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阶级报复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阶级报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红卫兵抓判杀绝，采取：
一是：批判、斗争、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开除公职。
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
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的阶级报复、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复仇的残酷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亲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
例如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来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
而且对‘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
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斗争、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开除公职，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同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机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论）（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页）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
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是争取华国锋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蒋抗日”（同上第36页）。“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是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同上第30页）“7月某日（另一说9月19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叶剑英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10月5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5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叶剑英下达指示：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急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同上书38~52页）
走资派们篡权后，为了忽悠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颠倒黑白的谎言来误导人民群众。打左灯往右转，实现走资派和右派们瓜分国有资产，各个大走资派和大右派们都成了如同《中华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陆的走资派和右派们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个富豪家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斗的走资派和右派们。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走资派和右派们簒权上台，走资派和右派们先富了，拿着铁饭碗的工人们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盘散沙的四处流浪去找工作的农民工临时工。走资派和右派们和国民党的《还乡团》又回来了，反对《文革》，抹黑《文革》，颠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进行残酷无人道的阶级报复和复仇。这就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
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一个妇女吕玉兰留给世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事迹和那不灭的革命精神。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英雄业绩，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的经历，是一个农民年轻女性在重重困境和挑战中，自我积极地把生命的全部热情和青春的力量，献给了新中国进步事业，极其生动的诠释了毛泽东时代的劳动模范所达到世界人类真善美的最高高度，正是有了像吕玉兰这样的人，毛泽东时代才更加丰富和多彩。她走了，给人们留下毛泽东时代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和物质遗产，她头上裹着的白毛巾和朴实真诚的农民式微笑化为永恒。成为历史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一个《农民》，吕玉兰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带着十几个姑娘改造村里的荒沙地。1958年入党; 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她和陈永贵、王进喜一样，凭艰苦创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作为工农兵的代表进入“红色政权”，担任公社书记、县委书记，1969年她在村里广播中听到自己当选为“九大”代表，之后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不拿工资，在村生产队记工分)，曾是党的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还作为青年、农民的代表出访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她和那个时代的模范陈永贵、吴桂贤、郭凤莲等人的命运一样，失落在春天的故事里，她由省委书记降至正定县委副书记。但她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住的是县委一间破旧的机关平房，吃的是从大食堂排队买的饭。这期间，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3月31日，53岁的吕玉兰因病离世。这位11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化作清风而去。
什么是英雄，英雄这个名词是文学分析与心理学常用的概念。民众对英雄的诠释是那些杰出的、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从古至今，时势造英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个时代对英雄的解释不同，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兵英雄辈出的时代，吕玉兰从农民中脱颖而出，是我们那一代人学习的英雄。
吕玉兰当年写的那篇《十个为什么?》今天读来，仍然振耳发愦，摘抄几句，温故而知新。摘抄如下：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脑子里“公”字挂帅，就是共产主义头脑。
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阶级敌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革命不是做买卖……
这是吕玉兰的立言，按照中国人古来立功、立德、立言的标准，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吕玉兰做到了，立了一个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如女又是农民的家国天下之大功。
吕玉兰立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之大德。
吕玉兰立了《十个为什么?》之大言。吕玉兰虽不是理论家，但她讲的自己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胜过许多理论家的洋洋万言，多少的演讲和文章如大风刮过，痕亦无痕，人们不知所云。
而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做为红色经典发表58年后仍被人们清晰地记住，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它在新时代的含意，足见其立言的价值。
吕玉兰，她与山西的陈永贵，河北的王国藩、耿长锁，山东的李田英等农民带头人，积极地探索新中国农业发展之路，率领群众战天斗地，誓把山河重安排，他们在基层、田间、工厂、地头、炕头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唠嗑,把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埋进群众心田生根开花结果。今日尝来，这是没转基因的精神食粮让人回味无穷。
今天重读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为今天互联网上不绝于耳的千万个为什么有着醒脑开窍的现实意义。为找到《十个为什么?》的全文，要在走资派特式政府的官方媒体的网站上都己搜不到，只有在乌有之乡，昆仑策、民族复兴等红色网站上找到的，是吕玉兰爱人江山在一篇文章中一字不漏地列出来，所幸这一灿烂星火依然闪烁。
江山最近发表的《毛泽东思想哺育吕玉兰茁壮成长》一文，读者无不为之感动。《十个为什么?》，在洗尽铅华之后，留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依然鲜活。吕玉兰所代表的是不掺半点假的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是纯红色文化中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
所有的时代都需要英雄，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换了人间，4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吕玉兰、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本色的榜样。
看这些冒出来的“领跑时代杰出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们应运而生，纷纷登场，他们大多住的是豪宅、坐的是豪车，上下车有人给开门，还有专给拎包的，办公室有人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下雨有人打伞，前呼后拥，美女如云，花天酒地。这是资本家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资本家的榜样发作起来有时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最近很火的一段视频讲道：“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纷争付之于法律，前途交给了偶然，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伴随着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一个民族，不可能以谁拥有的货币，作为这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如今走资派时代的信任危机，并不是三年疫情造成的，而是四十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如今想当好人也会被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毒打”，当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消耗了，未来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呢?”
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普适于所有的时代，可当今走资派特色政府所树立的标杆大多立不住，如许加印被捧上天后还是摔下来了。另一个柳传志已被千夫所指口诛笔伐。
走资派特色政府在各行各业立树立的大大小小的典型虽然都是大资本家头面人物，却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典型那么的受大多数人的尊重，那么的让大多数人能口服心服。有的甚至反遭唾骂，群众渴望的时代英难不是皮带哥、教父、马爸爸。这些人不配英雄模范的称号，因为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资本老爷官老爷。他们把曾是国家主人的工人和农民变成他们的雇用劳动力。用住房、医疗、教育等各种巧立名目的改革，侵吞国有资产，榨取老百姓血汗钱。制做弹衣炮弹腐蚀干部，用离岸的高招把不义之财一笔笔地转移到国外。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被就这样被他们给颠复了! 这些造改革开放时势的“英雄”们，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给大多数人民造出太多的痛苦和灾难。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模范，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吕玉兰、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式的英雄了，人们越来越怀念他们，怀念那个革命熔炉火最红，人人争做英雄的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需要如吕玉兰、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式的英雄。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教父、马爸爸式的“英雄“。
陈永贵在临终前叹道：“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 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吕玉兰没留下遗言，无声胜有声。我采访过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的郭凤莲，他们对陈永贵、吕玉兰念念不忘的深情，让我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好干部的影子。我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打交道最多的是石油工人和冀中的农民，我们老百姓深感今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吕玉兰这样不脱离群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谋幸福生活的真英雄。
《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几个农民》。
清明节，在吕玉兰的忌日走进吕玉兰纪念馆，犹回到心灵漂泊已久的精神家园。
清明节，祭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原型之一解秀梅。
清明节，祭“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慷慨就义的李大钊。
清明节，祭高喊“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清明节，祭“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江姐。
清明节，祭当年几千万中华儿女热血豪雨历经九死一生的苦难如此的壮烈。
清明节，祭陈永贵、吕玉兰等英雄模范。
在为争取中国的和平年代竟如此不易，如此的艰辛之下，这些走到群众前面的共产党人，十分明确自己所为何事，所为何人。目的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和谋取幸福。所以，人民群众把他们看作属于自己的代表，他们无愧于带动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的英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风吹浪打淘出真假英雄，假英雄泥沙俱下，真英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吕玉兰逝世三十多年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毛泽东时代的真英雄，千秋青史垂功业，万代玉兰留芳名。吕玉兰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玉兰一样的美丽，玉兰花在初春还没长绿叶时就最早开花，最先花落。给人们与梅同致之感叹!虽然短暂，但已把足压群芳的极致美丽献给了人间。
东留善固为拥有吕玉兰这样一个慷慨悲歌的共产主义女英雄是何其的荣耀，她曾高举起手中的共产主义火炬，燃得十分光明灿烂，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习近平是在《复辟》社会主义吗？否！！！
据马列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再来对《复辟》的理解是，《复辟》就是倒退。
例如，毛泽东时代己进入《社会主义》，再行《资本主义》，这叫《复辟》。而己是《资本主义》，再进入《社会主义》，这不叫《复辟》，而是叫《前行》。
《毛泽东时代》己成过去式。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范本。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某些《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被采用。但这不是《社会主义》。
《走资派时代》自称：《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称《特色资本主为》。走资派们自己都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特征：消灭了私有化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没有资本家和流浪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要求共产党员及干部必须“继续革命“，还不可多吃多占，只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习近平愿意吗？毛泽东邓小平都沒有将皇宫整修一下住进去。习近平就住进去了，在川普来访时《秀》了一下，当然在川普大富豪面前《秀》了一下，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习近平是在《复辟》社会主义吗？
人类社会是在进步。不是说，赞美过去的社会中某些《好》的人事，就要“回到过去”。例如说，原始社会的《人》很自由，没有贫富差距，就一定要“回到不穿衣服“的时代。
文革中的《复辟》是特指回到私有化的制度：
《中华民国》是不是私有化的社会制度？是！
《毛泽东时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会制度？否！
《走资派时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会制度？是！
《走资派时代》是不是《复辟》了《中华民国》的私有化的社会制度？是！
《复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一说到《复辟》，有人就叽讽：就“回到那个时代去“。
又有人强词夺理：谁想回到那个落后贫穷时代去。
文革中说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特指中国人民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
如果说，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国民国》就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国民国》政府是代表资本家地主阶级利益的。
《中国民国》时代就己经存在着“少数人先富“的社会存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邓小平等一邦青年就应该一直坚持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要离开蒋介石国民党，又削尖脑袋钻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呢？不知道共产党的信仰是什么吗？
邓小平等一邦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很积极投入的，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也有邓小平等一邦人的功劳。
毛泽东在世时，邓小平等一邦人保证《永不翻案》，积极认错检讨，反复写信给毛泽东，华国锋保证《永不翻案》，希望出来工作。
然而，篡权，翻案，让自己先富起来了。
如果坚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邓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吗？
如果让《文革》存在，邓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吗？
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强调的《复辟》就是这个意思。要防止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走资派们的《复辟》资本主义。而不是別的什么。
如今的中国走资派习近平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习近平本人也不会而且也不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自从产生马克思主义运动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节，妇女节，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低价住房等。难道能说是《复辟》社会主义吗？人类社会的存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一直由人类中的少数权贵资本家地主掌握执政权。而大多数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生活在低层。共运历史并不长，是新生的社会制度，还一直被强大的资本势力所打压剿杀，根本无立是之地。所以《复辟》资本主义是如今中国社会的现实。
年轻人不懂不要紧。但不要跟着走资派忽悠误导年青人。
今天，大陆走资派的经济发展，是踩在《毛泽东时代》几亿工人农民打下的基础上得来的。没有这些工农业基础，让邓小平在四九年建国时能行吗？让邓小平在印度搞行吗？
说《毛泽东时代》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又穷。新中国创业初期到毛泽东逝世，进步了多少？装作看不见。只挑一些不好的说。
假如《毛泽东时代》不被邓小平篡权，再给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对者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只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来30年后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多少国家会来朝圣。
而走资派经营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国还能撑多久？又有什么可供世界或人类仰望？是厕所改造吗？但厕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开四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在掌权。
走资派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
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欢迎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来大陆。
四十多年来《无官不贪不腐》，不就是这些《还乡团》。
近代中国的《三个不同的时代》：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
毛泽东共产党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
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是谁欺骗了人民? 是邓小平。从1979年至今，也经过了40多年的实践。邓小平正式掌握政权十年，垂帘听政八年，之后，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也进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来是将近三分之一世纪。它的成果是什么？今天中国的劳动者，都有切身的体会。能再承认邓小平理论的后果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史又一次雄辩的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斗争，就无往而不胜，离开了它，革命事业必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从今天现实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最反动、最没落、最腐朽、最没有出息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动态的了解程度，让许多外国人士感到惊讶。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访，惊叹于毛泽东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知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国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讲到他对外国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提到“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1973年，毛泽东接见过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据惠特拉姆事后回忆：“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到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以及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所具备的丰富的国际情况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储备又与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即关注世界、心忧天下，始终学而不厌地、主动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在毛泽东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却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这种关注世界、心忧天下的情怀，早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即已养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这是人民解放军处理官兵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和对敌斗争的基本准则。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威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官兵一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处理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主要内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干部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干部，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读博文《台湾—戳心之问》。有的内容认同。有的内容不认同。但也不是全盘否认这篇博文的内容。更不是逐条去议论。只是读后感觉台湾蒋经国的治理确有可赞之处。别忘了，蒋经国的“恩师“是前苏联。
要说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台湾蒋经国要比习近平强。读了《台湾—戳心之问》感觉台湾社会某些方面做得不错。有些比走资派习近平要好。这次没落将亡的台湾国民党在过气的马英九努力说服下，习近平会不会同意被台湾的伪中华民国《统一》吗？
请看看蒋经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1925年，蒋经国想学法文，以便游历法国。当年旧中国有多少进步青年去法国。
当年在上海日本在华纺织工厂所发生劳资纠纷，尔后演变为所谓五卅运动，更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蒋经国参加四次示威活动，每次都当选浦东中学示威队伍领队，也当选抵制外国货品小组领队。他受到同学和老师赞扬，但校方却执行政府指令，以“该生行为不检”为由，开除其学籍。
1925年6月，蒋经国告别上海去北京，进入共和革命元老吴稚晖主办之一所私立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语。不久，他又加入当地学生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示威游行，被军阀当局判处两个星期监禁；恢复自由后，他从天津乘船到广州。那年暑假，他前往广东探访父亲蒋介石；广东当时是国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广东”成为争取挺身对抗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之嘹亮口号。尤其他父亲是革命军最高负责人。抵达广东后，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在那里他遇到许多俄国人；蒋经国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军。但此时蒋介石并没有同意少年蒋经国请求，不让他立刻实现愿望，反送他到北京求学。蒋经国参加中国国民党。
蒋经国回到北京求学。期间他开始有前往莫斯科留学的想法，而在当时苏联也安排东亚国家支持人士得以就读培训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只待在北京几个月，因为邵力子在那里介绍他结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引介蒋经国认识很多俄国人。在蒋经国决定去苏联之前，曾经把此事向吴稚晖报告。许多朋友建议蒋经国到苏联留学。两周后，蒋经国已经决定到苏联去，就再去看吴稚晖；吴稚晖见蒋经国赴苏意志坚决，就说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好。此议深合蒋经国心意，他想熟习苏联政治组织，决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为准备赴俄，他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于是蒋经国离开吴稚晖，动身南下；临走时，吴稚晖还亲自送蒋经国到火车站，祝福蒋经国一路平安。
蒋经国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搭货轮前往莫斯科。在海参崴上岸后，改搭普通列车转往莫斯科。11月底，蒋经国抵达莫斯科。12月，蒋经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并取俄文姓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编辑明日壁报“红墙”到午夜。和蒋经国同学有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许多共产党人。蒋经国以俄语学西方革命史、政治学和经济学。
当时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家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这包括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由于蒋经国信仰坚定，加上他又是蒋介石儿子，所以当他到达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便吸收他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后来又升为预备党员。
1926年下半年，有人邀请蒋经国到群众大会，题为“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用俄文对3,000人发表演说。这是他首次对公众演说，不过却使俄国人民大为激赏。一周后，他在铁路工人大会上，对大约3,500人发表演说，题为“伟大的孙逸仙先生”。以后常常有人请他去演讲，每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清党，一部分共产党分子被捕，其他共产党分子则去从事秘密活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接踵而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群情哗然，一致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蒋介石。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会上登台演讲以谴责蒋介石的背叛，几天后则在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而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这年夏天，苏联当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学部份学生回国，蒋经国却未被遣送回国之列。在斯大林眼中，蒋经国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时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认为蒋经国回中国比留在莫斯科对他们威胁更大。1927年4月，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同一群毕业同学要求回中国，却未得他们允许。
蒋经国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并且在苏联红军第一师担任学生兵。1927年12月，蒋经国则转往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进修，并且在此学习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火炮原理、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战略、战争史以及游击战术等正规军事教育。该校规定须研习三学年课程。
1929年11月2日，多次申请加入联共（布）的蒋经国获得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联共（布）支部的一致同意而得以入党。12月15日，蒋经国正式以第四类党员的身分加入联共（布）。1930年3月28日，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准蒋经国为联共（布）候补党员。5月，蒋经国在该所学校毕业。
附《台湾—戳心之问》博文如下：
台湾地是中国领土，这是事实之一；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事实之二；
台湾的执政者是台湾人选举的，不是大陆委派的，这是事实之三；
台湾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事实之四；
台湾的人均GDP是大陆的3.5，超出日韩，雄居全亚，也超过美国欧盟，只是弱于卡塔尔、摩纳哥、冰岛这些小锅，这是事实之五；
台湾下辖19个县市的民选首长，30年来无一个贪腐犯罪记录，这是事实之六；
台湾所有的民选首长，均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明细及纳税记录，这是事实之七；
台湾的农民退休费与下台总统一样，这是事实之八；
台湾所有人看病100%免费不算，还提供免费的饮食，这是事实之九；
台湾的老年人如果居家养老，政府给他的子女发护理工资，这是事实之十；
台湾人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尊敬，170多个国家免签证自由出入，这是事实之十一；
台湾老总统蒋介石办公用毛笔，平时喜欢书法，常用高级宣纸。可是，到了台湾，大陆宣纸没有了，日本产的宣纸不错。他想要进口一些使用，结果被驳回：国家外汇紧缺，宣纸非急需物资，不能使用外汇。这是第十二；
台湾另一个老总统蒋经国住院，抗议示威者拿着喇叭对病房大喊大叫，骂他是独裁者。身边人看不惯，请求驱离，蒋经国却说：“不要驱离，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权力。我不知道，究竟要我怎么做，他们才满意?”后来，毅然决然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而且把军队交给国家，把党员清退出军队。这是第十三；
台湾退休总统马英九过大年，自己在街道摆摊免费给老百姓写春联，而且骑着摩托车送外卖，这是第十四；
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下班回家，自己拎包搭火车，她是老小姐，没有家庭，所以，有的是钱，可是，她一身行头，不超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把钱秘密捐献，这是第十五；
台湾明年就要进行总统选举，现在，各方诸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一律要过这一关：人民政审。把你的个人履历真实展示。家庭财产，全部曝晒。这是第十六。
“台湾问题”是大陆一面之词。台湾有什么问题？答案是：台湾像人一样，很健康，没有问题。台湾的现政权是把台湾人当人看的政权。台湾人的福利待遇，处在当今世界前列。有人说“解放台湾”，解放你自己吧！
台湾的政治文明是当今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民主国家的模版。
台湾经济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繁荣地区之一。你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处于国际绝对贫困线以下，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台湾没有官媒，舆论工具由老百姓掌控。所以，台湾没有假话，瞎话，空话，套话，废话，屁话，捧话，横话，胡话，狂话，疯话，梦话等等。
（转自微信群）
有一评论：说台湾官员没贪腐是瞎掰。不看台湾新闻。陈水扁如何进监狱的？
对不讲道理的犬讲道理，能听得懂吗？对不懂得美的人讲风雅，能懂得美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叛徒。最大的是走资派邓小平。等到毛泽东逝世后篡权成功的一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叛徒有不少。哪个政党没有叛徒？没有内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当了领导的还当叛徒的就有不少。
向忠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终年51岁。
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日，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的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历史留下来的多种记述中都称贺治华生得很漂亮，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其《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电影《色，戒》描述军统女特务暗杀丁默邨，只是部分史实。《色，戒》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影片中由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影射的正是丁默邨，女主角汤唯饰演王佳芝，则是军统女间谍郑苹如。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变化无常的人物，他一生三变，反复无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他一生三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养老院冻饿而死之说系谣传)。
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蒋介石。这是事实：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目，他是以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新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行残酷镇压后而起家的，是依靠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封建地主阶级对中国广大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蒋以美国为靠山、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如何看待《文革》这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各自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视之。不足为怪。人类历史一直是少数掌握资本的统治，统治者如何剥削压迫大多数的老百姓人之皆知不必多言。统治者如何镇压屠杀反抗的平民百姓更是数不胜数，当然权贵资产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装作看不见，又或是在资产阶级自己制订的法律下是合法的。而一旦平民百姓被逼反抗时，这些权贵资产者就指责“暴力“、“疯狂”、”非法“等，权贵资产者动用国家机器灭之。
毛泽东的新中国只有近三十年工人农民翻身当了家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部分高官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不为大多数工人农民们着想，就不会发动文革。然而正相反毛泽东发动了《文革》从正面教育，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改革开放从反面教育了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们。正反二方面的社会实践及事实教育下，除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们外，少数顽固分子反对抹黑《文革》者，不言自明是站在谁的立场上。
再看看邓小平走的路恰巧和蒋介石走的路几乎一模一样。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而坚决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否定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彻底推翻了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亲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利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非法名义，残酷镇压毛泽东等马列主义者支持的革命左派。
一抓起“四人帮”，恢复邓小平职务后，他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主席，但实际工作都是按他说的办，邓小平自称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到1987和1989年，又以党委常委和军委主席的名义，撤销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总书记的职务。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篡夺党政大权，以“枪指挥党”的反革命方式罢免掉了两个党的一把手，成为独揽大权的罪魁、“慈禧太后”。
借批“四人帮”对各省、市、县、公社进行了揭批查运动，从上到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了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依靠的革命左派。实际是以批“四人帮”为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已建立起的红色新政权。全部解散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批抓捕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判刑的何止千万人，在全国掀起了类似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因走资派掌权不可能统计公布的。
1983年11月，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某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批判、斗争、搞臭，二抓捕、判刑，三开除公职，四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走资派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走资派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走资派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走资派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现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走资派邓小平同蒋介石一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是个表面耿直，内心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最后邓小平、叶剑英等硬把预谋暗算毛泽东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支持的反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革命集团，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集团捆在一起审判，目的是把江青反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革命行动和林彪的反革命行动划等号，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划等号，反对毛泽东和反对邓小平都是反革命。这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蒋介石和反对共产党混为一潭一样，妄图把水搅浑，以便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在实况（审判）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来。’‘江青要判死刑，一定要杀掉！’，‘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紧接着特别法庭召开会议讨论量刑的问题。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传达后，几乎大多数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死有余辜，必须判死刑。’
“1976年10月6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这显然是未经华国锋同意，而暗中为邓复出作准备。 “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不同意他出来工作后，在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1977年4月10日，邓又给华国锋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这两封信一字不提毛主席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正确性，对此不仅没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字，反而说，天安门事件和他没关系，这两封信的实质是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为彻底翻文化革命的案作准备。
邓小平上台前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几个阴谋复辟的步骤：一是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二是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怨假错案”平反昭雪；三是借揭批“四人帮”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大换班高潮；四是，借批“四人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大搞非毛化；五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廓清了道路。
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为自己篡权上台创造条件。走资派邓小平批“两个凡是”，后来又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其近期目的是批判华国锋，为他复出作舆论准备。因为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数次拒绝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且“1977年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但按毛主席生前提议经政治局一致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就不能复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造舆论，否定华提出的所谓“两个凡是”。这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话，虽然仍在耳边回荡，因没有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职务，就着手批判华国锋了。这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