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究竟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如果还需要继续革命的话，那革命的对象又是谁？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过，列宁去世早，来不及研究，只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一重大课题，斯大林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甚至犯过错误，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压力，斯大林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毛主席在他的晚年，通过认真总结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苏共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沉痛教训，精确地分析了我国国内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发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如何复辟资本主义的重大秘密，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1964年7月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份历史性文献中，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述，当时是在“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题目下，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概括的，一共15个要点。

1967年11月6日 ，当时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为六个要点。

 在此之后，毛主席还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进行革命，陆续地提出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论述。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概括如下：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要正确划分和处理好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

 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者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必须大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绝不能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逐步地缩小而不是扩大党、国家、企业和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

 应当逐步地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要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必须充分注意揭露、批判那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特别要注意识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来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地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清除他们的影响，并夺回被他们纂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一共有五条：

 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纂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第四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第五条：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核心之处，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划时代的贡献，主要在于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把自有资产阶级从第三等级以及所谓“人性王国”的宫殿中暴露出来，组织并领导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出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指明了消灭阶级的历史必由之路。

 列宁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垄断组织只不过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比自由资产阶级更疯狂、更残酷地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垄断资产阶级从所谓的“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中暴露出来。指出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空前激化，得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革命结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了直接实践的问题，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新纪元，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中的继续，提出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特别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及其重要的新内容，为共产主义战士提供了极其锐利的新武器。揭示了苏联变修的秘密所在，剥去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我们党内走资派亮丽的马列主义外衣，还他们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

毛主席的科学论断，指引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掌握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伟大真理。

这一伟大真理，经过实践的检验，越来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他们的全部革命学说的总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英明论断和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先后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对人类在地球上最后消灭阶级的宏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基石，是第一座里程碑，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英明论断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话，那么，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yongbing1993]

工人买不起房去租又贵再加失业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共产党宣言》

当大批毕业学生被抛入社会之后，脑力无产者背负着房贷或房租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支出，情况和工厂工作的工人一模一样。

与银行家和资本家相比，地主阶级尤其受到鄙视。他们被当作是贪婪的投机者、收受高租金，并把握着最早的机会来提高租金并通过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方式获取财富的人。

现在社会大众针对地主房东们的鄙视情绪正在上升，原因也浅而易见。仅在英国，房租和住房成本就占到了——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有时这个数字还要更大，尤其是对于居住在首都伦敦的人而言，这已然成为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地租不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一块荒地“生产”不出任何东西，也不会产生一个子儿。这种地租只能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即土地上的工人的生产中产生。它是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支付的。

由于住房长期短缺，房东可以因他们的私有住宅收取高昂的租金。

地租的不断上涨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由于城镇的住房稀缺，房地产投机者会在房产空置的时候立刻购买下来。这些投机者不仅是超级富豪，而且还是可动用可支配资产达数十亿英镑的大型房地产公司。由于长期短缺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只会推高房屋和公寓的价值，因此这些房产经常闲置。这就导致了在普通人中，在我们所谓的“拥有财产的民主”中出现了这样难以去负担的住房。

什么才是土地的价值呢？如果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所涉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来定义的，那么土地的价值必定为零，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价值至多不过是空气、光或风的价值。马克思举了原始森林的例子，在那里没有对其花费任何劳动力。这是大自然的馈赠。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土地可以引起到非常高的价格。因此，事物可以在没有价值的情况下拥有价格。“本身并无何等价值的，也不是劳动生产物的土地，或者像古董、艺术大师作品等等那样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物品，其价格是可由许多极偶然的配合来决定的。要卖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件东西能被占有，能被让渡”，马克思说。（《资本论》，第 3 卷，第 772 页）

换言之，在私有土地所有权垄断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土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正是垄断所有权带来了价格，即对收入的要求。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权有一个前提，就是：有若干私人独占地体的一部分，排除其他任何人，使它成为专属于自己私意的领域，而将其支配。把这个前提放在心中，接着的问题，就是立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上，确定这种独占的经济价值（即价值增值）。” （《资本论》，第 3 卷，第 753 页）

早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地主所有制和土地财产就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这种财产起源于封建制度，在那里，土地是所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衡量一个人财富的标准只通过一件事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拥有多少土地。土地是地主统治阶级通过剥削与土地分不开的农奴劳动所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当时，实物地租和剩余价值是同一的，是无偿剩余劳动的表现形式。这些封建起源甚至在今天都可以被识别出来，根据官方消息来源，“王室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包括锡利群岛）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所有其他所有者拥有的只是土地上的财产。

地产在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起源于封建时代，但其在资本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由实物地租转化为了货币地租，即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马克思写道，“最初是间或的，此后则多少以国民的规模进行。但这种转化，还以商业，都市产业，商品生产一般，和货币流通，已有显著的发展为前提。” (《资本论》，第三卷，第933页)

这是马克思描述为“原始积累”的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它破坏了旧的关系，一方面创造了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大地产的集中。这些地产被出租给佃农，为资本主义农业和 18 世纪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进而为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食物。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增长，资本主义农业不得不在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大的产出。它成功地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用越来越少的“手”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这种不断增长的农业盈余，就不可能有分工、工业或社会财富的增长。没有它，就没有工业革命。

今天，土地所有权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土地登记处的创建和设计是为了隐藏所有权，而不是去揭露它。

地主制度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以牺牲他人的劳动为代价的基础上，以土地的肥硕脂肪为生。资本主义的地产是大量财富的来源，尤其是其通过垄断、膨胀价格和投机的手段。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从地产敛财被视为是一种体面的收入，而有息资本与高利贷相关联，且非常紧密，特别是通过教廷的联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兴起，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租金被视为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被归类于寄生的和懒惰的地主阶级。

马克思说：“资本家不得不把他所侵占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再同不劳动的第三者分配的情况，只是后来才出现。” “扣除作为工资支付出去的产品价值部分和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之后，全部剩余价值直接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也是生产的事实。对于工人来说，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者，不管他后来怎样同借贷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分配剩余价值。 ” （《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卷，第 152 页，原文中所加的强调。）

马克思的结论是，地主得到的报酬不能来自与其他任何地方，只能来自于无偿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当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些寄生虫还能从哪里获得它们的份额呢？虽然他们没有必要像工业家那样直接用他们的手肮脏地剥削工人，但他们对社会也没有任何贡献，并以我们为代价生活。这种非劳动收入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第三方间接获得的。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通过雇佣劳动在土地上做工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则通过他们的无偿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而这些剩余价值又会进入资本投资者的腰包。但是资本家被迫以地租的形式与地主分享这个剩余价值。所以很明显，地租只能来自于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

也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即直接由劳动者吸取无给劳动，更把这无给劳动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无疑是这种剩余价值的最初占有者，但决不是最终的所有者。它必须拿剩余价值，和那些在全社会生产上尽了别种机能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等分割。因此，剩余价值要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归属于各种相异范畴的人，采取利润，利息，商业利益，地租等各别的互相独立的形态。” （《资本论》，第 1 卷，第 576 页）

“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他不仅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但是，因为剩余劳动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只有通过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产业资本家本身就是这一生产职能的承担者，生产的领导者。相反，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纯粹是一个多余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 （《剩余价值理论》，第 2 卷，第 328 页）

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之间进行分配，即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地租支付给地主，利息则付给放债人，而利润则给于产业资本家。因此，剩余价值的斗争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还同时是资本家必须与地主和放债人之间所做的斗争，他们都试图以牺牲其他所有人为代价来最大化他们所受损失的削减。

恩格斯：住房短缺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

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让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所住住房的所有权。在恩格斯看来，工人通过分期付款赎买住房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很多地方工厂规模小，往往是一间大房住很多工人，住房的所有权不好分割。第二，工厂的生产极不稳定，迫使工人不断流动，工人往往还没有获得住房的完全所有权时，工人就可能流落到其他城市。第三，通过银行交换部分的所有权也是行不通的。

恩格斯最后总结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住房设想不外是一种空想，根本无法实现。“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普通工人即使拥有住房所有权也不能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在恩格斯看来，萨克斯希望通过解决住宅问题，让工人拥有自己住宅的所有权来实现工人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这一国民经济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通过让工人拥有住房的所有权来实现由“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

恩格斯还进一步论证工人即使拥有对小宅子的所有权，工人也不可能上升成为有财产的资本家，原因有二：第一，工人的房子可能租不出去，而只能自己住。第二，工人住自己的房子也是交了租金的。本来劳动力的价格包含了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支出，但是由于工人住自己的房，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时，就会减掉工人及其家属的住房支出。“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恩格斯：“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

“在太初，上帝创造了世界......起初并没有说过一个人应该统治另一个人，但自私的想象确实设立了一个人来教导和统治另一个人......土地所有者要么通过谋杀或盗窃获得了他们的土地......因此，人类被束缚，成为比田野中的野兽更强大的奴隶。”

“要种地，要收割果实，由各家协助，运进谷仓和仓库。如果有人或一家需要谷物或其他粮食，他们可以不带钱去仓库取来。如果他们想要骑一匹马，夏天去田里，冬天就去普通马厩，从饲养员那里得到一匹，当你旅行的时候，把他带到你需要他的地方，而不需要任何钱财。如果有任何植物食物或粮食，他们要么去肉店，不用钱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去羊群或牛群，把家人需要的肉拿去杀，不买也不卖。 ”

“还有待你们完成的事情是，看到压迫者的权力随他的个人一起被驱逐；看到土地和解放的自由拥有权交到受压迫的平民手中。”

[yongbing1993]

《基督教立国》《共产党建国》







《基督教立国》，美国近250年。英国等西方国家几千年。

《共产党建国》，新中国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

先来读一下《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的话：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西方国家》多数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尤其是美国。在这些西方国家以《基督教立国》的时候，以及每次替换新总统时，手按着圣经宣示后，开始行使总统权力。美国二百多年了，英、法等都有千年历史了。总统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有一个事实是一直存在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

《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

在说《今天的》时，又己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的》又是如何？

还不是这样：《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

而且《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的》更严重。

而讲这话的人是：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是：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

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说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

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

威廉·文·埃登·凯悉为什么会说这番话？

是因为：威廉·文·埃登·凯悉说：“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这个《今天的中国》是指：《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病重期间。当然参观的时间早于文章出版的时间，正是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走資派抹黑为最“乱“的时代。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是被《西方国家》尤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些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老资本主义封锁禁运制裁和不准营商交往的时期。所以威廉·文·埃登·凯悉说：“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

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更加严重。

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这里的《没有宗教的中国》是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不是指：如今的走资派特色中国的近代四十多年的中国。走资派特色中国的今天也是：《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更加严重。》。虽然没有公开的宗教，但地下宗教遍地都有。

《共产党建国》：用《凯悉：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文章中的话来描述：《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

《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

《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

《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

《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

《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转载原文：《凯悉：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

作者：威廉·文·埃登·凯悉

出版日期:1976.09.05

眉题:纽约美中人民友协旅行团成员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文章

文章正文:
　　
【本刊讯】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