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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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

(2019-06-01 05:28:29) 下一个

就在大家说,考分应该已经公布之后又过了一个月,小崔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成绩。

他问H教授是怎么回事,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经济系问一问。

教授说,问了估计也没什么帮助。在系里面,没有人敢挑战G教授。他犹豫不决,应该有他自己的考量。宋老师说,教授之间,也不会相互制衡,也制衡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虑。看来你还得等,再等等吧。

H教授说话一直很谨慎,这次更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小崔也早已经习惯了话中有话, “听话听声,锣鼓听声” 的中国古训,虽然依然觉得很别扭。自工作以来,随着面对的环境变化,他慢慢的变 “成熟” 不少。虽然觉得很累很缺乏效率,但他没有选择,必须随大流。

离预定的发榜日期过了两月有余。有一天在教授家里,H教授带着一脸无奈的表情对小崔说:这次只有你一个考生,G教授决定不招。

从脸色,小崔已经看出,这个决定的分量不轻。花了这么长时间居然做出了这种决定,这么样的一个逻辑,让他开始瞧不起G教授的智商:这是个什么逻辑?就是因为没有竞争者?G教授知不知道,他的那些弟子,为什么不敢和我面对面竞争?他们有竞争优势吗?就说这两门数学,对于科班出身的是小菜一碟,可对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可是难上的高山。搞数量经济学,那些人能不能读懂基本的英文文献?我谈的不是英文,是其中的数学?能不能读懂我写的那本书?除了前言?数量经济学需要的数学,可比他考的线性代数难多了。现在的研究者,都在用微分拓扑,用不动点定理。我都怀疑,G教授自己读不读得懂微分拓扑中的不动点定理。想和我竞争,他们充其量在政治和英文上可能有点优势,一点点罢了。

小崔最近在修读一般均衡理论的文章,和一位来自上海,有着类似数学背景的同龄人邓恺峰。在数量经济学的研究上,邓恺峰比他走的远很多,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一般均衡的。论文写出后他想找个明白的人谈谈,给自己提点意见,结果,整个中国找不到一个懂的人,最终他的硕士论文全票通过,其中却没有一个人真的读懂。在这点上,小崔的经历也基本类似。

小邓用的是实分析里的不动点定理证明的,属于古典的证明方法。最早的证明出现在五十年代,由当时三十出头的M教授证明出。三十年后的中国,居然找不到一个能读懂这一关于市场经济最基本理论的人。随后不久加州的两位年轻教授合作,在抽象得多的数学层面证明了更加一般化的定理,将M教授的成果向前大大的推进了。

七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随后,经济学界又在对策论,计量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新结论。国内,则出现了一本非常畅销的控制论经济学,出自一位工业控制论领域的权威,自己并不懂经济学。随即不久成为经济学的经典。

中国人强调控制。西方人强调理解,从数据中寻找运行规律,寻找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的均衡。国家文明的差异,在细枝末节也能表现的很明显。

在人民大学,只有小邓和小崔两个年轻人在折腾真正的西方数量经济学,两个小伙子的努力早已经被G教授等人看在眼里。小邓关注的是基础性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成果。小崔关注的是最新进展,最近二十年的成果。小崔意在改变,小邓选择放弃。实际上在G教授的名额中,最适合的就是这两个人。小邓曾经上门拜访过G教授,想听听他对自己论文的意见,结果发现是对牛弹琴。原本说好的,两个人一起考,竞争那个名额。可是,小邓在最后时刻选择放弃,直接申请留学。在小崔等待G教授给出结果的时候,小邓已经去美国读研。

 

小崔语无伦次的唠叨了一大堆。H教授和宋老师都听的稀里糊涂,一头雾水。他最终还是不能改变什么:G教授却坚决的不接收他,宁愿放弃两个博士招生名额,虽然他是唯一的考生!

宋老师安慰他说:G教授估计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放弃招生,他自己的损失也不小,经费没有,助手没有,项目也会泡汤。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和他亲自谈谈。他应该就住在附近。我有什么让他为难的?政治上自己一直很清白,言论上也没有讲什么出格的话,就是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他害怕什么?担心何在?

H教授说,我给问问,下次告诉你。

小崔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宋老师,传达信息很方便。又等了好几天,还是没有消息,实在是忍不住,小崔直接去宋老师家,当面问H教授。

H教授说,我问了,也劝过几次。G教授说不想见,也没有必要见。

他没有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见?小崔问,带着讥讽。

他们之间是老哥们,没有必要找借口。G教授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宋老师说。

类似的话讲了好几次,结果一样。固执的小崔,原本想在校内拦住问问,后来还是放弃:强扭的瓜不甜,也没有意思。

小崔觉得不公:放弃是我的权利。你拒绝,应该有个理由吧。名额取消了?政审不过关?还是他自己被取消了博导资格?

也是。他的资格还在,你在政治上也没有问题。又没有谁说,读博士必须是党员。G教授确实是应该给个说的过去的理由。宋老师既是给丈夫讲,也是为小崔打抱不平。

G教授和H教授是几十年的好友。也带着博士生的H教授,有天问小崔:愿不愿意改专业。在国内搞学术,专业间事实上也没什么差异,大家都是什么都搞。如果你愿意改,他可以直接录取。至于名额,他可以特别申请从G名下转一个。这种校内专业调剂,也不是很难。

差别就是将资金拨到不同的账户。宋老师加了句。

小崔拒绝了。他说,这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G教授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也是在侮辱他自己的人格和智商,侮辱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智商。

 

又拖了一段时间,在小崔一再的催促之下,见实在是拖不过去,G最终给出了一个理由:《资本论》概论考试不过关!

这是个奇葩的理由!不过关,那么请问,我考了多少分?是五十九分还是六十一分?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G教授也没说。大概是三十几分吧。H教授说。

这就是今天中国最厉害学者的水准,连个分数都只能是大概而且还不能让人见。虽然心里在这么想,嘴里却留了点人情。小崔说:不可能,至少应该有八十分。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精读过,我对《资本论》的理解不会低于G教授。我要求公开判卷,甚至是重新公开考试、答辩。人民大学有那么多的《资本论》研究专家,你们经济系有那么多熟悉《资本论》的同事,个个都大名鼎鼎。对于这种照本宣科的考试,不难评判成绩。我就想要个公平,也想知道自己差在哪?

这话一出,帮助他说话的H教授并没责怪,只是摇头带着无助感。站在身边的宋教授,则一个劲的安慰:未来路很长,不在乎这一站。

小崔说这些话是有底气的:他认真的读过G教授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和翻译出版的所有书籍。对于G教授的学术背景有非常充分的理解。G教授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文章,而小崔自己,不久前刚刚发表两篇关于资本论的论文,基于数量分析,还是在非常权威的学术杂志上。宋老师看过,也推荐给H教授看过,他们都非常喜欢。

不过G教授说,你应该留学,他愿意为你推荐!H教授加了句,让小崔听的莫名其妙。

真的奇葩!他招生,两个名额,我报考,吓跑了所有的校内竞争者。我够格,他不招,也不见,还说我资本论水平不够。我考的西方经济学,资本论水平有多重要?他不是说数量经济学为专业吗,还特别考了两门数学。现在说为我推荐,什么意思?我不稀罕他的推荐,我想要的话我自己能够搞掂,不需要他的假慈悲。

 

这件事,让他的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不是因为落考的悲伤,对于征服考试,从来就不是他值得忧虑的问题。而是对不公平的愤慨:为人师长,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怎么会这样

没有人能说动固执的G教授。小崔实际上也不再在乎,就此更深的认识了这个学校,这个社会,远没有昔日想象的那么美好,公正和公平。

为此,热心的赵院长,在知道实情后,将他的作品推荐给自己在北大经济系的朋友,自己的邻居,国内数一数二的西方经济学大拿L教授看,几天后院长给他带来一封出国推荐信。

在文革期间,人民大学关闭,校区被二炮占据。留下来的不多教师有好大一批转到北大。像赵院长这种政治资历比较高的,和北大教授享受同等的待遇,成为北大老师。人民大学复校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由于经费有限,住房奇缺,好多像赵院长这样的老师还一直住在北大校内,占着属于北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二炮人则占据着大量属于人大的空间和资源。

小崔知道,为了帮助自己,院长是用心了。在学术界,他的邻居L教授的名气比G教授还大。G教授是留美博士,很早回国效力,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为人老实胆子小,出名主要靠的是他的翻译能力。L教授是北大本科毕业,后来留校在图书馆工作,靠着自学成才,非常能写,也没有G教授在文革期间的那种苦难经历,胆子也大很多。不同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回到宿舍,小崔打开信封,看着一张薄纸上用毛笔写的几行不痛不痒的文字笑了笑,放在抽屉里再也没拿出来。看着这清汤寡水的文字,他的孤单和无聊感越来越强:他必须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从激情满怀到失望至极,三年时间,并没有太大的距离。走出象牙塔的小崔,没有想到世界居然如此复杂,人际关系居然可以如此的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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