,但其在中成药出现得最多。这是因为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中药的管理非常松。
在《关于印发中药、天然药物处方药说明书格式内容书写要求及撰写指导原则的通知》(2006年)里是这样写的:
”应当实事求是地详细列出该药品不良反应……尚不清楚有无不良反应的,可在该项下以‘尚不明确’来表述。”
“对于2006年7月1日之后批准注册的中药、天然药物……未按规定进行过临床试验的,可不列此项。”
“申请药品注册时……应列出药理作用和毒理研究两部分内容……未进行相关研究的,可不列此项。”
简言之,对中药的要求是“应该……但可不……”。
但日本政府对汉方药的管理却非常严格。所有的汉方药都被强制严格的标注其毒副作用。比如KANABO出品的黄连解毒汤注明副作用为升高GOT,GPT值,食欲不振,呃逆,腹泻、腹痛。猪苓汤合四特汤注明的副作用为胃胀、发疹等,严重副作用为食欲不振。如此等等。
在剂量上,中国中药和日本汉方药也有观念上的区别。
日本汉方药基本上是配伍固定的粉剂或者汤剂。比如桂枝茯苓含有桂枝4克、茯苓4克、牡丹皮4克,桃仁4克,芍药4克,经地萃取提练精制成粉剂或片剂。厂家不得随意更改,更不允许含朱砂、雄黄等矿物质。
其实日本汉方药现在基本上处于民间领域,应用上非常有限。日本的汉方药制药公司所开发健康食品和汉方药药物浓度低于药典处方药的浓度数值,就是因为对毒副作用的顾虑。
但中医会认为固定的剂量不适于他们辩证施药,会对药物效果带来影响。
只是,中医生一般用望闻问切的主观感受来判断症状,这样的准确性又有多高呢?
2012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做了一个实验,让16位教授职称的中医生对同一患者进行望闻问切四诊判读。出来的结果是,临床诊断极不一致。比如,他们对病人舌头颜色的感受就很不一样,9人说舌质淡红,其他人则有其他各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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