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剪刀差》来造谣是徒劳的

用《剪刀差》来造谣是徒劳的

 

 

 

什么叫《剪刀差》？

《剪刀差》是：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为加快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这种交换关系使得农业和农民的部分收入额外地流入工业，当时被称为“超额税”。在1923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这种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剪刀差》是前苏联斯大林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这种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

对《剪刀差》的研究，肇源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经济学界试图给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积累能力寻找一个外部来源，这是就理论的解释功能方面着眼的。二是分田之后也有些学者试图从“国家工业化对农业和农民的历史负债”角度去寻找一个新的政策支农的道义支点，这个有明显的道义意涵。有些《反共华人》借《剪刀差》来抹黑造谣毛泽东时代，又或是挑拨农民来反对毛泽东是徒劳的。

《剪刀差》概念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剪刀差》最初源于“超额税”。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苏联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就是出自上述概念。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针对旧中国遗留的剪刀差和如何缩小它展开的，以1956年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缩小剪刀差、不学苏联后开展大规模研究为高潮。当时主要是研究比价问题，即现在所说的“比价剪刀差”。到1959年，随着工农产品比价缩小到抗战前的水平，一般都认为剪刀差问题解决了，中国已经不存在剪刀差了。

从《剪刀差》本义是为提高工业品价格同时压倒农产品价格来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从未进行过相关操作，历来的价格政策实践都是相反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降低工业品价格，据国家物价局资料计算结果是：1976年相对195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1倍，而农村工业品销售价格仅仅上升了9.75%，农产品相对价格则提升了1.91倍，如果从比较剪刀差概念原本的概念内涵对照，毛泽东时代农产品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恶化，还大为改善，相对工业品的净贸易条件提升了191%，完全不存在任何扩大剪刀差的价格变化依据(见附录)。《完全不存在任何扩大剪刀差的价格变化依据》

检索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著作，发现毛泽东本人在1956-1957年间曾经五次谈到过《剪刀差》问题，此后这个问题就从毛泽东的思考中间消失了，而相关的价格政策实践倒是一直延续了毛泽东所说的“缩小剪刀差”方向。哪来什么让农民“穷”了。

毛泽东谈到过《剪刀差》问题如下：

毛泽东：“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毛泽东：“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毛泽东：“国际关系问题。一部分不要盲从，有的我们已有经验。苏联已展开很大批评，有些在我国、在苏联都不适用，我们鉴于他们的垂直领导犯了很多错误，如对肃反，我们就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一长制是军事观点、群众路线还是恩赐观点，积累资金办法是剪刀差还是征税都有问题，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了，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建设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错误，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毛泽东：“特别是谈到农产品价格问题，邓子恢同志在福建发了一个电报，他主要是讲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了，尤其是粮价，所以农民不愿生产粮食，他主张提高粮价，同时，中央主张对生猪的收购价格也提高一些。现在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是节约，抓紧不要多销，另一方面，还要使农民愿意多生产粮食，这对于解决副食品供应，特别是猪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愿生产粮食，没有饲料，猪也就养不起来，如果粮食多了，再把生猪价格提高一点，发展生猪也就比较可靠一点。总之，农产品价格要定得恰当。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负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毛泽东：“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漱溟也替农民叫过苦，党内也有人叫，好像党中央省委不代表农民，只有他们代表农民。江苏有一个调查，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有余粮不卖。军队有同志反映说：“乡村左了，城市右了。”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举例说，一个农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个月收入六十元，但一个工人养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户来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农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费用大，农村费用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农村很多副业没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国家帮助农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农民搞，大中型水利国家搞)城市看来好像右了。过去资本家每年拿去一亿五千万，六年拿了九亿，现在定息七年这么给他八亿，共十七亿。那时候还要看情况，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农村很多副业没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价格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从未有过执行过扩大剪刀差政策的数字依据：“以一九五〇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十六章第三节】

[yongbing1993]

毛泽东：我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用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 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毛泽东率先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节点。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变，风云变幻数不清。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yongbing1993]

《放出蒋介石》使同族人群内斗








《放出蒋介石》使同族人群内斗。

《放出蒋介石》是指什么？简单地说，是指上个世纪中期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之后，美国想用此《放出蒋介石》的战略去反攻大陆。使中国人打中国人。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是当时的大陆执政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逃亡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都共同承认的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都是《中国人》。

所以，美国政府要《放出蒋介石》就是要使同族人群内斗，即使中国人打中国人。

《反攻大陆》，又称光复大陆、反共复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流亡中华民国政府自1949年逃亡台湾后至1990年代前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主张，意指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主张反攻第二次国共内战后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由蒋介石国民党的逃亡的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

在台湾时的蒋介石担任逃亡中华民国总统之时，《反攻大陆》是逃亡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重要政策之一。1970年代后，随两岸情势及国际情势改变以及两岸间力量对比的现实因素，蒋介石国民党的《反攻大陆》的热度逐渐消退。

美国支持“反共”以及《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协助强化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军力。“反攻大陆”，“防卫台湾”的重视。1958年10月23日，蒋介石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联合公报”，承诺不凭借武力收复大陆，“正如艾森豪总统9月11日所说，反对武力侵略的立场是唯一符合世界和平的立场……两国政府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他们回顾所依据的条约是防御性的”，被美方宣传为成功压制住热衷于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但蒋介石根本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反而是暗地里锲而不舍地拟定作战计画。之后也浮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计画，包括五五〇四计画、凯旋计画、中兴计画、田单计画等纪录。

1958年11月27日，蒋介石拟议武汉小组，从台湾派空降部队进行敌后破坏，以收到号召与宣传反共效果。目标为：“甲、闽赣粤与闽浙交界各县镇及其关隘。乙、沿海各县要地。丙、以人民公社占据为第一对象，对匪干之控制彻查与利用及防范等方法，与民众组织领导技能之研究。丁、破坏据点百里内之交通桥梁与沿途伏兵袭击等战法之训练。戊、组民与发枪带路与通信及退却方向与处所。己、各种对空通信记号。”27日，命名武汉计画。1959年2月27日，武汉小组改名武汉计画研究室。

早在1953年李弥将军的滇缅游击队撤台后，柳元麟将军率领残部组成缅北游击队，继续从事反共游击任务；蒋介石为突击共军先后订定“雨季计画”、“康定计画”，交付实施。1957年，蒋介石向柳下达“安西计画”执行令，以3000兵力，向滇南发动突袭。1958年冬，蒋即任命夏超率领特种部队的特一总队1200人前往缅北，下辖九个教导大队。1959年4月，国防部实施“兴华计画”，派“兴华小组”赴缅督导柳部整顿，并兴建孟帕辽（MongPa-liao）机场，同时空军进行“黑旗计画”，由驻新竹的三八三一部队空投武器弹药。1960年初机场完工后，国防部制定“和风计画”，由空军第六联队空运特战部队前置部署，分三阶段行动。7月16日，蒋下令配合游击队反攻，将“武汉计画”整理、改进并充实后，易名为“昆仑计画”，设立六个目标区。蒋在给彭孟缉手谕中强调，目的在收复云南全省为反共复国之第二基地。1961年1月5日，蒋派特种部队司令易瑾前往江拉，筹备在寮北另外成立孟信基地。25日，江拉之役失利，教导总队策应“保山计画”，掩护渡湄公河转入寮国境内。

蒋欲力图维系柳部继续留在寮境，或在寮、泰、缅边境寻找新据点，但补给已更加困难；2月15日空军一架PB4Y型运补机被缅空军击落，来自台湾的美援装备遭掳获。缅甸再度向联合国控诉中华民国侵略，联合国决议要求游击队撤台并获美国支持。与美国交涉期间，蒋认为反攻大陆时机还未消逝，但在美方坚持的强大压力下，武汉计画已难以为继；2月25日，蒋决定将游击队撤回，不再空投；3月2日签令，称为“国雷计画”，3月17日至4月13日，空军出动C-46及C-119运输机，实施“旋风计画”，自泰国清迈运送4,297员滇缅孤军及眷属返回台湾。2月，蒋乃开始筹划另一新的空投部队作战计画，名为“辛丑计画”，转成在粤、闽、浙近海地区进行空投作战。4月，武汉计画研究室改为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副主任孔令晟；特种作战部门仍称为“武汉作业室”，部队定名为“武汉部队”。

拟定“武汉计画”时，蒋同时研究如何避免美方阻力，拟定代号“天马计画”，由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负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磋商。1960年10月8日，“天马计画”改称“野龙计画”。10日，由蒋经国与克莱恩在台北签订“野龙联合情报战略计画”，计画运用经过训情报人员，秘密渗透中国大陆南部、西南部及西北部。

1961年，蒋规划对中国南方各省执行“野龙计画”，计画运用敌后空降的方式进入，破坏、策反中共地方组织，并进行游击作战，原欲于9月2日实施，但因台风逼近而延期，不久发生陈怀生驾驶之U-2侦察机遭击落的事件，计画最终不了了之。

此时美国对于蒋政权能否存续存有很大疑问，为了避免台湾落入共党阵营，美曾片面提出与二战时期支持台湾与澎湖回归中国的立场相反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论点，并秘密规划政变推翻蒋，以保持美国在远东的自身国家利益。其后，随著国际情势的变化，冷战局面逐渐形成，美国转而支持同样抱持反共主义的蒋，期间亦曾透过西方公司等单位支援其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对大陆的袭击行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逐年稳固其统治、成功试爆核弹、与苏联分裂后，美国亦陷入越战困境，开始以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盟友的想法来取代之前反共的方针，最终于乌坵海战等小型冲突后，美方严格限制并监视蒋中正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为反攻大陆，于1961年至1972年积极筹措军事作战准备，此即“国光计画”。1961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开始策画“海威行动”，即将特种作战、情报人员空投到中国大陆秘密行动。蒋认为：“如果空投3,000－5,000人的突击队，断然可以在大陆点燃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运动。”

1962年，蒋研判：在5、6月间大陆逃港难民最高潮之际，闽粤洪水成灾交通断绝时，在“镇海附近将军澳登陆反攻”是反攻大陆的最佳选择。于是，他要求美方提供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20-25艘坦克登陆艇，以支持中华民国国军小股部队在香港附近登陆；白宫决定推迟半年交付。10月，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举行“天兵二号”空降作战军演。美军顾问不许国军增加油弹存量、对中华民国开征特别捐筹款不满，美军在台协防司令史慕德?当面质问国防部长俞大维。此时基层部队的军纪问题也层出不穷，从各地官兵偷窃民间饲养的牛只与家禽而造成军民纠纷，到偏远地区的部队军纪涣散至叛逃……在时任警备总司令黄杰日记中记录，种种管理问题令人难以想像。

12月29日，9支国军武装部队空降广东沿海，次月1日在广东建立基地。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资料显示，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

1964年8月，发生东京湾事件，越战情势升高。翌年，蒋以支援越战为名，向詹森政府推销巨光五号计画，出动宋美龄与蒋经国亲访华府；并于年底办宴款待来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以争取支持，但美国政府考虑再三后于1966年初否决。

1965年6月17日，蒋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期间为求保密，另以D日（D-Day）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中华民国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著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中华民国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八六海战”。

11月14日，海军“永字号”炮舰山海舰与临淮舰由马公驶乌坵执行伤患接运任务，在航抵距乌坵南约十浬海面，遭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2艘快艇，双方激战三小时，虽击伤一艘解放军快艇，但临淮舰亦被击沉，山海舰安返（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资料则称山海舰负伤），是为“乌坵海战”，国光计画自此停摆不前[20]。

二次海战都败于共军，暴露出国军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内部情报已大量泄漏的问题，完全屏除美方援助而由国军单独进行的“田单计画”也草草收尾，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实际执行的军事反攻行动。蒋中正也在日记当中检讨了国军泄密问题严重。

什么是《同族人群内斗》？

Al：“同族人群内斗（Intragroup Conflict）指具有相同血缘、地缘、信仰或种族背景的成员内部发生的冲突。这通常由争夺有限资源、权力斗争、理念差异或管理机制缺失引起，容易导致群体分裂、内耗严重，减弱整体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

以下是有关同族人群内斗的深入分析：

1. 根本原因

资源与利益争夺： 族群内部有限的经济利益、土地、职位或话语权分配不均，常引发“同室操戈”。

权力与主导权： 族内不同派系为了争夺领袖地位或控制权，采取激烈的竞争手段。

理念与意识形态差异： 对族群发展方向、传统守旧与改革的认知不同，导致内部产生裂痕。

社会学机理： 类似于教育百科的“方以类聚”原理，同类相聚后，由于距离更近，矛盾也更容易激化。

2. 表现形式

派系斗争： 形成明确的对立帮派，公开或秘密攻击对方。

舆论攻防： 通过散布谣言、抹黑对方成员的名誉来争夺话语权。

资源封锁： 拒绝与族内特定群体合作，甚至故意破坏对方的利益。

3. 负面影响

严重内耗： 宝贵的资源和精力被浪费在内部争斗中，难以团结一致面对外部压力。

信任崩溃： 削弱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削弱竞争力： 在市场或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同族内斗”通常指具有共同文化、血缘或民族背景的群体内部，因利益冲突、权力斗争或观念分歧而产生的相互排挤、攻击或对抗。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都十分常见，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以下是从不同维度对“同族内斗”的分析：

1. 核心诱因

资源竞争：在有限的资源（如土地、财富、官职）面前，距离最近的“自己人”往往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宗室内斗，往往是为了争夺唯一的皇权。

同族歧视（Intra-group discrimination）：有时在海外的同族移民中，会出现先来者对后来者的排挤，或是出于“自卑感”或“优越感”而产生的相互攻击，这种歧视往往比异族歧视更具伤害性。

观念与立场的撕裂：同一民族内部可能因为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或宗教宗派的不同而产生剧烈对抗，例如南北韩虽然同根同源，但在长期政治对抗下，其“同族观念”正面临挑战。

2. 典型表现形式

权力博弈：如古代王朝的嫡庶之争、权臣与宗室的对抗。这类内斗往往会导致政治力量的瓦解，甚至引发王朝更迭。

家族或宗族械斗：在地方社会中，不同房分、宗族之间因水源、地产等纠纷产生的武力冲突。

职场或学术圈的“窝里斗”：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由于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成员转而通过打压同僚来获取相对优势。

3. 社会影响与后果

内部损耗：内斗会消耗族群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削弱其在面对外部竞争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外部势力的渗透：同族内斗常被外来政权利用。历史上许多外族入侵的成功，往往源于被入侵民族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内斗。

族群离散：长期的内部不和与压迫可能导致部分成员被迫出走，例如历史上台湾平埔族因内部矛盾和生存压力而发生的集体迁徙。

[yongbing1993]

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







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不能抹杀。在新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毋庸讳言，由于历史时代局限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过于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近年来，在一些反共反毛泽东分子的笔下，“反动派知识阶级”、“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等提法或历史事件，成为毛泽东反对文化发展、打击知识分子的“罪证”。他们裁定“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是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这是从既定的意念出发，罔顾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及其文化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知识分子既重视、引导，有时又限制的矛盾态度，以偏概全，夸大毛泽东的失误与错误。毛泽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毛泽东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将“新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并列，把文化建设作为“新社会、新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道路。新中国政府的责任是“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两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主张其中一个是“科学文化现代化”。这就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第二，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在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先，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其次，指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旧政权留下的文化机构和知识分子采取全盘接受的政策，而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必须引导这些知识分子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对“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角色”的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更新和改造，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才能构建无产阶级的话语权。学习和思想改造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的，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迫切要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了解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学习就要落伍”成为人们的共识。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因势利导。再次，领导对错误的文化思想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历史观是毛泽东批判的第一个靶子。这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倾向的批判。之后相继开展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清算，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于文艺领域和学术研究中，确立新时代的文化评价标准。

第三，毛泽东指明了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文化为人民大众，文化服务于人民是毛泽东制定文化战略、领导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他把“人民”二字写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上，并贯彻于文化建设的实践。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提出要正确处理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把在大众中普及文化放在重要地位。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从此，人民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开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极大变化。

第四，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价值，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主张“洋为中用”。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不大胆地拿来资产阶级文化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毛泽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用”不是简单照搬，不是替代自己的创造，而是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这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养料问题，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僵局，开拓了民族文化前进的道路。

第五，毛泽东制定了指导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针对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乱贴政治标签，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现象，以及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多次申明，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还阐明了“双百”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他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至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毋庸讳言，由于历史时代局限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过于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以及文化领域的一些判断出现失误，造成了一些错误。这个深刻教训应该牢记。但即使如此，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所作的艰辛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都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