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反共的华人造谣言反共死路一条
《反共的华人》造《谣言反共死路一条》，这个标题中只有一个字是本博主《造》的，其余两个词組是《借》来的。如原创不准借用时可以收回去。但是《汉字》是免费公用的，而《汉字》的组合更是各人可以《自由》组合的。
《反共的华人》造《谣言反共死路一条》这两个词组创造得好，完全可以用《好得很》来赞美。之前《赞》过一次。但很多时间过去了，脑中时常出现这两个词组，不知为什么？后来反复思考后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总结得《精辟》。《精辟》是指精深透辟。例如：萧三《革命烈士诗抄·致读者》：“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言’，－－这就是他们还留下了许多精辟感人的著作。”又如：何其芳《朱总司令的话》：“他站了起来，用着很朴素的中国老百姓的语言而又很深入很精辟地讲了几句话。”
《反共的华人》一词《精辟》地总结了形形式式《反共》人物，而且又特指在《华人》中的一群另类。
《谣言反共死路一条》一词《精辟》地总结了形形式式《反共》人物都是在造《谣言》《反共》，最重要的是非常《精辟》地得出结论必定是：《死路一条》。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经过很认真的思考过后得出的深该教训。
这是一件好事，不管是阶级斗争双方，敌我双方，战争双方，比武双方，比赛双方等等，都要实是求是，拿发生过的事实来说事，而不是用谣言谎言来攻击，来抹黑，来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点盖面，无限放大，凭空想象，制造假象，添 油加醋，恶语恶言，造谣说谎等来进行人身攻击，来《反共》《反毛泽东》《社会主义》《大跃进》《反文革》《反中》《反华》。
当然《反共的华人》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毛泽东来讲，毛泽东认为是件好事。听听毛泽东如此说：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毛主席《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的《出版说明》1965年2月16日，转引自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又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的信》1973年9月2日《人民日报》）他们跳出来的所作所为，革命派就不能听之任之。
毛泽东又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阶级矛盾和斗争时起时伏时：
毛泽东又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在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转引自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只有进行革命才能打倒反动派。
人类历史首次干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劳永逸！失败是成功之母，全球第一轮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巴黎公社三个月到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进步很大了。相信能挽救人民群众的苦难必然选择再干社会主义，要坚信资本主义不能使人类和平幸福美好。
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反复验明，走资派邓小平改开那种姓资社会只为极少数人谋利益，资本家阶级与官僚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却漠视社会主义是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大家庭。难道是坚持社会主义者家里的私事？“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毛主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1957年7月1日，转引自1968年7月8日《人民日报》）
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广大人民群众，从遭受剥削压迫的饥寒交迫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初期还有当牛作马变人颜的喜悦。随着公有制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入贯彻，只是给人们开辟了一条到达幸福美好境界的康庄大道，而要达到持续的全民共同富裕，需要共同辛勤努力工作劳动。在几十年大公无私的艰苦奋斗中许多人不大习惯。追求旧社会富人那样的优越生活方式粉碎被杜绝，在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极易受旧意识形态的影响潜移默化，厌恶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在内外反社势力的诱惑下随波逐流。这种社会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 毫无调和余地的建社领袖一旦离去，首先在党内上层、顶层出现极其反感破私立公的走资高官如灵魂错乱脑筋傻痴一样，人们想象不到的什么拙劣恶蠢伤天害理的事都会毫不犹豫的干出来。
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从生产资料改造开始，被批判抛弃的旧的世界观人生观，官僚集团、地主资本家朝思暮想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天堂样的社会一去不返；国外反共反社势力梦寐以求埋葬“共社”，遇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共同如火山爆发般的冲天仇恨拔地而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毁社，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遭到前所未有的反攻倒算。
毛主席晚年未雨绸缪如家常话一样言简意赅的说清叫响，“要让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软件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没有美帝国主义死心塌地的一贯反华浪潮、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蛇面蝎思、狼子野心，怎能提高全国人民在新中国刚诞生就抗美援朝的正确性呢？
中国人都应提高觉悟深刻认识反面教员酿成的痛苦教训，比正面教导更能醍醐灌顶清醒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没有独联体、东欧旧世界卫道士们30多年毁社走资的恶果；毛主席如不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谁知中国目前比俄罗斯、乌克兰能好多少？
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有姓的特大反面教员、教材，追溯更远欠缺鲜明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时代意义。奴隶社会的殷纣王、周幽王淋漓尽致的反面教员教材的现实意义已经微乎其微了。
鲁迅先生在《寡妇主义》一书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秦始皇时赵高“指鹿为马”是反面教员教材的集大成者。宦官终生与常人异样的生活方式，必然有常人想象不出的恶劣举措，赵高能出人意料的说出谁也想不出的话，出谋划策的苛政猛于虎，导致一个朝代短期灭亡。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129年秦国崛起，公元前221年秦皇嬴政统一六国，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秦朝垮台。类似的恶作剧近代也屡见不鲜。
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坦言自己：“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时修撰《史记》，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尚有博采众长的史籍篇章。之后的史著溢馆充栋，鲁迅曾言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毛主席超越历史积淀阐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认为历代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
被誉为中华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诉：“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颓败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武侯的文言文略显陈旧。“贤臣小人”是旧文化观念对某种人评价的习惯语。“桓灵”即东汉的汉桓帝、汉灵帝。
国际共运（1943--1864）79年续延到苏联始终，世界范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尖锐对立，都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特征。反面教员以马列主义的名义，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或有害于革命持续前进的奇谈怪论言行，危害性比公开的敌对势力有更严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垮，在姓社国内反映尤其显著，战胜不拿枪的诡异敌人更需马恩列斯毛的显微镜和望远镜。
十月革命胜利，1919年3月2日列宁为团结各国左派，提议成立第三国际，也称共产国际，持续到1943年解散。列宁、斯大林居于苏共领导关键岗位，几个有名的反面教员跃跃欲试均未造成革命夭折的悲剧。白匪叛乱14国围剿失败，1929到1933年帝国阵营暴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美欧各业萧条，苏联跃入跨进世界经济前列。反共反社的祸水泛滥到希特勒发动二战侵苏，从反面证明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无可挑剔，不是内外诽谤的死路一条。难道帝国首脑是白痴不知让苏自亡省事？验岂不证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
赫鲁晓夫篡党夺权作“秘密报告”，以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借口，率先贬损十月革命、搞现代修正主义突破列宁主义的铜墙铁壁，宣扬给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斯大林创建的“共社”阵营裂缝频出，中共“两论九评”反击。
现代修正主义量变积累到戈尔巴乔夫时形成质变，冰生于水寒于水，承袭前几任的衣钵，将反革命修正主义进行到底，狂吠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按西方意图炮制民主社会主义，把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扔到九霄云外，又衍生出叶利钦。两人勾结美国人猛推“休克疗法”，处心积虑摧毁苏社经济体系再解体苏联，完成青年时期就厌恶的“苏共社”，成了耻辱柱上人渣里臭名昭著的反面教员、教材。
新中国成立多少革命先烈牺牲多少人卓绝奋斗成为姓社大国？毛泽东离去走贤派邓小平始作俑者惨无人道毁坏前所未有的新社会新世界之后，再恢复一个旧社会，其损益用什么考量？新中国是如何成功的？至今虽还未明确改旗易帜，“祸兮福所伏”是什么原因组成的？秦皇以来2245年（221+2024）的中国历史，证实了毛泽东主义的光辉驱散了两千多年的阴霾。辛亥革命后的反面教员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展现反毛泽东百年的荒谬，识破顶层滥竽充数是继续革命的一大重任。
抗战时期国统区投敌叛国的伪军汉奸比敌寇多，为何常个日寇押着成百上千华人到预定地点枪毙活埋？总想靠他人牺牲换来自己的安全，不觉悟到连话都不说，放弃与生俱来的众口铄金功能，侵略者、反动派、反共者就有了飞扬跋扈、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社会条件。
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蓄谋侵略沈阳，蒋介石电令拥兵30万的东北国军司令张学良不抵抗，日寇不费枪弹占领拱手相让的全东北。后有关方为蒋洗白。台湾两党竞选公布蒋电令不抵抗的亲笔手稿舆论哗然。日本侵华占领大半个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蒋“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民众惨遭荼毒。日寇南京大屠杀30万国民的惨案至今拒绝承认。这是近代最大的两个反面教员和教材。
中共早期的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在无数仁人志士百年寻求救国救民无望中，进入党组织担任要职。欠缺设身处地的夺权建社的真挚理想信念，蒋匪帮疯狂残忍屠杀共产党人时不改弦易辙，几乎把来之不易的党的领导成员与工农红军葬送在襁褓之时。面临难保性命无虞时，再不认可正确领袖攸关自己生死存亡，迫不得已接受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地位，才从胜利走向胜利夺权建国干社。新中国走进“毛泽东时代”时，仅有第一个社会主义苏联可供借鉴。
在内外各种阻碍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跨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仅是亿万群众，中上层领导都要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开会动员、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才能承担本应明了的职责……。几个接班人就是最好的正反两方面的教员、教材。
新中国幸运的是有毛主席罕见的，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遗产。认识理解共和国至今75年的艰辛坎坷历程，由毛式社会主义“成者何也”的大批正面教员，到同样大批的“败者何”的一批反面教员，领悟共和国本来就客观存在的巨大能动性力量，却又返回解放前的“两半”社会状态！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27年把“百年魔鬼舞翩跹”、“弹洞前村壁”的一穷二白、民不聊生、迷信横行、文盲充斥，洋钉子洋布时代的旧中国，搞“社革建”成为同列强平起平坐的初步繁荣昌盛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才能实现门类齐全的工业化进程。离世后几个顶层政变、翻案、走回头路，几十年酿成的两重天对照还证明不了其反社反人民的不齿行径吗？
毛主席认为苏共反面教员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把党内走资高官定为社教文革的重点。按对称思维考量比照出内外顶层从未阐释过美英法德意加等，按其社会现状早应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能干成社会主义，它们为什么干不成？
解放前有几人能预料到新中国会干成两弹一星？只有钱学森认为可以。宇宙空间是人造的？以此类推其它的方方面面哩？只要中国人认真学习马列毛著作，弄通马列毛主义，在华夏大地上就能化解一切危机，迈进繁荣幸福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反共》分子的功劳。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主要是《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国际共运》，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国际共运》很长时间以工人为政治力量的主体。毛泽东思想将《国际共运》以中国农民为政治力量的主体。
另一部分是工联主义，或称工团主义，主要以《工会罢工》为组织和领导，不谋求推翻资本主义，只为工会会员争取经济利益。
如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形式，主要就是《工会罢工》。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常有《罢工运动》事件的发生，就是《工人运动》的表现。然而，如今的《罢工运动》也不仅仅是工人了，凡是领取薪金的人都组织工会。工会也不局限于工人与私人雇主的阶级斗争了，教师工会，公务员工会，都是与政府谈判薪酬的政治力量，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层，但他们的政治运动以工会的形式出现，仍然属于工运一部分，而且，在欧美发达国家中，这还是工运重要的组成部分。
例如：《加拿大航空飞行员罢工 薪资谈不拢》《美国波音公司约3.3万名工人罢工》《加拿大铁路9300名铁路工人史无前例罢工》《要求加薪44%! 三星在印度家電廠無限期罷工》等等。
《罢工》，对于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者，一旦发起罢工，就必须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工作的可替代性比较强，他们的工作位置是否会被雇主临时招募的员工所替代？为了给雇主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往往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包括占领车间行为，大规模纠察行为（使得外人无法靠近工厂）。但是，这样的强制措施违背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每个人享有行动上的自由，以及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无时无刻不受到压迫。在一个工厂中，劳动者必须面临雇主的经营管理特权。这种经营管理提权是法律所赋予和确认的。事实上，法律关于劳动者的定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服从》。另外，雇主还从雇佣合同中获得对劳动者的压迫权，比如竞业限制协议赋予雇主限制雇员前往竞争对手公司工作的权利。雇主的控制权还体现在，有时候雇主甚至“强迫”劳动者接受权益被侵害的现实，因为劳动者依附于雇主。典型的就是雇主克扣工资的情况。这种压迫最后导致的就是阶级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控制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坚持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公平的工作分配和最公平的社会生产奖励。但是现实中，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使得他们被资本家阶级剥削和压迫。何谈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罢工权》是无产阶级抵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和实现工人无产阶级新自由的有效手段。
但是《国际工运》如今基本不存在了，工运都是各国自己的事情，没有国际联合。即便在一个国家之内，各个工会也未必联合。如教师工会和汽车工人工会可能就不会联合行动。而且，工运已经基本和共运脱钩，不像早期那样。部分工运最初是共运一部分，因为按照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工人叫做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如今工运不仅仅不是共运一部分，甚至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这不妨碍工运依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在资本主义各个政党的政纲中，都言必称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无论新民主党、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所有政客都扬言要保护劳工利益。工运甚至走到共运的反面，来反对共产党。即发达国家的工运不仅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运一部分，而且已经沦为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例如英国的工党和加拿大的新民主党，早年都是以《工人运动》起家。即欧美政坛上相当一部分的工人政治力量，欧美政坛上的大部分左派势力，也已经沦为欧美对外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加拿大共产党对工运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是一个不入流的被边缘化的小党。新成立的人民党尚且可以在每个选区都推出自己候选人，共产党只是寥寥几个选区有候选人，议会中长期没有席位，甚至每年维持注册的政党都有风险，原因是党员太少，差点就达不到全国注册政党的要求。加拿大共产党也声称代表工人利益，为工人利益奋斗，但其对工人的号召力，几乎为零。
所以西方的《工会罢工》帮不了穷人。例如加拿大美国有没有剥削？
有。美国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人口贩卖市场，这些被贩卖到美国的黑人黑户，其劳动强度之大和劳动薪金之低，就是一种剥削。他们的劳动所得，不足以养家糊口，只能养自己，不能形成劳动力再生产。
但就算是这种剥削，也不在产业里的剥削，如性奴等，是在消费领域里的剥削，他们既不形成政治力量，也不在全球经济财富创造的主要生产模式内。
还有一类在财富创造的生产领域里，如拉美以零时工签证到美国农场的季节工。他们的劳动收入，低于美国公民的贫困社会保险收入。即他们的劳动收入低于美国公民无需劳动的收入。
劳动力密集型的农场劳动，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先进生产力，这些农场受剥削的季节工不属于先进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是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主要生产模式中的工人阶级。美国今天这些被剥削的人在美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少数群体，不是发达国家工运和工运的受益者。
《工会罢工》提高的工资，不是这是黑人黑户和季节工的工资。工会罢工争得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惠及人贩子贩到美国的黑人黑户，也难以惠及到拉美季节工。
实际上，北美生活没有保障的群体，都不是工会会员，而是那些在餐饮业中没有合同的钟点工，他们长期处于半失业状态。
北美最大的产业工会是汽车制造工人和钢铁工人。大学工会不仅仅包括教授，也包括许多工人。大学里一个上夜班的清洁工时薪17元，折合成人民币其收入也相当于中国的技术员甚至工程师的收入。
工人有独立屋，有退休金，投资股票，住房条件在本世纪初相当于中国部长级条件。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工人时薪超过30元。钢铁厂只生产有技术垄断的市场价格高的产品，工人工资高，包含了北方国家剥削南方国家的垄断利润。机师工资更高，造飞机的工人工资也很高。
而且，这些产业工人已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了。
如今先进的生产力的高科技，是大批的程序员。 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发达国家工会势力很大，但已经不足以左右全球经济的生产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已经让位于高科技而不再是先进的生产力了。工程师技术员程序员才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劳动大军。以谷歌华为为例，其主体生产力就是程序员而非蓝领工人。因此，继续为工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西方共运》完全脱离了全球经济先进的生产力和主导生产模式。
《工会》在西方政治中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公众利益，绑架公共资源为其自身物质利益服务，而且设置了就业门槛，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局内人，扭曲了就业市场，使得毕业生和青年就业更加困难，尤其是阻碍了新移民的就业，实际上成为北美劳动力市场白人隐性歧视有色人种的一种形式。记住，美国《排华法案》始作俑者就是爱尔兰工会。
恩格斯在给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写的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即如果西方左派共运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应该发展剥削，而今天全球经济中的剥削，主要表现为北方发达国家通过垄断利润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西方工运罢工争得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减少了全球经济体里的剥削，而是争取了西方工人分配到的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的份额，就是西方工人争得更多的剥削南方国家人民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部分中写道，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丰富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了物质丰富的阶段，就应该进入共产主义。那么，什么时候才是物质足够丰富呢？西方发达国家是否已经达到物质足够丰富呢，是否还需要继续占有发展中国家资源，继续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来丰富物质呢？
如今西方社会问题和医疗卫生问题都源于物质太丰富。西方穷人健康水平较差，表现为肥胖症，是营养过剩，疾病为三高，是富贵病，是吃得多，劳作得少。西方很多经济活动是围绕这种物质太丰富引发的问题而来的。如健身房，减肥，减肥饮食等到一系列产业，都是为了应付营养过剩而来的。这是以增加消费来消沉消费过度引起的健康问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消费过度引发问题——又妄图以增加消费来消除这些问题。结果社会需求虚胖的旺盛，不增加人的实质福祉。
另一个方面就是西方消费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人的人消费全球30%的资源。如果这还不是物质充分丰富，则我们需要6个地球以上的资源来养活全球人口。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人口消费全球四分之三的资源。如果这还不算物质充分丰富，那么物质丰富的社会需要3个以上的地球来养活全球人口。第一个方面说明发达国家物质丰富得已经成为社会的累赘，第二个方面说明物质消费的继续增加将毁灭生态毁灭地球毁灭人类。
共产主义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教育医疗保障，就是按需分配原则。西方左派不应该在执着于物质利益的斗争，而应该在现有物质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现有生活水平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各尽所能地为社会服务，以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今西方工运的理由就是99%的人还没有过剩百万富翁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西方工人都有私家车了，为什么还要想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呢？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西方的社会问题，不是物质不丰富的问题，而是生活态度囿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物质已经足够丰富里还要争取更多利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心态，资本主义的以拥有财富为傲的虚荣心，甚至包含了白人至上的潜意识，那就是白人的生活就不能过得比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活差。
所以，西方左派正确的指导思想，第一应该是反对剥削，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就应该打破西方垄断，就应该反对美国霸权，反对军工集合体为了一己私利制造战争毁灭财富毁灭和平，反对金融垄断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第二应该要提高西方国家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不要糟蹋财富，不要滥用物质。不要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人生目的，那不是共产主义的境界，那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工会罢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西方左派要完善社会，必须教育广大民众，唤起民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能深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发达国家科技先进，物质丰富，善用已有的丰富的物质需要新思想新文化，需要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西方社会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需要的不再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斗争，而是思想和文化的大革命。
转载《“饿死三千万”是谎言还是史实？》 (2011-09-29 00:00:15)
作者：金笔
按：这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故推荐之。欢迎留言，但笔者希望所有留言者能看完全文再发留言。笔者要说的有三点：第一，我不否认这三年有饿死人的现象，但绝对不可能几千万的。不过，有很多人饿死就是政府失职。第二，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中“估计”饿死了四千多万人，这个说法明显没有科学依据。杨继绳就是跑遍全中国也是不可能得出这个数字的，这样的数据是需要根据统计资料，再建立数学模式，然后还要验证这个数学模式是否正确，然后才能得出结论的。而杨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学识。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移民外出的人民估计也有五十至一百万，而其中在六零年出生的人不会少。此文作者在文中，显然没有将这群人估计进去，所以他的反驳应该是更有力的。
《"饿死三千万"的谎言是怎样出台的?》
作者：张扬123
来源：人民网
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饥荒，在全国一些地方造成了死亡，但死亡人数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
1964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建国后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没有公布。
在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后，两次普查结果和历年户籍统计资料一起在国家统计局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里公布。
其中根据统计显示：1960中国人口总数较上一年减少了整整一千万。
发现这个情况后，“热心”的Ashton等四位美国人口学家以及美国人口统计局Banister博士先后运用“美国式的科学方法”，替中国“估算”出：在1959年－1961年这三年里，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一共造成了近三千万人死亡这个耸人听闻的数字。
这个1983年版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是某些人攻击毛主席“饿死三千万”唯一的根据，他们众多的“研究成果”无一不建立在之后由“热心”的美国人运用“科学”的方法，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数据上“估算”出来的“三千万”的数据之上，并在此基数上添枝加叶、随意扩充，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
除此之外还极力编造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试图证明“饿死三千万”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攻击都出现在1983版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公布之后，而在此之前，所有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以及家人曾经处于悲惨的“饿死威胁”之中，除了记得那三年中粮食确实短缺，经常吃不饱之外，从未看到过饿殍遍地的景象，直到远隔重洋的几位“热心”的美国人经过对一组数字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然后替中国人“估算”出三年中饿死了三千万人之后，中国人才发现：原来亲眼看到的情况“都是假的”，而美国专家在家里组合数字研究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
从那时起，一些“之前一直处于失忆状态的”的国人突然恢复了记忆，脑筋终于开了窍，开始根据美国人提供的“设计图纸”来编织这个“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大筐，运用他们那刚刚康复的大脑展开丰富而大胆的想像，力图“真实呈现”与当年六亿中国人所闻所见截然不同的全新历史，毫无畏惧地承担起了“历史涂鸦者”的重任。
这份83年版人口统计中最关键的数据：
1960年末人口总计：66207万人；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
中国在1990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显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的中国人，截止1990年7月，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数据表明，出生在1960年的中国人，经过30年时间，在1990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竟然有14,443,11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50万人。
中国在1995年10月1日完成了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0年出生，年满35岁的中国人，至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也就是说，在经过35年后，出生于1960年的人口数，至1995年10月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较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结果增加了近60万人。
如果当年真出现了大批饿死人的情况，那么新生儿将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其父母都要饿死了，哪还有奶水去喂养婴儿呢？
可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公布的1960年时出生的人口到了1990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五十多万人。
这说明1960年出生的新生儿，在经历了1960、61两年的大饥荒后，在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不但有1444万人存活下来，而且民间还存在大量漏报的情况。
在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样一个“饥饿绝望”的年代，新生儿的出生存活率居然如此之高，竟然达到1444万人之巨，仅1960年这一年的人口出生量，就相当于同时期美国“五年”的人口出生量总和（美国当时有近两亿人，年平均出生人口280万人）。
这是为什么？
这像是一个全国人民时刻面临“饿死威胁”的国家所应出现的现象么？
而且1960年出生的婴儿，应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1959年里怀孕，历经十月怀胎，在1960年中出生，而且幸运地捱过了60、61年持续两年的饥荒。
在这里不得不问：如果真如“控诉者们”所说：1959、60年时全国人民都饿得奄奄一息了，那么谁还有心情造人？而且全年一造就是1444万？
这个数字即使放在已经有了十三亿人的当今中国来看，也是惊人的。
另外根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64年6月30日全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指男子16～59岁，女子16～54岁）为341,491,424人，占总人口的49.17％。
据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从上面的人口数据中可以推算出1960年时正处于20～30岁间适育年龄的人口数，当然这些人不会同时选择在60年中生育，所以人数还要打折。
通过1960年这一年中“1444万个新生儿”的出生，说明在当时那种被某些人形容为“民不聊生”的困境下，竟然有“1444万对夫妻”、也就是说有近3000万人选择了要生“下一代”，在当时中国只有六亿多人口的情况下，这3000万男女的人数在20～30岁的适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是相当高的。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随时面临饿死威胁”的情况下仍敢于大胆造人？
如果说是由于“缺乏避孕手段”，怀孕了而不得不生，那么就又回到上一个疑问：
为何新生儿存活率如此之高？
而且孕育中的胎儿在得不到充分营养的情况下，又能否怀满十个月后顺利出生？
肯定有人会这样解释：“83版所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数据是在三年大饥荒结束、新生儿已经大量死亡后的1964年统计而得的“幸运逃过死亡”的出生人口数量。
如果按这种解释，那么以1962年2688万人的出生人口做对照，就算在1960年出生了2500万人，假设其中死亡了1000万人，存活了（1995年1.04%抽样调查给出的）1449万人，但是仍然无法解释为何在置身于饥饿死亡的威胁当中、在看到社会上新生儿的高死亡率和明知抚养的艰难性的情况下，竟然还会有2500万对夫妇（也即5000万人，占1960年六亿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敢于“不畏饿死，大胆造人”。
即使以实际出生1449万新生儿为准，百分之百全部存活，没有死亡一个，也就是说有1440万对夫妻（2880万人）选择了造人，这个2880万的人数在1960年时全国六亿多的总人口中，在年满20～30岁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口中仍然要占大多数。
计划生育在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全面推行，在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有资料显示，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1962～1970这八年间，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
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1962年当中，就出生了2688万人，而这2688万中的新生儿当中，应该有绝大部分是在所谓“三年大饥荒”最后一年的1961年里怀孕，通过十月怀胎，而在1962年分娩的。
1961年时饥荒尚未结束，饥肠漉漉的人们就敢于大规模造人，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即使是当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十三亿人口、已经全部摆脱了饥饿，而且在农村政策允许下的第二胎和违法超生严重的情况下，一年也只有六、七百万的新增人口。
由此可以看出，在1959～61这三年中“勇于造人”，并且在61年形成更大规模，以致造成62年出生了2688万人的中国人并未感受到什么“饿死”的威胁，所以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孕育迎接下一代。
也证明了在1961年形势好转之后，在前两年里选择了“推迟造人”的夫妇也全部加入到了造人大军，所以才会形成第二年2688万人的惊人人口出生量。
另外以美国19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做参照：
美国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普遍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应征的青年因体质不合格而遭淘汰的达到40%！
而反观当今中国，在童年和少年时经历过1959～61年的自然灾害，目前处于四、五十岁年龄段的这一代人的身体素质却是最好的，是当今中国的基石，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不及他们吃苦耐劳，这又做何解释？
为什么美国的饥荒导致了“萧条的一代”，而中国的“饥荒”却造就了坚忍的一代？
也许有人会继续质疑，会祭出“伟大的母爱”来作武器，说饿死的都是大人，新生儿没事，父母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去而自己饿死了。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理狡辩了，如果父母双亡，襁褓中的婴儿要让谁去抚养呢？指望别人？可是别人也自身难保了，又有谁有能力收养呢？就算当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上千万次的“奇迹”，使这些“父母双亡”、或者只饿死了双亲中一个的孩子都“幸运”地存活了下来，那么这一千多万“幸运而艰难”地存活下来的60年人肯定会永远记住那个让他失去双亲的年代，一定会“现身说法、毫无保留”地向大家讲述他不幸的身世，让大家记住那段历史。
可是查阅国内数以百计的大小网站、博客上关于这个“饿死三千万”的讨论回帖，几乎没有一个人实名声称自己的父母或其中一个在那三年里饿死，（其实是有的，见后文）这是为什么？
难道那“三千万甚至五千万”死者的亲人以及后代都不上网？
但骂归骂，就是没有一个人肯现身说法，编造出他的父母或爷奶是在那三年里饿死的悲惨故事来蛊惑世人。
由此可见：即使是最卑鄙最恶毒的反毛者，也尚存天良，都不愿拿自己的父母爷奶冒充“饿死鬼”用来攻击伟人。（转帖者：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声称自己的父亲就是活活饿死的！不过网上已经有喜欢追根寻底的网友根据《墓碑》所提供的情况以及杨继绳家乡同一地区的村民们提供的回忆做了调查和分析。杨继绳的父亲其实是死于食道癌、胃癌一类的恶性肿瘤，并不是因为没东西吃而饿死，而是因为不能吃东西而最终死亡！杨继绳的母亲、兄弟姐妹和他本人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就只饿死他爹一个呢？他们家的人心够狠的啊！）
另外诸如：如此大量的死亡（当时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如果这个由美国人“估算”出来的三千万属实，那么比例接近20：1），遗体是如何处理的？又将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
所有杜撰“饿死三千万”小说的国内外作者都没有“科学而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似乎这三千万人在他们的笔下从人间蒸发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在他们的“小说”里才会让人记起。
更有一些居心叵测之徒一直试图用中国八年抗战中的死亡人数和这个“三年饿死3000万”的虚构数据作对比，完全不顾逻辑，妄图混淆视听，其卑劣用心昭然若揭，其心当诛。
另外大灾之后为何没有暴发瘟疫？在那种“人口大规模集中死亡”的“假设估算”下，一场大瘟疫似乎不可避免，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中国爆发过大瘟疫，而“饥饿”小说家们基本也都回避了这个情节。
迄今为止，还没看到有人在网上以实名发布自己长辈父母亲友在那三年里饿死的文章。
近20：1的死亡率，结合那个年代多子女多洐支的家庭结构，如果几十人的家族中有数人饿死，肯定会给晚辈留下极深刻的记忆。
如今当年那些失去亲人的“幸存者”都已经步入中年或老年，这么多年里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出来“现身说法”。
而且最奇怪的是：在诸多坚信美国人这个三千万“估算”的正确性，并据此对毛主席百般诋毁的“控诉者”们的文章和发言中，却几乎都没有其父母以及亲友被饿死的描述，而只是“津津乐道”由“道听途说”来的所谓悲惨故事。
这些“控诉者”为什么这么“幸运”？
在他们所形容的那样“悲惨”的境地下，为什么他们全家竟然没有一人饿死？
对于这些明显的漏洞，为何“控诉者们”一向都避而不谈，从来都不去探究？而只是死抱着那组由“热心的美国人”“估算”出来的数字坚信不疑，喋喋不休？
1960年出生的1449万人口足以证明这个由美国人“估算”出来的“饿死三千万人”纯属谎言，至于那些夸张到“四千万、五千万”的说法当系疯人癔语，在此不予置评。
既然当年并不存在因饥饿而大量致死的情况，那么那个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数据该如何解释？
可信的解释是：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严酷封锁，加之国内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相当一部分处于适育年龄的夫妇考虑到自身的抚育能力，在1959年做出决定，把“造人计划”推迟；而且有资料显示，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中国妇女闭经的发生率很高，闭经即可导致不孕，但并不会从此绝育。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了60年新生人口数量的严重下降。出生率下降了，但是当年人口自然死亡率并没有下降。
如果将1960年1444万的人口出生数与结束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激增的2688万出生人数作对比，两者之间竟相差了1200多万人。
再加上1964年人口普查时民间的不重视，造成了大量的漏报（在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仅1960年一年出生的人口就漏报了近60万，那么全部年龄的漏报肯定是个不小的数目），上述几点应该就是官方数据中1960年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
“热心而又聪明”的美国专家运用“科学的估算”方法，把上述一千多万根本没有出生的和漏报的人口统统视为“饿死”，跟其他通过各种方法“估算”后七拼八凑得来的数据累加在一起，得出了这个三年“饿死三千万”的结论，并厚颜无耻地将这个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用这个以不严谨的“科学方法”“估算”出来的谎言愚弄了全世界，并试图籍此把中国推上道德的审判台，妄想再次以审判者的傲慢姿态俯视中国。每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都应该认清这些洋专家的真正用心，他们泡制这个蹩脚谎言的动机对中国充满了恶意，没有任何善意的成分，其目的就是要丑化新中国。
最可悲可鄙的是那些被老外诬蔑攻击扇了耳光后还在帮忙吆喝自轻自贱的国人，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已经堕落沦为西方的痰沫和笑柄。当然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以做“香蕉人”为荣，对于这些数典忘祖的无耻汉奸，就连西方人也瞧不起他们。
另外有人造谣说1959、60、61这三年间中国并未发生过全国范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事实是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在网上有证可查，怀疑的人请自己摆渡。
本文只是摆事实讲道理，无意否定那三年中一些地方确实饿死了人，针对的只是“三千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发生因冻饿死人的事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即使被香蕉人吹嘘为“天堂”一般的美国，这类事情也屡见不鲜，所以中国人不必因此就背上几个美国人丢过来的这个虚构的“三千万”十字架，被早已被美国无视的什么“犯罪感”压得抬不起头来。
美国在19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一方面大批工人失业、数千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另一方面资本家却把大量的小麦堆起来烧掉、六百万头生猪一次性投入密西西比河，宁可销毁也不肯施舍给穷人，根本无视人民的死活。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0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全美有330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冒着怀孕的危险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到街上卖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 40%！
胡佛总统曾经要求喜剧演员通过给人们以欢笑减轻大家的心理压力。纽约大街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摘自《富兰克林·罗斯富全传》
有“证据”显示：美国1930年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 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以下美国人口数据是从美国人口统计局和劳工部的网页查得。
1900年7621万
1910年9222万
1920年1亿602万
1930年1亿2320万
1940年1亿3216万
1950年1亿5132万
1960年1亿7932万
美国自立国起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应该很有经验和准确。我们做以下统计和比较，就可以得知美国人口在各年份增长的情况：
1900～1910年，增加1601万人；
1910～1920年，增加1380万人；
1920～1930年，增加1700万人；
1930～1940年，增加 896万人；
1940～1950年，增加1916万人；
1950～1960年，增加2800万人。
以上数据显示：在从1900年～1960年期间，美国平均以1700万人(每十年)的速度增长，但在1930年～1940年出现了异常情况，人口仅增长了不到900万人，比正常情况减少800多万人。而1930年～1933年美国暴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800万人以上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
如上所知：即使没有经过“科学的估算”，也显示美国当时饿死了八百万人之多，有人替美国通过“美国式的科学方法估算”，竟然得出死亡人数超过一千八百万的惊人数字。
中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就被热心的美国专家“估算”出饿死“三千万”，而且装聋作哑不接受任何解释，至今仍坚持这个伪造的结论以图攻击中国的伟人。
而美国人口减少了800万，这些专家却都缄默不语，完全无视这800万人的“生命”。
两岸三地一些香蕉人一直在忠贞地替主人辩护，说当时美国的粮食太多了，多得只好销毁！
但却不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家不肯把这些“多得不得不销毁”的粮食施舍给穷人、帮助穷人度过饥荒，而是冷漠地看着穷人大量饿死。
而且他们还自作聪明地替主人把这800万饿死的人口解释为“移民去俄罗斯等国寻找新的天堂”了，这对一向被他们吹嘘为“天堂”的美国不啻是一个讽刺。
这些香蕉人驴唇不对马嘴的表忠辩解展示了他们的奴颜卑膝与愚蠢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