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蒋介石邓小平都是让少数人先富
走资派邓小平《让少数人先富》己讲了不少了。新生代的资本家及其权贵和子孙后代们还在过着《大康生活》。
而蒋介石的起家依靠的是江浙沪财团以及黑帮外，蒋介石还是《让少数人先富》的前辈。比走资派邓小平要早。
在旧中国近代史中所称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中也有发展，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旧中国资本总值约142亿元，国家，包括官僚资本，占54%（抗战之前只占32%）。在产业资本里，官僚资本占64.13%，民族资本占24.66%。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资本里，一种属于官僚私人资本，通常人们可以称为豪门资本。也可以说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执政党统治下的《让少数人先富》的一群人。例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大姐夫的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还有一种是国家资本，是蒋介石国民党执政党所掌管的公司，如资源委员会所属各企业，在生产量方面，电力占50%，石油占100%，钢铁占80%，中国纺织公司下属的85家企业，棉布产量占全国74%。
从这些数字来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是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另外一种是蒋介石政权名下的官僚资本，还有一种就是《让少数人先富》的旧中国的所谓民族私人企业。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蒋介石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讲：“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当时有这样两句话：“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到1948年，上海工业一直处于长期下降的局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当时有一个政策——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规定，老百姓包括资本家在内，私人不能够保存黄金、白银，也不能保存外币，所有保存的黄金、白银、外币都要卖给国家即蒋介石的私人银行里，后来全部运往台湾岛上。这个政策当然首先打击的是旧中国的一些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小资本家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比如陈光甫，陈光甫在中国近代史上创办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企业：一个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二个是中国旅行社。这两个民族企业都是陈光甫创办的。人们也可以看陈光甫的一段日记，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官员谷正纲受蒋介石委派到上海，召集上海资本家开座谈会，那时国民党政权已风雨飘摇，所以谷正纲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要求资本家拿出钱支持国民党，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溺亡。陈光甫日记写道：“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没有帮助、没有好处）于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小工商业。”陈光甫总结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认为没有替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做一件好事。这次会开得很冷清，说话人不多。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把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小民族资产阶级也弄丢了。
走资派邓小平《让少数人先富》之后的特色中国有多少人先富了？
中国千万级以上的富豪到底有多少？数据显示，大概在300万人左右。这些人的私人总财富，加起来大概96万亿左右，数目庞大，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如果平均分给中国14亿人口，每人可以拿到6.8万。（不过，肯定没有人愿意。）占比最大的是“创一代”，其次是董监高、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最后是富二代，全职太太……而时下中国，接下来《让少数人先富》的潜力依旧庞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崛起，比如新能源、5G、生物医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消费升级，这都是可以创造“新富”的赛道。但可以确定的是，过去那种，靠挖煤、二道贩子、投机取巧，甚至是传统行业里创富的概率，无限趋近于0。从数据可以看出，创一代占比下降，但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比例均上升了3%。意味着，财富将与一个人的认知、学历、资源，紧密相连。那种“老板小学文化，用的都是博士生”，“没读过书，全靠胆子闯天下”的故事，下一代人很难再听到了。
接下来，《让少数人先富》的新富群体，分布在哪里？第一梯队是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外加中部湖北，西部四川。第二梯队是辽宁、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广西、重庆、山西、山西、海南。第四梯队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甘肃、贵州。
新富人群的分布，基本跟着胡焕庸线走的，呈“东南-西北”走向，梯队性衰弱，这也和房价分布高度相似。不难理解，沿海经济带是改革开放的“先富地”，人口密度高，港口物流便捷，基因里孕育着财富；而西北地区，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天寒地冻，自然不适合经济活动。在这其中，湖北和福建是去年首次进入第一梯队的。湖北入围，是武汉带动下的必然结果，拔高了讲，就是我们正在主导的，“强省会战略、陆权经济”的时代产物。武汉之前讲过很多次，大江大河、高校如云，区位、人才这种级别的底子，崛起只是时间问题。所以现在全国炒房客都在盯着这片沃土，以至于武汉拼了命调控，堵截炒房，给楼市降温，二手房限贷，新房还出了“房票制”。
福建，是跟着江浙第一批享受到改革开放红利的地区，厦门是标签，福州是核心，莆田、泉州的制造业厂子遍地开花，富得流油。
这从厦门岛内房价可以看出，人口500万，GDP6000多亿，基础数据怎么研究，都是一个中等二线城市，但房价就是高。
走资派们的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表明，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先富起来，而是让当官的和绑官的先富起来，也就是让权贵资产阶级先富起来，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这样的改革开放哪是人民的福音，完全就是一场权势者巧取豪夺的财富盛宴！
走资派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他又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重提：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一晃眼40年过去，庆幸的是，走资派小平这一“高瞻远瞩”已然成为现实。在当今中国，一部分人不仅先富起来，而且富甲一方，富得流油，不但自己富起来，还圆满地把财富传给了子孙，并转移到海外。走资派邓小平显然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比如说，用宽松政策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相对而言容易，下一步怎么办？如何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让剩下的更大部分、更多的人，也尽快跟着一起富？
从2025年开年的中国现状来看，这一问题显然没有答案。就在蛇年春节将近一个寒冷夜晚，一位播客主播见到一位路边摆摊的青年妇女，背着一个女婴，身边靠着一个八九岁男孩，正在烙煎饼。下面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怎么还带着孩子干活？多累啊。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不要他们了……”“为什么？”“大孩子生下来就有先天心脏病，治了好多年也没治好。爸爸失业受不了，跳河了。”“！原来这样？你怎么看着脸上还很阳光……”“当然有阴霾，阴霾留给自己……”。谢谢这位不知名的播主，把人间真相传到网上，不去亲身经历，绝大部分的事情人们难以想象。
40年来一部分人的先富，似乎没有带动大量的穷人。作为佐证，这里摘录一段最权威的文字，来自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焦虑，不言而喻。
相信中共党魁习近平不会没有察觉到中国的现状，贫富不均，差距太大。可是该怎么办呢？回答共同富裕。说说简单，具体的做法呢？最新的做法是给公务员普遍加薪。这是火上浇油，拉大差距。
先富起来以后怎么办，各家有各家的妙招，最妙的当属恒大许家印。许家印富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贿赂各级官员，为自己的财富保驾护航。他这些年给各级官员、银行行长贿送的金钱、房产，据统计价值6643亿。许家印有一本清账，并有三个副本，只要松一松口，几千名共产党员就要把牢底坐穿。许家印养的歌舞团美女，与各级官员、行长的暧昧都有录像，一个也跑不了。他不怕被抓，就怕你不抓。因老婆、孩子的钱，该分的分好了，海外的债务，该还的还清了，就等着哪一天悄悄释放，改个名字到国外团聚去。剩下的一笔烂帐让国家也就是老百姓背着。
前有赖昌星，后有令计划（令计划让弟弟令完成拿着国家的机密逃到美国，假如令计划受到生命威胁就把机密公布于世）现有许家印，许家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绑架了整个党。有样学样的绝不止他一个。
另一个富起来以后的妙方是转移财产。2013年维基解密“中国密件”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共中央官员，从中共的副总理、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有消息称，美国正与多国调查来自中共高官在海外10万亿美金资产，拟用于疫情赔偿。首当其冲的是江泽民家族，预计总资产过万亿美元。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对250万份秘密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近22000名来自中国或者香港地区的顾客与离岸中心有关联。这些人中，至少有5名现任或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李鹏以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亲属。调查显示，在22000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离岸投资者中，至少有15名中国富豪，全国人大代表和国企高管。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出，一些西方的银行和会计公司协助中国官员或亲属转移资产，这些机构包括瑞士银行、瑞士信贷以及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等。
不仅仅限于富豪，近10年中国向海外的移民也急速增加，达116万之多，是10年前的14倍。有钱人跑路，成了近年来新的人文景观。
想问的是，你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悄悄地跑路，把财富转移走，是为了将来带动帮助其他人富吗？绝对不是。中国百姓拿你们有办法吗？没有。想一想真的好绝望。
面对富人们几十年来的表现，或腐败贿赂官员，或转移资产去国外，人们把希望寄托在18大至今连任三届的习近平主席身上，眼巴巴地盼着这位职位最高的中共核心，能够祭出一套杀手锏来，扭转乾坤，建一世英明。
等了十二年以后，什么都没有等到。年年挂在嘴边的共同富裕，事实上正向着共同贫穷的方向走去。年年反腐收缴的巨额钱财，不知道去了哪儿，除了给公务员涨薪，没有一分钱进入弱势群体的口袋。到头来方才明白，原来习主席的方略是，先富起来，然后再穷下去。像治乱循环一样，贫富循环？
并非中国人命里该穷。中国人命穷的根子在于错误观念。意思是，把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当成千古的真理。这一观念叫做“分蛋糕”。
分蛋糕顾名思义，一切都在人家手里。人家的蛋糕，人家来分。给多少就是多少，自己做不了任何事情。一当所有人默认了分蛋糕这个逻辑，从这一刻起，便把自己剥夺得干干净净。只要你没有加入拿水果刀的行列，注定就是穷人。
老百姓只需做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干活贡献，创造出的财富只需交上去让当官的分配即可，“分蛋糕”嘛。不仅如此，连所得份额也由人家说了算，给你少了那是应该的。曾经有人提议，蛋糕要做得大，才分得多。想得太美。做大你有份，分多可由不得你。
只有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才能自己作主分配财富。
《共产主义》是个新生事物。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惩治无力、无效。
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也提出来要反贪污，甚至于也惩罚过一些贪污的舞弊官员。蒋介石1942年8月16日的日记写道：“晚，见清泉、希圣与蔚文，批斥林世良（孔祥熙的亲信）与许性初（与孔祥熙有关系）舞弊判决文，改重其刑，非此不足以昭信与立国，庸之（孔祥熙）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与法律之重要，可叹之至。”结果，蒋介石把林世良枪毙了。从这件事情看来，蒋介石、国民政府曾经想反贪污，也曾经想惩罚一些贪污的官僚，但碰到两个人身上，蒋介石的反贪污就反不下去了。
其一是孔祥熙（孔祥熙美金公债舞弊案）。抗战中期（1942年左右）孔祥熙是行政院的副院长，财政部的部长，他发行一种公债叫美金公债，就是说，你可以用当时的通行货币（法币）买，将来还本用美金来还。在发行美金公债的过程里，有人检举孔祥熙有舞弊行为，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军统查，命令国民政府行政院查，蒋介石自己也查，查的结果确实证明孔祥熙有贪污舞弊行为，当时的检察官表示，像孔祥熙这样的贪污舞弊行为一定要惩办，检察官向蒋介石表示：我愿意出面提起公诉，把孔祥熙交给法庭审判。蒋介石日记里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孔祥熙的贪污舞弊的严重情况，连蒋介石也想象不到。最后是怎么处理的？让孔祥熙自己辞职，他当时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是国民党的高官，蒋介石让他辞职，把他所有职务都免了，但并没有把孔祥熙交付检察院去审查、审判，也就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从重庆到南京、上海，搞“五子登科”，分别抢五样东西：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钞票）、婊子（女人）。当时民间有一个民谣：“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这种普遍贪污、腐败的形势下，蒋介石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派到上海解决经济问题。
当时，孔令侃（孔祥熙的儿子，用今天的话说是“太子党”）办了一个扬子公司，有人告状告到蒋经国那里去说：“你不能光打苍蝇不打老虎。孔令侃是大老虎。”在这个情况下，蒋经国派人查封了孔令侃的仓库。查封当天，蒋介石在北平得到宋美龄的电话以后，就匆匆忙忙跑到上海。当晚也写了一段日记：“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国之包庇，尤以宣铁吾机关报专事攻讦为甚。余声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宣铁吾是蒋经国的亲信，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他支持蒋经国打老虎，所以他的报纸也在那里揭发孔令侃。蒋介石很生气，把宣铁吾找来大骂一通，而且让报纸停刊。
孔令侃案件揭发后，国民政府监察院派监察委员到上海调查，蒋介石给上海市长吴国桢打电报：“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正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中正手启。”这就是说，监察委员要调查孔令侃囤积的不法案件，但蒋介石给上海市长打电报说，不能查。为什么不能查？因为孔令侃不是公务员，不是政府机关人员，监察院没有资格查。蒋介石这个电报实际上是抗拒监察院的监察，是在鼓动孔令侃对抗监察院。
一个是孔祥熙的案子，一个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的案件，这两个案件都被蒋介石压下来了。当时，《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社论说：“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社论说：“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中央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的机关报，从刚才的社论里，很难分清楚这些话和当时共产党批判国民党的言论有多大区别。也就是说，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贪污情况得不到制止，特别是豪门受到包庇和保护，国民党就把人民的希望、人民最后一点希望丢掉了。当时北平国民党的高级司令官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后，讲了两句话：“蒋介石爱美人（宋美龄），不爱江山，我们替他拼命干什么？”为什么孔令侃得到包庇？因为孔令侃是宋美龄非常喜欢的一个孩子。在这个过程里，宋美龄打电话，把蒋介石从北平调到上海，赶快处理这件事。所以傅作义很气愤，讲了上面两句话。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历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的一天。然而就在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从日伪占领区接收了相当大一笔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因为接收中大规模的贪污舞弊而失去了全国的民心，成为其在接踵而至的内战中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的迅速到来，多少出乎蒋介石国民党的意料。因此对于接收问题，缺乏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导致接收事务一开始即弊端百出。接收之初，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 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在实际上，是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这就难 免造成接收中的各自为政，混乱不堪。当时参加上海接收的单位多达数十家，以至于为了一艘轮船，就多达六个单位抢着接收，这本身就为官僚的贪赃枉法提供了方 便。当时随陆总参加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陆总对于全国收复地区的一般政务，无权亦无力处理，军与政，既不能配 合，党也未曾发生作用，而我行政院各部会对伪组织中央各部会的机构与事业的接收，不但事前没有‘敌情观念’，而且也没有一张蓝图，可供我各部会间彼此分工 合作的参考。”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也在其晚年的回忆中指出：接收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好的计划，事先也没有设立任何良好有效的行政机关，因此，出现了争抢 战利品的一场混战。所有政府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没有中央监督而接收敌方财产的权力，结果，他们的行为犹如当年的侵略者。
为了解决没有统一的接收机关所带来的一连串问题，1945年10月中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上海设立了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以统一接收工作，改变政出多门的情况。 接着在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将经济、交通、金融方面的全国性事业，交由该会统筹接收。该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 持，并在各重要区域（如上海、北平、青岛、广州等地）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这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但因为它们成立时间较晚， 以前接收的许多敌伪产业既不可能交还，帐册亦难以查找，而且由于它们和各机关尤其是有实权的军政机关在接收上的矛盾，它们的工作仍面临着相当的困难。据当 时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琦回忆，要把原有各机关接收的产业完拿过来统一处理，就如同要他们把刚到嘴的肥肉又吐出一样，谈何容易。何况，“接收 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再变动，致敌伪产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 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
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因为当时币值变动剧烈，以法币计算其价值很难得出确切数字，而且以美元计算，在换算时亦无困难。现有统计低则3亿美元，高则8亿美元。以接收地区论，据1946年底 统计，接收数量最大的苏浙皖区，接收总值达到法币12648亿元，仅金银首饰价即达1650亿元，房地产1348亿元。
经历了后方八年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各级官僚，骤一到达收复区，犹如狮子大张口，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各谋私利，滥用权力，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 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由于这种事情很难有完整的档案记载，确切的贪污数字仍有待研究。据当时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 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 被占抢占了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 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已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援引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 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 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地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经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 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伪政权官员的私产，由于贿赂或强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落到了接收者手中，其 数额颇为可观。据称，周佛海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条，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大多数落入 了接收官员的私囊。
除了上述这些虽然规模很大，但至少名义上还是非法的贪污外，还有一类通过标卖方式进行的“合法贪污”。接收产业 经层层截留，最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的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对这些产业，当局以平卖、委托代售、标卖，拍卖、价让等方式出售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虽然有 规定“变卖接收后之敌伪产业（包括逆产）所得价款应悉数解缴国库不得移作别用”，但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就又给了接收官 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上下其手，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有人估计全国标 售敌伪物资总价在5万亿元左右，如以损失一半计算，即有2.5万亿元落入私人手中。
蒋介石国民党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根据9月27日其财政部公布的法币 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两者比例为1比200，这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一场灾难，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因为以当时的物价指数计算，上海物价为重庆的约50 倍，为整个法币使用区的约35倍，何况当时黑市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价不过是1比80。“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 狂，但睡了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即便是一 些政府中的官员，也觉得这个兑换比例不合理。邵毓鳞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然而当局私心自用，坚持 这个兑换办法不变，使大批接收官员凭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被当时人形象地描述为：“陪都来沪接收人员，均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感”。 如果说，官员腐败尚且是不合法的私人行为的话，法币兑换率的规定则几近于国家掠夺，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剥夺收复区的财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事后也不能不 承认，这一政策使国民党失尽了民心。陈立夫认为，这个政策“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 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对于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当时舆论多有报道和批评。 《时事新报》在社评中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 失尽人心》，痛斥当局“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周恩来在1943年8月16日发表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周恩来指出，“新专制主义”是蒋介石国民党采取的一种结合了法西斯独裁手段与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方法，旨在维护其一党专政，压制民主力量。这一理论揭示了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实行的法西斯统治。
周恩来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处于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这种专制主义不仅包含了旧式的封建压迫，还引进了现代法西斯手段（如特务统治、文化压制、党国一体）来巩固其权。文章强调了这种统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阻碍了国家的民主进步与团结抗战。这篇文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国民党统治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批判的重要历史文献。
蒋介石是一党专政、实行个人独裁。蒋介石在统治期间主导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政策核心，集中权力于一身，被广泛视为实行个人独裁。他致力于通过镇压异己、控制军队和宣传工具来维持国民党统治，并在抗日战争及内战期间确立了极高且集中的最高权威。
蒋介石早年就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和努力。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讲说：“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蒋介石在他的一生里，始终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叫赫尔利，到延安跟共产党谈判。毛泽东和赫尔利签订了一个协定，叫《延安协定》，其中一条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另外一条是，“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当年美国人为了把共产党力量调动进来参加抗日战争，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就跟蒋介石讲：你们中国政府绝对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政府，你们中国应该改造，改变成为联合政府，要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这是当年罗斯福的希望。所以罗斯福的代表到延安后签协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议国民政府变为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建议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成为各个抗日军队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协定一共五条，是毛泽东起草的。
文件中，“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下面，留下了空白，让蒋介石签字。下面一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我曾在台北的档案馆发现了这份英文原件，毛泽东在这个地方用毛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在见证人一栏也签了字。这就是说，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成立各个抗日军队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美国人和共产党都同意。可当赫尔利离开延安到重庆后，要请蒋介石签字时，蒋介石不签。这个空白格始终没有填上。
蒋介石对“一党专政”是否有反思？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尖锐地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人士）也尖锐地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蒋介石是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不是，他在1944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现在不死不活之党务，只居一党专政之恶名，而使党政皆受恶劣滞钝之影响，则不如早开党禁，使其他党派公开成立，如此，或使本党在竞争中求得进步与发展也。”从这段日记来看，蒋介石在被骂、被批判为专制、独裁、一党专政后，受过影响，他想：与其被人家骂，与其蒙上一党专政的恶名，何不开放党禁，让各个党派合法？这样大家一起竞争，还可以求得进步与发展。但这种想法只是昙花一现的认识，终其一生，蒋介石始终未能突破一党专政的体制。
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确立了“党国体制”，即国民党超越于政府和国家之上，通过“训政”名义限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发展。他兼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党政军要职，集最高决策权于一身。为了维持统治，蒋介石运用特务机构（如军统、中统）镇压共产党人、抗日爱国力量以及国民党内部异己。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主要力量用于“围剿”红军和排除内部异己，被认为在维护个人独裁统治方面超过了抗日意愿。这一观点基于历史事实，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局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
蒋介石国民党丢掉农民，丢掉资产阶级，丢掉全民，贪污腐化，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这五个原因是国民党丢掉大陆比较重要的原因。我还是引用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一段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势力，而由于它自己的崩溃。”所以，国民党丢掉大陆，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自己。
转载：《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作者：周恩来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211〕。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212〕，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213〕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214〕。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
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215〕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216〕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217〕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218〕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219〕，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民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可是从来也没见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220〕，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221〕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222〕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223〕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224〕）和拿破仑〔225〕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方面便要与日本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事变〔226〕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227〕。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于《礼运》大同之篇〔228〕，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辛亥革命〔147〕，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229〕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149〕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230〕，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蒋介石、戴季陶〔55〕、陈果夫〔180〕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办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66〕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231〕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和行为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232〕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233〕，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八、滥发法币〔234〕，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115〕和“三三制”〔208〕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
如对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CC〔180〕。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140〕和黄埔军校同学会〔235〕，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236〕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设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创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工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CC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蒋经国的《上海打虎》是指：在1948年8月到11月期间中华民国总统蔣介石委派其長子蒋经国前往作为中國经济中心的上海督导实行财政经济改革、抑制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活动。主要是蒋介石为了打内战滥发货币，所以发了大量的货币，支持军费的支出。因此造成上海的物价狂涨。在这期间，蒋经国立下决心《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壮志，并鼓励部下六亲不认地执法，逮捕了60余上海经济界人物。10月，“打虎”涉及孔令侃之扬子公司，蔣中正和宋美龄出面阻挠蒋经国的调查，该案中蒋宋夫妇对孔令侃的包庇行为备受舆论攻击。经济管制在11月1日宣告失败，蒋经国离开上海。
蒋经国未上任即已赶赴上海、研究形势，受任命后在上海的中央银行设立了督导办公室；接南京电话，被要求处置违法行为、严办投机商人?。此外，蒋经国还接连召见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上海经济界头面人物，要求这些人支持政策。因上海活动的投机者多以南京的党国要人为后台，蒋经国告诉蔣介石：“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
蒋经国以原国防部的戡乱建国大队为自己班子，以亲信王昇作为总队，准备以铁腕手段进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货品、投机倒把的行为[20]。蒋经国联合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队、江湾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六个军警单位组建戡乱建国总队（简称“戡建总队”）负责执法?。8月下旬，王昇从队员中选拔成员，成立了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合署办公，二者可以检查仓库、货栈、账目，还可以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
蒋经国声称这是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将自己在赣南的做法移植到了上海，设立“人民服务站”和检举箱，开放人民检举。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用量超三个月以上以囤积论。蒋经国发动“出殡”游行，在“灵车”前方写道“谁要是损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们的头”。
戡乱建国总队号召上海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打击奸商污吏，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蒋经国在上海体育场向复员青年军发表《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率领群众高唱《两只老虎》，并高呼“打倒奸商投机客”等口号。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设立岗哨对行人进行检查，并和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编成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对囤积物资进行登记。
当蒋经国查到黑社会头子杜月笙长子杜维屏被逮捕?。蒋经国召集上海商人集会，并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维屏“违法乱纪”、“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请求蒋经国查处扬子公司，蒋经国表示会“绳之以法”。事后，冯义宽被派往扬子公司查办?。上海《正言报》报道《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扬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而且兼总经理，事件轰动上海。
孔祥熙何许人也？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大姐夫。与孔家关系密切的宋美龄乘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并以离开中国为要挟、以兄弟之情为理由，要求蒋经国不得逮捕孔令侃。蒋介石收到宋美龄信件需要前往上海营救外甥孔令侃，到达后却发现宋美龄已经救回了孔令侃。上海警察局发言人称扬子公司之资产均已登记?。
到达上海后，蔣中正要求将报道此事的《大众夜报》停刊，《大众夜报》社论《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写道：“哄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虑。”《大众夜报》停刊同日，宋美龄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引见给蔣介石。蒋介石询问蒋经国如何办理孔令侃，蒋经国马上改口答“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引起经办人的愤慨与失望?。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在蒋经国辞职后，上海督导员办公室发布声明，指扬子公司案“已转饬移交市府及主管当局办理”。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就此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打老虎拍苍蝇的由来。2012年以来，走资派习近平：“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要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此话一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如同“八项规定”一样，迅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主流话语之一。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此语表明了习近平的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恒心，也因为这句话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道出了将贪官污吏一网打尽的民众心声。
在“老虎苍蝇一起打”中，“老虎”喻指巨贪巨腐的高级官员，他们大权在握，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如“百兽之王”，为所欲为，祸国殃民；“苍蝇”喻指权力看 似不大但祸害不小的基层违法公务人员，他们像苍蝇一样，无缝不钻，面目可憎。“老虎”和“苍蝇”虽然级别有大小，祸害有轻重，但都是利用手中权力违规违纪 甚至违法，攫取私利，成为老百姓的敌人，因此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其实，在汉语语汇系统和中国文化传统中，“老虎”“苍蝇”早已是“常客”，历来大多比喻见利忘义、贪婪可恶的反面典型。仅成语中就积淀和传承了很多妙语，如“为虎作伥”“放虎归山”“养虎遗患”“虎视眈眈”“苍蝇见血”“蝇营狗苟”“没头苍蝇”“如蝇逐臭”等。
“老虎”体魄强大，凶残无比，因此要花大力气练就硬功夫“打老虎”。流传最广的是“武松打虎”。施耐庵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中细致描写了武松在景阳冈通过“一迎”“一拳”“一脚”将虎打死的精彩故事。武松打的是祸害百姓的真老虎，当时也叫“大虫”。
真老虎要打，假老虎也要打。1946年8月，毛泽东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形象地比作“纸老虎”，号召各界各方同心协力“打倒帝国主义纸老虎”。
1948年，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也有“打老虎”的“壮举”。当时国统区物价飙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为此，蒋经国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 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遏制物价，挽回民声。蒋经国打的“老虎”也不是真老虎，而是喻指囤积居奇的奸商和官僚资本集团。
1951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开展了有名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民间就叫“三反五反打老虎”，这个“老虎”就是指贪官污吏。当时规定，凡贪污1000万 元以上者即称为“老虎”，贪污数额达到1亿元者为“大老虎”（笔者注：“1000万元”与“1亿元”均为当时币制的计量）。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贪污腐败的 大老虎典型，被判死刑。
“老虎”该打，而到处嗡嗡叫的苍蝇也不能放过。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消除“四害”，这“四害”就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苍蝇位居榜首。后来虽然“臭虫”“蟑螂”先后取代“麻雀”，但“苍蝇”始终是“第一害”，为重点消灭对象。
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满江红》中写道：“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面是写真苍蝇，实际是喻指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国家。
由此观之，老虎苍蝇被打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走资派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首次将“老虎”和“苍蝇”并提，一开始，“老虎苍蝇一起打”一语中“老虎”和“苍蝇”还打上引号和顿号，但很快引号和顿号都显多余，“老虎苍蝇一起打”成为一个有走资派特色意义的熟语。
那么，为什么走资派习近平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结果是越反越腐？
正是在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己经背叛了《党章》所规定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宗旨和原则。不管姓社姓资，不搞阶级斗争，推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猫论”，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为本、私字当头、私字无限膨胀的个人发家致富。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实际就是、也必然是发展自私自利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特色政府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搞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体地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搞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套。
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着人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党在腐败，党员、干部在腐败，整个社会在腐败，简直是不腐败都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个的老虎、苍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绝对不是个别人的现象，而是整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社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人民群众的许多说法，诸如“不腐败就做不了官”，“反腐必败，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实际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的《反腐败》只会越反越腐。这样的《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只反不听话的，不反听话的，只为维稳习近平自己的皇帝梦的走资派特权。
走资派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说“老虎、苍蝇一起打”，决心好像很大，自然也不错。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总要有个说明吧，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个象样的解释。不是绝对没有，就事论事的浮皮蹭痒的解释也是有的，但那恰恰是对腐败产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的有意掩盖。这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折衷主义。只有表面现象，只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现象罗列，没有事物的内部的本质联系，没有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的分析。这是修正主义者在腐败问题上思维陷阱。
马列毛主义不是这样看问题。马列毛主义对当今中国之所以已发生严重腐败有其科学的深刻的解释。
第一、正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共产党背叛了《党章》所规定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宗旨和原则。不管姓社姓资，不搞阶级斗争，推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猫论”，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为本、私字当头、私字无限膨胀的个人发家致富。总纲实际就是、也必然是发展资本主义。三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搞了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体地在搞资本主义的一套。
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着人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党在腐败，党员、干部在腐败，整个社会在腐败，简直是不腐败都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个的老虎、苍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绝对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整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社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人民群众的许多说法，诸如“不腐败就做不了官”，“反腐必败，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实际的。
第二、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又为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一般说来，哪里有专制，哪里就必然有腐败。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修正主义专制制度下，这一特点得到了彻底的发挥。既然不讲“姓社姓资”，不讲“斗私批修”，一切向钱看，都在谋私利，那谁手里有权，谁就会以权换钱，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就是这样来的。而且，在法西斯专制制度下，权力黑箱操作，既无监督，更无制衡，无法无天，这就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有权不用白不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官僚们真正信奉的普世价值观，哪管什么“公平、正义“。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如果对这样的制度还要抱着“制度自信”，哪可绝对是欺人之谈。
第三、从经济关系上看，中国现在已经蜕变为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官僚垄断。官僚在专制体制下，对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垄断权力，表现为一只有形的手。这只有形的手，是一只笼罩一切的巨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魔手，从宏观的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到微观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实体的具体运作，没有不插“手”的，没有不掌控的。正是靠了这个权力，既要分内分割剩于价值，又要分外贪污受贿。这个权力，就是金钱，就是腐败。这是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一只无形的手，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利润和金钱的手，必然地要和另一只有形的手，修正主义垄断特权之手，紧紧配合，双手齐下，以榨干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自己手中的巨额财富。法西斯修正主义加资本主义，必然等于最大腐败。
第四、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世界里，统帅一切的纲领就是私字，就是资本，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不是玩笑，是现实。买官，就是腐败，就是为了腐败。买官之路，就是腐败之路。腐败，既是腐败者的命根子，又是向上爬的通行证。私字人生观，资本人生观，必然和腐败人生观同步。既然复辟资本主义，也就必然复辟腐败。一个如此猖狂掠夺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腐败是不可想象的，腐败不过是资本剥削的补充方式。这不是一个“老虎苍蝇”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没有腐败的剥削制度。
可以看出，腐败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的罪孽，而是一定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制度本质的必然表现。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不可能消灭的。腐败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伴随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而出现的。腐败是阶级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腐败。透过个人的腐败，我们在更深刻的层次上看到的是，这是由阶级的本性决定的，由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修正主义执政者，恰恰是把腐败仅仅看成是个别人的罪孽，而回掩盖腐败的本质，以及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上的对立，不是偶然的，这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腐败问题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揭露修正主义对腐败认识的浅薄和荒谬。
正因为修正主义执政者对腐败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的认识不正确，所以，进行反腐败的作法也不正确。
首先，这明明是阶级的问题，尤其是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实际进行的反腐败，却把这场斗争搞成是针对个别腐败堕落分子、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清查法办。“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这个错误做法的形象说法。老虎也罢，苍蝇也罢，都是个别的，不是阶级的，打的是个别，不是进行阶级斗争。问题都出到政治局了，还是个别的，涉案人数已经如此巨大了，还是个别的，贪污受贿的数额都上亿了，还是个别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是个别坏人的问题，都和必然性无关。这个认识的理论的错误，正是问题的要害。这是修正主义统治者背叛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理论在反腐问题上的必然反映。他们是不会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的，更不会举起阶级斗争这个纲，他们的认识的理论的失足就在这里。
其次，由于他们对斗争的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反腐的作法上也是错误的。
第一、他们是只反个别贪官，不搞阶级斗争。已经揪到政治常委了，已经在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上，如《五一六通知》所说，存在着“一小撮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还是不承认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不把这场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去处理。这样做下去，是不可能达到反腐败的目的的。
第二、他们采取神秘主义的秘密作法，不发动群众，不敢公开地揭露黑暗面，斗争不可能深入下去，尤其涉及高层人物，会变成根据政治需要作选择的权力斗争。
第三、他们不会把反腐斗争和整党、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反腐的意义，仅仅停留在揪出个别坏人上，而不是落实在党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上。
第四、他们也不会把反腐斗争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反腐的成果通过制度的改善落实下来。
这种反腐和封建社会里的提倡清官、反对贪官没有区别。现在的中央巡视员和手拿上方宝剑的巡疆大吏没有区别，充其量不过是扮演“清天大老爷”的角色。
这不奇怪。修正主义执政者反腐的目的和历来剥削阶级反腐的目的是一致的。执政者关于必须反腐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腐败可以导致亡党亡国”。这里说的“国”，就是政权。这样的反腐目的和历来的剥削阶级统治者的反腐目的，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避免“亡国”____失去政权。
事实也正是这样。修正主义执政者的反腐，无非就是为了巩固修正主义党的政权，这就是避免“亡党亡国”的全部意义所在。
这种反腐败，有什么历史进步作用吗？没有。只有维护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历史反动作用。
这种反腐败，和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运动，毫无共同之处。
这不难理解。有历史可以比较。只要看看毛主席是怎样领导“三反五反”、“社教”等运动的，毛主席对这些运动的目的和作法是怎样论述的，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是一清二楚的。
搞修正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最大的腐败，也是“共产党”腐败的根源。只要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坚持腐败。指望修正主义党能真正反腐败，那是幻想；指望修正主义党能反得了腐败，那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