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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9月3日被定为抗战纪念日
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布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是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同时没有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8月15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中国战场,8月15日及8月15日以后还在打仗,实际没有停止。
二是,“终战诏书”是用诏书的形式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还没有国际性的法律根据。而日本政府正式签字于投降条约后就有了国际性的法律根据。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东京时间),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是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
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日本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1945年9月3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于1946年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整个过程是:1945年8月14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早晨7时整(重庆时间),经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从四国首都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通过无线电广播用汉、英、俄语向战场上的海陆空部队、向世界各国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四国公告》。
当日中午12时,日本裕仁天皇以“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录音在广播中播出。
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赴湖南芷江洽降。中国战区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日军投降,南京作为中国战区总受降仪式举办地点。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各受降区陆续举行受降仪式,其中台湾地区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受降仪式。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所有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
这是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87.9万余人,大半个中国被日军践踏,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
14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四万万中国人民热泪盈眶,举国欢庆,万人空巷,这是属于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胜利,更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武汉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9月3日,重庆街头,民众欢庆抗战胜利
提起抗战胜利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什么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日呢?
195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则《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通告》向人们解释了这一疑惑——
195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将抗日战争胜利日改定为9月3日的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开启了新的社会主义征程。
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
中国近代历史上破坏文物最严重的时代是走资派改革开放时代。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有些死不改悔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就会想到文革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就拿“破坏文物“来控诉清算文化大革命,很多走资派公知精英也会拿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说事。可真要看看改革开放40多年对文物的破坏,那才叫惨不忍睹,那才是怵目惊心。那不仅是破坏一个个珍贵文物,更是在毁灭一座座文化名城,在割断一座座城市的文脉。
前中国文物界元老谢辰生,曾是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在2013年10月23日接受《瞭望》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讲到对“文革”的破坏文物要客观评价,不要夸大其词。具体内容如下:
一、“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非想象那样大。文革之初,红卫兵破“四旧”,出现对文物的破坏,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破坏起很大作用。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受任何破坏。整个“文革”对文物的破坏,也不像许多人所想象那样大,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二、“文革”期间走私文物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文革期间,几乎就没有盗墓和走私文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整个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三、文革期间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文革期间不仅主要文物单位都得到保护,更令世界瞩目的是,就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些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都发生在那个时期。
四、文革期间破“四旧”很多旧物件无文物价值。文革时破“四旧”,绝大多数的物品,都属民国时期的旧物件,大都没什么文物价值,几乎都没进入国家文物保护范围。而那些神龛、牌位的存在,却极大桎梏人们的精神。砸碎一些神龛佛像、祖宗牌位,就是砸碎精神枷锁的物质符号,砸封建宗法制度的图腾。而改开破坏和毁灭的文物,都是被明确标明和定级的文物,绝非是神龛瓦当之类。
中国文物最悲惨劫难始于上世纪走资派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走资派篡权复辞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要严重得多,真真进入文物“浩劫”时代,而且,这种“浩劫”的破坏的势头一直还在继续延续之今。
1、4.4万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766722处,其中,17.77%保存状况较差,8.43%保存状况差,更有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被人为消失。
2、数十座文化名城名存实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很多历史名城,已经徒有虚名。由于历史文化街区成片被拆除,一些历史名城根本就不复存在。据最新统计:中国120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截止至2013年),有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等同于20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已名存实亡,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基本是假冒伪劣。
3、167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有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就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估计流失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大概又是馆藏数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万件,其中,30年间,仅流入美国就达230万件。
而改革开放与文革破坏文物之不同:
将改革开放40多年与文化大革命只在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时间对文物的破坏相比,归纳起来有三个不同:
首先,持续的时间不同。文革”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与陈小鲁、贺鹏飞等高干子弟的“破四旧”、“立四新”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不小的伤害,但时间很短,很快,就几个月。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都不赞成,特别是毛泽东很不高兴。才有康生、戚本禹等,特别是周恩来出面强力制止不准任何人去破坏文物。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私有化改革开放对文物的破坏偷盗走私以及占为己有己持续40多年至今,而且,还在持续进行之中,重要的是还看不到止损点。
其次,破坏的性质不同。红卫兵“破四旧”中的一些举动,往往是学生无知的狂热举动,很多没收的文物都上缴了,后来也都返还了,很多砸碎的旧物件也并非文物。而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对文物的破坏,既有犯罪分子有目的,甚至是广泛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恶性犯罪活动之外,更有走资派特色政府有组织的,有资本家的公司或企业通过官商勾结将国有的文物占为己有,或转手买卖用来赚钱发家致富争取走资派邓小平号召下的“少数人先富“的土豪富翁等,而这些文物砖家叫兽们还往往公然违反国家原有对文物保护法的犯罪行动。而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们互相勾结互利共赢发大财。
再次,破坏的范围不同。红卫兵“破四旧”虽然破坏了一些文物,可同走资派私有化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掘墓、偷盗、走私了千千万万件国家级的珍贵文物,甚至毁灭一座座文化名城,根本没法相比。走资派改革开放以来对文物破坏的范围极大,毁灭的更为严重!
四、走资派私有化改革开放以来对文物大规模破坏的四种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对文物破坏如此严重,主要分四种途径进行。
一是盗墓走私空前严重。人们对金钱追逐欲望愈加强烈,加之,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家保护措施不力,甚至官商勾结。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尤其是1990年以来形成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见到,就是整个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盗墓狂潮,几十年来,总计有20多万座古墓被盗。
“中国流失的文物,已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完成。”以海关5%的抽查率,有的海关一天就查出千余件走私文物。若以此类推,中国文物每年大约流失多少? 而且,连古生物化石都不能幸免。2004年以来上海海关共查获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12宗,查扣各类走私古生物化石193件,其中二级古生物化石18件,其他禁止出境古生物化石175件。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依据有关国际法,不断向非法占有中国文物的国家提出索回文物的严正交涉,每年还拨数千万资金去海外回购流失的文物。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资本家又名企业家和资本家还称是收藏家,也通过多种渠道斥巨资去海外买回本国文物,或捐献国家,或藏宝于自己的家中。可面对数量巨大的流失文物,这一切努力都是杯水车薪。毫不夸张地讲,现在中国文物保卫战的文化含义,绝不亚于一场抗日战争!而且永无胜算,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流向自由市场以赚钱获利自家发财致富。何人问津。无人控诉。
二是城市改造毁灭名城。自1982年走资派特色的政府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进入名单的城市已为118个。这标志着不再仅仅关注单栋的建筑物,而是扩展到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很多地方政府只图眼前利益,置文物保护法于脑后,骇人听闻的破坏文物,比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造成的后果还恶劣。可中央特色政府又有何能力去执法?
诸如,广州自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开始,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博弈一直未停。2009年7月,新河浦东山别墅区7栋小洋楼被拆除,曾引发轩然大波。2013年6月10日晚,仅靠一纸“缓拆令”保命的民国建筑金陵台、妙高台,一夜之间被开发商夷为平地。6月14日晚,萝岗区5座先秦古墓被地铁六号线施工方以钩机挖毁等等。又有何人来担责?又有谁来问责?破坏了就是破坏了。
“名城”昆明的老宅典雅、简约、实用,用“万国建筑博物馆”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1994年起,昆明进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随着武成路、金碧路、长春路、同仁街、金牛街等大批老街的改造,许多既有明清时期的“一颗印”、“走马转角楼”,北方的四合院、粤式的滴水檐楼,也有苏式的红砖或青砖群楼和欧美风格的精美别墅,这些凝聚着昆明历史文化精髓的老宅全都消失,有建筑颇有特色的小街巷彻底消失,“万国建筑博物馆”已不复存在。
上海的建业里本来是具有清水红砖、马头风火墙的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2008年,这个市级建筑保护单位的改造工程启动后,它被打造成商用街区和海派文化的“新地标”,但里面却是以私家豪宅为主的楼盘、酒店式公寓以及商铺,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诸如这样由土地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的建设性破坏文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几乎在每座文化名城都有发生。仅2013年1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中,就对河北邯郸等8县、市因保护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进行通报批评,这仅是通报一年的情况。
三是拆真文物造假古董。这是与建设性破坏不同的保护性破坏。在背后巨大经济效益驱使下,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拆旧毁旧、拆旧建新、拆旧造假。
如,济南老火车站于1912年建成,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二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当时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筑学教科书上的范例,更是济南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国保单位”的建筑。竟然在1992年被政府拆除了,一时引发全国舆论大哗,可你大哗有个屁用。后来火车站设计者费舍尔的孙女访华,或成为重建的间接导火索,从得知到决定重建不过匆匆几天。2012年,济南市正式确认重建济南老火车站,称将“原汁原味”地复建21年前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及行包房,可不管如何原汁原味,那也是赝品!
如,沈阳奉天纺纱厂旧址是不可移动文物,可不管舆论如何呼吁,政府就是不出面制止,任建筑开发商将其拆毁,后在各方压力下按原样修复重建,现存的早年建筑仅剩一座办公楼。这座办公楼为品字形仿欧式建筑,主体建筑为三层,中间上部另起钟楼一层,其上还悬挂着古老时钟。门窗全部为拱形,上面雕饰弧形窗套,小葫芦围墙,砖木结构,水泥瓦顶。可不管重建的这座楼多像,那也是假货赝品!
现在古镇古城重建成风,都不过是一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统计,我国有30多个城市正在或谋划进行古镇、古城修复或重建,而这所谓的保护性重建,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以保护为名的破坏!
四是开发过度酿成一场场灾难。央视焦点访谈:河南郑州新郑新空港规划拆迁古村,3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即将在“生态之港”“时代之港”“枢纽之港”的梦想中灰飞烟灭。
除在开发中大面积毁灭不可移动文物外,因过度开发酿成的各种火焚、水淹等,更让大批文物毁于一旦。2014年1月11日凌晨,始建于唐朝,具有1300多年历史,具有“月光城”之称的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了火灾,整座古城核心区域焚烧殆尽,大批重要文物付之一炬。
京侗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地区最大的侗寨,曾是中国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可2014年1月26日的一场火灾,就将全寨焚为平地!
2014年4月,丽江古城又遇火灾先; 7月,“凤凰”遭灭顶之灾,19.6万人受灾,近4000家被淹灾,桥梁倒塌……。
河北正定大火烧毁千年古城楼;贵州省铜仁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600余年历史的古建筑川主宫,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等等。
那么,探究一下这些造成这些巨大灾害的原因,哪一个能离开“人祸”?面对一场场如此惨痛的火灾,政府防备不足,消防不力,无疑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消防栓不就虚设没水。而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使下,开发过“火”更难逃其咎。 2012年独克宗古城接待游客七百多万人,完成旅游业总收入70多亿元,全都两位数增长。而1990年独克宗还是个很小的镇,这次大火重灾区,就位于古城四方街的消防隐患重点——酒吧等娱乐场所。
至于贵州国保级文物川主宫,更不可思议的,被承包出去作茶楼赚钱,茶炉一把大火,将其毁于一旦。至于京侗寨被焚,不同样是因重旅游,轻保护。改开以来,这种出卖祖宗,毁灭文物的追求发展,“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的发展能对得起子孙?而类似这样饮鸩止渴的求发展,还有多少?还不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