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
毛泽东的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任何对毛泽东的轻薄、扭曲、诋毁，最终都将是徒劳的！毛泽东逝世了。毛泽东逝世后的年里，历史被走资派们篡改，真相被走资派们掩盖，走资派们的谎言层层叠叠，走资派们试图让人们遗忘那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遗忘那场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可是真正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是不会忘记的，而真正读懂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的人们更不会接受那些对《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歪曲的叙述。
毛泽东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革》，毛主席的光辉《毛泽东时代》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时间的延长毛泽东的正确性终将被人类承认！毛泽东又是一面人类与共产党人的镜子！中国社会主义成功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无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无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灵魂，毛泽东的晚年承载着中国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段辉煌历史，因而毛泽东的晚年是光辉的，任何对毛泽东晚年的轻薄、扭曲、诋毁都将是徒劳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晚年的光辉思想与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即新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
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洗刷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倍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史，高扬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民族尊严。
在毛泽东的晚年，更是创造了中华新文化的《文革》。毛泽东依然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不懈探索，爲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开辟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天地。
在这片新天地里，“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使工农兵学商各界和一切向往正义、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们当家作主、尽显才华、扬眉吐气；在这片新天地里，“六亿神州尽舜尧”，“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荡涤了几千年来留存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丑陋现象，建立了“互爱互助、遵纪守法、大公无私”的社会新秩序，营造了见贤思齐、热爱科学、热爱劳动、热爱创造、热爱生活的社会新风尚。
在这片新天地里，“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创造出了“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人间奇迹，描绘出了“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喜看稻谷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社会主义的壮丽画卷。
在这片新天地里，“冷眼向洋看世界”，“战地黄花分外香”。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空前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用短短的 27 年时间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化、教育体系,并逐渐向全方位的“现代化”迈进。
在这片新天地里, “不管风吹浪打”,“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坚决斗争，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不畏强暴、伸张正义、扶弱济贫的国际形象。
毛泽东一生忠于自己的国家，勇敢而又机智的面对外部势力的挑战，爲我们赢得了国家的安全与民族的尊严，因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一生忠于人民的事业,无私而又无畏的面对艰难险阻，领导我们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的奋斗精神、文韬武略、人格魅力、丰功伟绩令“无数英雄竟折腰” 。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血雨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应该说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和预测是准确的，也是正确的。
正如毛泽东生前判断的那样,在他的身后,对前一件事基本无人说三道四，因为否定了这第一件事也就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 ；而对后一件事却采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用割裂毛泽东、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手法，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从而实际上也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两件事否定掉一件，还是及格吗？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一些历史事件仍旧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然而人民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依然可以深切的感到这个“彻底否定”是站不住脚的。到目前为止，一些书籍和文章已经披露的一些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 －1976），吴冷西的《忆毛主席》，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与任何历史人物乃至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也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历史，我们不能用历史的局限性来苛求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毛泽东，不是浅薄狭隘，就是居心叵测。
毛主席的晚年，是毛泽东最光辉、最伟大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在权力的巅峰选择享乐，而是继续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毛泽东看到了危险——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正在党内涌动，一群满脑子“造不如买”的投机分子试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根基，让中国再次回到剥削与不公的老路。毛泽东无法容忍，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于是，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运动。这是一场由人民推动的革命，是中国工人、农民、普通群众第一次真正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批判特权，清算腐败，砸碎了一切试图骑在人民头上的旧势力。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平等尝试，是对权力傲慢的挑战，是对官僚体系的深刻反思。
那十年期间，中国的工业没有停滞，反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大庆油田建设如火如荼，依靠自主力量解决了能源问题；农村兴办大批社队企业，农民的收入和福利都有明显改善；“两弹一星”震惊世界，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第一次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稳了脚跟，这些辉煌成就不可否！
毛主席希望的，是人民管理国家，是劳动者成为真正的主人，让亿万普通人拥有了对抗腐败、监督权力的勇气。
有些人拼命丑化那段历史，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的思想仍然有无数信仰者，他们害怕人民觉醒。但历史的潮流不会倒退，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毛主席的伟大，终将被重新认识，晚年的正确性，终将被再一次证明。
毛泽东的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任何对他的轻薄、扭曲、诋毁，最终都将是徒劳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列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对如何处理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列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段话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了更深一步的体认。而这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结合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来分析中国革命的诸多具体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要同“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相结合的思想逐渐在党内蔚然成风。1939年，艾思奇撰文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中央随即宣告：“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命题，反映出建党以来，经过复杂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的思想逐渐成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延安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结合，除了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理论自觉密不可分外，还与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学习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坚持兼容并蓄、批判继承的原则，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且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的这一号召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序幕。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然而，当时的现实却是有的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因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不认真研究历史、割断历史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干部养成浓厚的研究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风气。
由于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合体，因此，要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认真开展了对旧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将封建、腐朽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张闻天也认为，旧中国文化中除包含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外，也有进步的文化因素。“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了《中国文化》杂志，组织文化界人士就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加深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
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非常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借鉴传统文化的合理形式，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以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实现在对传统文化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条件促进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彼此契合、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在吸收传统的知行观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其与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观相融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写作《实践论》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中“知和行的关系”，得出认识的总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列主义理论对传统的“实事求是”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又如，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传统修身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列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生动体现。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通过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融共生，中国共产党既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又以人民群众熟悉的文化知识去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形成继承和创新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相互促进、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良好态势。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用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 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毛泽东率先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节点。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变，风云变幻数不清。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用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 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毛泽东率先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节点。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变，风云变幻数不清。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毛泽东赋予“自力更生”以新解，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经验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独立自主。众所周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精神品质。“自力更生”这个说法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历史渊源的。
“自力更生”一词，最早出处是司马迁的《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壤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虚，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於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於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这是西汉人严安为劝谏汉武帝不要穷兵黩武所讲的一番道理。意思是说，秦王嬴政，他蚕食天下，并吞列国，号称皇帝。统一国内的政治，毁坏了诸侯国的都城，销毁了诸侯的兵器，熔铸成中空的钟，以显示不再用兵动武。善良的平民百姓以为可以避免国家打仗了，碰上圣明的天子了，人人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了。哪承想秦王仍然走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老路，结果向北面扩张，却被匈奴打败，向南面扩张，却被百越打败，老百姓苦不堪言、灾难深重。此处的“人人自以为更生”就是“自力更生”的出处，意思是每个人都以为可以免除苛捐劳役、自食其力，过自己的日子，得到新的生活了。从这个成语产生的背景来看，这种“自力更生”，是有前提的，不是来自“内因”，而是受惠于“外因”，需要得益于统治阶级对外不发动战争、对内减轻徭役。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对“自力更生”的含义赋予新的解释。这种“自力”，完全是靠“内因”，是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全体人民自己的力量而“更生”，以赢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谈及国际援助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自力更生”。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显然，毛泽东所强调的“自力更生”是不排斥外援的，但绝不会因为需要外援，而丧失自己的“气概”，“决心”和“能力”，必须相信我们全民族的伟力。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针对一些迷信武器、依赖外援、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再次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毛泽东在这里把“自力更生”作为大政方针提出来，讲得更加清楚，明确强调：我们不反对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而要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依靠党和人民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敌人、困难和挑战。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方针、精神和理念。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历程，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后不断取得胜利、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力量之基。
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什么时候共产党就能战胜困难、胜利前进。
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主要就是坚持自力更生，就是坚持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这是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吸取和改造的重要思想就是《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