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

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十二事变”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以及停止“剿共”。这些主张旨在团结抗日，结束内战，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

“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2，停止内战，集结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救亡运动领袖和政治犯。

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6，召集救国会议，团结全国力量。

7，停止对红军的“围剿”。

8，与中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这些主张是在“十二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的，目的是改变当时的内战局面，促成国共合作抗日。

事变之后，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为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虽然这些主张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认可，但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食言，导致了张学良的长期监禁和杨虎城的遇害。

 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等10多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

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yongbing1993]

是谁反抗蒋介石和日军围剿屠杀








在中华民国南方的井岗山地区，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五次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围剿屠杀。史称《五次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的。第四次是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指挥的，后失败了。

在中华民国北方的东北地区，是中国抗日联军在反抗日军的入侵。这不在本博文中详述。

详述毛泽东是如何指挥前三次反围剿的？

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后，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部任职时的工资都没来得及领，就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受命去农村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只身先是回家与妻儿告别，后又只身去接管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支残兵败将队伍。稍作整顿后宣告：愿者留下，不想当兵即可回家。不杀逃兵，如要离开留下枪支，发给路费。决定今后不攻城市，只许上山下乡留在山沟。最后决是投奔井岗山。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

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

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工农红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能得以四次都克敌制胜呢？最重要的是：有毛泽东领导。这是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被证实的。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毛泽东为中国工农红军在游击战争中的战法，并最终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围剿》中取胜。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中国工农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毛泽东的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

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

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

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

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

而中国工农红军的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红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 南龚、 龙冈、 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红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

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 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红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

战役开始后，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红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

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红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

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红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

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

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

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红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红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红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财富。

[yongbing1993]

蒋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杀中国人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而日本小鬼子在中华民国的北方东北地区剿杀中国人。南北呼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和如今的加沙地区有何区别？

一部分从东逃出来的人如是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 爹娘啊 》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而大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的《俺们》怎么样？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日本的“关东军”三个字极具恐怖色彩以及恶魔味道。《九一八事变》时自日本侵略者占领旅顺港口之后，就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白山黑水，大好河山，惨遭凌虐。是日本列强侵华以及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其野蛮与残忍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强夺邻邦，残害人命者，竟然如此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善良而弱小的无辜民族，却反倒陷入这样的困境？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滥杀无辜、发动惨无人道的恐怖大屠杀。恐怖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常用的、侵害人权的残忍手段。1894年11月，日军侵占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日军不分军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时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承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在这场大屠杀中，中国百姓遇难人数多达6万，旅顺城里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有刊物评论称，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着野蛮筋骨的怪兽。1919年3月，日本军警屠杀参加反抗殖民统治“三一独立运动”的朝鲜民众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军侵入山东济南大肆杀戮多达千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1932年9月，日军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大肆屠杀3000余名无辜民众。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军在山西省天镇县、灵丘县、朔县、宁武县和太原市血腥屠杀平民约2.17万人。类似的恐怖大屠杀惨案贯穿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过程，是日军侵犯人权的普遍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所做的铺垫、所有围绕战争而展开的阴谋诡计以及随后悍然发动的战争，其最终目的只能是无耻的掠夺。《日军5个月内掠走200亿》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1931年11月24日北陵公园的损失报告：“北陵别墅内有物品、花木、梅花鹿50余只，于日前均经日本官兵用数辆汽车运载一空。刻仍有日人入园收拾零碎，不敢阻止。”不止东北边防长官公署、东三省兵工厂、航空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去处被洗劫一空，即公共游乐场所、一般商号、手工作坊及平民百姓皆不能幸免。据不完全统计，只在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期间，短短5个月，辽宁地区所遭受之经济损失，以当时现大洋价格计，即达200亿元以上。

说到旅顺“万忠墓”，非常感慨并纠结于一件事，即同胞死难，为什么并未警醒国人，而令无辜同胞“枉死”，以至于43年之后，再次发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甲午战败，中国割地赔款，而知其事者或仅限于掀起“公车上书”事件的那些书生，为什么不能敌忾同仇？国家贫弱，苦难频仍，今日的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王珍仁副馆长说，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长抓不懈，万不能因今日之富强而忘记曾经苦难的历史。

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在侵略和殖民中国及亚洲各国期间，人体实验、使用化学武器、大屠杀、强迫劳动、性奴隶政策、杀戮无辜、任意逮捕与滥施酷刑等侵犯人权暴行触目惊心。尤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常以所谓“事变”为借口，规避国际战争法规，蓄意大规模屠杀中国等亚洲各国军民，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

侵华日军公然实施恐怖的毒气战、细菌战和活体试验，导致大量军民伤亡。毒气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国际社会所禁止，但侵华日军组建毒气战实战部队，频繁在中国使用毒气战。侵华日军在其《日中战争化学战例集》中详细记录了从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的56例毒气战战例。如，1940年2月，日军向山西翼城县仪门村发射毒气弹，致使村民500余人中毒。1942年5月，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对躲入地道的民众释放毒气，导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时，侵华日军悍然进行罪恶的细菌战和残忍的活体试验。美国历史学者哈里斯在《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对华占领期间，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日军第1855细菌作战部队于1938年至1944年间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70余次，致使中国军民染病死亡达数十万人。日军惨无人道地用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毒气战试验及训练。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大量的细菌感染、冻伤和压力试验等活体试验。日本战犯川岛清在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中供认，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日军“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至600人”。

日军推行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强奸和性奴役犯罪极为凶残。从军“慰安妇”的设置是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被诱骗和强迫的“慰安妇”来自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

日本政府和军部参与了“慰安妇”从征集、管理到“慰安所”运作的全过程。直接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是日军军部，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有关档案可以证明。《陆支密大日记》是记载日本陆军省和中国派遣部队之间的机要文书。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号《关于军队慰安所从业妇募集之件》中显示：“慰安妇”“募集工作由派遣军统一领导，选用适当的人负责”。日军征集“慰安妇”主要途径是使用暴力强行掳掠侵略当地妇女，或设下各种圈套加以诱骗，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妇女超过20万人。日本侵华战争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残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有组织的集体犯罪，也是日本的国家犯罪。

日军强掳中国等亚洲各国劳工和奴役战俘，导致大量人员悲惨伤亡。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把战俘和强掳平民送进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这些人在集中营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军强迫十几万东南亚人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泰缅铁路，其中，10万名东南亚劳工和1万名战俘因日军虐待及过度劳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军共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高达29%的劳工因恶劣的生活条件、超强度劳动和恶性工伤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矿、铁矿等行业，日本占领当局实行野蛮的以人换煤铁的“人肉开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达55%，中国多地发现被残酷奴役和秘密屠杀而造成的“万人坑”。

日本还押解战俘及亚洲国家平民到日本国内及占领区从事繁重劳动。1939年至1944年， 掳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岛等地的朝鲜半岛劳工多达656137人。根据日本东条内阁于1942年11月做出的《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58人。这些劳工在日本国内各企业和宪兵警察的统治下受尽折磨和摧残，许多人被虐待虐杀。“花冈惨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典型案例。

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日本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和乱石坑。已发现的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到3500万人以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而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

而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

日本入侵东北时，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苏区。蒋介石亲任“剿总"司令，兵分四路压向中央苏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作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作为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今抚州）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临川（今抚州）附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

1930年至1932年6月，国民政府四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围剿”。1933年初，日军加紧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同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蒋介石围剿井岗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的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

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介石的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

[yongbing1993]

蒋介石答应条件放后又立即反目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在《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

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

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思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争论很激烈。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就是，

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

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党中央对蒋介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

在推进国共谈判、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同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进一步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

二是阐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形势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三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为此需要重新学习，既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讲话。会议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统一了新形势下党的政策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