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毛泽东离开己经几十年了，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比神还神。“神”能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吗？“神“能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蒋匪帮吗？“神”能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吗？“神“能让加沙人不受狂轰烂炸吗？

1949年后，新中国是一个康复后急需要进补和防疫以避免再次被病倒的《婴儿》。这是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无”中建立“有”，还要确保这个“有”，要永远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毛泽东新中国后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设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只是这个成功被走资派邓小平的政治偏见抹杀了，被走资派们有意否定了。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否定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实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设第二体系的时候，把那些短视的家伙如走资派邓小平们或打倒了，或让他们靠边站了，这些人后来篡权复辟了，就发泄私愤，对毛泽东无情报复。

走资派邓小平们这是一个对无法反抗者的死者的恶毒的报复。它是不道德的，也是对历史的彻底的反动。

历史正在还给毛泽东清白。这个清白，西方严肃的学者已经还给了毛泽东。

中国的民间许多真正有头脑的人，也还给了毛泽东。

就以经济为例，有人得到的概念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把经济搞到临崩溃的边缘。实际上，1949年到1976年，中国GDP年平均递增10%以上，这个增长内涵实在，质量确保，没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锁和禁运条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

而今天走资派邓小平们特色政府靠了高额的内外借贷，巨大的西方资金和技术，天文数字的资源消耗，才取得了不到10%的年平均递增。

有的文章说：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

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 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

有的文章说：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叁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

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要知道，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有的文章说：由于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中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 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 ）。

比如中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

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

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人们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牺牲”时表现出世界各国罕见的宽容与忍耐），中国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现时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吃《毛泽东的祖宗饭》一点也不为过！

有的文章说：现在走货派时代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富的住高级别墅，开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尽情潇洒。穷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尤其是一部分暴富人群的收入来源大都不正。

而毛泽东时代立足长远，富国强兵，人民生活虽然苦些，但干部以身作则，在公平的分配原则下，住房由单位和国家解决，人人有份。单位职工看病实报实销，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贫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业有保障，绝无大学毕业即失业、拖欠克扣工资等怪事；

现在走货派时代贪官越来越多，官衔越来越高，腐败花样不断翻新。回头看看毛泽东时代，虽然运动多，开会多，批判多，但贪污腐败现象确实很少，抓出了张青山，刘子善就能震撼全国；

现在走货派时代道德不进反退，风气日益败坏。

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反观今日走货派时代，惟利是图，见死不救，欺骗造假，敲诈勒索的现象遍地皆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马克思说过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有的文章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精英”分子们，都在叫嚣说毛泽东时代国家没有法律？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内才没有黑社会，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贪官污吏们巧取豪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毛泽东时代新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制定和发布了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大量的国家法律、法规、条例、条令以及规章制度，有很多法律现在仍在使用，或者经过修改后还在使用。

在“没有法”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虽穷但心不累，社会那样地和谐，人与人那样地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

在“没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贴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官员的唯一！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在“没有法”的年代，“六亿神州尽舜尧”，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散沙”在党的旗帜下凝聚成磐石，在国旗下仰起了脸，挺起了胸，“我是中国人”！毒和娼一夜间被禁，千年的恶习一扫光，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知识奉献给人民。把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把自己投入到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中去！

在“没有法”的年代，犯罪，违规所付出的成本，让一切心怀不轨的人必须面对，再三斟酌，祸及子孙的成本，让他们收敛了犯罪的欲望。加大惩罚力度，就是加大了预防犯罪的力度，加大惩罚力度，是消除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没有法”的时代，好人有好报，英雄人人都在学习，社会不仅把荣誉赋予了英雄， 英雄的荣誉还惠及子孙亲朋，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良好的社会风气净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在“没有法”的时代，在没有“钱”的年月，我们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我们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我们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却失去了威慑的力量，有的地方，黑社会在收“治安费”， 有的地方，贼和警察联手，猫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结，横行乡里，有的地方，执法者知法违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欺行霸市 连救人的药都有假的，社会风气令人窒息，难道现在就是法制社会？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有“乌沙”的卖帽子，有“章子”的卖批文，有“特权”的卖掉良心吃回扣，国企的管理者卖了国企买国企，女大学生为学费卖“处”，良家女求生存出租“子宫”，（代怀孕）英雄流血还要流泪，天大地大没有“权”大，爹亲娘亲没有“钱”亲！难道在就是法制社会带来的文明？！

现在“有法”了，我们有“钱”了，却无力修缮破旧的教室，无力改善农村的医疗环境， “钱”把求学的孩子拦在校门外，“钱”拖住了前往医院看病病人的腿，“两极分化”创造了世界之最，人均医疗保障落到了世界倒数第四。野生动物不面临死亡，不会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人的生态环境不恶化， 也不会有环境保护法；……假医假药.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假烟.毒酒.毒奶粉坑害百姓，走私贩私长期猖獗，黄赌毒肆虐，黑社会团伙横行，黑矿主残害矿工生命，血吸虫大面积复发，爱滋病大面积人为感染，银行发生巨额坏帐和不良资产，以改革的名义大量窃取国有资产……这一桩桩，一件件，那一样是法制社会应有的行为？

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懂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国际贸易的关系的专家们却傻牛傻牛的。什么私有化，什么科斯定律，什么帕雷托最优，什么市场配置，什么产业化，什么什么什么，头头是道，搞的热火朝天，到头来出了问题方才说“事情的发展和我们预料的不一样”

有的文章说：（据中央电视台）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获准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核潜艇、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有人爱把《文革》中出现的局部短期的“斗走资派”“破坏文物”看作“文革”的全部。这就如同把现实中“程维高迫害郭光允”，“盗窃走私国宝”，“贩卖妇女儿童”，“医院见死不救”，“买官卖官”等看作“改革”的全部一样。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三年困难时期带头勒紧裤带，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子女亲朋从不搞特权。仅举一例：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的一封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李淑一女士）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像李淑一这样“我失骄杨君失柳”类型的友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表现出的胸襟有哪位领导人堪与相类？。一位功高无人可比，权大无人能及的“大帝”，在个人问题上，却谨守原则，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员，这是何等难能可贵？！毛泽东为所有的人民公仆做出了榜样。人民永恒地怀念你，不仅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有他的以身作则！

有的文章说：党的领袖谁最伟大？——不比很难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对建党、建国的贡献，要看他（她）对党与人民的态度，要看他（她）的经典著作、理论是否经得起人民与历史的检验，要看他（她）的知识、智慧、远见、胆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对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仅仅在位时且在去世后人们的怀念程度..........——这些，都不是少数御用文人或亲生子女或亲自出马拍电影、电视、造书所能达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伟人得天下只是一步，长久地得人心才是万世之功！以此而论——毛泽东之伟大，是无与伦比的！！！

一个留学生有一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他们无限怀念毛主席时代，在那个时代他们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并且老有所养，他们更加痛恨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剥夺了他们那种幸福生活的人。西藏农牧民家里最显着的位置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

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yongbing1993]

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1917年毛主席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时，就写下《体育之研究》，对当时学校中课程过于繁重的现象提出批判：“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

毛主席认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天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

毛主席强调要加强体育锻炼，“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毛主席并提出了著名的体育思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毛主席着重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体育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6-72页）

1921年8月毛主席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又历数课程过繁的坏处：“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课堂，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它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在此，毛主席深刻指出，课程过繁的两大害处是影响身体健康和个性发展。

毛主席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中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毛主席专门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充分反映了毛主席对青少年学生学业负担和身体健康的深切关注，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这一富有远见的方针，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提高我们民族的身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给马叙伦的信》《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3页）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学生健康问题再次致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信中说：“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此后，教育部采取调整学生人民助学金，增设照顾患病学生营养的特种人民助学金，精简课程、教材和学生的课外活动，整顿学校教学秩序等一系列措施，贯彻毛主席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指示。（《给马叙伦的信》《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3页）

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中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所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费免费名额，在公、私立小学分别约占全校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和二十。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

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虽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对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说，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2页）

1953年5月21日晚上(根据《毛泽东年谱》分析，可能是这次会议上的指示，但也有可能是5月18日晚上那次，那次也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

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主席对青少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

毛主席认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毛主席说，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现象。因此，会议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钱子女外，一律发给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中又对“减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

毛主席：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毛主席：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

毛主席：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毛主席：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毛主席：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

毛主席：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他批评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他认为，是否“为青年着想”，是否“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是一个方针问题，是新旧社会的一大不同之处，“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在此，毛主席正式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思想。（《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7-278页）

1953年，毛主席在一次座谈中论及“青少年的教育”时指出：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泼，要顽皮。他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4页）

毛主席：在有些地方要让我们的后一代学我们；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们，再学我们就糟糕。我们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现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们的青年、儿童变成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

毛主席：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们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毛主席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曾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希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要摒弃“娘炮”之风，争做有朝气、有追求、负责任、敢担当的时代新人。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教育的方向性、根本性方面明确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布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为“减负”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原则要求，使教育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yongbing1993]

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





“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这一事件是全国解放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其严重性在于：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三是又烧又打。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从三月底开始，到四月五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敌人进攻的方式是比较隐晦的。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宣传干部曹志杰等人，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获至宝，用打电话、写信、传抄、围观等各种方式，大肆渲染，无耻吹捧。当天，还有一个坏家伙，采用念“悼词”的手法，当众造谣说“中央有人反对总理”，进行反革命煽动。接着，写影射攻击的“悼词”、“祭文”、“挽联”等情况大量出现。

四月二日上午，中国科学院109厂常存玉、宋胜均等人，到纪念碑送了四块近一尺宽、六尺高的反动大诗牌，用铁丝绑在纪念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别有用心地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制造反革命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首反动诗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来写的是“既出”，他们觉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为“倘若”二字。这四块反动诗牌，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当即有人质问：“你们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作贼心虚，吱吱吾吾地回答：“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反革命分子对这四块反动诗牌也极力吹捧，有的还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大肆传播。

这四块反动诗牌在广场纪念碑一摆出来，什么“白骨精”、“闪鬼影”，“擒妖魔”、“斩鬼怪”、“挥刺刀”、“剑出鞘”之娄杀气腾腾的反动叫嚣，顿时增多。一篇署名“薛战”（实际是“血战”）的反动誓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自己的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是一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到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您。”听！这不是阶级敌人在磨刀霍霍吗？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摇唇鼓舌的反动文人、跳梁小丑，也跑了出来，大加表演。什么“呜呼噫兮悲夫哀哉扫墓有感”啦，什么“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啦，什么“有人阴谋杀害周总理，西伯利亚的严寒挣扎不了很久啦”等反动诗词，纷纷出笼。有个冒充“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写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什么“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这首打油诗与悼念周总理毫不相干。谁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光辉典型，他们攻击清华、北大，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这首反动诗的矛头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吗！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两日，阶级敌人感到再用隐晦的手法已经不够劲了，便抛去伪装，撕掉面纱，明目张胆地书写反革命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端恶毒地咒骂“善始无终君主多，伟业败绩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奋斩祭周公”。反动气焰，令人发指。

同时，他们公然无耻吹捧走资派邓小平，为走资派邓小平涂脂抹粉，鸣冤叫屈。说邓小平上台后是什么“面貌大改观，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很短时间卫星上了天。”还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可怜大权旁落去，到头来落得个走资派、牛鬼蛇神。”

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我们只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义，写诗作词，甚至手捧所谓“血书”，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杂在人群当中，上窜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围着念反动诗词的家伙，拍手狂叫：“好！好！用记录速度，再来三遍！”有的狂叫：“谁反对周总理就把他们揪出来，在纪念碑前绞死他们！”“挖他的心，尝他的肉”。有的拿着录音机，进行录音。广播事业局有个家伙，连续四天去广场，专录反动演说，还挑选最反动的诗词，自念白录。还有些家伙，专门拍摄反革命的镜头。他们狂妄地说：要把这些所谓“史无前例的盛况”，作为“历史的一页”记载下来，以便扩大反革命影响。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罪证。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出现在纪念碑周围的各种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号一天抛出来的。这里面，有反动诗词、传单、标语，有反动散文、快板、顺口溜，有反动呼吁书、倡议书、誓词，有反动歌曲，还有反动政治笑话。真是形形色色，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突出的是书写反动诗词，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旧体诗词，有新体诗，还有文字游戏的宝塔诗。旧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旧体词有《清平乐》、《满江红》、《忆秦娥》、《抛球乐》、《诉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个词牌。他们利用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尽了反革命的心机，耍尽了反革命的伎俩。有个反革命分子，经过精心琢磨，炮制了所谓“四绝字头”的反动诗，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怀念总理，良弓不离，誓除魔患，神州称奇。”真是绞尽了脑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毒草，无论是含义情调、引用典故，还是表现手法，都是煞费苦心的。有个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反革命仇恨，恶毒攻击什么“朝堂尽鼠辈，奸权横操同室戈”。用《石州慢》这个词牌是什么意思呢７，这里边也大有文章。据说，北宋有个叫张元干的，作过朝廷命官，他因为秦桧当国，不愿和奸佞同朝，弃官而去。后来惯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对当时的统治的悲愤。今天，反革命分子选用这个词牌作文章，显然是把自己比作张元干，借以发泄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险恶。湖南省桃江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画组成一幅反动对联，让人专门带到北京，贴到天安门广场，蓄意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手段极其恶毒。

第三步，就是五号这—天，一小摄反革命分子，不但继续使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们在三、四两日遭到打击之后，狗急跳墙，凶相毕露，又烧又打，又抢又砸，甚至冲击人民大会堂，威逼警卫战士降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拿打来说，他们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像地主“还乡团”一样，穷凶极恶。被他们打伤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眼睛被打肿，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断，有的耳朵被撕裂。对交通广播车上的宣传员、救火的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放过，围攻殴打。过路的群众说了几句义愤的话，也惨遭毒手。他们不仅打中国人，还围攻殴打外国人，蓄意制造国际事端．被打的外国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田索竹彦，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两架照相机和钱包、证件都被抢走。在这些行凶作恶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儿子姚健，他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怀里揣着反革命传单，窜到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煽动一伙人，殴打公安人员，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烧了一些什么呢？烧毁汽车四辆，砸毁宣传车、救火车各一辆，烧毁自行车近百辆。他们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放火，把营房里的大量家俱、衣物扔进火堆。甚至扬言要“火烧天安门城楼”。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但也变成了好事。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使人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彻底戳穿了敌人所谓“悼念总理”的大骗局。

[yongbing1993]

反击走资派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姚文元在日记中记载说：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晚上六点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省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戮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于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令攻，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一小时后人潮散尽。九点半，一万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清场，没有任何枪刀武器。现场被捕关押38人，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总共被捕388人，没有一个死亡。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听取了公安部、民兵、卫戍区的报告后，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毛远新于凌晨3时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其中说：

“告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入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息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园，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毛泽东于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择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上午8：05，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毛泽东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九号文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十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未参加会议。

当晚8点，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文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一文，把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事实证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对四人帮和毛远新吴德等实行严酷的报复致四人帮于死地，毛远新被打残。又将《四五》翻案。充分说明走资派邓小平做贼心虚心狠手毒。

这就是阶级斗争。

[yongbing1993]

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走资派特色时代有许多居冠。国际性工作者联盟（IUSW）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以500多万人居冠。博士生有120多万居冠。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600万人跪着忍受折磨：不可治愈的“穷人病”》文章来源: 悦尔像素 于 2024-05-05

在众多的尘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艰难，比如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尘肺病患者。当夫妻中的一人离世，活着的人不仅要继续遭受疾病的折磨，还要偿还巨额债务以及承担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

面对无奈的现实，他们不得不考虑重组自己的生活。

黄玉连的姐姐上气不接下气，身旁呼吸机里水泡在剧烈翻滚。她用力睁开双眼，使出心肺最后一口气对丈夫说， “和妹妹照顾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话音刚落，便倒在丈夫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岁。

2018年1月22日，黄玉连抱着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黄玉连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2006年春节，湖南省蓝山县田心乡可富村，黄玉连的姐姐黄竹连带回“喜讯”：广东四会玉器加工业火爆，只要能吃苦，就能挣到钱。消息很快在家族传开，兄弟姐妹，远亲近邻纷纷跑去“淘金”。

四会在当时堪称全球最大的玉器销售和生产基地，从业者多达数万人。玉连夫妇，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轻人拖儿带女都加入到这支淘金队伍，兄弟姐妹们在郊外合租了一层民房，每家投资七八百块购置了简易的玉器打磨机，家庭小作坊就这样正式开工了。在那大干快上的日子里，玉连住所周围多达数千家作坊，到处弥漫着粉尘，随处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工作的时候，大家几乎都不做防护，越勤快的人，埋下灾难的种子越深。

2011年10月，黄玉连的丈夫胡汉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脸色苍白，夫妻俩来到广州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很快，黄玉连也确诊了。夫妻俩四处寻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才知道尘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姐姐后悔当初带回“喜讯”，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尘肺病。

2016年，黄玉连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时在长沙住院，大夫劝姐夫兄弟俩也做个检查，3对夫妻无一幸免。一时间，三个普通农民家庭经历了塌方式灾难，每家都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救命，三个家庭共花去100多万治疗费，各自欠下十几万外债。

2017年6月1日，黄玉连丈夫胡汉清的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当时黄玉连为了养家仍在东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厉害，因为担心被老板炒鱿鱼，一直隐瞒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黄玉连的丈夫在长沙职业病医院去世，当时正在东莞打工的玉莲因为买不到火车票迟到了一天，没能见到丈夫的最后一面。看到丈夫的遗体，她放声痛哭。不到半年，黄玉连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亲抱头痛哭。

姐姐去世后留下两个娃，黄玉连自己也带着两个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单亲家庭，也都是尘肺病人，往后的路该咋走？除了治病，还要打工、照顾父母和四个娃。其实丈夫和姐姐临终前都希望玉连嫁给姐夫，两人共患难，也别在乎别人说些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要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2018年10月24日，黄玉连和姐夫欧世华来到蓝山县婚姻登记处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这对尘肺病人的婚礼，听不到敲锣打鼓和鞭炮声，也没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但这毕竟是个大喜的日子，黄玉连在超市里花了216块钱买了一双情侣鞋作为结婚纪念，晚上和家人吃了个团圆饭，还买来一瓶饮料助兴。夜幕降临之时，山里这对尘肺病人共同举杯，开始了新的生活。黄玉连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车上度过的，他们没有婚假，担心老板炒鱿鱼连夜赶回东莞。婚宴过后，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们挥手告别。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黄玉连和姐夫没有甜言蜜语，车里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车窗上的声音。

2024年4月，黄玉连和欧世华还在东莞打工，为了便于互相照顾，他们在厂外租房。黄玉连的病情比较严重，经常要请假，她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也都在广东打工，儿子在东莞，女儿在广州。

关于尘肺病家庭的离婚率，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离家出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曾经因“开胸验肺”轰动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过，他曾经一天之内接到三个尘肺病家庭离婚的电话。

2024年3月3日，江西莲花县六市乡西坑村，朱爱萍只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里。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尘肺病，她离家出走，被人“骗走”感情、骗光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后的2年里，丈夫、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家里只剩她一人。朱爱萍的丈夫陈会明很能吃苦，新婚后不久便去了离家40里外的小煤窑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朱爱萍劝他别下井，太危险，但陈会明执意要下，因为井下挣得多，等挣了钱就盖新房，让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由于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煤矿工人一直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陈会明经常感到胸闷气短，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但因为经常听说有尘肺病患者的媳妇抛弃丈夫跑了，于是他一直不敢对外声张，继续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伤回到家中。陈会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着还有把力气，仍在家乡打零工，并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盖新房。新房盖到一半没钱了，至今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2019年5月23日，面对患有尘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压的婆婆，42岁的朱爱萍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了。在外漂泊的朱爱萍不仅“感情”被骗，连辛苦打工攒下的18000元积蓄也被人骗光。一无所有的她深感内疚，两年后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丈夫家的朱爱萍，生活又回到原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三个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孑然一身。

《挖煤36年，只攒下1万元，剩下半条命》54岁的沈冬华挖了36年的煤。51岁那年确诊尘肺病，揣着仅有的1万元回到江西老家。老家只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没有建好、墙体还已经开裂的半拉子“新房”。然而，与众多家破人亡的尘肺病人比，命运似乎对他又“网开一面”……

沈冬华在井下干了36年，家境也没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华突然感冒，咳嗽还带有血块。当地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免费给他做了体检，沈冬华这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一场大病过后，沈冬华彻底干不动了，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劝他去打官司，尘肺病是职业病，官司打赢了可获得一定补偿。但老实巴交的沈冬华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干啥？如果人家不给我活干，咋能养家？应当感谢人家，这是命中注定的。”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身上只有1万块钱的积蓄。他去向村里养鱼的人请教，回家挖了一个一亩大的鱼塘。买不起水管，他上山砍来竹子，把总长2000多米的竹对接在一起，将山上的水源接到鱼塘。修鱼塘花去14000多块钱，不仅花光他36年挖煤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别人4000元。

尘肺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小朋友们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关爱包围，然而尘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却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们过早地懂事，尽可能帮家里省下每一分钱，只为能帮父亲多买一盒药；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设法挣钱贴补家用……

时过境迁，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得以继续读书，部分人现在也已经成年，但他们曾经度过的黯淡的童年，不该被社会忘却，他们是尘肺病的间接受害者。

2017年12月15日，云南龙陵县龙新乡茄子山村。9岁小彩香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母亲离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给别人带娃，挣了20块钱，给父亲买了三盒消炎药。

2018年6月23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6岁玲玲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她希望长大后当医生，治好爸爸的病。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10岁的赖玉婷和弟弟相依为命，他们的父亲患尘肺病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6岁的张荣海和9岁的弟弟是孤儿，父亲死于尘肺病，母亲死于癌症。因为兄弟俩还不会种地，这天家里仅剩15个土豆。

2018年7月22日，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鹅塘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郑大章去世后，妻子撇下瘫痪的老人和三个幼小的孩子离家出走。

2019年6月21日，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37岁的杜万翠嫁给两个男人均死于尘肺病，撇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村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多是尘肺病。她说：“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勋西县湖北口镇东川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米元宝面对女儿即将高考，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觉得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无奈之下上吊自杀了。

2018年5月20日，陕西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共查出80多名尘肺病患者，这群孩子的父亲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渺茫的求生路。目前，尘肺病仍然是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治疗仅能缓解患者痛苦，在特定时间内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现有的尘肺病治疗方案主要为保守的综合康复治疗，以及代价高、风险大的肺移植手术。然而肺移植在中国大部分省市未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常规开展 1 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 30～60 万元人民币。很多尘肺病人也试图与疾病抗争，但绝大多数患者面临的是一条渺茫的求生路。

2017年3月3日，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古刹寺村，60岁的尘肺病人刘大恩在家中独坐，他于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2017年8月19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51岁的尘肺病患者赖斯福骨瘦如柴，斜躺在床上。他兄弟6人全患有尘肺病，2年前大哥已去世，2年后赖斯福也病故。

2020年11月23日，陕西镇安县柴坪镇金虎村，49岁的薛殿友因患尘肺病至今未婚，他在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9年，于2021年除夕之夜去世。

2021年4月24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50岁的尘肺病农民林英德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粉丝打赏筹集医药费。开播半年多，粉丝只有28人，收到打赏3.85元。他于2022年4月16日凌晨去世。

2015年11月19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57岁的尘肺病农民魏立炎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为省下棺材钱，他想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有一天他找来麻绳拴在房梁上，被赶回家的女儿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这个尘肺病农民断了气。

谢富余44岁，陕西镇安县柴坪镇金虎村人，2019年9月27日去世。

赵辉强47岁，陕西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人，2018年7月10日（农历）去世，去世前一年，他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刘明顺50岁，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人，2022年4月8日去世。

2018年5月21日，陕西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68岁的邱关莲两个儿子均死于尘肺病，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老人精神失常，满山遍野呼喊儿子的乳名。

[yongbing1993]

《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首相卡拉汉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

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瑞士联邦主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

世界各国对毛泽东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

世界对毛泽东的尊崇是中国人不敢想的。

英国政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

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中国大陆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

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

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泽东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毕竟是毛泽东让他们辉煌。

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

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毛泽东说话。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

就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样：“他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

否定毛泽东的反倒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后人。

世界各国对毛泽东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

世界对毛泽东的尊崇是中国人不敢想的。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临走送行的时候，毛泽东住处的全部苏联工作人员都哭得出不了门，他们私下说：“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见师哲回忆录）”。

英国政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

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中国大陆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

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

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泽东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

瑞典有个政治家从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泽东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

汤姆·路奇是美国魏斯里安大学教授，1991年毛主席逝世15周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走进纪念堂，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里面拍摄，摄相机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这位正在哭泣的外国人。

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没想到他才去世15年，世界仿佛变了个样，社会主义运动被搞成一团糟。现在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难以弥补的损失。一想起这些。从心底里感到难受。”

世界各国的毛泽东纪念邮票，一直到现在还陆续发行，其中大部分是第叁世界国家发行的。至于毛泽东研究的书籍就更多了。
……

其实，一个人与一件事一样：当权或流行时的“一时之誉”往往说明不了什么，只有经过一定的“时效”后的评审才会客观、公正——因摆脱了利益与危机，顾忌没了。

回首毛泽东，全国广大人民所以对他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

“神化”“个人崇拜”，其实是个“伪问题”，君不见：有的人，你怎么“树”他，还是“扶不起来的天子”，要不就是在位时“歌声”一片去位后“讥声”不绝！

逝去的领导人何其多，有谁能像毛泽东这样被国内国外如此广大、如此持久的“神化”“崇拜”呀？不带功利色彩的歌功、颂德，永远是劳动人民和有识之士本色——！

美国把首都取名华盛顿，建立林肯纪念馆，不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官方行为吗？

毛泽东在努力抑制群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其它政治家都不敢这么做的。

哪个政治领导人敢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中华民族尊重老人，尊重伟人，尊重英雄，有着宽阔博大的包容性。

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在主流媒体上，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倡毛泽东思想呢？

连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蒋介石、孙中山都有人赞美，为什么毛主席这近代的、身边的、空前伟大的领袖不能光明正大地对待呢？难道真要像一位韩国女大学生在一篇文章中指责的“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吗？

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而毛泽东思想、著述正是华夏文明最科学最辉煌的宝库，是振兴中华造福人民和谐世界的指南，我们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匍伏在西方的洋教条下——？！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首相卡拉汉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

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瑞士联邦主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

[yongbing1993]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有自尊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人从此才有自尊。

让我们再一次站在历史经纬线上来考察一下抗美援朝战争吧！1840年，英国人只动用了15000余名陆、海军官兵和48艘战舰，就陷定海、取吴淞，直趋南京，将满清军队打了个一败涂地，落花流水，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代价，才让人家住了手。1894年，小鬼子上了岸，甭提了。1900年，那就更是不能提了。

数万八国联军打上门来，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最后老佛爷仍然签订了一张赔银子让土地的卖身契──《辛丑条约》，才算暂时了了账。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远东的控制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的土地，竟然成了别国军队建立功勋的战场。

再后来改了朝换了代，反而一代不如一代。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竟然要去签那个丧权辱国的21条。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鬼子关东军，竟然就能从少帅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叁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杀气腾腾的蒋先生却一点脾气也没有，还发出“绝对不抵抗”的命令，眼巴巴地看着日本鬼子弄出个不明不白的“满洲国”来。后来有人以蒋介石尚未完成抗战准备而为其开脱。

可毛泽东们又完成了出国作战与头号强国交手的准备吗？扯淡！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先生总算爷们儿了一把，抗战啦。八一叁还主动在上海向日军出击，先后开动了70万国军精锐在淞沪战场跟鬼子们打得山摇地动。国军弟兄们也挺给中国人长脸，打得很是英勇很是顽强很有些中国爷们儿气。那就好好打呗！不！

却一边打一边叁心二意地盼着英美来当和事佬，开出的价码连那个傀儡“满洲国”都不敢让挪窝，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还用这种心态去制约战场指挥官，以致于最后一败再败，让20多万日本鬼子撵着70万国军的脚后跟进了南京，弄出个国人至今一提起就伤心落泪的“南京大屠杀”来。你再看看毛泽东们的“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

好歹惨胜了吧？好歹成“四强”了吧？却还是割蒙古，弃疏球，不争香港，不管唐鲁乌梁海。连派点驻日占领军这样天大的好事儿都不敢慨然应承。皇上爷也好，蒋总统也好，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再看1950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有国军残余部队和大量土匪，整个一个废墟一片满目疮痍的家底，毛泽东们就敢和头号强国纠集的17国联军较劲，而且还让他们一而再再而叁地遭受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站在这个历史横断面上的中国人民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比较。

曾几何时，数万侵略军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今呢？为数上百万的16国联军在邻邦的土地就被遏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亿万同胞，能不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来吗？能不在切切实实地享受“站起来”的感觉时，由衷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吗？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了。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横行的历史了。中国是这样赢得尊敬的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一语道出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的意义：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声音虽然来自对手，却极为悦耳。海外华人也脸上有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李光耀先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自己祖先的语言。

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军战犯们，也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才转变了态度，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流落海外的前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先生，也是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经过痛苦的反身自省，从自已的失败中看到了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新生和崛起，从而毅然否定了旧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和他昔日的对手们握手言欢。还有那听到了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发言后归来的大批海外学子。一个当时在中国经历过那个年月的外国人说：“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自己。”

自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军队多次与外国军队交手。美国军队、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军队。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战争手段从新中国军队手中获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已保持了50年的外部安全环境。如今，我们都在这个安全环境中休养生息。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享受这个安全环境。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得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这种空前的爱国热情又鼓舞人民倾尽全力支援了这场战争。成千上万的土改翻身农民披红挂彩，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当时人口只有2000余万人的渐江省，先后竟有100余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 ──那当然能如愿的只能是少数人，没有选上只能发牢骚说“参军比选秀才挑女婿还难”；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仅1951年一年内即有24000余名各族爱国青年走进了出国出作战的志愿军队伍；内蒙古自治区扎贲特旗一个行政村60多个蒙族青年牵着自己的马弹着马头琴来到征兵工作站……“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那首激励着万千太行儿女的战歌，在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中，又激励着百万中华优秀儿女慷慨高歌奔向异国他乡的浴血战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还有老太太带着全部子女走进征兵站……经历过抓壮丁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除了参军，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参战。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6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有80%以上的员工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6000余名医务人员赴朝服务……他们跨过了鸭绿江，是没有志愿军名义的“志愿军”。

青年知识分子们也积极参军参干。年届古稀的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运决心参加军干校，曾在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吴蕴初老人复信予以热情赞许：“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战争期间，报名参加军干校的知识青年达到58万多人。

最让人动情的是这个贫弱国家人民的捐款运动。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的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为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抗美援朝总会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20万元；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9万元。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钢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 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还有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这些在旧社会受尽欺凌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从新中国的诞生中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她们从1951年8月起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为30多万观众巡回义演170多场，自己省吃俭用，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笔者从不喜爱地方戏剧，连自己家乡的川剧都不爱看。然而因为在少年时听老师讲过“香玉剧社号”飞机的故事后，竟爱屋及乌，喜爱上了这个河南地方戏，至今仍保留着这个让许多朋友奇怪的嗜好。笔者从戎时穿的是蓝军裤，因而对常香玉老人有着特殊的情感。并且保持着永远的尊敬。

当然，笔者家乡的老一辈人也没让笔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没脸──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 “棉农号”战斗机的缴款。个人捐款也很踊跃。新疆乌鲁木齐103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吾古尼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重庆市63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3个金戒指、5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湖南湘潭县一位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叁、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老人这样说。

孩子们也捐。辽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200余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截至1952年5月底，仅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当时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也就是说，可以全部装备一支新中国当时的空军。现在的人们可能要说这有什么了不起？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中央电视台一个赈灾晚会下来就能募来同等数目的捐款。可想过没有，那年头中国人的腰包有如今这么鼓吗？再者说啦，那年头的钞票有现在这么“毛”吗？那一张一张都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也是人民的意志！

中国人民还陆续派出慰问团到前线慰问自己的子弟兵。1951年1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1年4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由总团长廖承志、副总团长陈沂、田汉率领，由8个分团575名各界代表和文艺工作者组成，直接把全国人民捐献的 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及15000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送到子弟兵的手中。为给前线的战士们演出，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副大队长、天津市着名相声演员常宝坤，队员、天律市着名琴师程树棠遭遇敌机轰炸，光荣殉职。慰问团回到祖国，分别奔赴全国2050个县进行汇报演讲，把前线将士们的故事广为传扬，激励着后方人民更加努力地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第二届慰问团由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为副总团长，规模比第一届大了一倍，有9个分团1097人，代表性也更为广泛，还包括了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到达朝鲜时，上甘岭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慰问团第二分团来到五圣山前线，他们一定要到前沿去看自己的子弟兵是怎么打仗的，而秦基伟军长出于安全考虑把他们拦住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让两位代表──工业劳动模范牛汝森和作家陆柱国在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前边打仗。两人一看就落泪了。边看边哭，最后索性嚎啕起来。陆柱国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的这些仗。这位青年作家走遍了参战的每一个连队，噙着眼泪听取了那些战争的胜利者和幸存者们诉说的每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捧出了一叠叠浸着泪水的稿纸。那就是撼世之作《上甘岭》。这部作品被新中国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还在神州大地到处传唱。

另一位作家巴金用前线的素材写下了另一个动人故事《团圆》。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蓝本。这部影片当年在香港打破了所有好莱坞大片的票房，创造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历史之最。影片的技术水平当然赶不上好莱坞大片，艺术水平也有可点可议之处，但她却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自己的感情，中国人自己的业绩，中国人自己的骄傲。身处殖民地状态的香港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血浓于水，全世界炎黄子孙，爱国情结是共同的。

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一手“攘外”，一手“安内”。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的中国军队也完成了历时4年的大规模剿匪斗争，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政治匪特26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消除了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巨大威胁，保卫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剿匪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对大陆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多次窜扰，巩固了一百多年来形同虚设的边防。与新中国百万优秀儿女在国门外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国内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清除了农村封建势力，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时，全国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切，都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友好协商，排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重重干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于1951年12月20日，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中国，从此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在一个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崭新气象。想想那个敌寇已深入国土还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有什么感觉？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个恢复，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完成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战争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但并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固然是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动力所致，但出兵及时，初战获胜，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叁八线附近，避免了在漫长的中朝边境长期设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使原订的南满工业搬迁计划得已取消，东北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又成为了建设的重点，起到了担纲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中国军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苏联也改变了过去援华态度不甚积极的态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从而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的装备，其中大部分是有偿的，除飞机外，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过时货，价值为人民币30亿元，按当时比价，折合成为美元为13亿。这些装备，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末期到达并装备部队的，那时战场的大格局已经底定。但这批装备在中朝军队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中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对于中朝军队最后夺得战场主动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拥有核力量的苏联对于美国核威慑所形成的制衡，也是中朝军队赢得战场主动权的有力后盾。朝鲜战争最终得以局部化有限化，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5年，苏军从旅大、丹东撤退时，又有偿移交了记账款10亿人民币的装备。整个50年代，中国欠下苏联贷款59亿人民币。截至1965年止，中国全部还清这笔款项。还是那句话，站得直有本事的人最好交朋友。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很有底气地对世界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