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和《左、中、右》

《阶级斗争》和《左、中、右》

 

 

 

 

 

 

 

1957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取得基本成功。对于这场社会大变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也出现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质问毛泽东:“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有一段时期，这样的质疑声又在媒体上大量出现。这些质疑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姿态出现，批评毛泽东这种"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态度”来进行阶级分析，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怎么可以以“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呢？这些文章引经据典，大段大段摘引经典著作里的文字来支撑他们的批评。

 

其实，类似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事情，许多人都自称“社会主义者”，尤其正在寻找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首先在怎样进行中国的阶级分析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遭到很大的困难。按照《共产党宣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主要是农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一起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按照经典的观点，农民阶级虽然是被剥削阶级，但它属于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许多学者就被一个难题所困扰：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么找不到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所说的革命力量。中共建党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发挥作用，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中国革命必然依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合作，并以资产阶级为首；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成熟起来，产生新的革命要求。陈独秀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只有一条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是怎样来对中国社会作阶级分析的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这里，敌人是很明确的——“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而革命的动力呢？毛泽东不是拘泥于经典著作，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以“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为分析的依据。这里所说的“经济地位”，主要指受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贫困程度，而落脚点则在“对于革命的态度”。他从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极端穷苦，看到了他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曾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驳倒了所有这些质疑和指责，毛泽东被公认是在理论上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创时代的贡献。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又该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呢？这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尚未具体涉及的问题。

 

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而成为无矛盾的社会。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矛盾，他就以国外间谍论罪。一些理论家引用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认为阶级区分最根本的和具决定意义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剥削阶级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连资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子弟也早就没有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自然就提出来了。

 

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泽东把是拥护还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态度来划分人群，他说：“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毛泽东这次对不对呢？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能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并已跃升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大厦倒塌的轰然一声，才给这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回答。哪里有什么“全民国家”，人们看到的，是原先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哪里有什么“全民党”，连苏联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完全被私有制和寡头经济所取代。

 

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都得到了验证。有些人对毛泽东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以为然，但是，据原苏共老党员利加乔夫的反思，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个公众舆论”，“极右派报刊描绘出来的历史不是成绩和错误的多维矛盾集合体，而被全部涂上灰暗的，甚至肮脏淫秽的色调。按照这些报道的观点，我们的过去从未有过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忍受着折磨，沉溺在灾难之中”。这些赤裸裸地歪曲历史的言论“使人着魔”，“群众的思想开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纵”。正是这种舆论战开启了苏联的剧变、解体之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这个情形为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作了最生动具体的注释。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不违背马列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因为这种斗争最终要导致经济基础的变更，由社会主义所有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整个社会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的阶级对立状态。其实，列宁也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产阶级的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即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批评毛泽东“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的一些人，认为这个分析法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毛泽东这样做，恰恰是基于他的一贯思想——“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中间势力危险”理论，其源于俄国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崩溃，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过的积极作用而蒙骗了一部分群众，并据此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认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当时占据中共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机械套用苏联革命的做法，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仅把资产阶级整个列为敌人，甚至还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以及在农村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毛泽东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使得中国革命陷入几近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在成为全党领袖之后，就更加注重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敌方阵营，进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毛泽东不仅把资产阶级区别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把“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同时把“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列为“地主阶级的左翼”，作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中间势力”。（毛选第二卷：《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就是在与“中间势力危险”理论的斗争中，构筑了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为革命战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采取赎买的办法，在和平和稳定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还实现了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这种做法，曾被国外及党内一些人怀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泽东则回应说：“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其根据就在于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铁板一块的敌对力量。基于历史上的盟友关系，毛泽东诚恳地对他们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毛泽东多次召开与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给他们讲清“阶级要消灭，个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励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下，“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泽东还主张扩大资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逄先知：《毛泽东传》）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确实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不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呢？这种斗争，就其性质和可能导致的结果而言，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将最终决定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个前景前面作何种选择。如果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了，那么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判断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已被后来苏联剧变的事实所验证。但是，毛泽东又一直在说，这一类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数敌我矛盾，主要指现行破坏活动）。而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只能用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进行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他说：“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四清”运动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后在全国发动的一场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四清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在专门研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天一亮就急着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整个四清运动，毛泽东都严格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民主党派不搞”，“主要是正面教育。”即使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毛泽东也主张用“洗温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护大多数，实现对群众和干部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还说，四清运动不仅要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而且要“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说：“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贫代会，“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逄先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可见，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防止打击面扩大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扩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群，以孤立和打击对社会主义威胁最大的敌人。

 

什么是危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最危险的力量呢？毛泽东认为，是掌握着大的权力，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而又脱离人民、高踞于群众之上、谋取官僚特权而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这样的人，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同样在苏联解体的事实中得到充分的验证。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他对苏联解体过程的调查结果，指出，原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有四个主要群体——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人业主、党国精英（即原苏共党内实权人物），而新的资本家阶级的绝大部分，出自这个党国精英集团。俄罗斯100家最大私有企业的创办者中，有62%是这一类党国精英。（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至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之流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则早已人所皆知。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屡遭质疑而又不断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革命的胜利来“指导行动”；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也不能把“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而是用正确理论的“矢”，来射革命实际问题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切实掌握，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实践论》所说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yongbing1993]

《亦兵亦学亦工》三线建设学生







读到一篇论文《亦兵亦学亦工 —襄渝铁路学兵连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艺雯 2 刘 凡【转载】 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学兵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 16-26 岁。经陕西省革委会动员，西安、咸阳等城市和地区 1969、1970 年两届初中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铁路陕西段参与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工程结束后，这批学兵由陕西省相关部门统一安排了工作。这些学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使他们的三线生活既艰苦又难忘，饥饿、危险、死亡与革命荣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调。

近年来，关于三线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影响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对于铁路工程参与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这一群体，尚未有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尽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群特殊的知识青年仍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工作者及原学兵连成员以襄渝铁路学兵连为历史原型，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⑤ 。这些亲历者的记录，为学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料，为襄渝铁路学兵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襄渝铁路学兵连组织动员、编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学兵记忆做一探析，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学兵们在三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窘以及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襄渝铁路东起襄樊，西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是连接三线重点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与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铁路交通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铁路共分三段：东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称陕西段，包括胡家营至达县部分（含陕西省和四川东部部分地区）。西段于1968年4月开工，东段于1969 年3月开工，中段于1970年3月开工。至1970年二季度，铁道兵部队已先后调动23.6万兵力进入襄渝铁路工程施工，但劳动力仍然有缺口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别动员30万和14万民兵支援，然而，陕西省由于阳安铁路及宝鸡峡、冯家山、王瑶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铁路建设的人力严重不足。

1970年，陕西段开始动工并急需青壮年劳力时，恰逢1969届和1970届初中生刚毕业，尚未上山下乡。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提议让这批学生以“劳动锻炼”的形式参与支援三线铁路建设，陕西省革委会通过了从这两届学生中选调部分人员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负责领导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成立，经陕西省革委会、陕西省军区和铁道兵东段指挥部共同研究决定，“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届中学毕业生中选调十六周岁以上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的学生一万名（女学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由铁道兵部队带领，并配一定数量地方干部，参加施工，争取八月份上齐。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3 。随着襄渝铁路陕西段修建工程展开，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除1970年动员约 10000名学生赴三线支援外，1971年再次选调15000名学生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建设 。陕西省2107指挥部将其命名为“学生民兵”，在建设工地上，学生民兵连，被简称为“学生连”或“学兵连”，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政府和社会上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

学兵的动员工作由陕西省革委会总负责，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直接领导，并由铁道兵协助完成。其动员范围为“陕西省内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1969届、1970届中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应下乡而未下乡的‘前三届’毕业生”。此外，咸阳地区要求原分配到各军队农场的初中毕业学生和中央、省属驻地县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面向学生的动员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令学生及家长理解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第一、认清形势，加强战备；第二、修建襄渝铁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一；第三、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

知识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工程是在解放军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可以亲身受到解放军的教育和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里的宣传动员则强调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显然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进一步引申，将参与襄渝铁路建设作为知识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学生参加铁路建设其实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另一种方式，与上山下乡殊途同归。

除精神动员之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即制度动员和物质动员[9] 。制度动员具有强制性，而物质动员则是通过为被动员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或给出承诺来完成。对于青年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前途问题。对此，动员单位进行了引导，并给出了承诺。据学兵刘某某回忆，动员条件中，对他们来讲最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支援襄渝铁路的这两届学生，不必参与上山下乡，“去三线就属于分配工作”“铁路工程完工后也会重新安排工作”。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让学生和家长消除了顾虑，不必再上山下乡，就可走上工作岗位，何乐而不为。

另外，动员工作中铁道兵部队的军代表直接表明，“我们这次招去的学兵除了不带领章、帽徽，什么都和当兵的一样”。这使学生有了一种加入学兵，就等于成为军人的感觉。有学兵称“做梦都想当女兵”，参与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当上一名“不穿军装的女兵”同样也是一件很“神气”的事。

通过讲形势、树理想、许前途等方式的宣传动员，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参与三线建设表现相当踊跃，参与修建铁路的意愿强烈。最终，有25809名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分两批送往秦巴山区的施工地参与襄渝铁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学兵的粮食、户籍关系到达驻地后全部转入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学兵参与襄渝铁路工程时的粮食均由驻地供应，每人每月45斤；工资为每人每月28元，按月发放；商品供应和棉花供应均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学兵每月工资的28元中，需要上缴15元作为每月伙食费，可供自己开销的有 13元。

而同样被抽调修建襄渝铁路陕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每人每月38元，技术工人44元。据襄渝铁路的民兵回忆，“民兵每个月六七八三个标准，吃饭不交钱。同时，部队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给地方，是民兵所在生产队的每月工分钱”。除了作为工分计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个月8元的零花钱。

由此可见，尽管学兵被称为“学生民兵连”，是民兵的一种类型，但其待遇，与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计与学兵参加筑路工作的性质有关。进行学兵动员时，已经强调学兵到襄渝铁路，是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在考虑学兵的工资待遇时，主要从接受锻炼和教育出发，能够维持生活即可。

经过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精心组织和护送，25809名学兵分批、分次来到位于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境内的施工地，141个学生连队在全长近300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上铺开，与铁道兵战士和民兵一起，参与了铁路修建的所有工种和环节，并成为桥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军。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工地上，铁道兵官兵对学兵很照顾，并积极教育，“对学生绝不能简单的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一切着眼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连队派两名军代表，“有的还把军代表派到排、班，对学生连的组织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军一样，对知识青年从政治上关心，劳动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细致的育”。

在铁道兵指战员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兵们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不仅学会了砍柴做饭，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峻岭上披荆斩棘，开出平地，搭起帐篷，盖起营房，种上蔬菜，养起猪羊”。

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四个月时，就已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据某部队统计，在该部队参加三线建设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评为五好战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奖，评出16个四好排，评出40多个四好班，80%以上的知识青年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因而，

1971年2月，陕西省相关机构认为组织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这是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

与上山下乡、需要“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相比，参与襄渝铁路修建的学兵，从1973年3月开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分两批完成了学兵的分配工作。实际参与分配的学兵为24742名，其中69届9668名（包括选干524人），70届15074名（包括选干461人）。学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当年的劳动计划执行，按部门分：分配国防工办系统2934名，中央其他单位4380名，省属单位11193名，地、市单位5860名，省军区及驻陕部队3267名；按地区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宝鸡市4352名，铜川市622名，咸阳地区、渭南地区2863名，商洛地区175名，安康地区103名[13]5 。据袁培力等人考证，“汉中地区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线学生”。至此，陕西省相关部门兑现了动员时安排这些学兵工作的承诺。

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连”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民兵，又与普通民兵有所不同，与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调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学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实行按月发放”。根据“农忙少上、农闲多上”的原则，民兵由各地区组织，民兵有轮换回家参与农活的机制，而学兵连探亲假都没有；当然，民兵与学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结束后，民兵继续回乡务农，学兵则统一分配工作，所以他们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时，学兵被组织送往襄渝铁路工地参与建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他们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将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接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陕西省在组织动员学生参与铁路建设时，进一步引申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意义，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展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将组织学生参加铁路建设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行为，升华为组织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进行思想和世界观改造的行为，从而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识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点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知青。但他们与普通知青最大的区别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是普通知青所没有的，当普通知青被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时，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只干了两年多，就统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荐上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但这么大规模的统一安排，绝无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亦兵亦学亦工的学生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16-25岁。他们在铁路工地上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学兵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铁路建设艰苦工作的锻炼，才塑造成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学兵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理解前辈的奋斗及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yongbing1993]

人性中《私》《公》即阶级斗争







拿人性中的《私》是人皆有之为借口，大兴《私》的言行为“合法合利“化，这是中国走资派四十多年中以“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激发人皆有之的《私》，使之发挥至絕对精致，如“让少数人先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学校里培养“絕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一切价值观道德观都以“自私“，“自我“，“自家“为首，为先。以至于人人都以”自私自利“为核心价值观。造成今日之中国社会之乱象。

人性中的《私》和《公》之间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一讲到《阶级斗争》，有人总是误导说是“穷人“和“富人“，因而有点钱的“富人“就十二万份地抗拒《阶级斗争》。其实《阶级斗争》泛指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富人参加共产党的有之。穷人掌握权力后反共产党的不少。同一个人中一段时间信仰共产党，另一段时间为活命可以背叛共产党的。例如老走资派参加《长征》时会想“让少数人先富“吗？新走贤派将军部长入党宣示时，想到用军队的高级机密出卖给美国吗？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心存在《私》和《公》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文革》中为啥要斗私批修？！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被《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裹着人心。

前三十年没有妓女吸毒的, 难道没有人想吸毒嫖妓女的! ....... 那时代三反五反文革.....贪腐的官员就少......这就是大环境对个人的关系和影响!

对道德的“传递性”如......是人性的生理反映, 是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在这儿没有说是对的是提倡的更沒有讲是什么理论! 请看清楚了并且看懂了理解了再发声行吗?! 所举的例子 "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回家就可以揍婆娘？ “难道在现实生活中沒有吗? 不是常有人劝说别把”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带回家不就是一种制止吗! 还弄个什么"鸡生蛋，蛋生鸡”显得不简单有学问? 好笑不!

然而，情何以堪，一个有着政治终极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后在”猫论” ”先富论” ”摸石头论”......谎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会道德大滑坡！

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取一个新国家吗。

首先搞清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再来发声! 笼通地指责是说不通的! 有人总是口口声声喊着民主, 民主不就是人民作主! 那么就去仔细观察研究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所作作为是否民主了再来指责吼骂也不晚!

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组织起来的群众。

共产党将群众组织起来，群众就变成了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后来，有人将人民去组织化，人民又还原成了群众。当人民还原成了群众，共和国也就变成了民国。民国之民，一盘散沙，任人凌辱；民国之国，一块豆腐，任人宰割。毋庸质疑，利益集团怕人民，帝国主义怕人民，他们一定会变着花样将人民还原成群众。

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今天，重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对毛泽东不论是站在朋友、对手还是敌人的立场上，不论你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评论功过是非，都无法推翻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也无法推翻毛泽东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毛泽东不但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且修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改革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长久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统治者。而且，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既是前无古人，同时后来者也将难以突破！

在今日的为官之道上，尽管不少的为官者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都做不到，反而高高在上地享受“先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可见，近年来官场的招聘会出现众多趋之若骛者究竟为了啥？这就更值得全社会深思了。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演《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为人民服务”不但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文字不但包含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凡”为民思想，而且去掉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享受”思想影子。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帝王号令天下贱民的思想理念从此被毛泽东终结在了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也同时把毛泽东推向了超凡脱俗的历史伟人的位置上。

真正共产党的为官之道“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

为人民服务彻底走了。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却如火如荼。

共产党的初心变了，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了。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样两段话：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 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 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从这两段话中，你看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万众一心、所向无敌吗？？有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呢？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为人民服务：

“人民”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

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去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去密切联系群众，去促成工农群众的大团结，从而突出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
工农群众有了社会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这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万众归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奋、希望无限、社会和谐。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众所周知，自从这个事实上的毫不动摇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特色理论问世以来，不仅从未有过它明确而严格的概念，并且，在事实上还有着这样的强制措施：要不管黑猫白猫的、不问姓公姓私的、不问姓社姓资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钱看的、一把手说了算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了如此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就理所当然的会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千方百计地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千方百计地去 麻痹人们的阶级觉悟，千方百计地去利用和纵容“名人”、“精英”们为所欲为 ，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工农群众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把工农群众变成了弱势群体。

至此，工农群众哪里还会有事实上的政治地位？而工农群众一旦失去了事实上的政治地位，哪里还会得到事实上的服务和利益？所能够有的，只能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而已。

于是，便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离心离德、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外敌入侵。

[yongbing1993]

不信马列却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








是谁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是走资派们经四十多年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谎称“改革开放“，实则《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谎话，以假乱真颠倒黑白，以精致的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两面派机会主义手段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

正是大批走资派们既不信马列却仍要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的官员，蛀倒了支撑社会核心价值的脊梁。要嘛真心信仰共产党, 要嘛信仰资本主义私有大方方向全世界宣布, 现在这样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一时还可以, 长久欺骗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恶果将会遗臭万年的! 几十年来真是这批一代接一代继承着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

在曾经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官员说一套，做一套，何其可怕：买官卖官，骄奢淫逸，官商勾结互动……当达到一定社会普遍性，以示范、以感染、以传递，「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权力的大小和金钱的多少」社会之风就会流行；「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甚至不惜生命」的社会风气就会形成。事实上，道德的形成既发生在个体间传递，也发生在社会机制对个体的影响与转化。

公平正义的社会容易培养品行兼优的公民，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公民不会认同社会价值观，相反容易滋生灰暗心理报复社会。什么抽去了我们社会道德的脊梁，是这样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因而没建成和维持好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一点点蚕食掉社会核心价值的支架。

这些年，上层头头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 人们利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改革，无意成了权益集团假改革之手，行集团利益最大化之实，诸多改革，受益的总是体制内，受害的总是百姓。至以造成底层人对改革的恐惧症－今人感叹的是，就在今日今时，还能见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吗? 还能见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影子吗?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此庸俗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作为理论，作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建国方针简直可笑到了极点! 而「共同富裕」的「约定」却被「淡化」：一方面GDP至上，透支环境，透支后代，甚至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损害百姓利益手段；另一方面，只讲“抓老鼠”不讲“合理分配老鼠”，一个资源属于全民的国家，极少数人利用资源垄断或权力，获取绝大部分利益，寻常百姓只得到小部分利益或无利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老百姓“生不起，读不起，娶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而要全民经商全民竞争, 在窘迫的生存空间中，每个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完全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 而口头上宣称是共产党的信仰, 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套! 人世间最可恨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大骗子!

共产党是自认为是相信唯物主义同时又崇尚科学的，然而，改革开放后的民俗民风又恢复到旧社会的四旧之中, 很多政府官员如同普通民众一般烧香拜佛算命相凤水成风, 因此各类大师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婚丧黑白大操大办.........搞得整个社会污烟障气俗不可耐! 全社会道德无底线出现了许多如黑砖窑童工, 有毒奶粉, 猪瘦肉精……，假, 诈, 骗，......遍地开花。

源自共产党信仰的道德，连结文化、政治，其实也关联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理性化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一个抽去脊梁而坍塌的社会道德体系，只能阻碍国家经济的理性发展。当人们憎恨官员说谎话、空话，痛恨餐饮业无良，抱怨制造业浮燥时，无妨看一看前三十年的所作所为! 从现实来看，做正确的事比做不正确、不符合道德的事更难。

现在我们除了钱外什么都没有，精神确实很虚无。道德连结文化、政治，是大命题，忙碌于生计的百姓不会对之做学究式探求，只会感知现实来调节自身的道德底线，重要的，他们是以各种管道来相互传递各自生存法则。以职业道德为例，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书里，对道德「传递性」给予了大致如下的描述：

一个受到领导不公平对待的医生，可能将怨气撒给病人；一个满腹怨气的售票员，可能将怨气撒向乘客；一个有怨气的老师，有可能将怨气撒向学生…

今天的现实恐怕远比上述图像恶劣：一个爱受贿的领导干部，他手下的医生可能敢向病人索贿；一个被索贿的老师，可能坦然接受学生家长行贿……所有「被潜规则」的人，都可能要去「潜规则」他人；当占有社会主体的岗位任何人都能腐败时，全民道德崩塌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共产党有政治信念的政党，政治信念是对政治体系及其理论认同、敬仰基础上，形成的自己言行价值观，并且身体力行。按说，透过制度推行的信仰，能发挥对社会的凝聚、导向和感召力。

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一个新国家吗。

然而，情何以堪，一个有着政治终极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后在”猫论” ”先富论” ”摸石头论”......谎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会道德大滑坡！

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有5000年的古代文明，其核心儒家思想对后代影响最大。始终走不出封建专制循环的中国，让许多新旧知识分子愤怒异常，有道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缺德的人和事首先出现在新闻里，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无聊或搞笑。政治可以编段子，有人把新闻联播概括为：前 十分钟领导人接见，访问; 中间十分钟中国人民生活很幸福; 后十分钟，国内外的搞笑和国外的普世价值。在经济数据新闻里几乎多是谣言，一会儿房价一定要降，另一会儿房价必定要降，房价不降，......房价还在涨，......谁看见了真相? 新闻就像电视剧，年季有影帝。

缺德的人和事其次出现在各级各类谋体上的是阴暗，愤怒。官员腐败，金融大鳄又侵吞巨款逃离大陆，演艺明星二胎，裸照，窃听门，黄赌毒，网瘾…

缺德的人和事再次出现在各级各类谋体上的是无情，寒冷。老人倒了不敢扶，装死装病碰瓷，计程车司机奸奸女学生，小学生跳楼，教师自杀，井底住了二十年…

所有的新闻谋体报导的多是负面讯息，给人负面感受。人看着这些讯息，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回顾改革开放几十过去的历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是「民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民心为什么倒了?

还有早年的一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人心为什么散了? 这都是谁闹的?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三大改造，生产队，合作社，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奔向社会主义?!

从八一年的三中全会为拐点，改革开放吹响了号角，特区破冰；到大刀阔斧鼓励走出去，引进来，城镇化; 到进一步深化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到铁路私有化，外资进入国命脉产业; 到农民分田到户......一路走来越来越背离了共产党的初心, 人心散了, 民心散心, 还能扶起来吗?

天 下为公，世界大同，正是为公，才有无数先烈为公有、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

正是为公，那个时代才涌现出了无数的公仆，党员，劳模！正是为公，才从一穷二 白的烂摊子上，营造出骄人的业绩;

正是为公，人们才不敢也不愿腐败;

正是为公，才让跪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站了起来! 正是为公，人们有信仰 ，有理想，才有了让人无限怀念的那个时代! 人心为公，天下大同!

而今，私字当头。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共产党无根而为能不倒吗?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着人心。

因为私有化，国企宣布破产，工人解散下岗;

因为私有化，该退休的 老人不能退休，继续打工，该上岗的青年，无岗可上;

因为私有化，黄赌毒重返华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再次活跃;

因为私有化，人心膨胀， 物欲横流;

因为私有化，七、八十岁的老人被迫卖菜、蹬三轮;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党员忘记党章党纲，官员忘记为人民服务，人民活的没有尊严;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农民 工辛苦一年讨薪无果痛哭流涕，服务员离乡打工无故失踪;

因为私有化，中国人民肩上又担负起一座座大山;

因为私有化，才有 了贫富悬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为私有化，中国人才活不起，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一心只为人民币;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白领每月赚万元觉得不够花， 有危机感，过劳死;

因为私有化，中国才成了人们口中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两国是夫妻关系”；

因为私有化，站直了的中国人为了钱，为了生计，又跪了下去…

痛哉中华!

公有，私有，公道自在人心。

[老歌好听]

可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