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实践证明让少数先富就是这恶果
《卷款53亿 又一 “成功人士”逃离中国》2026-2-8 来源：昭华文史
又一“成功人士”逃离中国，不仅卷款53亿逃离，还留下众多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此人叫陈炫霖，年仅39岁，曾经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如今却沦为人人喊打的“金融巨骗”。那么从天之骄子沦落到“金融巨骗”得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又换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年少得志的商业天才，年纪轻轻就登顶富豪榜，陈炫霖是浙江台州人，他从小就被家里当成重点培养对象，早早地就被送出国去英国读了会计专业。学成回国后他还没停下学习的脚步，又去读了复旦的EMBA，妥妥的高学历配置。
《又一 “成功人士”逃离中国》《又一 “成功人士”逃离中国》《又一 “成功人士”逃离中国》如同《反腐》一样越反越腐永无止境。
为什么走资派特色中国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在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的“理论大师“的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就长时间地不能也无法解决“先富带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呢? 光用“先做大蛋糕后分好蛋糕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来解释，是不足以充分来说明可以有“先富带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的。走资派特色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由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财富来源路径是：将毛泽东时代将近三十年全国人民共有创造和累结的，国有的集体公有的资产无原则无底线地私吞私分明抢明偷暗盗暗窃占为官僚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们的自己拥有的财富，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因此如今走资派特色中国的资本家们富豪权贵们积累财富的时间超短。
在改革开放后的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号召下，成功地完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任务所花的时间极短，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却遥遥无期。反而一些为财富、资本辩护的精英们常常以分配问题复杂为借口，预言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要大家忍耐再忍耐，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这将导致严重两极分化趋势的危险后果。
目前在走资派特色中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暴富与大部分人不富或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如何做？邓小平理论中没有这些理论和政策，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何时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能否实现所“设计“的先富带“后富“？
面对走资派特色中国目前的现实，从毛泽东的“十个没有”和邓小平的“十个如果”中得到些什么有益的启发呢？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种纯洁的党风，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学李自成，用“两个务必”让全党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迅速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荡涤干净，将“十个没有”扩展到全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多数人当家作主的崭新国度，中国人的凝聚力空前增强，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人的创造力空前提高，西方国家的封锁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总以失败而告终，资本主义意识渗透结果更是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到主席仙逝，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美、苏、中三级世界占一级的强大国家。“十个没有”对几千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历史进行了彻底颠覆，“十个没有”让中国成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十个没有”让西方世界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分量，“十个没有”让中国总理自豪地说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到本世纪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个没有”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沁心提神骄傲自豪。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十个没有”的共和国，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尚的精神财富。为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有序进行，确保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邓小平同志提前就提出了检验改革开放成败的十个如果，以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开放之名将中国引入歧途。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总设计师的十个如果：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这十个“如果”，是“总设计师”在最后阶段的“设计”中为中国留下的最深沉的声音，堪称邓小平理论中颇具基础地位的一个理论板块。他的这一系列理论假设，绝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的政治预言，而是他从自己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未来式忧患，是他从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存中提炼出来的警钟式恒言，是他从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中打磨出来的望远式洞悉。
社会主义正是一个革命过程，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渡的过程。这个历史任务本身就是非常革命的，离开革命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完全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列宁、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曲折的反复较量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只要坚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是主观的夸张，而是客观实际的要求。
历史是最雄辩的。从苏东到中国，都经历了修正主义上台，又都经历了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搞社会主义是十分艰难的，绝不仅仅是搞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这些，相对容易，难度大的恰恰是整个社会的革新。从《共产党宣言》讲“两个决裂”，到《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讲“不断革命”，到《哥达纲领批判》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必然和历史任务，到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弄得不好，失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面对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不革命行吗？不牢牢举着阶级斗争这面旗帜行吗？只是鼠目寸光地看到一点GDP行吗？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没有革命精神、革命勇气、革命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修正主义侏儒们怎么能弄懂这个历史辩证法的真理么？侏儒们的视野永远只是眼前的利益，长远的伟大的目标是永远也看不到的。从他们的老祖宗就信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现在，好像有了新发明，告别革命，经济就是一切，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其实，还是老调重弹。
社会主义革命绝不仅仅是指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更主要更深刻地是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在各个领域里都需要不断革命的历史阶段。这种不断革命是和不断改革相统一的。改革也具有革命意义，改革必须和革命相统一。没有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和获得成功。
只有整掉放弃革命的修正主义党，才获得坚持革命的共产党的新生。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
再次，还要明确，共产党搞经济，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革命，离不开阶级斗争的。而且，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政治领先，政治统帅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执掌政权以后的假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要坚持做一个革命党？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修正主义执政者的说法是，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变了，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纠正毛主席的“错误“，就是坚持继续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派的八一《决议》中就是这样写的，所有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的文件、讲话，也是这样写、这样说的。
分歧是根本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路线分歧。是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四)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接(三)：
其次，还必须明确共产党是怎样的党，是以怎样的方式（尤其在执政后）实现自己宗旨的党。
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据说，对于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共产党应该是个革命党，没有分歧。我所以加“据说”二字，是因为在实际上，面对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也是有人否定革命而主张“和平过渡”、主张“议会道路”的，也有一个修正主义的问题。
现在的争论的焦点是，执掌政权以后的共产党，还是不是要坚持做一个革命党。修正主义执政者的说法是，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变了，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主席的错误，就是坚持继续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决议》就是这样写的，所有的文件、讲话，也是这样写、这样说的。
分歧是根本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路线分歧。
真是奇谈怪论。怎么共产党一旦执掌政权就不能革命了？怎么执政党就不能是革命党？
先生们错了。你们的看法是修正主义的，不是马列毛主义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正是一个革命过程，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渡的过程。这个历史任务本身就是非常革命的，离开革命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完全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列宁、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曲折的反复较量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只要坚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是主观的夸张，而是客观实际的要求。
历史是最雄辩的。从苏东到中国，都经历了修正主义上台，又都经历了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搞社会主义是十分艰难的，绝不仅仅是搞生产力，搞经济建设，这些，相对容易，难度大的恰恰是整个社会的革新。从《共产党宣言》讲“两个决裂”，到《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讲“不断革命”，到《哥达纲领批判》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必然和历史任务，到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到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综合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弄得不好，失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面对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不革命行吗？不牢牢举着阶级斗争这面旗帜行吗？只是鼠目寸光地看到一点GDP行吗？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没有革命精神、革命勇气、革命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修正主义侏儒们怎么能弄懂这个历史辩证法的真理么？侏儒们的视野永远只是眼前的利益，长远的伟大的目标是永远也看不到的。从他们的老祖宗就信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现在，好像有了新发明，告别革命，经济就是一切，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其实，还是老调重弹。
社会主义革命绝不仅仅是指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更主要更深刻地是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在各个领域里都需要不断革命的历史阶段。这种不断革命是和不断改革相统一的。改革也具有革命意义，改革必须和革命相统一。没有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和获得成功。
只有整掉放弃革命的修正主义党，才获得坚持革命的共产党的新生。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
再次，还要明确，共产党搞经济，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革命，离不开阶级斗争的。而且，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政治领先，政治统帅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
陈云晚年和邓小平发生矛盾（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讲得很清楚），多次说，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这是有感而发的，是有针对性的，是感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在出问题。可惜，陈云没有勇气和自己参予炮制的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地明确地划清界线。
陈云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四个字，这是有深意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是道路，就是路线，就是纲，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经济、经济关系、经济型态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否定而存在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根本不同的道路和路线。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经济的，是有一条明确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线的。
至少有两点值得强调。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劳动人民阶级的经济。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领导劳动人民在精神和肉体解放的条件下自觉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对生产力的最彻底最大程度的解放。这不是因为对生产工具的解放，而是因为对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的解放。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斯大林发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毛主席领导下出现的《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等，都是体现着这种解放的伟大创造。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简单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自觉地投入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以被雇佣的身份被迫地投入生产劳动。这是两种根本不同、完全对立的劳动。改革（复辟）前和改革（复辟）后中国劳动者状况的一系列根本变化，就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残酷的事实。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积累财富，资本主义经济是为资本家积累资本。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了能够带来人民的幸福生活，资本主义经济是为了带来资本家的穷奢极欲以及必然发生劳动者的贫困。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终结果，是达到人类的和谐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结果，是造成人类的两极分化，人类的分裂，人类的阶级对抗，直至发生战争，并且，还有对大自然的盲目地毁灭性地破坏。
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型态，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的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倒退和前进、反动和进步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真正代表历史进步、历史方向的共产党人自然是要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毛主席说共产党的最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怎么为人民服务？怎么解救人民群众？只有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民。
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命根子。
共产党不搞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现在的事实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蜕变成修正主义走资派特色党，蜕变的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蜕变为资本家权贵服务的走资派特色党，社会主义因此蜕变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问题的要害。
现在，中国劳动人民还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了。人民民主专政“改革”成了对人民专政。
现在，中国劳动人民还是国家财产的主人吗？不是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人民从财产的主人“改革”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国营工厂私有化了，工人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强行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成了四处流浪找工的农民工。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一切私有化。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蜕变，共产党的宗旨的蜕变，共产党执掌的政权的性质发生蜕变，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劳动人民阶级“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的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上去。
这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不是了。
这是干社会主义吗？不是了。这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不管还是不是叫共产党，也不管是不是还在说搞“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已经堕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已经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特色政党。
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党员的作风问题呢？这又怎么能谈得是否走群众路限的问题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的问题。
共产党不再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奋斗，不再搞属于劳动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借改革开放之名搞起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才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也才是中国共产党要整党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习近平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僚们能走群众路线吗？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三)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三，再来说整党，也就是所谓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如果说，反腐是试图以反面打击的方式解决党的问题，那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则是试图以正面教育的方式解决党的问题。
反腐应该，整党也应该。但是，已经搞过的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和反腐的路线不对头一样，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路线也不对头。
以群众路线教育为主题本身就是文不对题。从已经搞过的“教育活动”看，实际主要是抓了党员的作风问题，也可以说，是以党员的作风问题为纲，开展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官方的说法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要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这样分析观察和试图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县以上领导干部（中央关于这次“活动”的文件所规定）的问题，对不对？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路线分歧，存在着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
这样提问题和试图这样解决问题，又是一种折衷主义，实际还是修正主义。一方面承认有问题、要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抹煞问题的实质，回避根本的要害的问题，以次要矛盾取代主要矛盾。给人的假象好像是要解决问题，其实是根本不想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主义，这种折衷主义思想方法和贯彻修正主义路线是一致的，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真正想整党，想解决党的问题，解决领导干部的、包括作风在内的各种问题，还是要从端正路线入手，解决路线问题。贯彻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问题解决了，作为从属的作风问题，也就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路线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都是空话。试作论证。
首先，必须明确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是一个大问题。
共产党是干共产主义、包括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对这一点，好像没有分歧。特色论不是也说是“特色社会主义”吗？不是说“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吗？
但是，当今世界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多了，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都没有丢“社会主义”这个招牌。但是，正像我们党的一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的题目所写的，《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是有真假之分的。
修正主义总是从抹煞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入手，达到使党蜕化变质的目的的。欧洲的修正主义都是这样，从未掌权的西欧诸党到掌权的苏东诸党，概莫能外。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也是这样。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说，推论下去，共产党干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说，对吗？不对。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猫论”。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正像马克思说过的，人类如果停止生产，连一星期也存在不下去。这是常识。而且，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自进入文明社会后，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知道要发展生产力，而且总是残酷地发展生产力。如果像邓小平这样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那社会主义社会和已往的剥削阶级社会还有什么本质区别。作为一个典型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可能如他自己所说，根本不懂社会主义是什么，或者，更可能是以他们的浅薄的理论修养和对历史的鼠目寸光去观察社会主义。
其实，马列毛主义对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讲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到中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通俗说，就是劳动人民阶级当家作主。
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决定社会主义的命运。离开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谈论党的问题，谈论发展生产力，谈论其它的一切，都只能欺人之谈。
现在的事实很清楚。共产党蜕变，蜕变的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蜕变，社会主义因此蜕变。这才是共产党问题的要害。
现在，劳动人民还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了。人民民主专政“改革”成了对人民专政。
现在，劳动人民还是国家财产的主人吗？不是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人民从财产的主人“改革”成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随着共产党的蜕变，党的宗旨的蜕变，共产党执掌的政权的性质发生蜕变，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劳动人民阶级“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毛主席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的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上去。这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不是了。这是干社会主义吗？不是了。这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管还是不是叫共产党，也不管是不是还在说搞“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已经堕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已经从无产阶级的政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这哪里是党的、党员的作风问题呢？这又怎么能谈得是否走群众路限的问题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这是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的问题。
共产党不再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奋斗，不再搞属于劳动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借改革之名搞起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才是现在的共产党的真正问题，也才是整党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
谢谢来访和欢迎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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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少数人先富就是为了制造新的剥削阶级。好不容易将千年的旧制度人剥削人的社会推翻了，这个过程中对少数先富阶级是残酷痛苦的。但这是短暂阵痛，过三代之后人类中的阶级分类就会逐渐消失。万事开头难，持之以恒坚持几代慢慢就会成为习惯了。所以的新生事物都不是一次成功的，反复多次之后就会走向成熟，成为人类中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时代。而《让少数人先富》就是复辟，就是制造新的剥削阶级，就是有意制造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就是有意制造阶级矛盾。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再加上走资派邓小平用翻案不得人心搞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用口是心非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的事实。
《让少数人先富》是走资派邓小平为复辟资本主义所依靠和拥有的复仇力量，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和拥有的在打土豪分田地中参加革命的农民力量。毛泽东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们革命成功后建立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派依靠的是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精英官僚资本家权贵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路线斗争。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毛泽东：“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根本问题。
农民们为什么会跟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在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用了32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湘乡萧家冲（今肖家冲），步行走到衡山白果镇，不顾劳顿，当晚就在岳北农民协会所在地圣帝殿，召开了农会干部座谈会。
所谓“岳北”，主要指以白果镇为中心，衡山县南岳衡山以北，衡山、湘潭、湘乡、衡阳四县交界处的广大农村农村地区。
也就是在这里，区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告诉毛泽东同志： 我们这里有“农工会四烈士”，1925年底，他们牺牲在军阀赵恒锡手中，其中还有位64岁的老秀才，叫李玉邕，非常有气节。
这让毛泽东非常惊奇，直到听完老秀才的事迹，仍唏嘘不已，称赞道： “李秀才是位革命者！”
老秀才是贫苦知识分子，虽然有前清的功名，可一样受尽土豪劣绅的欺压，所以农运起来，他也积极参加，还因为德高望重，人品高洁，被农友们选为枫林区（今贯塘乡枫林村）的总代表，也因此成为土豪劣绅的眼中钉。
被捕后，64岁的老秀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也从不吐口“后悔”半字，还自拟了一副对联，作为遗书： “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应视为阶级之恨；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要报戴天之仇！”
前清的老秀才，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和“泥腿子”一起闹革命呢？
简单说，是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不办人事啊！
说到这里，就要从岳北最大的“乡贤”，湖南省长赵恒惕说起。
衡山县白果赵家湾（今棠兴村）是赵恒惕的老家，从祖父赵秀才那代起，赵家逐步成为大地主，有水田400余亩，瓦房100多间，大片山林。父亲赵壁庸已是岳北十大豪绅之一，还在县衙门兼着刑名师爷，绰号“摸不着”，黑白两道通吃。到了赵恒惕这里，赵家更是发展到良田万亩的超大型地主。
在民国前期的湖南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高度集中，贫苦农民苦不堪言。
从人口上看，佃农和半佃农在农村户口中约占80％，其中佃农69.9％，自耕农兼佃农10％，远高于全国50％的平均水平；从地租上来看，民国与清末相比，实际地租剥削已加重50％。东佃各半那都是良心价，六四、七三更常见。最离谱的长沙、湘乡荒年是七三开，丰年要九一开；还有高利贷，借银九元，月息一元是最常见的，耒阳要还一元三角，桃源则是借一元下月还两元，益阳等县春荒借谷一石秋收还两石，妥妥的驴打滚，利滚利！
更要命的是赵恒惕为了维持反动统治，对自己的湖南老乡敲骨吸髓。
当时湖南财政收入每月不过40万，而军政开支如果如数支付需100多万。加之连年战争耗费巨大，赵恒惕为了弥补支出，采取在“田赋正供”之下，附加“军事特捐”，“在特捐”之外，更加“亩捐”，还抽收“积谷捐”。除田赋正供附加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如互济捐、厘金、屠宰、烟、酒，土硝、牙税、盐税附加，口捐、特捐、路捐、房捐、烟亩税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所以，就在赵恒惕的老家岳北地区，农民中流行一首歌谣：“赵恒惕，害人精，逼租逼债又抓丁，勾结北兵打南兵，闹得湖南不安宁。赵恒惕，亲结亲，穷人头上压乌云，丧田丧土无活路，讨米逃荒进牢门。赵恒惕，你莫凶，如今穷人闹革命，大家捉住赵恒惕，剥皮抽筋点天灯。”
上有赵恒惕的横征暴敛，下有土豪劣绅的凶残剥削，外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它们积极支持的军阀混战，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湖南农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活下去，就只有反抗这一条路可走！
1923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岳北农工会成立。然而成立不到三个月，即被反动军阀赵恒惕用武力扼杀了。“岳北四烈士”就是这一时期遇难的，除了老秀才李玉邕，还有三位贫苦农民周德二、赵炳炎、廖芳炳。
大革命时期，湖南有投身革命的老秀才李玉邕。
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河南也有坚决拥护共产党的老秀才王三江。
1944年9月，皮定均、徐子荣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抢渡黄河，挺进豫西，让苦难深重的当地群众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这天地间还有这么好的军爷！
众所周知，1944年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溃败，日军横扫河南，本就被天灾搞得苦不堪言的河南人民，特别是豫西人民，在经历了水旱蝗灾之后，又被国民党军和日军连续祸害，群众已经对这世道看不到任何光明与希望了。
但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他们打鬼子，消灭伪政权和土匪，撵走为非作歹的顽固派，解救群众于倒悬，人民发自真心的爱戴八路军、共产党。
在偃师，一位年近七旬，双目失明的前清老秀才、老同盟会和国民党员王三江老先生，让孙儿用手杖牵着，走几十里山路，赶到抗日支队驻地口孜镇（今东西口孜村），要求见皮司令，说：“我日日夜夜想着你们，快给我分点工作于吧？”
王三江老人前半生坎坷，虽是残疾人，却一生追求光明，参加过同盟会和国民党，致力于农村教育，创办小学，开展放足运动，倡导女性读书学习，参加过农民协会。抗战爆发后又在儿孙和学生的帮助下，自费订阅各种进步报刊，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大家也都发现了，当时的豫西群众真是倒了血霉，水旱蝗再加上土匪、兵燹，完全看不到希望，但这位老人却坚守这对光明一定会倒来，在光明到来之前，决不向黑暗屈服和谄媚。
鬼子来了，偃师县的汉奸县长是王三江的学生席杰三。老先生听说后非常气愤，让孙儿牵杖去县衙门前痛骂：“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你们的老师！”
老秀才提出参加革命，一开始我们是不要的，年纪这么大，又双目失明，参加革命能干啥？
可老秀才不气馁，八路军在前方打鬼子汉奸，他就让孙子牵杖一家家奔走，挎着小篮子，人家要要饭，老秀才是要子弹手榴弹，此前国民党溃军扔下来的东西，他挨家乞讨，乡亲们啊！八路军来打鬼子汉奸，咱们都是中国人，终于有咱中国人的军队做中国军队该做的事了，咱不能坏良心，请大家把子弹手榴弹捐出来啊！
这样的做法，既感动了乡亲们，也感动了八路军，偃师抗日政府成立后，县书、县长礼聘老秀才为宣传队长。
抗战胜利，皮司令撤走，国民党回来了，老秀才就成了畜生们的眼中钉。
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势力是老秀才的学生，来劝老秀才，上面说你是共产党，要弄死你，我们担保说，只要您翻过来，到处说共产党不好，就可以颐养天年，否则就得死！
老秀才笑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共产党为穷人办好事，舍生忘死打老日，好不好？你们国民党是个啥货色，我也知道，我七十了，活够了，也见够了，想咋弄死我，随便你们，但作为老国民党员，我要说国民党是忘八蛋，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
1946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是农历腊九，反动派在偃师新城（今县城）西北角荒沟，活埋了老秀才。
王三江老人临死清清嗓子，大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
文革中，毛主席指出[中发[1976] 4号中央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还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的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完全否认他原来说过的话：“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