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没用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的核心在于强调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性和阶级性。
《哲学》源于社会现实斗争,旨在指导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脱离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的认识论,纯粹是抽象且虚无的教条。
《哲学》源于斗争社会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产物,而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特别是《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
脱离实际的认识论是空谈,离开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等具体实践,任何对知识、真理和认识过程的抽象分,即是“脱离实际谈认识论”都无法回答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
《哲学》的现实目的是: 真正的哲学应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致力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具体的阶级斗争。 这一观点强调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斗争中,脱离实际的认识论研究没有实际意义。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这句话出自毛泽东于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重要讲话,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紧密联系。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这句话的核心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原则,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
《实践是源泉》。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包括哲学)来源于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主要的实践活动。
毛泽东批判脱离实际,毛泽东在话语中明确指出“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批评了当时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内哲学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现实斗争的倾向。
毛泽东强调参与实践。毛泽东提倡学哲学的同志应当深入基层,参加阶级斗争,以亲身实践来丰富和检验哲学认识。
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毛泽东的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一脉相承。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毛泽东知行统一,它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这句话强调了哲学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并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
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一段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
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作者: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昤》,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同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作者:毛泽东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AI:【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认为阶级斗争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其关键主张包括:
根本任务:继续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核心论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还在走”,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斗争方式:采取大民主、群众运动(如文化大革命)来“整党内走资派”,揭露和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
意识形态:强调思想领域的“斗私批修”,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
这一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已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为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理论。】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其晚年思想的核心,主要围绕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展开。该理论在 1967 年被概括为 六个基本点: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充满着矛盾,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是政权问题:核心在于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权,防止政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
四,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即党内那些拒绝社会主义改造、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领导人。
六,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主张通过大民主、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打倒党内的阴暗面,改造人的灵魂。通过广大群众运用《四大武嚣》即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来监督政府官员,来防止官僚资产阶级混入共产党内的官员修正主义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而《四大武嚣》通过人大立法后被写入新中国的《七五宪法》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作者: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审定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论述
〔一〕〔1〕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二〕〔2〕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注释
〔1〕本段是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修改的文字。《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
〔2〕本段是毛泽东审定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字。《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文章。
《正确的理论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正确的理论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总结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列宁总结出了帝国主义运行的规律,毛泽东总结出了社会主义运行的规律,这都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相联系的。在马克思的时候,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因此马克思不可能发展出帝国主义论;在列宁的时代,社会主义也只是刚刚萌芽,列宁也不可能发展出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但是,马克思和列宁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律和设想已经有了一些大致的认识。在毛泽东的时期,这种大致的认识才得到补充和总结。
把毛泽东发展出的描述社会主义根本规律的理论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简称《继续革命论》。《继续革命论》并不只如它的名字一样,是只讲革命的,它的内容,首先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等,其次是阐明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是论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具体方法的继续革命。用一句话概括继续革命论就是:社会主义中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这些资本主义土壤上不断新生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因此要对这些资本主义要素实行专政,专政的方式就是发动群众对它们进行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家和工人,于是就有阶级斗争,就有革命和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了不让工人斗争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制定一些规矩,保护所谓的“私有财产”,维护所谓的“社会秩序”,这就是法,法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为了让法得到严格执行,就要运用资本来建立起政府、法院、公安、军队和监狱,它们保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这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有了镇压性国家机器,资产阶级能把无产者们“打服”,但是还不能“说服”,于是又要建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观念,让他们相信“私有财产确实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和警察是代表正义的”等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从前是教会,在现在是学校,它们就像工厂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具有资本主义观念的人;除了教会和学校,家庭、工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等等也都起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有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整个国家就建立起来了。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由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保障的,这两者合在一起,这就是对于工人的《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自然就具有这样的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另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从所有制来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已经同资本主义不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被改造了全民所有制,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小生产者被联合到集体中,改造为了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劳动分工来说,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得到了限制,在工厂里,实行了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迈开了消灭脑体分工的第一步;在人民公社里,实行了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民不仅务农,也做工,也学文化、搞批判,工人不仅做工,也务农,也学文化、搞批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缩小了。从流通来说,商品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得到了限制,实行了计划经济,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计划能动地改造社会了。从分配方式来说,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已经使得人剥削人的现象一般地消失了,“不劳者不得食”已经基本实现了。这样看来,生产关系的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共产主义因素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
但是,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摆脱。“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从所有制来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还大量存在集体所有制,它们仍然带有私有的属性。从生产方式来说,在不发达社会主义中还广泛地存在小生产,小生产者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在劳动分工上,脑体差别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人管理还无法完全取代干部管理。从流通来说,商品经济还没有完全取消,因此商品生产还遵循价值规律,还需要货币。从分配方式来说,社会主义所实行的按劳分配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它带有私有的性质,并且具有不平等的本质。这样看来,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的资本主义痕迹仍然是广泛存在的。
毛泽东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简练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较旧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是还没有完全抹去旧社会的痕迹。毛泽东还讲:“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所带来的矛盾运动现象。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矛盾中,共产主义因素的方面要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创造出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因素的方面也要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创造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构成一个矛盾运动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本规律。
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矛盾运动过程中,矛盾的两方面要相互转化,作为结果,如果资本主义因素转化为了共产主义因素,那么就宣告建成共产主义,如果共产主义因素转化为了资本主义因素,那么就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共产主义因素的方面是怎样进行再生产的呢?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通过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创造出价值,这份价值一部分转化为新的生产资料继续归社会公有,使得公有制得到巩固,另一部分则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归还给劳动者。归还给劳动者的这部分,显然既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领到的工资,又包含了被资本家攫取了剩余价值。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分配到的生活资料不仅能使原有的劳动力得到维持,还能有剩余,从而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一位体力工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他分配到的生活资料不再只相当于米饭和面包的价值,还有教育资源、文艺创作资源、科研资源等,从而使得他全面发展。原本的体力工人将能够掌握技术、学习哲学、能进行文艺创作,脑体差别因此不断缩小,生产力也大大提升了。共产主义因素就再生产出来了。
资本主义因素的方面又是怎样进行再生产的呢?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旧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肉体就摆在我们眼前,睁开眼睛就能直接看见,但是新的资产阶级将从哪里生长出来,却不是能够直接看到的。“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是共产党内的大官资产阶级们,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领头人物的,是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共产党内资产阶级要搞起复辟来,大官们能量最大。大手一挥,搞复辟很容易,立马就党变修、国变色。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于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都要发挥作用。产生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源,首先是脑体分工的差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立即废除,这就需要一个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就必然由国家或者劳动群众选派一部分代表来行使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阶级就从这里开始分化。脑体分工的管理机制很容易导致“一长制”,实行“管、卡、压”,使担负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代表从社会的公仆逐步地变为社会的主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而逐步地成为雇佣劳动者。
同时,承担管理职务的领导人要转变为共产党内资产阶级还需要借助其他的资本主义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企业要进行商品生产,要盈利。“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商品世界神秘的纱布,会遮住人们的视线,它使得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和物的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在拜物教的蒙蔽下,社会主义经济部门和企业的一部分领导人就竭力摆脱计划规律的调节,而听任价值规律去调节,走上“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开始被分割为部门的、集团的所有制,进一步又转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大官们就转变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了。
另一个因素是分配的差别。“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承担管理职务的领导人大官们如果缺乏监督,则往往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工资收入,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从工人农民为社会提供的积累中获得的。这样,他们就已经从事实上成为了剥削阶级。除此以外,他们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吞、受贿、强占,将劳动者和国家的财产不断据为己有。“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一些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家产达到上万亿,有的几个城市的产业链都被他们家里承包,而工人除了双手一无所有,还要面临下岗失业,这就是共产党内资产阶级所谓的“经济发展”!
上层建筑对于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也要发挥作用。与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首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旧社会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者看不见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已经同旧社会不同了,想把旧社会的官民关系搬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来,觉得“我是管人的,你是被我管的,天经地义”,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在了旧社会大老板的位置,把工农群众当成奴隶,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惠及亲友,这样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仅思想上滑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技术上也是一窍不通。
因此,毛泽东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其他一些旧社会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也会助长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例如,如果党员不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自己,而是终日接受旧社会“钱能通神”“做官发财”观念,或者是儒家的“君为臣纲”的等级制思想的浸泡,,那就势必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活动规律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就是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一样,也要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另外,比这更根本的一条是拼命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核心目标是要窃取国家的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保障,对于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对于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只有掌握了国家机器,保障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再生产,才能全面地推行资本主义复辟。
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窃取政权的方式,可能是明火执仗地发动反革命武装进攻,更可能的,则是钻到无产阶级政权内部进行侵蚀瓦解,和平演变,等待时机,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不改变政权名称、旗号下变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为资产阶级性质。
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散布修正主义理论、用反动的文化思想来侵蚀群众,是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为篡权作的准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过去资本主义那一套被批臭了,资产阶级就只有把它们重新包装一下,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外壳,混到革命队伍里面来散发毒气。“,“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修正主义者们陆陆续续发明了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补课论、实用主义、人道主义,等等,花样真多,总之就是要麻痹群众,转移视线。
毛泽东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因此,修正主义这个敌人比过去公开露面的资产阶级更加隐蔽、更加狡猾,批判修正主义是继续革命中的重要课题。
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作为整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自然还要和党外的资产阶级相互串通,纵容党外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上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党外的资产阶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供了社会基础。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讲,有哪些地方会产生党外资产阶级。
列宁说:“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就指出了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联系。
就生产性劳动来说,小生产主要存在于农村方面。在农村里,虽然实行了合作化和集体化,农民之间已经有了简单的协作,但是机械化大生产还没有普及;所有制虽然改变了,但是生产方式还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农民在大多数时候仍然从事着一家一户的生产,土地等生产资料仍然很分散。这样,一旦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要解散集体所有制是很容易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随时都能分配给农民,重新回到小私有制。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时,农民们讲“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反映了农村要发生复辟非常快。
当然,我们这里讲小生产滋生出资产阶级,绝不是说所有的小生产者都有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能力。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解散后,农民会迅速产生两极分化。一方面,一小部分家中劳力和生产资料较多的迅速富裕起来,转而经营其他产业,农村中的集体产业将被一小撮在农村基层政权中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所吞并。在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下,贫下农缺乏规模和技术,单纯经营农业的利润越来越低,再加上小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太低,贫下农日趋破产,于是不得不涌入城市打工。最终传统农业生产就一步步被资本主义农业所完全取代,农民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正如毛主席所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
因此,在农村,贫下农往往是拥护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单干于他们不利,中农在社会主义的浪潮下也能够站在集体所有制一边,他们都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而富农则往往反对集体所有。所以,就有农村的阶级斗争。
更广义地来说,小生产不只存在于生产劳动,任何具有私人性质的劳动都是小生产。这样的小生产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念的方面。私人的劳动,最典型的是家务劳动。家庭里买菜做饭、抚养孩子、教育孩子、赡养老人,全都是小生产性质的劳动,从而会产生深入骨髓的私有观念。不仅如此,很多家庭中还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式,搞“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教孩子教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这种层面上来讲,家庭机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机器,它带有浓厚的旧社会残余,它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具有旧社会观念的人。但是,在很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内,这样的家庭机器还不能取消,只能用集体食堂、社会化家务劳动一类的方式来缓慢地改变。
因此,小生产的思想就完全不只是出现在农民当中,而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上。于是,毛泽东对列宁的话补充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旧的资产阶级已经大量被打倒了,但是新的资产阶级还在不断产生出来。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对工人实行“管、卡、压”,贪污多占,千方百计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还在社会上散播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舆论;当群众要贴他们的大字报时,他们就对群众的意见实施打压,或者是挑起群众内斗。从这些方面来看,无产阶级还在不断地受到新生资产阶级的威胁,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解放。在社会主义中,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革命并没有停止。
但是与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相比,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大部分的政府机关中,是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政权被资产阶级分子窃取的只是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已经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凭借压倒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反过来对资产阶级实施压迫——谁不听无产阶级的话,谁就被无产阶级革掉。在无产阶级中实施大民主,但是对资产阶级,一点民主也不给。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宣告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了,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面时期的革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革命专政!革命专政!可见“革命”和“专政”从来不是分开讲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讲了:“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就讲明了继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种专政的力量是革命,而革命的力量天然地被掌握在群众手里;而资产阶级专政则是反过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其专政的力量是资本,资本天然地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把革命的内容从无产阶级专政里抽离掉,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干部专制,那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少数人运用国有资本来实行专政,这些国有资本的运用者很快就蜕变为资本的所有者,无产阶级专政就变质为了D内资产阶级的专政。
通过继续革命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这种统治的力量就是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包括革命的政府、革命的法律、革命的司法机关、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学校和革命的文艺等等,一切为革命服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由这样的国家机器来保障。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
无产阶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这个时期的革命的根本特征。“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再是一般地推翻已有政权,而只是推翻一小撮被共产党内资产阶级所窃取的政权;在革命中,不再是一般地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取而代之地,完全可以文斗,夺权过程没有武装斗争,不过是实施接管。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极“左”的。
事实上,以极“左”面目出现,提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重提“农村包围城市”口号的,恰恰是一小撮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打着继续革命的旗号,蒙蔽不知情的群众,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机关疯狂进攻,以达成天下大乱的目的,最后自己就能乘机上位。任何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擦亮眼睛,不要着了极“左”的魔道。
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另外,无产阶级虽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不意味着能够安于现状、停止前进了。绝对优势不是绝对胜利。无产阶级放松警惕,资产阶级却不会,他们随时都对政权虎视眈眈,随时都要卷土重来。“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静止不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还会发生阶级变动。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会被打倒;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会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下为工农服务;工人和农民脑中的小生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得到改造。与此同时,滋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土壤也在不断被消灭。这样,在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的方面就会不断地向无产阶级的方面转化,无产阶级阶级的统治力量不断壮大,而被统治阶级的力量不断衰弱,最终社会上所有人都转变为无产阶级,所有人都成为统治阶级,也就不存在阶级统治了,国家就因此消亡。所以,“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样的无阶级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从共产党执政的干部中不断地会腐化变质,产生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是群众。那么是不是说社会主义时期完全不要干部制、不要先锋队了呢?如果这么说,我们是不同意的。
让我们回到列宁,列宁为什么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呢?列宁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难道消失了吗?难道无产阶级一宣告夺取政权,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自动退出舞台了吗?当然不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仅存在,还是继续革命期间的主要敌人。因此,群众的政治意识就总还不成熟,就总需要由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意识和政治上先进的部分组成政党,由政党来领导革命。
共产党的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力量就是来自干部了,专政性力量仍然来自群众。如果一个干部不站在群众一边,他就不能发动群众,他就无能为力;即使群众受了他的蒙蔽,被煽动起来了,也只是暂时性的,现实会让他们醒悟过来。从这个层面来说,干部并不掌握什么实权,权力仍然掌握在革命群众的手里,只有少数机密性的工作无法通过群众。
没错,干部会有变质为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这不代表变质是必然的;如果能用恰当的方法加以限制,还能争取绝大多数的干部都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限制干部变质的方法,首先是干部参加劳动。“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如果不劳动,那就不能算无产阶级,就谈不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干部劳动也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54]在同吃、同住的条件下,干部就不仅和群众有工作上的关联,还有生活上的关联,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融入了群众。一份二〇〇九年采访毛泽东时期工人的访谈录中,老工人们回忆道:“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老工人的这些话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时代干部融入群众的成效。
还要取消干部的高薪和特权。“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毛泽东时期的干部只拿和工人农民一样的工资,甚至更低,甚至不拿国家工资。不拿国家工资的干部,往往本身就是工人或者农民,要回原单位参加劳动,在原单位领工资。如农民副总理陈永贵,虽然官至国家级,但是一点国家工资都不要,要回原大寨参加劳动,拿农民工分,才能兑换工资。如果他们推行的政策对于工人农民不利,那么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要充分地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觉悟的工人应当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群众监督的手段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工人们对此回忆道:“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有句话说得好,‘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也就是说写一封举报信,查来查去就是几分钱的帐对不上,不过可以让那些干部恶心上半年,所以群众运动对反腐败很有作用。”
继续革命的威慑力量也能对防止干部变质发挥作用。谁不为群众服务,谁就会被革掉——这种革命的力量只要足够强大,干部就不敢与之反抗,就只能乖乖地为人民服务。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干部才不仅是名义而且是实质上成为人民的“公仆”。
有了这样一些方式来限制干部变质,就能保证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的干部是多数,是95%以上。但是,团结大多数不是搞妥协,不能把什么牛鬼蛇神、甚至D内资产阶级都招到革命队伍里来。干部如果犯了错误,是要坚决批判的;犯错误,一般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他不是直接打倒,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59];只有极少数屡教不改的,才会转变为敌我矛盾。
可是,这时就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跳出来,借着继续革命的旗号反对干部领导,提出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无官不错,无错不反 ”,或者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成敌我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所谓的桃园经验就是这样的货色。从路线上来讲,这样的极“左”派因为缺乏领导,乱轰一通,最终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会对革命阵线造成很坏的影响;从阶级本质来讲,极“左”终究是一小撮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出的烟雾弹,他们要打乱革命力量,转移矛盾,挑起无产阶级内斗——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变来变去就是这些花招,对于这样的错误思潮,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不能不加以反对的。
以上是干部的方面。对于群众的方面,干部既然还要领导群众,自然也不能整日和群众处于敌对状态中,因此还要加强群众对干部的信任。要像毛主席说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干部要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要树立纪律,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大民主而放任群众散漫、随性,谁的领导都不听。正确的意见,大家一致通过了,就应坚决执行。这样的纪律,如果不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群众是不会自发形成的。
但是,树立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也不代表要大兴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共产党的精神不相容。”个人崇拜作为上层建筑,会催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发生。一位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受人民爱戴,这是正常的,这种爱戴变得过热,也是可能的,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劝说:“革命的成绩是人民创造的,不可搞英雄史观”,切不可给群众泼冷水,导致群众的积极性降低。
从历史来看,无论是鼓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还是反对个人崇拜,都可能是一个幌子。对于前者,我们有林彪这个例子,对于后者,我们有赫鲁晓夫这个例子。鼓动崇拜领袖的人,往往想借此为自己和同伙提供投机上位的机会,从而使得各种牛鬼蛇神都涌入党的机关里来,即所谓“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反对个人崇拜的人,往往是要借此反对你这个领袖、反对你这个党,口头上说着“伟人也会犯错”,实际心里想的是“你这个人就是错的,我就是要把你全盘否定”。所以,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还应擦亮眼睛,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过表象看清本质。
最后,讲一点先锋队制度的变动规律。先锋队制度当然不是永存的,它是会消亡的。
无产阶级分化为群众和先锋队,是脑体分工差别的体现,只要脑体差别还没有消除,就总存在一些政治意识不成熟的群众和另一些政治意识先进的精英。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脑体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了,变为了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群众脑中的旧思想正在不断地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这样,在一定历史时期,就要组成一个群众与干部相结合的政权,这个政权是群众和干部的矛盾统一体,这个政权只不过是向无产阶级直接民主政权的过渡。在过去,这样的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的是群众组织的代表、旧的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三结合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讲到。
干部和群众,作为矛盾的两方面,自然是要相互转化的。干部怎样融入群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就是干部向群众转化的过程。群众还要转化为领导者,工人参加管理就是一个体现。在鞍钢宪法推行以后,工人成立工人管理小组,要攻克生产中的管理问题、技术问题。夏尔·贝特兰在《中国的GPCR与工业组织》中这样描述道: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广泛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
劳动者除了要负责管理和技术,还要搞理论、搞批判、搞文艺。工厂里成立工人理论小组,研究马列主义,批判社会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据一九七五年七月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北京全市工农理论队伍发展到了二十五万人,其中工人理论队伍十六万人。除此以外,工人们还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发表在《朝霞》等无产阶级的文艺杂志上。
在群众智慧的充分涌流下,脑体差别将会逐渐缩小,群众将成为政权中的主要方面。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体分工彻底消失,劳动者全面发展,社会管理、科学研究、哲学批判都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唯有在那里,干部和群众的区别才真正消失,先锋队会消亡,社会将由工人阶级的联合体直接管理。
《言论自由》在【你死我活】中存在吗?也就是说,在敌我之间以及在敌对双方中的【你死我活】中《言论自由》还存在吗?现如今总有人拿《言论自由》要求【你死我活】中的敌方给自己的《言论自由》这现实吗?例如反中反华反共的敌对分子们要《言论自由》行吗?
【AI 概览】: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斗争环境中,言论自由通常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被视为生存战,不同声音被视为威胁,常遭压制。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在此类高压环境中,表达自由极易被归为异己或被要求绝对忠诚,“亮剑”可能导致“引蛇出洞”式的秋后算账。
意识形态冲突: 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意味着一方不仅要求压倒对手,还要求在思想上统一,导致自由的思想市场被摧毁。
生存优先法则: 当存在被定义为关乎生死,言论自由往往被让位于安全或斗争的需要。
压制言论的后果: 压制自由的言论市场虽然试图消除错误信念,但往往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和信任危机。
总结而言,真正的言论自由需要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自由思想市场,这与追求绝对“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是互斥的。
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斗争状态下,言论自由通常不复存在或被极度压缩,主要原因如下:
生存权高于表达权:在法律与政治逻辑中,生存是所有权利的基础。当社会进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如战争、内战或极端动乱)时,国家和个人往往会为了国家安全或生存本能而牺牲言论自由 。
法律限制的极限:即使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框架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原则。如果言论会直接引发暴力或立即导致严重危害,法律通常不再保护此类言论。
信息武器化:在极端对立中,言论常被视为攻击手段(如煽动仇恨、泄露军机、传播恐慌)。为了夺取胜利,博弈各方通常会实施严格的审查和政治宣传。
现状分析:在2026年的国际环境中,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许多地区在处理极端冲突时,倾向于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紧急状态条款,合法地暂时限制表达自由,以维持公共秩序。
总结:言论自由建立在共识、容忍和法治的基础之上。一旦这种平衡被“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打破,言论自由往往会沦为权力的附庸或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