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于1974年2月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冷战时期的国际力量分为三部分：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超级大国）；中间的欧、日、加等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该理论主张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旨在团结广大力量反对苏美霸权。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苏联。毛泽东认为这两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动乱的根源。

第二世界（中间力量）： 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受超级大国控制，另一方面又有独立自主的一面，具有反霸的可能性。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亚洲（除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被压迫力量，是中国坚定团结的盟友。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确立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定位，倡导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帮助中国打破了当时的国际孤立处境。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根据二战后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全球政治力量进行的一种战略分类。该理论旨在为中国的对外关系确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核心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将当时的国家分为以下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指代进行霸权主义斗争的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该理论认为它们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

第二世界：指代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威胁，另一方面也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剥削和控制。

第三世界：指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未开发国家。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主要背景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下，各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与美苏霸权主义的矛盾日益凸显。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不断变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将中国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引入到对外关系领域。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该战略旨在建立一个最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加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通过这种划分，中国得以调整外交政策，逐步走向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与发展外交道路。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当时被视为一项切合国际格局的战略理论。它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国际格局认知框架，有助于增强它们的自信心，使之成为一支独立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力量。该理论标志着中国外交从革命外交向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贡献。

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中，实力遭到削弱，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苏联则乘机加紧扩充军备，并依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对外扩张。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调整对外政策，在亚洲实行收缩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以集中力量确保欧洲重点。

为推动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不断发展，毛泽东主席于1973年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希望美国跟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 战略。

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明了两个超级大国是当时造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从而激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也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不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和控制的斗争。中国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有效地牵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矛盾日益加剧。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中国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而这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压迫，反帝、反殖民、反霸权斗争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这点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初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三个世界”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在取得独立以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在与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展开斗争时，还特别注意联合威胁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对更加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

1974年4月10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这届特别联大议题就是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一些石油输出国为了抗击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干涉控制，宣布实行石油禁运，造成石油价格上涨，每桶石油由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使西方国家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就这一新情况，中国在联大发言中指出，联合国成立29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赞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张和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提出已经50多年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始终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始终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战略运筹，分析全球风云的演变机理，把握各种矛盾的内在关系，将统一战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国际舞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新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这是毛泽东看待国际问题的观点和方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深刻调整，冷战格局呈现新的战略态势。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从以往美国对苏联占有明显优势转向苏攻美守；中国成为国际舞台独树一帜的战略力量，中美关系开启正常化进程；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在发展；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增长，美苏难以再像战后初期那样掌控世界。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对国际格局有了新的战略论断。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初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认识论，将国际战略格局“一分为三”，揭示了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内在关联，为新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战略思维和更为广阔的战略视野。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取得独立以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确定。因此，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又执行霸权主义政策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被划在第一世界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又是方法论，将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充分运用于国际舞台，为新中国外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yongbing1993]

言论自由在你死我活中存在吗？







《言论自由》在【你死我活】中存在吗？也就是说，在敌我之间以及在敌对双方中的【你死我活】中《言论自由》还存在吗？现如今总有人拿《言论自由》要求【你死我活】中的敌方给自己的《言论自由》这现实吗？例如反中反华反共的敌对分子们要《言论自由》行吗？

【AI 概览】：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斗争环境中，言论自由通常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被视为生存战，不同声音被视为威胁，常遭压制。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在此类高压环境中，表达自由极易被归为异己或被要求绝对忠诚，“亮剑”可能导致“引蛇出洞”式的秋后算账。

意识形态冲突： 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意味着一方不仅要求压倒对手，还要求在思想上统一，导致自由的思想市场被摧毁。

生存优先法则： 当存在被定义为关乎生死，言论自由往往被让位于安全或斗争的需要。

压制言论的后果： 压制自由的言论市场虽然试图消除错误信念，但往往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和信任危机。

总结而言，真正的言论自由需要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自由思想市场，这与追求绝对“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是互斥的。

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斗争状态下，言论自由通常不复存在或被极度压缩，主要原因如下：

生存权高于表达权：在法律与政治逻辑中，生存是所有权利的基础。当社会进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如战争、内战或极端动乱）时，国家和个人往往会为了国家安全或生存本能而牺牲言论自由 。

法律限制的极限：即使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框架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原则。如果言论会直接引发暴力或立即导致严重危害，法律通常不再保护此类言论。

信息武器化：在极端对立中，言论常被视为攻击手段（如煽动仇恨、泄露军机、传播恐慌）。为了夺取胜利，博弈各方通常会实施严格的审查和政治宣传。

现状分析：在2026年的国际环境中，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许多地区在处理极端冲突时，倾向于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紧急状态条款，合法地暂时限制表达自由，以维持公共秩序。

总结：言论自由建立在共识、容忍和法治的基础之上。一旦这种平衡被“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打破，言论自由往往会沦为权力的附庸或斗争的牺牲品。

[yongbing1993]

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没用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的核心在于强调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性和阶级性。

《哲学》源于社会现实斗争，旨在指导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脱离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的认识论，纯粹是抽象且虚无的教条。

《哲学》源于斗争社会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产物，而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特别是《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

脱离实际的认识论是空谈，离开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等具体实践，任何对知识、真理和认识过程的抽象分，即是“脱离实际谈认识论”都无法回答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

《哲学》的现实目的是： 真正的哲学应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致力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具体的阶级斗争。 这一观点强调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斗争中，脱离实际的认识论研究没有实际意义。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这句话出自毛泽东于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重要讲话，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紧密联系。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这句话的核心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原则，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

《实践是源泉》。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包括哲学）来源于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主要的实践活动。

毛泽东批判脱离实际，毛泽东在话语中明确指出“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批评了当时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内哲学界存在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现实斗争的倾向。

毛泽东强调参与实践。毛泽东提倡学哲学的同志应当深入基层，参加阶级斗争，以亲身实践来丰富和检验哲学认识。

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毛泽东的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一脉相承。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毛泽东知行统一，它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这句话强调了哲学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并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

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一段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

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作者：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昤》，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同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yongbing1993]

天真汉兴冲冲地闯进了红色中国




《天真汉》自始至终都是这种诙谐的语气。两个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调侃过于严肃的中国人。他们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汉，兴冲冲地闯进了红色中国。其实当时的中国已经发生过整风、反右和大跃进，大饥荒已经开始。但远道而来的客人自然不知道这些。他们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处参观，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当地对外友协设宴接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大跃进”、“总路线”等词汇，特鲁多还学会了在讲话时模仿主人，让翻译不知所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两位作者用了许多次惊叹号，但是作为自由散漫惯了的“资产阶级”游客，他们也经常抱怨侯先生把他们管得太紧、日程安排太满了。大清早就把他们拉去纺织厂听车间主任讲新旧社会两重天，可是外面的天气多好呀！特鲁多好几次开小差。国庆节那一次，他刚跟伟大领袖握了手，一转身就混进人群，独自玩了个够，凌晨才回来。特鲁多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城市的清洁有序很赞赏。

1960年9月16日，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的邀请，特鲁多和Jacques Hébert俩乘飞机从英国伦敦飞往俄国莫斯科，17日从莫斯科飞往鄂木斯克，18日从鄂木斯克途经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中国人民外国文化协会的欢迎。欢迎晚宴上，文协征求了他们感兴趣参观的地方。他俩是搞工运的，特鲁多又是哈佛政治学硕士，而且很关心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于是他们提出了许多方面，包括要看纺织厂，看儿童医院，看监狱等等。他们还想看国庆庆典。

19日，他俩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紫禁城和雍和宫。晚上看了一个百货商店，还看了一场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20日他们走访了北京监狱。特鲁多发现，中国监狱的原则，并非惩罚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俩去看了几个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们又访问中苏友谊人民公社，路上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问题，陪同的中国同志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带他们访问了民族学院。特鲁多问到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在民族学院他参观了穆斯林的祈祷室。特鲁多不停顿地提出种种问题，他发现北京和渥太华对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华用住宿学校来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则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22日晚上10点半，特鲁多他们俩人又上了列车软卧，离开北京去东北。23日下午5点到达长春。

24日上午，他俩参观了长春铁路车辆制造厂，在那里特鲁多了解了国有企业经营方式和加拿大私营企业的不同。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特鲁多了解了新中国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他俩还看了电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俩参观了毛毯厂。特鲁多要求去看长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鲁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农村参加秋收劳动了。下午他们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感受到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工厂主人翁精神。他俩还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医务室。但也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晚上他俩睡在去沈阳的软卧列车上。

26日上午，他俩参观了第一机械制造厂，了解到那原来是日本的工厂，国民党撤退时拆掉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又重新建造起来了。特鲁多想看看山里的和尚庙，而对外文化协会则一心向他们显示新中国新建设的成就。下午，他们看了医学院和医院，知道中国的大学生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每年还要下乡劳动两个月。他发现医学院除了教西医以外，还教中医。

27日他俩先参观鞍山钢铁厂，他看到一个弱小女孩操作一个巨大的吊车，特鲁多担心的问，为什么不找一个男工做这活？答复：她是最优秀的。特鲁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别自豪和骄傲，和西方反华宣传的奴隶劳工完全是两回事。参观了鞍钢，特鲁多看到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坚信中国的崛起。

28日，他们回到北京，参观了民族文化宫。晚上看了杂技。29日上午，他们参观了劳教所。下午，他们参观了棉纺厂，发现中国工会和加拿大工会完全是两码事，青年工人的集体宿舍也让特鲁多很好奇，问那些青年女工为什么不回家住，她们说集体生活快乐。和工人交谈中，特鲁多发现中国人热爱劳动喜欢做工人，想当劳模，这和西方观念大相径庭，给特鲁多很大的震惊。这让他想起来参观监狱的时候，犯人关禁闭不能参加劳动是一种惩罚。但特鲁多能理解，因为解放前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劳动和生活恢复了中国人民的人的尊严。

30日，特鲁多俩拜访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那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了。特鲁多请教了路易·艾黎很多关于中国的疑惑。晚上，特鲁多俩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鲁多俩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游行，晚上，参加了招待外国记者的鸡尾酒会。记者招待会后，又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国庆烟花，观看烟花时周恩来在人群中与不同的人交谈握手，两次和特鲁多握手但没有提及加拿大总理或魁北克省长。然后他们有回到人民大会堂，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泽东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鲁多悄悄离队，独自到天安门广场与群众狂欢国庆。

2日上午，他们听了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的讲演，听他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工业的整体状况。下午，他们参观了国家历史博物馆。3日上午，他们与其他在京外国人一起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讲话，介绍新中国的变化。4日一早他们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车。5日上午到达上海，住进和平饭店。饭店门口还和11年前一样，只是没有了《华人与狗不得进内》的牌子。他们登上楼顶俯瞰上海，陪同为他们指点哪块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块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块是万国租界。上海还是11年前特鲁多来过的上海，楼和街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路上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难民，没有了搬运的苦力。晚上他们去了文化宫，就是旧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练歌舞，还看了一场彩色电影《聂耳》。6日上午他们去了中苏友好大厦看工业展览馆和手工艺馆。下午他们走访了药水弄，见证这个解放前的棚户区的变化。晚上11点，陪同他俩的中国同志睡觉了，而他们俩偷偷留出旅店，来的外滩，已经找不到夜间的私人酒吧了，只见在外滩有许多中国人双双男女恋人搂腰搭背倚栏江边。

7日上午，他们参观了纺织厂。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鲁多展现上海最先进的工厂，但特鲁多不想看机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食堂。特鲁多还询问了女工的产假。56天带薪产假，显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鲁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艺体育生活，进修学习机会等。特鲁多看食堂，发现有个小厨房专门为回族工人准备清真饭菜。特鲁多还与业余大学的教师交谈。下午他们去了一个上海效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位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26岁的公社书记，领导一个2万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鲁多很快就发现了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他认为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场电影。不过，那时候的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每家每户都在9点就熄灯睡觉了。特鲁多俩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区小城镇上。

8日上午，他们乘渡轮渡过黄浦江，来到上海的浦东地区，参观中国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刘经理，每月有500元工资，另外每年给他们家2千万资产的5%的利息，刘经理作为家族一员每年得到其中的7万5千元。刘经理能讲流利的英语，能不用翻译与特鲁多交谈。

9日是礼拜日，他们参加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晨6点的弥撒。教堂7点、8点、11点和下午5点还有另外四场弥撒。参加晨6点弥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里依然显得空空荡荡。教徒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几乎没有青年。弥撒完毕后特鲁多会晤了神父。神父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还是找了一个翻译，神父不想在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交谈。他们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在中国，这也是特鲁多的哈佛论文研究的内容。下午，他们去了少年宫，去看中国的未来。

10日，他俩先分开，Hébert去参观师范学院，特鲁多和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会谈。接着他们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个寺庙。然后他们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永直与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冯契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晚上，他们乘火车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们上了游艇荡西湖，去了灵隐寺。下午看了两场电影。晚上还是电影。12日上午，他们去了黄龙洞和中山公园等名胜景点。下午参观丝绣厂。晚上9点乘上去广州的火车。13日一天在火车上探讨计划经济的价格、工资和供求等问题。

14日他们住进了爱群大厦9楼临江一面，他们可以看到江边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码头搬运工干着重体力活。白天他们参观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讲习所旧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园。陪同的人也习惯了他俩离队浏览市容的习惯。广州夜市要比北方热闹多了，晚上十点半街边还有擦皮鞋和卖水果的小摊，但没有乞丐和妓女。街上还有过往的掏粪车。他们一直走到沙面。沙面已经不同过去了，已经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筑公路，人力修筑大坝建水库，特鲁多已经看过很多西方媒体荒谬地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劳动集中营”，但特鲁多也知道中国农民是不会希望回到旧社会的。特鲁多坐在水库大坝上的凉亭里，吃着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长问了许多农民的问题。下午回到广州到了一个著名酒家，吃了一顿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满座，有各界头面人物。

16日，又是礼拜日，特鲁多要求去天主堂参加弥撒。陪同的人没有也无法拒绝。17日，他们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18日下午到达北京。19日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还去了百货商店购物。20日去了长城和十三陵。目睹长城之雄伟，遐想古时候多少人力来建造如此伟大的工程，特鲁多忽然顿悟出中国超强的组织能力。仅建国十年，已经让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鲁多坚信中国工业化将势不可挡。晚上吃过告别晚宴。21日一早他们就到机场赶8点的飞机，结果伊尔库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没有停。22日一早他们再次赶到机场，8点伊尔库茨克雪停了，但有雾。一直等到11点飞机才起飞。

特鲁多在他《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我们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更多地了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虽然这句话是1960年写的，但这句话至今没有过时，今天西方社会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国。

特鲁多1960年作为加拿大的一个公民即私人性质的访华，不能说就完全了解了中国。在中国访问了5周多，也不能说就完全消除了偏见。但他的这个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见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国建国最困难的时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蒋介石反共大陆蛮厉害的时期。中国处于非常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既希望进行外交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又要严防外国不友好甚至敌特势力的渗透。特鲁多访华全程有陪同，既是热情也是戒备。安排的访问人和地也是安排过的，不可能是中国的全部真实。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战争中是支持蒋介石的，大部分教会人员都随蒋介石到台湾了，所以特鲁多弥撒后与神父交谈也令陪同特别警惕。

目前西方重启对华冷战，再次设立新的铁幕，以西方媒体舆论强化对中国的偏见。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能像老特鲁多那样有了解中国的意愿，以降低世界大战的风险。

加拿大和中国建交后，总理特鲁多在1973年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特鲁多告诉毛泽东，这其实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国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鲁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很衰弱的毛泽东一下子睁开原来半闭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对他发生了新的兴趣。

那时中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外国友人”访华是和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请，但是只有不到二十人敢于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为了谢绝。在寥寥几个决定接受邀请的人中，有特鲁多和他的朋友埃贝尔。两人在中国游历一个多月，回来后合写了一本日记体游记《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于次年出版。

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对方都不遗余力。以至于特鲁多和埃贝尔接受中国邀请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勇敢了，还有些人担心他们有去无回，提醒他们动身前写好遗嘱。事实上，最害怕出差错的其实是对外友协。“为了让我们在回家时毫发无损，中国人十二万分小心。他们似乎担心，万一我们中有人淹死在大运河里，或是笨手笨脚地从长城上摔下来，就会有某家西方报刊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当回事的国家，然后在和这个国家建交的危险性上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