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暴发。战争伊始，一本小册子在雅典传播，书名叫《雅典人的宪政》，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进行无情的攻击。小册子的作者不详，后世学者名之为“老寡头”(Old Oligarch)，以此显示，这本小册子是寡头势力的政治宣言。这本小册子无疑出自知识精英之手，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政治理论。
英国哲学家波普(Karl Popper 1902/07/28 - 1994/09/17)是匈牙利裔，有犹太人血统，二战期间经历过纳粹统治，深知自由来之不易，而民主是自由的保障。波普是民主的铁杆捍卫者，然而，他对寡头政治理论的评价却用了一个中性词，ingenious①，非常耐人寻味。在英语里，ingenious的意思为，足智多谋，制作精良，巧妙，有创意，等等。波普的评价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评和鲁迅对国人劣根性的痛斥。
波普很瞧不起黑格尔的哲学，大段地借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02/22 - 1860/09/21)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不屑。波普认为，叔本华纵有千般不是，其学术诚信不容置疑。叔本华是黑格尔的同代人，互相认识。他对黑格尔的评价相当刻薄，颇有“老乡老乡，背后开腔”的味道。诸如，若不是普鲁士国家权威的支撑，黑格尔不可能在德国哲学领域里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黑格尔开启了一个不诚实的时代，把哲学搞成了利益的工具。政府把哲学当作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手段，学者把哲学当成一种生意②。叔本华的话绕梁两百年，在中原大地依然余音袅袅。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充斥着历史主义加极权主义的命题，诸如，历史的发展遵循着严格的客观规律，国家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经过黑格尔的巧妙包装，这些命题可以被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利用，也可以被极左的马克思主义利用。不同的是，右端将国家之间的战争改造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左端将国家之间的战争改造为阶级之间的斗争。与此类似的是，鲁迅的许多言论与观点，可以被极右的日本文化势力利用，也可以被极左的共产主义势力利用。
从十九世纪末起，极右的日本文化专家就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证明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他们大肆炒作，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目的就是贬低中国文化，为征服中国制造舆论。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亊。日本文化毕竟师承中国文化，学生想彻底颠覆老师并不容易，想让日本人民相信更不容易。这时鲁迅同志横空出世，不遗余力地痛斥国人的劣根性。他捉笔为刀，以外科医生的冷静，划开国人的私处，笔笔入肉，刀刀见血。下刀位置之精准，入肉角度之刁钻，一个中队的内山完造加在一起也望尘莫及。对此极右的日本文化专家乐不可支，善良的日本人民，我没有骗你们吧? 这可是支那人自己说的。
极左的共产主义势力从鲁迅身上也找到利用价值。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③。他是这样评价鲁迅的，“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短短一段话，竟出现九个“最”字。除了“旗手”，“主将”之外，鲁迅还被冠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伟大，九个最字，一介文人，何幸之有？鲁迅的桀骜不驯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剑锋所指是国民政府的思想专断和政治独裁。三个伟大九个最字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剑锋所指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思想领导权。紧接着上面的吹捧，真实目的显露出来，“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
显然，这是要借鲁迅之余威，与国民政府争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思想领导权。试想，如果在朝的与在野的蓦然易位，鲁迅会是何等地尴尬？也许，要更名鲁漱溟，抑或鲁大钊？所以说，若论实用主义的言过其实，舍彼其谁也？斯人已去，无法较真，彼言一出，鲁迅算是被撮上虎背，再也下不来了。鲁迅地下有知，闻听彼言，不知是脑门冒汗，嘴角一撇，还是别的什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象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那个无行文人张名高一样，摇着扇子得意地说，当个旗手真痛快。
前面说到鲁迅横空出世时，我称他为鲁迅同志，因为他的志向同于日本右翼文化势力，其实，民国左翼主流的称呼是鲁迅先生。这个先生，可不是帐房先生，教书先生，许太太的先生里的那个先生。在民国时期以及当代文化高层，尤其是学术圈子里，先生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是德高望重的同义词，而且它的用法不分男女。这个不分男女，对我来说，还有个小插曲。
1980年代中期，社会上对老教授，包括副教授，都尊称教授。这与部队里的称呼有很大出入。姓王的副参谋长一定称“王副参谋长”，若有人恭称“王参谋长”，王副参谋长一定会认真纠正。然而，在学术会议上，老教授们见面，不仅不在意正副，而且连教授都免了。他们互称先生，如，周先生，涂先生。初听，只觉新鲜，并不突兀，因为周涂二位的确是“先生”，而且又老又德高望重。直到有一天，有个张姓女教授出现，与她资格同老的“先生”们称她为张先生，方觉有点突兀。
私下向人打听，这位张先生，何许人也？对方先给我上了一堂民俗课，然后，话题一转，别看张先生孑然一身，其貌不扬，当年可威风了，上课时，叼着烟斗就去了。一百年前的今天，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05/18 - 1970/02/02）正在北大讲学，手执烟斗，神采奕奕，见右图。没准儿张先生就在台下听讲。从那以后，张先生叼着烟斗去上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与罗素融为一体，几十年挥之不去。后来民国热兴起，许多人对民国范津津乐道，我心目中的民国范就是张先生叼着烟斗去上课。老人家离开我们整三十年了，那边可有烟抽？
言归正传，鲁迅的东西读得不多，多是基础教育强塞给我的。有了独立意识以后，又不愿去读，忧其无益于身心健康。因此，我对鲁迅既不爱也不恨，但真诚地认为，这个先生鲁迅当得。至于他对国人劣根性的痛斥，我的评价是inge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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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genious。该词出现的上下文为，"This ingenious pamphlet, the oldest extant treatise on political theory, is, at the same time, perhaps the oldest monument of the desertion of mankind by its intellectual leaders."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Classics, P284
② Ibid, P378 关于波普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批评，另有专文讨论。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稿于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言之有理。综观各种理论讨论，绝大多数是在形而上的空间截取一个或多个片断，试图找寻或弥合其中的逻辑矛盾，说穿了就是在寻求“自圆其说”。一旦成功，人类思想似乎就有了进步，但很快，许多进步又在更大范围或更高维度上被否定。于是，新一轮论证开始。整个地球都飘流在宇宙空间，想找到一个能定住一切的锚点，显然不可能。但是争取局部的“自圆其说”肯定是有意义的。
互相学习，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