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习时代劳动人民还是国家主人吗
现在的事实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蜕变成修正主义走资派特色党，蜕变的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蜕变为资本家权贵服务的走资派特色党，社会主义因此蜕变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问题的要害。
现在，中国劳动人民还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了。人民民主专政“改革”成了对人民专政。
现在，中国劳动人民还是国家财产的主人吗？不是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人民从财产的主人“改革”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国营工厂私有化了，工人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强行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成了四处流浪找工的农民工。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一切私有化。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蜕变，共产党的宗旨的蜕变，共产党执掌的政权的性质发生蜕变，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劳动人民阶级“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的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上去。
这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不是了。
这是干社会主义吗？不是了。这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不管还是不是叫共产党，也不管是不是还在说搞“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已经堕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已经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特色政党。
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党员的作风问题呢？这又怎么能谈得是否走群众路限的问题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的问题。
共产党不再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奋斗，不再搞属于劳动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借改革开放之名搞起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才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也才是中国共产党要整党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习近平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僚们能走群众路线吗？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三)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三，再来说整党，也就是所谓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如果说，反腐是试图以反面打击的方式解决党的问题，那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则是试图以正面教育的方式解决党的问题。
反腐应该，整党也应该。但是，已经搞过的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和反腐的路线不对头一样，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路线也不对头。
以群众路线教育为主题本身就是文不对题。从已经搞过的“教育活动”看，实际主要是抓了党员的作风问题，也可以说，是以党员的作风问题为纲，开展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官方的说法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要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这样分析观察和试图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县以上领导干部（中央关于这次“活动”的文件所规定）的问题，对不对？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路线分歧，存在着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
这样提问题和试图这样解决问题，又是一种折衷主义，实际还是修正主义。一方面承认有问题、要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抹煞问题的实质，回避根本的要害的问题，以次要矛盾取代主要矛盾。给人的假象好像是要解决问题，其实是根本不想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主义，这种折衷主义思想方法和贯彻修正主义路线是一致的，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真正想整党，想解决党的问题，解决领导干部的、包括作风在内的各种问题，还是要从端正路线入手，解决路线问题。贯彻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问题解决了，作为从属的作风问题，也就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路线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都是空话。试作论证。
首先，必须明确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是一个大问题。
共产党是干共产主义、包括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对这一点，好像没有分歧。特色论不是也说是“特色社会主义”吗？不是说“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吗？
但是，当今世界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多了，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都没有丢“社会主义”这个招牌。但是，正像我们党的一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的题目所写的，《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是有真假之分的。
修正主义总是从抹煞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入手，达到使党蜕化变质的目的的。欧洲的修正主义都是这样，从未掌权的西欧诸党到掌权的苏东诸党，概莫能外。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也是这样。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说，推论下去，共产党干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说，对吗？不对。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猫论”。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正像马克思说过的，人类如果停止生产，连一星期也存在不下去。这是常识。而且，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自进入文明社会后，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知道要发展生产力，而且总是残酷地发展生产力。如果像邓小平这样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那社会主义社会和已往的剥削阶级社会还有什么本质区别。作为一个典型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可能如他自己所说，根本不懂社会主义是什么，或者，更可能是以他们的浅薄的理论修养和对历史的鼠目寸光去观察社会主义。
其实，马列毛主义对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讲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到中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通俗说，就是劳动人民阶级当家作主。
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决定社会主义的命运。离开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谈论党的问题，谈论发展生产力，谈论其它的一切，都只能欺人之谈。
现在的事实很清楚。共产党蜕变，蜕变的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蜕变，社会主义因此蜕变。这才是共产党问题的要害。
现在，劳动人民还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了。人民民主专政“改革”成了对人民专政。
现在，劳动人民还是国家财产的主人吗？不是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人民从财产的主人“改革”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随着共产党的蜕变，党的宗旨的蜕变，共产党执掌的政权的性质发生蜕变，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劳动人民阶级“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的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上去。这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不是了。这是干社会主义吗？不是了。这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管还是不是叫共产党，也不管是不是还在说搞“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已经堕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已经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这哪里是党的、党员的作风问题呢？这又怎么能谈得是否走群众路限的问题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这是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的问题。
共产党不再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奋斗，不再搞属于劳动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借改革之名搞起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才是现在的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也才是整党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
什么叫《剪刀差》？
《剪刀差》是：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为加快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这种交换关系使得农业和农民的部分收入额外地流入工业，当时被称为“超额税”。在1923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这种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剪刀差》是前苏联斯大林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这种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
对《剪刀差》的研究，肇源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经济学界试图给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积累能力寻找一个外部来源，这是就理论的解释功能方面着眼的。二是分田之后也有些学者试图从“国家工业化对农业和农民的历史负债”角度去寻找一个新的政策支农的道义支点，这个有明显的道义意涵。有些《反共华人》借《剪刀差》来抹黑造谣毛泽东时代，又或是挑拨农民来反对毛泽东是徒劳的。
《剪刀差》概念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剪刀差》最初源于“超额税”。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苏联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就是出自上述概念。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针对旧中国遗留的剪刀差和如何缩小它展开的，以1956年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缩小剪刀差、不学苏联后开展大规模研究为高潮。当时主要是研究比价问题，即现在所说的“比价剪刀差”。到1959年，随着工农产品比价缩小到抗战前的水平，一般都认为剪刀差问题解决了，中国已经不存在剪刀差了。
从《剪刀差》本义是为提高工业品价格同时压倒农产品价格来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从未进行过相关操作，历来的价格政策实践都是相反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降低工业品价格，据国家物价局资料计算结果是：1976年相对195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1倍，而农村工业品销售价格仅仅上升了9.75%，农产品相对价格则提升了1.91倍，如果从比较剪刀差概念原本的概念内涵对照，毛泽东时代农产品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恶化，还大为改善，相对工业品的净贸易条件提升了191%，完全不存在任何扩大剪刀差的价格变化依据(见附录)。《完全不存在任何扩大剪刀差的价格变化依据》
检索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著作，发现毛泽东本人在1956-1957年间曾经五次谈到过《剪刀差》问题，此后这个问题就从毛泽东的思考中间消失了，而相关的价格政策实践倒是一直延续了毛泽东所说的“缩小剪刀差”方向。哪来什么让农民“穷”了。
毛泽东谈到过《剪刀差》问题如下：
毛泽东：“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毛泽东：“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毛泽东：“国际关系问题。一部分不要盲从，有的我们已有经验。苏联已展开很大批评，有些在我国、在苏联都不适用，我们鉴于他们的垂直领导犯了很多错误，如对肃反，我们就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一长制是军事观点、群众路线还是恩赐观点，积累资金办法是剪刀差还是征税都有问题，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了，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建设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错误，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毛泽东：“特别是谈到农产品价格问题，邓子恢同志在福建发了一个电报，他主要是讲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了，尤其是粮价，所以农民不愿生产粮食，他主张提高粮价，同时，中央主张对生猪的收购价格也提高一些。现在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是节约，抓紧不要多销，另一方面，还要使农民愿意多生产粮食，这对于解决副食品供应，特别是猪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愿生产粮食，没有饲料，猪也就养不起来，如果粮食多了，再把生猪价格提高一点，发展生猪也就比较可靠一点。总之，农产品价格要定得恰当。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负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毛泽东：“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漱溟也替农民叫过苦，党内也有人叫，好像党中央省委不代表农民，只有他们代表农民。江苏有一个调查，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有余粮不卖。军队有同志反映说：“乡村左了，城市右了。”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举例说，一个农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个月收入六十元，但一个工人养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户来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农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费用大，农村费用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农村很多副业没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国家帮助农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农民搞，大中型水利国家搞)城市看来好像右了。过去资本家每年拿去一亿五千万，六年拿了九亿，现在定息七年这么给他八亿，共十七亿。那时候还要看情况，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农村很多副业没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价格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从未有过执行过扩大剪刀差政策的数字依据：“以一九五〇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十六章第三节】
在如今中国走资派特色中国内，会有《谁》在《为人民服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有《谁》在《为人民服务》？
当然，某些政客为了得到选票，口头上也空喊几句《为人民服务》？被选上议员后只为某一群体服务了。当然，这样的口头上空喊几句《为人民服务》显然缺乏《主语》。
真正高喊《为人民服务》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且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实践是成功了的。如果没有《为人民服务》，没有《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就不可能得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也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这是历史存在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的。
某些《反共华人》以如今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的官员，或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某些议员竞选时空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伪证忽悠《为人民服务》没有主语，《为人民服务》注定要失败的，来影射抹黑《为人民服务》。这是无知的胡说。
《为人民服务》出自毛泽东的一篇记念一个战士牺牲的演讲。这里的《为人民服务》是有主语的。而且还有具体社会实践，以及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后取得了成功。
前题是：共产党人。
理想是：共产主义。
才会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主语是《我们》。
《我们》是谁？《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我们》如何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成功了。成立了《新中国》。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1]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3]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注释
[1]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 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着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 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这是干社会主义吗？不是了。这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不管还是不是叫共产党，也不管是不是还在说搞“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已经堕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已经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特色政党。
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党员的作风问题呢？这又怎么能谈得是否走群众路限的问题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的问题。
共产党不再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奋斗，不再搞属于劳动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借改革开放之名搞起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才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也才是中国共产党要整党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习近平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僚们能走群众路线吗？
这不是《妄议中央》，更不是要推翻习政权。是说说事实，不要再假装共产党了。
群众路线是马列毛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马列毛主义一向强调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具体运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路线更是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政治路线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和形式。
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的这个核心问题上，群众路线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共产党要有一个正确的作风为民作主，作“青天大老爷”，而是共产党要彻底贯彻群众路线，让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实现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要找到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和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合适的形式。
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的思想障碍和利益障碍是，不要作高居于人民之上、替人民作主的“大恩人”，而要做时时处处尊重人民最高执政权力、执行人民意志、要求的公仆。如果说这是作风，那这就是作风的根本转变。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的最根本的权利。宪法第34条，也规定了人民群众应该享受的各种权利，可是，这些权利都被践踏了。例如，那么多坚持、宣传马列毛主义的网站，都被明目张胆地封掉，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还有什么脸面谈论群众路线？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的事业，当着这种主人翁的地位已经被剥夺，财产已经从人民的手中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中，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可言呢？
现在流行作秀，作秀是资产阶级忽悠人民的作风，是典型的表演居高临下的青天大老爷的作风，这种陈旧的政治欺骗技俩，和共产党的原则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可是，现在党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这样作，这真是对他们的“群众路线”的最好脚注。
第二、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相统一的，它体现着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轰轰烈烈的人民群众运动，领导这样的运动、代表着这一运动的方向的共产党，要实行群众路线，是必然的，是运动自身的要求。
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要求，是要达到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革命运动过程，这个革命运动过程的推动力只能是来自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最希望、最需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历史根据和历史必然。
我们有正面的历史经验。毛主席在建国后领导了一次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些运动都是群众运动。正是通过这些革命群众运动，不仅解决了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教育了群众，锻炼了群众，改造了整个社会的面貌。这都是我们亲身体会过的，其伟大历史进步意义是很清楚的。缺点总是会有的，有些人也永远只会看到缺点，这是历史观的不同，阶级立场的不同，这正是马列毛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观点、包括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歧所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也不是通过争论就能统一的。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五)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接(四)：
最后，让我们回到群众路线问题上来。
当我们把以上这些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弄清楚了，再谈论群众路线的问题，才有基础，才有正确的答案。
第一、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离不开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这个总纲的。
从建设（广义的）、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看问题，群众路线所体现的含意，绝不仅仅是一个党的、党员的作风的问题。群众路线是马列毛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马列毛主义一向强调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具体运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路线更是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政治路线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和形式。
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的这个核心问题上，群众路线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共产党要有一个正确的作风为民作主，作“青天大老爷”，而是共产党要彻底贯彻群众路线，让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实现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要找到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和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合适的形式。
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的思想障碍和利益障碍是，不要作高居于人民之上、替人民作主的“大恩人”，而要做时时处处尊重人民最高执政权力、执行人民意志、要求的公仆。如果说这是作风，那这就是作风的根本转变。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的最根本的权利。宪法第34条，也规定了人民群众应该享受的各种权利，可是，这些权利都被践踏了。例如，那么多坚持、宣传马列毛主义的网站，都被明目张胆地封掉，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还有什么脸面谈论群众路线？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的事业，当着这种主人翁的地位已经被剥夺，财产已经从人民的手中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中，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可言呢？
现在流行作秀，作秀是资产阶级忽悠人民的作风，是典型的表演居高临下的青天大老爷的作风，这种陈旧的政治欺骗技俩，和共产党的原则和作风毫无共同之处。可是，现在党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这样作，这真是对他们的“群众路线”的最好脚注。
第二、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相统一的，它体现着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轰轰烈烈的人民群众运动，领导这样的运动、代表着这一运动的方向的共产党，要实行群众路线，是必然的，是运动自身的要求。
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要求，是要达到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革命运动过程，这个革命运动过程的推动力只能是来自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最希望、最需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历史根据和历史必然。
我们有正面的历史经验。毛主席在建国后领导了一次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些运动都是群众运动。正是通过这些革命群众运动，不仅解决了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教育了群众，锻炼了群众，改造了整个社会的面貌。这都是我们亲身体会过的，其伟大历史进步意义是很清楚的。缺点总是会有的，有些人也永远只会看到缺点，这是历史观的不同，阶级立场的不同，这正是马列毛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观点、包括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歧所在。没有什么奇怪的，也不是通过争论就能统一的。
社会主义正是一个革命过程，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渡的过程。这个历史任务本身就是非常革命的，离开革命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完全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列宁、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曲折的反复较量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只要坚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是主观的夸张，而是客观实际的要求。
历史是最雄辩的。从苏东到中国，都经历了修正主义上台，又都经历了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搞社会主义是十分艰难的，绝不仅仅是搞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这些，相对容易，难度大的恰恰是整个社会的革新。从《共产党宣言》讲“两个决裂”，到《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讲“不断革命”，到《哥达纲领批判》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必然和历史任务，到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弄得不好，失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面对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不革命行吗？不牢牢举着阶级斗争这面旗帜行吗？只是鼠目寸光地看到一点GDP行吗？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没有革命精神、革命勇气、革命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修正主义侏儒们怎么能弄懂这个历史辩证法的真理么？侏儒们的视野永远只是眼前的利益，长远的伟大的目标是永远也看不到的。从他们的老祖宗就信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现在，好像有了新发明，告别革命，经济就是一切，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其实，还是老调重弹。
社会主义革命绝不仅仅是指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更主要更深刻地是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在各个领域里都需要不断革命的历史阶段。这种不断革命是和不断改革相统一的。改革也具有革命意义，改革必须和革命相统一。没有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和获得成功。
只有整掉放弃革命的修正主义党，才获得坚持革命的共产党的新生。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
再次，还要明确，共产党搞经济，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革命，离不开阶级斗争的。而且，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政治领先，政治统帅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执掌政权以后的假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要坚持做一个革命党？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修正主义执政者的说法是，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变了，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纠正毛主席的“错误“，就是坚持继续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派的八一《决议》中就是这样写的，所有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的文件、讲话，也是这样写、这样说的。
分歧是根本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路线分歧。是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四)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接(三)：
其次，还必须明确共产党是怎样的党，是以怎样的方式（尤其在执政后）实现自己宗旨的党。
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据说，对于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共产党应该是个革命党，没有分歧。我所以加“据说”二字，是因为在实际上，面对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也是有人否定革命而主张“和平过渡”、主张“议会道路”的，也有一个修正主义的问题。
现在的争论的焦点是，执掌政权以后的共产党，还是不是要坚持做一个革命党。修正主义执政者的说法是，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变了，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主席的错误，就是坚持继续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决议》就是这样写的，所有的文件、讲话，也是这样写、这样说的。
分歧是根本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路线分歧。
真是奇谈怪论。怎么共产党一旦执掌政权就不能革命了？怎么执政党就不能是革命党？
先生们错了。你们的看法是修正主义的，不是马列毛主义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正是一个革命过程，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渡的过程。这个历史任务本身就是非常革命的，离开革命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完全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列宁、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曲折的反复较量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只要坚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是主观的夸张，而是客观实际的要求。
历史是最雄辩的。从苏东到中国，都经历了修正主义上台，又都经历了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搞社会主义是十分艰难的，绝不仅仅是搞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这些，相对容易，难度大的恰恰是整个社会的革新。从《共产党宣言》讲“两个决裂”，到《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讲“不断革命”，到《哥达纲领批判》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必然和历史任务，到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弄得不好，失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面对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不革命行吗？不牢牢举着阶级斗争这面旗帜行吗？只是鼠目寸光地看到一点GDP行吗？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没有革命精神、革命勇气、革命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修正主义侏儒们怎么能弄懂这个历史辩证法的真理么？侏儒们的视野永远只是眼前的利益，长远的伟大的目标是永远也看不到的。从他们的老祖宗就信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现在，好像有了新发明，告别革命，经济就是一切，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其实，还是老调重弹。
社会主义革命绝不仅仅是指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更主要更深刻地是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在各个领域里都需要不断革命的历史阶段。这种不断革命是和不断改革相统一的。改革也具有革命意义，改革必须和革命相统一。没有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和获得成功。
只有整掉放弃革命的修正主义党，才获得坚持革命的共产党的新生。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
再次，还要明确，共产党搞经济，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革命，离不开阶级斗争的。而且，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政治领先，政治统帅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
陈云晚年和邓小平发生矛盾（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讲得很清楚），多次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这是有感而发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感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在出问题。可惜，陈云没有勇气和自己参予炮制的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地明确地划清界线。
陈云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四个字，这是有深意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是道路，就是路线，就是纲，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经济、经济关系、经济型态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否定而存在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根本不同的道路和路线。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经济的，是有一条明确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线的。
至少有两点值得强调。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劳动人民阶级的经济。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领导劳动人民在精神和肉体解放的条件下自觉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对生产力的最彻底最大程度的解放。这不是因为对生产工具的解放，而是因为对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的解放。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斯大林发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毛主席领导下出现的《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等，都是体现着这种解放的伟大创造。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简单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自觉地投入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以被雇佣的身份被迫地投入生产劳动。这是两种根本不同、完全对立的劳动。改革（复辟）前和改革（复辟）后中国劳动者状况的一系列根本变化，就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残酷的事实。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积累财富，资本主义经济是为资本家积累资本。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了能够带来人民的幸福生活，资本主义经济是为了带来资本家的穷奢极欲以及必然发生劳动者的贫困。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终结果，是达到人类的和谐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结果，是造成人类的两极分化，人类的分裂，人类的阶级对抗，直至发生战争，并且，还有对大自然的盲目地毁灭性地破坏。
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型态，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的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倒退和前进、反动和进步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真正代表历史进步、历史方向的共产党人自然是要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毛主席说共产党的最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怎么为人民服务？怎么解救人民群众？只有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民。
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命根子。
共产党不搞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