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汪精卫曾经合作唱双簧

蒋介石和汪精卫曾经合作唱双簧






蒋介石和汪精卫当时精诚合作过之一，就是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屠杀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曾经有过短暂的合作，那时因为二人曾经一起大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广大的革命群众的。

蒋介石和汪精卫当时精诚合作过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唱双簧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武力占领东北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大好河山和三千万人民，国人口诛笔伐。由此而来的一个抗日反蒋高潮已在长城内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兴起。蒋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这个巨浪的强烈冲击。

孙科于1931年12月17日进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南京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了珍珠桥惨案，但人心不服。东北方面，日本正进攻锦州。在东南，日本的大炮对着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不能继续走蒋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对日“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解决方针，对日取强硬抵抗态度。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急之任务即在消灭战祸，并保主权。对进攻锦州的日军取坚持积极抵抗态度。日军在上海挑衅，陈友仁提出对日绝交方针，和人民的呼声一致。孙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针，与蒋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针相左，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联合反对。

孙科本来早就请求蒋、汪、胡合作，并进京主持一切。除他个人恳请外，并求各方帮助疏通。但这三位均不为所动。实际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出现三人合作局面。蒋介石、汪精卫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孙科政府，以“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为据，力主对日妥协；批评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主张是“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掷”行为。蒋介石认为绝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战，如果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分歧，此时更配合默契。孙科把“神”请了回来，唯一的一项属于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无意义，14日，陈友仁先辞职，次日孙科辞职，把南京政府交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正是他们二人所需要的。

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总长。此后的国民政府，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汪精卫说他在对日外交上与蒋介石无分歧，这是实话。汪精卫这次与蒋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权力。日本打进中国，占领了东三省，并向南进犯。1932年3月在东北制造一个傀儡组织，名曰“满洲国”。这个时间，恰在蒋汪联袂入京，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议决国事之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间。全国人民无不认为，政府应组织抗日。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则说，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的方针包含对内对外，汪精卫说的是对日政策，是保证实现“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补充办法，是专门解决国民政府集中军事力量“安内”期间，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两者精神相通，归宿是一个。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进一步说明政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为了什么目的实行这一方针呢？汪精卫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蒋介石说：抵抗“是无战之害，有战之利者也。”这两位的解释一语道破，其“抵抗”不等于对日作战，不是通过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抵抗是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对外讲和，才能保证集中精力“安内”。至于“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是真是假，要听其言，观其行，一系列铁一般的事实说明，那纯属欺人之谈。

蒋汪这次合作，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国人唾骂。汪精卫挨的骂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鸣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倒不后悔“背黑锅”的事，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现得相当顽固。这个臭茅坑，是蒋汪合作建造的。主谋者蒋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卫。

《淞沪抗战》日本胜。日本为了庆祝淞沪之战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开了祝捷会。朝鲜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弹，日本白川大将丧生，公使重光葵伤了一条腿，倒是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扫兴。

汪精卫大谈中国“外交的胜利”，说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今后仍要如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下去。

上海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头，做出一个样子。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叫“不失领土，不丧主权”。以后对付日军的新侵略活动，沿着这条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战，回过头经营伪满洲国，一方面进攻东北的抗日军队，以巩固其殖民统治；一方面扩大伪满洲国的范围至热河。南京政府对北方防务没采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蒋介石离南京赴汉口“督剿”红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蒋介石亲兼鄂豫皖三省总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调五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就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过程中，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榆关，随即攻占。2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3日，热河省汤玉麟弃城南逃。4日，日军唾手而得承德。之后，日军继续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下一个目标是华北腹地。

蒋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组织军队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解决失地责任和华北控制权。这之后，他把华北军事交给何应钦指挥，在保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何应钦代蒋主持，坐镇华北。然后南返，与汪精卫策划对日“交涉”权力诸事，以解除对他南方“安内”军事的干扰。

汪精卫由于诸多原因，在上海停战后，于1932年8月6日辞职，把行政院交给了宋子文。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给三个月假期。10月21日，汪精卫以养病为名去了德国。热河吃紧时，蒋介石不断电催汪精卫回国。汪精卫不带兵，不负责军事，要他回国当然不是为了“抵抗”，他的“长”处是“交涉”，在蒋汪合作的政府里的分工是对日谋和。对此，汪精卫有强烈的使命感，接到蒋介石的催归电，很及时地于1933年1月11日自德国杜平根启程回国，中途曾转道日内瓦，在国联发表一份声明书，谓中日争端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无力对日宣战，但日本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竭力御侮；日本南侵，中国将采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随后取道法国，于3月14日抵达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干陈公博是最知道蒋汪合作及汪精卫使命内幕的人。他一针见血地说：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五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

汪精卫虽然回国，但表示他只在中央党部负责，提请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一直代理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汪回上海当天，他发表声明：“汪院长为吾党先河，群伦领袖，值兹河山破碎，大敌当前，非汪主持大计不足以挽此危局”，“子文当于十七日停止代理院务，追随汪院长，尽其职责。”蒋介石从保定电请汪复任行政院长。3月26日，蒋汪在南京会晤，商定：对日外交汪精卫有最后决定权。有汪精卫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对日交涉，蒋介石于4月2日又去了江西，继续指挥反共战争。

汪精卫回国后，先装腔作势、夸夸其谈地发表一通他对前段战争的看法，指责张学良不得力，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这时，长城各口中日双方争夺战正在进行。这一战从3月初至5月下旬，日军进攻长城线，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共投入三十余兵力，主要是地方军；中央军不及十分之一。日军十五万余，伪军十万。中国主力仍在南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战求胜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协的方针。

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决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属行政院，驻北平，和何应钦领导的北平军分会共掌华北全局，分掌政务和军事。关于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汪精卫先有一个方案，但蒋介石主张用黄郛，中政会里有几个人反对，汪精卫做说服工作，最后，5月3目的中政会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定由黄郛担任。黄郛是政学系头目，与日本素有来往，把他推到前面，对日“交涉”顺手，汪精卫又多了一个膀臂，有利无害。

这时，长城各口中日双方争夺战正在进行。这一战从3月初至5月下旬，日军进攻长城线，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共投入三十余兵力，主要是地方军；中央军不及十分之一。日军十五万余，伪军十万。中国主力仍在南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战求胜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协的方针。

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决定成立北方政务委员会，属行政院，驻北平，和何应钦领导的北平军分会共掌华北全局，分掌政务和军事。关于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汪精卫先有一个方案，但蒋介石主张用黄郛，中政会里有几个人反对，汪精卫做说服工作，最后，5月3目的中政会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定由黄郛担任。黄郛是政学系头目，与日本素有来往，把他推到前面，对日“交涉”顺手，汪精卫又多了一个膀臂，有利无害。

[yongbing1993]

在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工农兵学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农兵学商”体现了政社合一的全面社会组织形式。在公社体制下，各行各业打破界限、高度统一：农业主要搞生产大队种植，工业由社办工厂承接，兵即民兵预备役，学为社办学校，商即供销合作社，旨在实现城乡一体化与自给自足的“大跃进”式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具体而言，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工农兵学商具体分工与体现如下：

人民公社的社员（农民/农业）： 是公社的最基础主体，社员在大队、生产队进行集体耕作。

人民公社中社办工厂中的工人（工人/工业）： 公社建立“社办工业”，如农具修造厂、粮食加工厂，农科站，种子站，红医站，等等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了“离土不离乡”。

人民公社的兵（民兵）： 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全民皆兵”，民兵营组织深入到基层，承担训练、生产、治安任务，即生产、战斗合一。

人民公社的学习（学校/教育）： 公社免费办学有高中，初中和小学，推动全体社员的免费扫盲和免费的职业教育，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结合社会实践学有所用。

农村人民公社的商（商业/贸易）： 由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公社供销部、信用合作社统一管理，控制物资供应物价稳定与商品流通。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农村人民公社这种模式在当时被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的高度统一。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工农兵学商又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中，“工农兵学商”相结合是其核心组织特征之一。这一概念在1958年由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提出，随后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农村人民公社具体内涵包括：五位一体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不仅是农业生产单位，还将工业（工）、农业（农）、军事（兵）、教育（学）和商业（商）五种社会职能和组织合为一体。

农村人民公社既是基层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机构。通过这种形式，公社管理生产、管理生活、同时也管理政权。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消除“三大差别”的构想：该模式旨在通过让“农民去工厂，工人去农村”等方式，逐步缩小并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全民皆兵：其中的“兵”体现了“全民皆兵”的方针，通过在农村人民公社内组建民兵营组织，实现生产与军事训练的结合。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主要内容是：

一、确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相结合。

二、强调小社并大社的方法，首先由原来的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

三、在并社过程中，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对待各个小社的公共财产和债务方面的差别。

四、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体所有制，以后可以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准备。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此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相结合。二、强调小社并大社的方法，首先由原来的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三、在并社过程中，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对待各个小社的公共财产和债务方面的差别。四、指出人民公社目前是集体所有制，以后可以变为全民所有制，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作准备。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此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公社化。

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的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 （人民公社好，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走资派们当时也是同意人民公社的。例如《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10月8日）

团长：地主、富农入社没有？

刘少奇：入社了。好的做正式社员，不好的做候补社员，一部分更坏的监督劳动，由民兵监督他们。

全部妇女都积极拥护公社，她们过去一直是做饭、带孩子。有时参加了田间劳动，回来也得做饭，做得不好还挨丈夫骂。搞了食堂、托儿所、缝纫组，解放了她们的劳动力，丈夫也不骂她们了。

团长：是否每个农村都成立了食堂？

刘少奇：都有，每个生产队设一个。

团长。全家都在食堂吃饭吗？

刘少奇：是的。有的小孩在托儿所吃，有的带来食堂吃，有的在学校里吃。

大家都赞成，运动发展得很快，如河南省在不到两个月中全省就公社化了。当然，一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解决。

团长：听说本月底全国就可以完成，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三十几了。

彭真：不只这个数字，还要多些。

团长：我们是从新闻简报上看到的。

刘少奇：运动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要向群众说清楚就可以了。个别地方，有的杀了猪、鸡，怕归公社，经过解释也就纠正了。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自留地等如何处理，现在各地都在讨论，一致决定取消。牲畜、山林的处理问题，也在讨论，各地的具体办法不同。鸡、猪有的地方还让社员养，但只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来养。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缩小以致最后消灭私有部分。

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

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我走了三个省（河北、河南、江苏），看了公社。他们正在讨论分配制度问题。有的地方提出吃饭不要钱，有的一般的菜也不要钱，如要吃好菜，自己花钱。有的地方提出一年发两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一年四双鞋，老年人住幸福院，儿童入托儿所和学校不要钱，结婚、生孩子发补助费。这些办法正在讨论。大部分只能在粮食上不要钱。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分配办法：粮食供给，外加基本工资。

团长：粮食供给，工资的钱数是否要少了？

刘少奇：我讲的是农村，城市是另一种办法。钱的那部分是少了。

团长：这就是说，一部分实物，一部分钱。

刘少奇：是，农民开始领工资了，部分地实行了供给制。

团长：银行是全国统一管理的，交给公社，是否会有什么变化？

刘少奇；不会有变化的，还是统一领导。银行的工作人员交给公社管理，由公社发工资，公社可以叫他们去种地，可以调派他们。

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

公社里有共产主义成分。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乡社合一，是社会的基层单位，生活单位，分配单位，教育单位。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目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好形式，将来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团长：据我们了解，乡是基层单位，在乡的上面是县，那么在县的范围内是否成立联社？

刘少奇：有的一县是一社。一乡一社的，乡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社员代表大会，县里是联社。

团长：省怎么办？

刘少奇：改组会有，但基本上不变。中央和省的人员可以大大减少。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但没有完全消亡。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还要镇压，然而事情不多了。公社要分出一部分人监视坏分子。公社和县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只是一部分工作。国外的阶级斗争由国家来搞。民兵主要是对付外国帝国主义的，对付地主是次要的。

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团长：我们在××××建立合作社的时候很重视物质刺激的原则，使农民们乐于多作工作。在中国，这个原则是怎样体现的？

刘少奇：这个原则现在还是要的，工作好的多得些，坏的少得些。马克思把这种制度叫做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在城乡还保留这个原则，而粮食供给制是实行了“各取所需”的原则。

至于猪、鸡等，公社的收入多了，私人部分的收入也就无足轻重了，而且私人养猪养鸡也不合算。个别的老人不能出田劳动，养点猪、鸡是可以的。

团员：搞个人经济，会不会影响他们去公社劳动？

刘少奇：一方面是自己搞不合算，另一方面是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现在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

譬如，目前有××万人在为钢铁而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他们不要钱，自带粮食。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市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地方睡，搭个棚子。这是什么？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工厂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时，甚至是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礼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钱。

北京大部分工厂的工人都要求取消计件工资。这正象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说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自觉的、无定额的、无报酬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的劳动，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的。俄国在内战时期有过这种劳动，列宁就大写文章。

我们的这种劳动的规模比一九一九年俄国那时大得多。××万人同时炼钢，如果要钱，怎么得了？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方面也很多，如兴修水利。在这样一种精神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马克思说过，如果劳动者不肯多做一小时工，不肯少要一点钱，就谈不上共产主义。

我们的工人、农民、干部们不仅可以多做一小时、几小时，甚至可以多做几个月。如果多做一小时就多要钱，那就谈不上共产主义。

团长：中国党认为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否已经很高了？

刘少奇：是的。可以这样说，农民的干劲是共产主义精神的表现之一，不是法律和命令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共产党简单号召所能做到的。

彭真：讲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合作社完成了自己的水利建设。社长于是号召社员去支援邻近一个社，并且说可以给报酬。社员们听了以后回答说，要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就去，如果是为了挣工分，我们就回家睡大觉去。

刘少奇：中国农民大部分觉悟很高。这是党几十年在他们当中工作的结果，党依靠了他们，他们相信党。他们一穷二白，看到了前途。“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将来的幸福。

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城市也在试办人民公社。我看了郑州，那里初步组织了城市公社。不错。

有这么几种公社：以农业为主的公社，以工业为主的公社，以学习为主的公社。

团长：学校也要搞公社？

刘少奇：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

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而是逐渐实现的。“共产主义”这个字不能随便用。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是高级阶段。

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中央决定在十五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没有大学教育，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面手运动，一个人不限于一种技术。农民去工厂，掌握工业技术，工人去农村，学种地。加快消灭社会劳动分工的区别。使劳动者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这些差别消灭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很丰富，那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yongbing1993]

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在忙些什么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大小各级官员们一方面正在忙着接收日本战败后留在大陆也是中国人民的战利品，另一方面蒋介石高层忙着消灭中国共产党。《“六个月，只要六个月，我们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六个月内就可以从全中国各地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同时完成《接收日本留在大陆的战利品》。

1946年的那个夏天，蒋介石国民党中央高官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上，参谋总长陈诚拍着桌子吼出了这句话。《“六个月，只要六个月，我们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台下坐着的一众将领，有的面露兴奋，有的暗自心惊，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驳。这句狂妄到极点的誓言，当时听起来是那么的自信，谁能料到，这竟然成了敲响那个庞大王朝丧钟的第一声。

那个夏天的南京，热得让人发疯。1946年的南京，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躁动的味道。那时候，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没多久，老百姓还在废墟上扒拉着过日子，但南京城里的气氛却诡异得吓人。如果你那时候站在南京街头，你会发现满大街跑的吉普车，车上坐着的军官一个个红光满面，那是打心眼里的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强得离谱。咱们先来扒一扒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手里的牌。那可真是一手王炸。

那时候蒋介石国民党手里的正规军，加上杂牌部队，林林总总加起来有430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分散的人民解放军满打满算，八路军新四军等算作正规军也就61万，加上地方游击队民兵等武装也就加起来总共有127万。这就像是一个全副武装的重量级拳王，站在一个刚吃饱饭的小个子面前。

再看看装备，那更是没法比。那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里，有四分之一是美械或者半美械装备。美国人给的那些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还有那崭新的105毫米榴弹炮，成排成排地摆在仓库里。天上飞的是美军支援的飞机，地上跑的是刚刷好漆的坦克。甚至连士兵脚上穿的皮鞋，都是美国货。

反观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边，士兵手里拿的大多还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三八大盖”，有的部队甚至还在用老旧的“汉阳造”。至于重武器，那更是少得可怜。仅东北林彪部下有少些。

而蒋介石的国军除了美国人的援助，蒋介石还干了一件特别“精明”的事。日本投降的时候，留下了一百多万军队的装备。这些东西，蒋介石那是照单全收，连颗螺丝钉都没放过。这一进一出，蒋介石觉得自己腰杆子从来没这么硬过。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得那叫一个露骨，大概意思就是，不能按部就班地宣战，要趁着对方还没准备好，搞个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这种心态，其实很好理解。这就好比你手里握着一把加特林，对面拿的是一把水果刀，你也得飘。所以，当陈诚喊出“六个月解决战斗”的时候，蒋介石是信的，底下的将军们也是信的。他们是真的觉得，只要大军一开动，也就是个武装游行的事儿。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太自信”上。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在人最得意的时候，给他来个大嘴巴子。那时候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从上到下都沉浸在一种盲目的乐观里。将军们忙着搞接收日本留在大陆的许多战利品，更忙着抢房子，忙着把日本人留下的金条往自己兜里揣。

在蒋介石的将军们看来，打败共产党的仗那是顺手的事，主要任务是享受胜利果实。这种氛围，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误判。蒋介石的将军们根本没把对手共产党的解放军当回事，觉得那就是一群“土包子”，小米加步枪，怎么可能打得过几百万的正规军？

其实，最早给蒋介石出主意提出半年解决问题的人，不是陈诚，是何应钦。何应钦这人吧，虽然也是个反共的老手，但他毕竟是个老江湖，做事相对稳当点。他当时拟定了一个计划，叫“两年三阶段”。意思就是，咱们得稳扎稳打，别着急，花个两年时间，分三个步骤，慢慢把对方吃掉。

为了这事，何应钦还专门去请教了一个特殊人物。这人是谁呢？就是原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没杀他，反而把他秘密留下来，当成了座上宾，让他给国民党军队当顾问。

这冈村宁次毕竟跟八路军打了八年交道，吃过不少亏，心里是有数的。他当时就给何应钦提了个醒，说共产党这支队伍，那是相当顽强，绝对不能轻视，更不能急于求成。何应钦听进去了，所以搞了个两年的计划。

但是，这计划报到蒋介石那儿，老蒋不乐意了。两年？蒋介石那时候恨不得两天就解决问题。他看着地图上那些红色的区域，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一刻都等不了。他觉得何应钦老了，胆子小了，没有那股子冲劲儿了。

这时候，陈诚看准了机会。陈诚是谁？那是蒋介石的心头肉，是“土木系”的大佬。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而且特别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陈诚一看蒋介石对何应钦的计划不满意，立马就拿出了一份新的方案。这份方案的核心就三个字：六个月。

陈诚拍着胸脯跟蒋介石保证，根本用不着两年，只要咱们集中兵力，全面进攻，最多六个月，也就是半年时间，就能把共军彻底消灭。这话简直就是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1946年6月1日，蒋介石直接下了道命令，把何应钦的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职务全给撤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陈诚。这一换人，不仅仅是人事变动那么简单，它是整个国民党战略方针的一次大转弯。

陈诚一上台，那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直接把之前稳扎稳打的那套全推翻了，换上了一套激进得吓人的打法。这套打法的核心，其实还是那个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那一套。当年日本人在华北搞“囚笼政策”，就是利用铁路、公路做柱子和链子，修碉堡做锁，想把八路军困死。

陈诚觉得这招太绝了，咱们现在有这么多兵，有这么多卡车坦克，搞这一套不是更厉害？于是，国民党的战略就变成了：抢占大城市，控制交通线，把解放区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像吃豆腐一样，一块块吃掉。这计划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完美？有兵力优势，有装备优势，还有“科学”的战术指导。陈诚当时觉得，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分题。

但他忘了一件事。这套战术，当年日本鬼子没玩明白，最后输了。现在他拿过来接着玩，就能赢吗？而且，他太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也太低估了对手的智慧。

那时候的国民党高层，就像是一群赌红了眼的赌徒。他们看着手里的筹码多，就想一把梭哈，直接清台。他们根本没想过，万一输了怎么办？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局根本就不存在输的可能性。

赢了面子输了里子，一场奇怪的胜利。战略定下来了，仗就开始打了。一开始，国民党的战报那是相当漂亮。今天收复了这座城，明天打通了那条路。地图上，代表国民党的蓝色旗帜插得到处都是。

特别是在苏中战场，国民党派出了一员猛将，叫李默庵。这李默庵手里握着12万大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那是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苏中解放区给平了。李默庵打得很“聪明”，他严格执行陈诚的战略，哪怕是遇到解放军的主力，也不随便追击，就是死盯着城市和交通线打。

结果呢？在苏中战役里，粟裕将军指挥着三万多人的部队，跟李默庵这12万大军周旋。这一仗，打得那是相当精彩，也就是著名的“七战七捷”。按理说，李默庵损兵折将，应该算是输了吧？可人家李默庵不这么认为。他在给南京的战报里写得那是花团锦簇。他说，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是我们占领了盐城，打通了浦口到南京的铁路，控制了长江下游的交通。

这逻辑简直绝了。在他看来，只要地盘占住了，那就是胜利。至于死了多少人，丢了多少装备，那都是次要的。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陈诚看到这份战报，居然也觉得挺满意。他们觉得，你看，虽然咱们付出了点代价，但是战略目的达到了啊。共军的地盘被我们压缩了，城市被我们占了，他们只能跑到山沟沟里去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最大的误区。

他们把战争看成了抢地盘的游戏。好像谁占的城市多，谁就是赢家。可是，地盘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你占了一座城，得留兵防守吧？你打通一条铁路，得派兵巡逻吧？

蒋介石国民党这430万大军，听着挺多，可往中国这巨大的版图上一撒，那就是撒胡椒面。刘汝明后来在回忆录里就吐槽过这事儿。他说，我们是处处守，结果就是处处薄弱。兵力被无限稀释，原本握紧的拳头，被硬生生掰成了五根指头。这就给了对手最好的机会。

解放军那边，根本就不跟你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一句话：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话太透彻了，简直就是战争的最高哲学。你想啊，地盘丢了，只要人还在，以后还能打回来。可要是为了守个地盘把人拼光了，那地盘迟早也是别人的。

所以，当李默庵在庆祝占领空城的时候，他根本没意识到，他的精锐部队正在被一口一口地吃掉。粟裕那是典型的“零敲牛皮糖”，今天吃你一个团，明天吃你一个旅。虽然你看着地图上全是你的旗子，可你手里的兵却越来越少。

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一个人拼命去抢对方的衣服、鞋子，觉得自己抢到了东西就是赢了。另一个人呢，根本不管衣服鞋子，就是盯着你的要害打。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抢衣服的那个，虽然手里抱满了一堆破烂，但被人打趴下了。那些被美械武装起来的“运输大队长”。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那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怪现象。按理说，拿着美式装备，火力那么猛，怎么就打不过“小米加步枪”呢？

其实，这装备好，有时候也是个累赘。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太依赖重武器了。一碰到解放军，先是一顿炮火覆盖，然后坦克冲锋。但这招在平原上好使，到了山沟沟里，到了水网密布的苏中地区，那就抓瞎了。坦克开不进去，大炮拉不上山。

而解放军呢？那是轻装上阵，穿插迂回，灵活得像泥鳅一样。更要命的是，国民党的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了。陈诚搞的那个“点线战术”，把战线拉得无限长。那些美式卡车在公路上跑，简直就是解放军的活靶子。咱们经常开玩笑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这可真不是瞎说的。好多国民党士兵，刚领到崭新的美式冲锋枪，连说明书都没看明白呢，就在伏击战里当了俘虏。

这枪转手就到了解放军战士手里。所以那时候有个特别讽刺的现象。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解放军手里都是“万国造”，什么枪都有。打到后来，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这哪是打仗啊，这简直就是给对方送快递。

而且，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那种腐败和派系斗争，也是烂到了根子里。陈诚虽然是参谋总长，但他那个“土木系”的背景，让其他派系的将领很不爽。

打仗的时候，大家都是各怀鬼胎。“友军有难，不动如山”，这成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常态。你李默庵在前面打得热闹，旁边的部队就在那儿看戏。他们心想，反正不是我的嫡系，死光了才好呢，正好少个竞争对手。这种心态下，就算有原子弹也打不赢啊。

士兵们也不傻。他们好多人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或者是为了那点军饷才当兵的。上面的长官忙着喝兵血、倒卖军火，底下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有一回，一个国民党连长被俘虏了，他看着解放军战士在那儿啃馒头，眼泪都下来了。他说，我们在那边，连发霉的米都吃不上，长官却在后面大鱼大肉。这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

所以，战场上经常出现这种画面：国民党军队几千人被几百个解放军追着跑，或者干脆成建制地投降。他们手里的美式装备，连个响都没听着，就成了战利品。

蒋介石国民党的算盘打崩了，一场历史的玩笑。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49年。距离陈诚喊出“六个月”的豪言，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那个拥有430万大军、全副美式装备的政权，就像雪崩一样垮塌了。当初他们拼命争夺的那些大城市，沈阳、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一个个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而陈诚呢？那个自信满满制定计划的人，早就灰溜溜地跑到了台湾去安排后路了。蒋介石可能到最后都没想明白，自己明明抓了一手好牌，怎么就打成了这个烂样？

他坐在飞往台湾的飞机上，看着下面苍茫的大地，心里估计是五味杂陈。其实，这事儿一点都不难理解。蒋介石和陈诚，他们把战争看成了纯粹的军事算术题。在他们眼里，我有多少人，你有多少人；我有多少炮，你有多少炮。一减一，剩下的就是结果。

但是，他们忘了一个最大的变量。那就是人心。你占领了城市，但你失去了民心。你打通了铁路，但你堵死了老百姓的活路。解放军虽然放弃了城市，但他们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那句“存人失地”，存的不仅仅是士兵的命，更是老百姓的命。当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送到前线给解放军吃的时候；当老百姓冒着炮火，抬着担架救护伤员的时候。这场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就注定了。

陈诚的那个“六个月计划”，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它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旧时代统治者的狂妄和无知。

他们以为凭借手中的枪炮就能征服一切，却不知道，真正能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武器，而是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如今，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看着那些发黄的老照片，看着那些缴获的美式坦克。你会发现，那个所谓的“黄金开局”，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泡沫。陈诚的豪言壮语，最后成了历史书上的一段笑料。

而那个被他们看不起的对手，用最朴素的道理，给他们上了最深刻的一课。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所有人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吧。

你说这陈诚，要是当初能听何应钦一句劝，或者听听冈村宁次的警告，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其实也没啥不一样的。

路早就走歪了，跑得越快，离悬崖就越近。

那个六个月的期限，不是给对手定的死期，而是给他们自己敲响的丧钟。

这事儿，说到底，就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当他们选择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美式冲锋枪还是烧火棍，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结局，早已写好。

[yongbing1993]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法西斯希特勒是如何称赞蒋介石?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

蒋介石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

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

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

蒋介石期望以此约束全体国民党党员。

转载：《希特勒称蒋介石为“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来源：谌旭彬 短史记

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应邀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希特勒曾对孔氏谈及蒋介石，赞其为“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据德国外交档案记载，希特勒“称赞”蒋氏的具体语境如下：

“元首兼总理(向孔)说明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和益处。在这一点上，他把蒋介石委员长视作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元首认为)同强有力的政府可以订立长期性协定。”①

孔祥熙此行，目的在于消除“德日反共协定”之消极影响，希望能够得到希特勒在对华援助方面——尤其是武器之购买与军事顾问团之合作——的继续支持。据在场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披露，孔氏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抛弃日本支持中国。

程氏回忆：“谈到远东局势，希讲希望远东国家如中国、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发生事故。如果中国、日本的争执需要他做调人，他很愿尽力。孔乃告诉希，……中国可永远做德国的朋友，日本友谊不一定可靠。希讲他非常愿望中国强盛，也希望中德关系益加密切，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是他的老友，也是中国的友人，他对中国情形很熟悉，随时对希有报告。孔就问克里拜对中国有什么意见？希讲克里拜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事，是将军政大权集中中央，能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②

综上，不难还原当日希、孔会谈之实际情形——孔希望说服希抛弃日本、转与中国订立长期友好协定；希的回答则是：“非常愿望中国强盛”，希望蒋介石这位“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能够集中军政大权，“造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为德国只愿意“同强有力的政府订立长期性协定”。

换言之，这番“赞誉”言词背后，有着希特勒对中国国力的深度藐视。所谓“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于蒋介石而言，只是客套罢了。

图注：蒋介石国军德械部队

事实上，此种“讽刺”，自“九一八”始，国民政府即已备尝。中国以一几无国防工业体系之纯农业国，对抗扩张欲望强烈之工业化军事强国日本，垂16年。其终获惨胜，既有赖于国人之艰苦卓绝，亦倚仗外交之“一波三折”——始致力于对德关系；继求助于苏联；再与美、英结盟。诸种转折背后，实有无尽之屈辱存焉。

以对德外交而言，中国需德国之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德国需中国之的钨、锑及铁矿石等战略物资，固然是合作之基础；但钨、锑之类物资非中国所独有，而在30年代前半期，蒋氏频频向英、美、苏诸国求助，已一再碰壁，德国乃最后之希望。为维系此种脆弱关系，蒋氏曾亲自致信希特勒，承诺“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乃至于不得不于1936年4月13日致信希特勒，专门为其祝寿。③今已知蒋氏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而希之回复仅一，弱国之无尊严可见一斑。

再如所谓之英美盟国——1943年蒋氏应邀参加开罗会议，未启程前，已于日记中频频告诫自己须保持“无求于人”之姿态，以保全国家尊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1943/11/13）④“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1943/11/17）⑤

以“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实乃国力不足以支撑其所求；故与其求而不得受辱，不如“淡泊自得”以保持有限之尊严。所谓“开罗会议使中国跻世界四大强国之列”，蒋氏当日即有清醒认识：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1943/12/4）⑥

就在蒋氏“忧惧”之时，英国已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之议定计划一笔勾销。

注释：

①吴景平：《孔祥熙与希特勒、戈林、沙赫特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德国外交档案选译》，《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吴氏其他著作，多将“上帝所派继承中华帝国的人物”一句，译作“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

②程天放：《孔庸之应邀访德——使德回忆之十三》，《传记文学》第6卷第3期。

③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④⑤⑥[日]《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第四卷）全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转载：《希特勒在民国，有哪些高端粉？》

来源：腾讯历史 作者：杨津涛

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知识界，如蒋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脱帽致敬”

据媒体报道，德国近日即将再版希特勒之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死于1945年，依照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成为公版书。为防止该书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国政府将于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奋斗》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中国人归为“劣等民族”，认为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加入德国生活，是“错误的”。1934年，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对此表示抗议，德国政府承诺会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①不过，希特勒对中国人的蔑视，并不影响《我的奋斗》一书在民国热销。1930年代，该书先后有多个中译本问世。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奋斗》”的新书广告，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序推荐。罗在序言中赞叹“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②该序虽被鲁迅撰文嘲讽，却也可见知识界当日对希特勒的推崇。

除罗家伦外，地质学家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黼、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陈之迈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对希特勒颇存好感，主张效仿意大利、德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独裁体制，实现国家统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钱端升即观察到，“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一于一党……”③钱端升希望中国也能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节节失利，知识界又出现了一个以历史学家雷海宗、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剧作家陈铨、政治学家何永佶、哲学史家贺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所办杂志名为《战国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并在杂志上刊登希特勒语录。战国策派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却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论。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开篇即引用《我的奋斗》里的话“内政的任务是如何制造国家的武力;外交任务是如何保障这个已制造出来及在制造中的武力，并在战争时找寻作战的盟友”，并称赞“这是希特拉对于政治一针见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与灼见”。何永佶甚至说，“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们，不由得忘记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对于他的聪明、机警、敏捷，深深地脱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张学良等，都曾期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

在政界，最早提议学习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刘健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1931年前后，他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蒋介石，“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⑤其后成立了被认为有法西斯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先后由滕杰、贺衷寒、刘健群等任书记;复兴社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等13名骨干，多出身于黄埔一期。直到晚年，邓文仪依旧视德国为当年“欧洲的中流砥柱”，“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但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蒋自己亦是“总理信徒”，因此在公开场合，蒋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为了借鉴法西斯主义中对中国有利部分，蒋介石将其抽象化，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⑥期望以此约束党员。

张学良游欧归来后，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以德、意为借鉴……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⑦他说，“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⑧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推崇蒋介石，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国所开创的政治模式，满足了许多人寻求抗日救亡路径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郑州视察，声称，“法西斯是极权的政治形式，大权集于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随机应变，行动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竟能一跃而起称霸世界者，正由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法西斯运动是中国救国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⑨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当时宣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刊物。

与希特勒在中国大量收获拥趸同时，19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后，蒋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赞扬希特勒，“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〇〇之所钦佩也”⑩。这种赞誉，并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辞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注释：

①(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页;

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

③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

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战国策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

⑤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

⑥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

⑦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

⑧《张学良自述》(1957年)，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⑨卞西九：《法西斯组织内片断忆》，《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 政治军事编)，第403、404页;⑩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