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剪线头――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广东尝试引进境外资金发展经济。培英中学不甘落后，利用海外背景引进香港资金兴办了“培英玩具厂”。玩具厂类似于珠三角常见的制衣厂，位于校园一隅，招收了大量内地女工，也就是俗称的“打工妹”。比起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十届考生来，培英玩具厂的打工妹算得上新中国第一批农民工，每年春运为广州火车站增添上百个身影，历史地位比我们更显赫。
玩具厂的成品统一运往香港销售，由学校正门到玩具厂的三、四百米校道上时常见到刷有“通达”字样的集装箱货车驰过，成为那个年代培英校园独特景象。三三两两的打工妹也经常穿梭于校园，她们住在厂区宿舍，还有一部分住在校门口传达室后的几间工棚似的房间。出入校门时能见到打工妹煮饭、洗衣服。
受市场经济支配的玩具厂偶尔会订单激增，生产人手不足，所谓劳动力相对不足，但厂方不愿意多招收工人应付临时增大的工作量，而是另辟蹊径。玩具厂主要成品是小玩偶，玩偶身上的公崽衫经由缝纫机车制后连成串，靠手工逐个剪开。另外，每件公崽衫上各个线头带着长长冗线，也靠手工剪除。虽不费力，也不用专业技术，却费工时，这道工序就叫剪线头。
很快，学校里各色人等发动起来，教师家属、饭堂女工，下班后大包小包扛公崽衫回家剪线头，赚取外快，每剪一百件获四毛五分钱报酬。但是依然不解燃眉之急，如同逢天灾人祸必然求助解放军叔叔一样，厂方和校方终于想到一支生力军——在校学生。于是，我们读高二级时，大约在文理科分班之前，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玩具厂与我们有了交集。
学校宣布那个3月的两、三个下午停课，以年级为单位，轮流分批开拔到玩具厂帮助剪线头，这叫勤工俭学。
全班同学扛着自己的课椅来到玩具厂，大大的车间里数张大桌子上五颜六色的公崽衫堆如山高，我们围坐在桌子四周，每人手持一把小剪刀剪线头，新买回来的小剪刀沾满机油，弄得手上油腻腻。虽然没有硬性工作指标，但是班主任一旁监督，手中一刻不得迟缓。做个班主任确实不容易，除了传道授课，还要熟习女红针线活。从地位尊崇的人民教师到严厉的私营厂监工，我们的班主任平滑过渡，丝毫没有转换身份的生疏。
开头一两次还觉得新鲜好玩，我们虽然在家时十指不沾阳春水，但眼见那些新奇艳丽的公崽衫，难免有些眼见心谋，巴不得夹带两件回去。后来几次感到腻厌，渐生不满，我故意换成左手持剪，消极怠工。没想到班主任发现了，质问我为何用左手？
剪线头的收获在于见识形形色色的人。
厂方的两个香港籍女人负责管理我们工作，一老一少，外表斯文。老的戴眼镜，五十岁出头，珠圆玉润，穿深色衣服；少的不太出声。那个年代大英帝国治下的港人回到内地威风八面，自我感觉良好。监工来回巡视，不时提醒我们小心，剪坏一件公崽衫罚款五毛钱。两个香港人开始还用心教我们剪，后来听到白班长讲普通话，于是耸耸肩，吸吸鼻走开了，不屑与我们交流。
物理林老师的太太原来是幼儿园老师，后来到玩具厂工作，当个小监工，那些工人管她叫“张老师”。张老师见老公课任的学生来到，起了兴致和我们攀谈。因为动口与动手互相促进，如同风火的互动。张老师问大家物理老师讲课水平如何？大多数人支支吾吾，只有简冬瓜大大咧咧地回答：“教得不好，讲解不清楚。” 那口气十足象现在政府部门组织的公用事业听证会代表发言，重在参与出席，讲得是否合乎实际并不重要，大家心里早就有数，但是这个代表从何而来值得推敲。
我们班主任也有回归自然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和一个长头发打工妹攀谈起来，相谈甚欢。长发妹是个组长之类小头目。班主任问人家是否当地人，她回答家在附近，但也有床位在工厂，方便加班等等。不知道班主任是否籍此向青涩男生们传授撩妹的初级技巧？
一下午下来，全班共剪七百多件公崽衫。当然，我们并非工厂的免费劳动力，所有计时工资、计件工资、高温补贴、物价补贴、劳动竞赛奖、安全生产奖、加班工资、保健津贴应有尽有，全班总共赚到3.69元之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