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工资如何量化的又去哪儿了

工人工资如何量化的又去哪儿了

 

 

《量化》是指目标或任务具体明确，可以清晰度量。

然而，具体到社会劳动中各行各业之内，行与业之间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及单纯的脑力或体力，又或是脑力和体力都有，或脑力多些体力少些，或体力多些脑力少些，又因工人们之男女年龄技术智能动人能力劳动经验等等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在大大小小轻重不同任务多少，且时间不同的劳动，加上工厂企业经营活动中，又诸如计划的、生产的、采购的、销售的、质量的、仓库的、财务的、项目的、人力资源的、统计的、分析的、信息的、设计的、管理的等等，同样如打扫卫生的今天很脏明天不怎么脏，无时无刻不关系到不断变化着的动态劳动中，是如何来《量化》工资的？又是如何来《量化》工资的公平合理性？又更谈不上什么“正确性“了。更加扯淡什么“合理性“了。只是资本家想給多少就多少而己。

工人们在资本家工厂被剥削后，工人们拿到了所谓自己的用出卖自己劳动力埃来的一点血汗活常的工资后又用去哪儿了？工人们在资本家工厂打工能不能为自己创造财富？而工人们在资本家工厂劳动创造的财富去哪儿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共产党宣言》中又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

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

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

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

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

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

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

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

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有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yongbing1993]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秘密到访延安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秘密到访延安，住窑洞坐矮凳，发现一个惊人真相！

一九四七年，盛夏八月的陕北高原，两架军用飞机先后降落在延安临时机场，蒋介石一行陆续走下飞机来。

由于这是一次绝对保密的视察行动，只有几名经过特殊审查的中央社记者随行，他们拍摄的照片不能随便发表，要交由军方作为“重大消息”对外公布。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

蒋介石决定冒险来到延安视察绝非一时冲动，除了大造声势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在这个国民党领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令他寝食不安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使他来向老对手毛泽东“登门取经”。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蒋介石依然没有把土里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但是仅仅时隔不到两年，事实证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错误。

狂妄自大的蒋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放下架子秘密来到延安，他以一种自嘲的语气告诉学生：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

蒋介石取过小凳来亲自尝试：

八月的延安，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蒋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拥下视察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细，提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让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来。

在抗大旧址，蒋介石说，这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了。他看见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一排简陋的窑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简，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涂黑的，礼堂是露天的，标准配备是每人发个小凳子，朱德总司令和各级军官都在这里听课学习。

蒋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轻轻一抹，手指就留下一个黑印。他又取过小凳来亲自尝试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经60岁的他很不习惯，险些坐在地上，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军事训练场地只有一些自制的木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碍则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许多人体攀爬过的痕迹。

当蒋介石得知大多数共军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学习过，他沉默一阵才感叹说，若论设备，我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不知道比这强多少倍，可是会打仗的人反倒越来越少，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在一座山坡上，蒋介石看见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有人告诉他，共产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一起开荒种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彭德怀，经常下田劳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纺线能手。

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参加劳动，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蒋介石点点头，脸色阴沉。

下榻延安窑洞，一宿无眠

在王家坪，蒋介石走进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他看见窑洞地面是泥土夯实的，陈设简陋，炕上铺了一张木板。部下告诉他，毛泽东是南方人，不习惯睡炕。

一个吓得发抖的村民被带进来，蒋介石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

比如你见过毛泽东吗？答，是的，经常见。

问，他穿什么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样。

问，新的还是旧的？答，旧的，袖口打了补丁。

问，毛泽东穿什么鞋？答，布鞋，还有草鞋。

问，他跟你讲话吗？答，讲过。

问，讲些什么？答，他说额（我）家的红枣好吃哩。

问，你送给他的？答，没，他买的，给了额钱。

又问，还说什么？想想答，为啥陕北人不爱吃红辣椒？

问，你怎么回答？答，额说，吃了那家伙屁眼疼。

又问，他平时最喜欢吃什么菜？答，一个是南瓜，一个红辣椒。

问，平时有何爱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开会、听匣子（收音机）。

问，几时睡觉？答，听说晚上不睡觉，早上睡觉。

村民走后，蒋介石走出窑洞，他登上山坡，看见天边已是夕阳西下，雄伟的宝塔山被灿烂的夕阳层层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头上熊熊燃烧。

这是一幅壮丽的图景，蒋介石心中一时涌出许多复杂的东西来，神情怅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声向他请示，请回城里官邸用晚餐。但是蒋介石摇摇头，语气淡淡地告诉学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这里。

是夜下榻延安窑洞，蒋介石一宿无眠。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来源：网络

[yongbing1993]

《台湾独立》工农掌权有何不妥







《台湾独立》台湾的工农有本事掌权宣布独立有何不妥？不过台湾的工农需要的这种《独立》不是寄生在外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上的殖民地，而成为《反中国》的先头分子，这是《共产党》《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当然，当年的《台湾共产党》没有能实现《台湾独立》。

这是百年前的台湾，还是被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百年前的中国大陆还被几个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而又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貧穷落后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四分五裂各个地区的军阀占山为王各自为王，何来一个“统一“的中国？何来《台湾独立》？

这个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投书湖南长沙《大公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作者：毛泽东 吋间：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１），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2）。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５７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爆发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６〕波兰独立，指１９１８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７〕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８〕匈牙利独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百多年前《台湾》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有一大批台湾人从事《台湾独立运动》。早在1895年《台湾民主国》运动中，台湾人就说过，“台湾独立（出日本）之后，仍属中国。”

后来的《台湾共产党》，也是力主《台湾独立》，但其目标并不是与大陆为敌，而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继而寻求与大陆重新统一之可能。

当年《台湾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人同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比如：谢雪红等人，甚至《台湾共产党》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比如：蒋孝干等人。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共产党》的镇压剿杀是万分惨烈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用的剿杀手法是极为残暴的，最终将台湾岛内的《台湾共产党》人几乎全部扼杀。

昔日《台湾共产党》的之《台湾独立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共产党》是亲中国大陆共产觉的，是绝对没有仇恨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

而今日之《台湾独立》，简称《台独》或《台毒》，不管是公开宣言要搞《台独》的台湾的民进党，又或是暗中要搞《台独》的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都是有亲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都有献媚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不但如此，还都反共产党反中国反中华民族反毛泽东的，也都绝对没有亲中国的。

而毛泽东当时讲的《台湾独立运动》，根本就不是今日之《台独》。

早年有一次西方记者对周总理提问：请问，中国目前倒底有没有妓女？周总理答道：有！下面记者群“四座镇惊“。总理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在中国台湾省。

1949年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时刻不忘收复台湾。中美建交谈判时，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事关台湾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寸步不让，令基辛格有点惊讶。
毛泽东晚年时，还派92岁高龄的章士钊经香港与台湾联系。周恩来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最后召见了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罗青长，“但悲不见九州同。”

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记载：1936年7月16日斯诺到延安访问时曾向毛泽东询问：“中国人民是否要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复所有失地？”毛泽东当时回答：“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也要收复我国全部的失地。这就是说满洲必须收复。但我们并不把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包括在内。当我们收回中国的失地，达成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们将热烈支援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又见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的广播讲话：“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毛泽东依然还是主张台湾从日本占领下的独立和建国，不是让台湾从中国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海峡发生过三次危机。在这三次台海危机中，大家都责骂蒋介石，唯独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0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后表示，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5年。美国人则打算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经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蒋介石却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不同意把台湾问题纳入联合国管辖。蒋介石说：“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还说：“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他强调，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

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8年。这一年6月至8月间，蒋介石频繁派特务、海军骚扰大陆，蒋介石还向美国人求援。美国总统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大量兵力，帮助蒋介石守卫金门。

毛泽东于8月17日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从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连三天对金门实施了连续大火力炮击，给予国民党守岛部队以沉重打击。接着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轰击金门。突然而猛烈的炮击，使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十分惊慌。

美国人以为他们帮助蒋介石守金门有功，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造成的声势使蒋介石害怕，觉得这是压迫蒋介石搞“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的一个好时机，就由杜勒斯出面抛出了一个“划峡而治”方案。美国人的这一打算被蒋介石看穿了，他对美国人表示，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专门接见美联社的记者说“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也“只是片面的声明”，我“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这个谈话，表明他还是要维护中国统一的。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

毛泽东曾对传话的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聚仁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他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之后，曹聚仁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

传话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也一样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

于右任1964年在重病之中写下了一首《望故乡》，很能够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心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yongbing1993]

《懒惰之风》哪种社会制度多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以致于后来的资产阶级们及其走资派右派们攻击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养懒汉“的谣言谎言来。事实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的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的作者：阳和平如是说。
　　
《共产党宣言》：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转载《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

作者：阳和平

阳和平简介：阳和平，是1947年就来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专家寒春、阳早的长子。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庆龄给起的。68年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过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2007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阳和平在发言：

我今天讲讲个人的经历。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北京生西安长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陕西方言）。今天就讲讲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和以后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国工人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翁地位了(众笑)。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还真是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还有什么世界。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他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众笑、鼓掌)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偷懒，真不会偷懒儿。这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一个偷懒的，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大家叫他赖包，就是赖包儿。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车间来的。你干部来，比如厂长来了，大家就会说：“哟，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你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对吧？你现在活干完了看报纸呢，那不是说厂长来了工人就害怕。因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这个塑料贴面板，或者做胶合板，胶合好了然后放到热压器里热压，需要等五到十分钟时间，这时候厂长来，你该看报纸看报纸，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的，他不能开除你，对吧？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众笑)

我到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员掌握着你的工作权利，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老百姓、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呢？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对这些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儿马上就停下来了，对吧？(众笑、鼓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给你奖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开除了，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中慢慢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学会对付资本家是挺有艺术的，我可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工人怎么对付资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工会，不是黄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也是不断的。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笔订单，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就像地铁车辆那样。我那时候当电工，专门在车底下装那种很粗的电缆。头十辆车我们按照图纸学着怎么装这个电缆，学会了，从第十辆车开始，就要计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个本子和秒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把时间记下来，这是非常“科学”的呀！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非常有经验，他对我说：“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气动工具的，今天用手动工具。”(众笑、鼓掌)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你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你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你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常这种螺丝只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丝，今天想办法给它转二十圈。由于固定螺母有上下两个扳子，但你看得见上面看不到底下，上面的扳手不停地转，转二十转，下面扣螺母的扳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只让它扣住十次，必须保证每一个二十转，不能有一个是十五转，因为有一个十五转，工厂方面就按这个计算了，还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里边。那时候八月份天特别热，我们头上系着纸巾，否则汗都流到眼睛里边去了，穿的T恤衫湿透了，我们俩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后经过好几天，活差不多干完了，他一统计，说是三十多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以后越干越熟，一年以后，我一个人五小时就能干完了，还报三十多个小时，为什么？那时候我半工半读上大学呢，我的数学微积分的作业全在厕所里边写的，所以腾不出时间我怎么办？

这个劳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间是敌对的，就像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中国有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有对策，当然最主要的对策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斗争。

到美国后我经常回中国来，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1977年回来时因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去就是几个月，重新体验过去当工人的感受（动情落泪）。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回到美国后重新到美国工厂体验，为什么会到中国老想着回到老工厂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当工人确实是一个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怎么样监督你，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北京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当年在美国打工的工厂也破产没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也不怀念。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我经常去看他们，现在好多光华的工人还住在垂杨柳那块儿呢。这里，就是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鼓掌）

……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到了这一步了，这个讲起来就深了，复杂了，我不能直接讲，我就间接讲一讲。间接讲什么呢？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西安草滩农场长大，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的时候把麦秸堆了很多，我拿个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儿，点火！就在大麦秸堆旁边点火，那可危险了。我很喜欢看那个火苗，觉得特别好看。我爸爸一看，他从牛场那边出来，跳过栏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里，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还是喜欢玩火，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

最后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时候，那时候农场和村里之间有条河，是怕口蹄疫病传播，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维护农场，不让农村的牛车马车来到农场，怕传染口蹄疫病。我在那里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又点火去了。当时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叶子，杂草很多，火一点起来就越来越大，看着挺好玩。但旁边就是村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担心起火要烧到那边村庄怎么办，害怕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打火，终于给把火扑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众笑)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们当时不听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一样。(众笑、鼓掌)人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的，光听一面的正面教育这还不够。(鼓掌)有时我对此有些悲观，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呢？要有反面教员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得感谢他们。工人阶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咱们才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资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还得想办法防止“房子”被资本家占领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