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上社会主义实际上帝国主义

口头上社会主义实际上帝国主义

 

 

 

《转裁》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红旗》1970年第五期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呢？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观察问题，就能够理解，这主要地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了党政大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长期存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这就说明阶级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说明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他又取代了赫鲁晓夫。他的上台，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继续。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鲁晓夫二世。

毛泽东同志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指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采取各种手段，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而骄奢淫逸，作威作福。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打下去，重新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建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们极端反动，极端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一样，在其内部充满着种种矛盾。他们为了拼命保住自己窃取的权力，狼狈为奸，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的处境越是困难，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摄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现在，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疯狂地推行并且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着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推广所谓“新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他们横征暴敛，不管人民死活，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以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需要。

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工业衰退，农业下降，牲畜减少，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国家市场商品奇缺，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苏修叛徒们不仅挥霍了苏联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而且低声下气，向当年的战败国西德乞求贷款，甚至出卖国家资源，把日本垄断资本引进西伯利亚。今日的苏联经济已陷于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作为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苏修叛徒把列宁主义的故乡糟蹋成这个样子感到无比愤慨，对于苏联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

苏修叛徒集团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联“已变为全民国家”了。现在又自打嘴巴，说“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一个类型”。他们还大叫大嚷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国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把两个根本冲突的概念硬拼凑在一起，无非是用来欺骗群众，掩盖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所说的“党的领导”，就是一小撮社会法西斯寡头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控制。他们所说的“纪律”，就是镇压一切不满于他们统治的人。他们所说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们这一伙人的手里。一句话，他们打出这些幌子，都是为了加强法西斯专政和准备侵略战争。

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背叛列宁、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动统治。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实行这样的压迫”，除俄罗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现在，苏修新沙皇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歧视、迁徒、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苏修叛徒集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他们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制度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野蛮的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人们不妨把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同列宁当时痛斥的沙皇制度比较一下吧。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起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颠覆，封锁和包围，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竟被这一小撮叛徒从内部夺取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从修正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不同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只是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从掠夺别国人民的超额利润中捞一点油水。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是依靠他们所篡夺的国家政权，直接去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

历史的经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一旦为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或者象苏联那样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样沦为附属国或殖民地。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的实质，就是把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国。

苏修叛徒集团讲的是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干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勾当。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对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用“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套套枷锁，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铁丝网里，任意宰割。他们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么“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强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适应苏修的需要，变为苏修的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以进行骇人听闻的超经济剥削。

他们采用最横蛮、最凶恶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甚至公然出动几十万军队，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自己的铁蹄践踏之下，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这一伙叛徒，正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图把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中间地带。苏修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它们的资源，干涉它们的内政，并且伺机攫取军事基地。

列宁指出：“财政资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争夺原料产地、抢先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循着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轨道前进的。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完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实际上他们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疯狂咒骂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群众是“极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他们出钱出枪，直接帮助印尼、印度等国反动派屠杀革命者，处心积虑地扑灭亚、非、拉的人民武装斗争烈火，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充当世界宪兵。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赞成什么“反帝斗争”，有时候也骂几句美国，实际上他们和美帝都是妄图称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国主义。苏修的所谓“反对”美国，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苏修同美帝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苏修在德国问题、中东问题、东南亚问题、日本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行为，都是他们同美帝又争夺又勾结的罪证。他们都是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苏修和美帝之间有什么妥协，也不过是强盗之间的暂时协议。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现代战争“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继承赫鲁晓夫核讹诈的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同时加紧扩充常规军备，全面加强陆、海、空三军，在全世界推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

在战争问题上，过去赫鲁晓夫是鼓吹那一套虚伪的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掩盖真正的扩军备战。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变一些腔调，拼命煽动战争狂热，大叫大嚷当前国际局势“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公然威胁说要“先发制人”，吹嘘他们的什么“战略火箭”“能够消灭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他们更加疯狂地增加军费，加紧侵略战争的动员和准备，阴谋发动希特勒式的闪电战。

苏修叛徒集团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等地区，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冒险性。同美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小撮寡头已成为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又一罪魁。

[yongbing1993]

卖国投降走资派邓小平徒子徒孙







卖国投降走资派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何其多。出了一批又一批，可以说是永无缺失过。四十多年来前前后后被抓了多少？还存在多少？自从卖国投降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新自由主义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攻”。

走资派邓小平不懂资本市场就是买方市场，盲目、大胆、一味地引进外资，他在利用外资之时，反被外资利用，使中国陷入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资本垄断网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值美、英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之时，于是新自由主义这条“毒蛇”，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经济理论”，乘机混入中国大门，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走资派改革家、大冤头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学者、干部学习、取经，回来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骨干，在他们掌控的部门和地区积极推广，二是请进新自由主义者来讲学于中央党校、各主要的学府、论坛等多种场合进行演讲、作报告，使许多听者中毒很深，还号称大开眼界、所谓的解放了思想、就跟着大干起来。

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的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千方百计弄“钱”，钱就是效益，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一时间全国工农商学兵，一齐来经商，共产党员要带头富起来，“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许多人淡忘、抛弃，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不少人的世界观；“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最终目标”；私有化在不声不响中已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它们改变，一句话：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已逐步实现。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这股逆流像洪水猛兽那样和个人的私利结合起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听了，成为短期内难以治癒的顽症。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党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的坚决抵制和批判、斗争，但它在走资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过广大党员和人民是不会听任新自由主义摆布的，当他们认识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撒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压迫、剥削人民的罗网、广大人民成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时候，必然奋起反抗，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到来。

现只举一个新自由主义推销者--张五常在中国如何叫卖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真实例子。下边是吴易风教授写的《张五常热解析》摘录。

张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佃农理论》。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头目科斯、 弗里德曼的指派，于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务是就近指导中国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个经济杀手之嫌—引者注）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

张五常受影响最大的是两类经济学家，一个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引者注）阿尔契安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等。

张五常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议，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张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科斯的一场智力决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科斯从逻辑推理及证实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也绝不能例外。”

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是崇拜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力祸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它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张五常在一些大学作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丶“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打上钉子”。

张五常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者注）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他又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我国出现“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指少数成为中央改革智囊团的经济学家——引者注）......后来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这才“推动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们的老师科斯的《卖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的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民为国有，还之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以共产党推行私有制，听来有点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兴趣。

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从而就明白了“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当代思潮》2003年第5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张五常和新自由主义的首领弗里德曼多次来华，先后到北大、中央党校及有关部门作报告、讲学，培植了中国一批崇拜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中的重要骨干分子成为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或实践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张已体现在90年代党的重要决策中，成为推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产权关系明晰”，规定“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经济已超过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生产、销售、科研和价格，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溶入了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大循环；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都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阵容，广大工人、农民工以及农民又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便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泛滥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还推动产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识形态，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恶意念，一媚、二怕。

[yongbing1993]

钱买来的将军部长必拿情报赚卖






上将可以用钱买来，那么中将，少将更可以买。

看来文革中取消这些“将军“对的。灭了一个犯罪赚钱的路。

化了大钱买来了将军，当上了就要收回成本和赚钱，拿手中掌握的情报去卖是最客易的赚钱的路。

买个部长，手中掌握的情报更多。

靠《走资派》内部反？反得了吗？反得完吗？

没有《文革》了。行吗？

[yongbing1993]

走资派为什么散布阶级斗争熄灭







走资派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刚刚说了要“悔过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后就又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又一次证明党内确有资产阶级，而且他们总是想打倒无产阶级吗？阶级斗争不但从未“熄灭”，而且有时候是多么激烈啊！

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一面纠集右倾翻案势力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面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散布种种奇谈怪论，肆意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之一，仍然是刘少奇一再鼓吹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什么口讲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转载《走资派为什么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作者：纪岩 197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了斗争；无产阶级奋起反击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又千方百计阻挠和反扑。他们的种种活动，从反面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复杂啊！

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一面纠集右倾翻案势力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面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散布种种奇谈怪论，肆意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之一，仍然是刘少奇一再鼓吹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什么口讲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到底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否始终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就及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三年后，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提醒全党同志注意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时候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战斗历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英明论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尽管经过多次的大搏斗，阶级斗争并未“熄灭”，仍然是看得见的活生生的客观现实。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依然存在吗？这些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刚刚说了要“悔过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后就又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又一次证明党内确有资产阶级，而且他们总是想打倒无产阶级吗？阶级斗争不但从未“熄灭”，而且有时候是多么激烈啊！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与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土壤和条件。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五六页），就因为这样的国家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党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对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这是因为，他们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作自己的命根子的啊！

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的残余仍然存在，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思想和私有观念，还将长期存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有许多党员把小生产的思想影响带到党内，一点也不奇怪。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将长期存在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原因。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光是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认清，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不只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当前，邓小平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力量，在政治上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事业中，就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了。

正如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披的是马列主义外衣，打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贩卖的是修正主义黑货，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又在党内篡夺了一部分权力，有的还是相当大的权力，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也是很快的，因而是最危险的。

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存在，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最近，党内资产阶级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疯狂抵抗和捣乱的事实，又一次从反面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只要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就不会消失。

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派的目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同整个资产阶级以及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对于那些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走资派之所以成为走资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纵容、保护和支持这些坏家伙，代表这些人的利益和愿望。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吹捧邓小平，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却公然的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呢？

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一个路线，一种观点，始终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正是要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邓小平，正因为他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不愿意消灭资产阶级，而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就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险恶的反动理论，集中地反映了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策略。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但是，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资产阶级日益走下坡路，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就害怕阶级斗争了。为了挽救他们被无产阶级彻底埋葬的历史命运，他们就想方设法“调和”或“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前，总是鼓吹阶级调和论；在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总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很明显，这都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

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是一方面拚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方面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刘少奇一方面说我国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等；另一方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四处点火，八方煽风，纠集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大刮什么“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必欲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而后快。他还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来复辟的，叫嚣什么“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无非说你是‘还乡团’回来了，好得很嘛。”看！他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恰恰是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吗！

十分清楚，他们口口声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并非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熄灭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熄灭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则是从来不肯熄灭的。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跳出来向无产阶级进攻，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前进的道路上就必然会有阻力、有曲折，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各种方式的疯狂抵抗、破坏和捣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党内资产阶级也决不会例外。我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掌握、运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批判邓小平，打击反革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完）

[yongbing1993]

《阶级斗争》和《左、中、右》







1957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取得基本成功。对于这场社会大变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也出现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质问毛泽东:“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有一段时期，这样的质疑声又在媒体上大量出现。这些质疑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姿态出现，批评毛泽东这种"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态度”来进行阶级分析，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怎么可以以“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呢？这些文章引经据典，大段大段摘引经典著作里的文字来支撑他们的批评。

其实，类似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事情，许多人都自称“社会主义者”，尤其正在寻找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首先在怎样进行中国的阶级分析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遭到很大的困难。按照《共产党宣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主要是农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一起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按照经典的观点，农民阶级虽然是被剥削阶级，但它属于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许多学者就被一个难题所困扰：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么找不到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所说的革命力量。中共建党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发挥作用，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中国革命必然依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合作，并以资产阶级为首；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成熟起来，产生新的革命要求。陈独秀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只有一条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是怎样来对中国社会作阶级分析的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这里，敌人是很明确的——“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而革命的动力呢？毛泽东不是拘泥于经典著作，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以“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为分析的依据。这里所说的“经济地位”，主要指受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贫困程度，而落脚点则在“对于革命的态度”。他从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极端穷苦，看到了他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曾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驳倒了所有这些质疑和指责，毛泽东被公认是在理论上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创时代的贡献。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又该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呢？这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尚未具体涉及的问题。

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而成为无矛盾的社会。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矛盾，他就以国外间谍论罪。一些理论家引用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认为阶级区分最根本的和具决定意义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剥削阶级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连资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子弟也早就没有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自然就提出来了。

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泽东把是拥护还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态度来划分人群，他说：“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毛泽东这次对不对呢？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能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并已跃升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大厦倒塌的轰然一声，才给这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回答。哪里有什么“全民国家”，人们看到的，是原先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哪里有什么“全民党”，连苏联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完全被私有制和寡头经济所取代。

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都得到了验证。有些人对毛泽东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以为然，但是，据原苏共老党员利加乔夫的反思，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个公众舆论”，“极右派报刊描绘出来的历史不是成绩和错误的多维矛盾集合体，而被全部涂上灰暗的，甚至肮脏淫秽的色调。按照这些报道的观点，我们的过去从未有过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忍受着折磨，沉溺在灾难之中”。这些赤裸裸地歪曲历史的言论“使人着魔”，“群众的思想开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纵”。正是这种舆论战开启了苏联的剧变、解体之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这个情形为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作了最生动具体的注释。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不违背马列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因为这种斗争最终要导致经济基础的变更，由社会主义所有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整个社会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的阶级对立状态。其实，列宁也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产阶级的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即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批评毛泽东“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的一些人，认为这个分析法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毛泽东这样做，恰恰是基于他的一贯思想——“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中间势力危险”理论，其源于俄国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崩溃，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过的积极作用而蒙骗了一部分群众，并据此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认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当时占据中共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机械套用苏联革命的做法，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仅把资产阶级整个列为敌人，甚至还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以及在农村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毛泽东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使得中国革命陷入几近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在成为全党领袖之后，就更加注重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敌方阵营，进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毛泽东不仅把资产阶级区别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把“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同时把“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列为“地主阶级的左翼”，作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中间势力”。（毛选第二卷：《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就是在与“中间势力危险”理论的斗争中，构筑了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为革命战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采取赎买的办法，在和平和稳定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还实现了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这种做法，曾被国外及党内一些人怀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泽东则回应说：“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其根据就在于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铁板一块的敌对力量。基于历史上的盟友关系，毛泽东诚恳地对他们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毛泽东多次召开与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给他们讲清“阶级要消灭，个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励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下，“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泽东还主张扩大资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逄先知：《毛泽东传》）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确实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不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呢？这种斗争，就其性质和可能导致的结果而言，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将最终决定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个前景前面作何种选择。如果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了，那么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判断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已被后来苏联剧变的事实所验证。但是，毛泽东又一直在说，这一类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数敌我矛盾，主要指现行破坏活动）。而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只能用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进行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他说：“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四清”运动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后在全国发动的一场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四清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在专门研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天一亮就急着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整个四清运动，毛泽东都严格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民主党派不搞”，“主要是正面教育。”即使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毛泽东也主张用“洗温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护大多数，实现对群众和干部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还说，四清运动不仅要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而且要“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说：“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贫代会，“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逄先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可见，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防止打击面扩大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扩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群，以孤立和打击对社会主义威胁最大的敌人。

什么是危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最危险的力量呢？毛泽东认为，是掌握着大的权力，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而又脱离人民、高踞于群众之上、谋取官僚特权而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这样的人，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同样在苏联解体的事实中得到充分的验证。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他对苏联解体过程的调查结果，指出，原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有四个主要群体——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人业主、党国精英（即原苏共党内实权人物），而新的资本家阶级的绝大部分，出自这个党国精英集团。俄罗斯100家最大私有企业的创办者中，有62%是这一类党国精英。（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至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之流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则早已人所皆知。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屡遭质疑而又不断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革命的胜利来“指导行动”；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也不能把“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而是用正确理论的“矢”，来射革命实际问题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切实掌握，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实践论》所说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