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国民党不懂自省反思必自取灭亡
中华民族八年《抗日战争》， “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做了什么？它把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哪里？它的主力部队又在哪里？“
八年《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做了什么？它把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哪里？它的主力部队又在哪里？“说得好，国民党蒋介石但凡有一点点能力，就不至于当初连几个红军都消灭不了，还让他们发展壮大，更不至于在短短4-5年的时间，就被共军歼灭几百万国军，赶到荒凉小岛上-台湾去了，好意思吗？本人无党无派，身居海外，但还是要说，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个无能的垃圾党和领袖，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更不要在中共大阅兵时，也跑出来丢人现眼，可笑之极。“有人回答。
《国民党需要的不是争功而是反省》一文。“写的好。有理有据。国民党精于内斗，对外装孙子。在台湾，不敢反台独，而尽力去中国化。有什么脸争功？“有人点赞。
有人评论：“这段历史很值得回味，更值得研究。不要说国民党争功，就是现在也有人借机给蒋介石加封“民族英雄”的称号而不惜颠倒历史事实。国民党执政期间，日本大规模入侵，虽然张学良不抵抗放弃了东三省，蒋介石作为国军统帅，1931年至1937年这六年中也是没有对日本的占领采取过任何收复失地解救民众的军事行动，倒是对共党红军根据地实施了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27年蒋介石翻脸杀共党，杀了四年没杀干净，日本人就占了东三省，蒋介石不甘心，宁可放着东三省给日本人占着，也要围追堵截灭共匪。直到1937年，占领东三省六年的日本全面军事准备做好了，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和他的国军是日本人必须消灭的目标，不干掉国军大东亚无法共荣，蒋介石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不得不倾国军全部对日作战了。算起来1927年4月杀共开始，到1937年七月抗战爆发，蒋介石率领国军剿共十年不果，期间放纵日本六年。有分析指出宏观上看是美军对日本的毁灭性打击，导致了日本最终的失败投降，国民党政府应该去哪里争功呢。现如今国民党随时会成为在野党，曾经的国民革命政府已经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该文作者在2015-9-3己经说：“正由于无能，国民党很可能成为历史。不是被共产党最后消灭，而是被自己。所以检讨抗战还真是国民党生存下去的机遇。可惜马(英九）兄有错过了。为了面子，丢了里子。“预见得很准！到了今年马英九还在阿Q自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己亡。
“中共的抗日从31年就开始了！国军什么时候开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对付日军占领区所有伪军及日军，伪军不打国军，国军只对付日军。国外对中国的援助几乎都给了国军，中国的税收也绝大部分给了国军。国军在西南抓‘壮丁’，由于官员贪污饿死上万壮丁(来美后才看到此新闻)，国民党就这样保为国家?如没国际反法西斯和中共的抗战，中国又要被外人统治！“
转发《国民党需要的不是争功而是反省》
作者：马力 发表时间： 2015-9-3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巨大的灾难。人口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国土不到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的日本，从1931年开始入侵中国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十五个年头里，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掠夺财富、奴役和屠杀中国人民。在最糟糕的时期，日本侵占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十五年的侵略造成中国的伤亡总数超过三千四百万人。其中有三千多万，即90%以上是平民。所有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今天，国民党不是反省当年统治失败造成的巨大民族悲剧，而是热衷于同装备落后很多的中共军队比所谓的抗日战绩，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外族的入侵时常发生。二战时还有比中国损失更大的国家，那就是苏联。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德国在和平条约的欺骗下，集中了几十万军队对苏联发动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尔后在苏联战场上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和最佳装备。在苏联人的伤亡中军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中国的一倍以上。而当时的日本只是把一小部分最精锐的部队派往中国，大部分则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或留在所谓的满州国准备进攻苏联。最主要的是日本没有集中大量兵力对中国发动悴不及防的突然袭击，而是以小股部队不断试探逐步深入中国腹地的。从1931占领中国东北起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日本占领军不断制造新的事件伺机进犯扩大领地。有头脑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间总有一天会爆发大规模战争，至少中国应该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国土。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至少有六年的和平时间用以战争准备。
但国民党政府做了什么？它把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哪里？它的主力部队又在哪里？在接近日军的前沿，国民党政府又建筑了哪些防备设施？有几道防线？每道防线又有多少军人和装备？有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军事机构和力量？有没有一个有效和统一的战事指挥？又进行过多少次反侵略演习？国军将领又去过几次前线视察？国防部和参谋部开过多少会议讨论如何防范日本军队的进攻？如果前线失守，又有什么增兵计划或撤离手段？如何在战时保护平民百姓？如果这个政府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话，所有这些准备在当时的背景下都是理所当然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国民党政府究竟做了什么？今天国民党总是借口共产党捣乱使国军不能尽力攘外，但国军用于围剿红军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军队无异于吃喝玩乐，浪费纳税人的钱。
在面临日本随时可能的入侵之际，国民党的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没有有效的边境和防线。由于害怕吓着了日军打草惊蛇，故意减少和回避与日军冲突相关的军事训练和活动。蒋介石不仅不加强前线的防守，相反抽掉己编入国军镇守东北的张学良部队入关“剿匪”。日本关东军便趁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事变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实力，张学良的军官不顾国家安危一再下令不许抵抗，并允许缴械投降。仅万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打退四十多万东北军，其中包括近二十万精锐部队。不到四个月，整个东北沦陷变成后来的满州国。轻而易举的意外胜利不仅暴露了中国的弱点，也因此大大鼓舞了日本进一步冒险扩张的野心。当时以中国军队的数量和装备完全可以挡住日军的试探性进犯，中国抗战的历史也因此会重写。
新收编的军阀部队如此，保定军校科班出身的正规军同样是半斤八两。在保卫南京的战役中，主动请缨的国军上将唐生智在战事刚刚失利时，接到蒋介石和顾祝同的撤退命令后仓惶逃离战场，丢下十多万军人任人宰割，进而造成三十万同胞被屠杀的世界惨案。抗战时国军中这样的乌龙很多。就是一些所谓的胜仗也是问题百出。十几倍的兵力仍占不到什么便宜。本人过去也怀疑中共贬低了国民党抗日。看到大陆改革后拍摄的吹捧国民党抗日的电影大失所望。感觉只有一个，就是不解和愤怒。国民党和其军队的无能、自私和卑劣是丢掉中国半壁河山的真正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拥有德械和美式装备的国军一样昏庸无能。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伤亡比例如此之低(不到10%)，足以说明国军抗战的勇气和诚意。
国民党总是强调中国军队的装备不如日军。但差距不是说的那么大，至少小于抗美援朝时中美两军的差异。从台湾拍摄的抗战教育片来看，抗战初期国军拥有20个德械师，坦克、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仅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那里缴获的战利品中就包括260架飞机、25辆坦克、2500挺机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等等。抗战初期，西方国家假装中立，在对日本出口能源钢铁的同时却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国民党获得大量美式装备，但仍未能阻止日本的进攻。
国民党的抗战失利不是装备的问题，而是在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军事训练不够准备不力，以至战时军心涣散斗志不足屡战屡败。这是地地道道的执政党和政府的腐败和失职。在东北沦陷后，国民党本来还有机会阻止日军冒险。在1932年1月28日军进犯上海时，蔡延锴将军领导的第十九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率自奋起反抗，在最初的一个星期中击退了包括后来五千多增援部队在内的近万日本军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却见死不救按兵不动。虽然前线一再请求呼吁，国府拒绝派遣任何增援部队，甚至拒绝补充十九路军的战地损失和医救设备，克扣十九路军的军饷并截留捐款。
国民党政府不仅对战事视而不见，还电告全国：“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成了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驻守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也与日本海军达成协议不支持十九路军地抗战。此时日本的增援兵力已经达到2、3万人。英勇的十九路军仍然坚持作战拖延时机等待救援。敢死队甚至潜水炸伤了日军的旗舰“出云号”，在日本国内引起震动。最后日军增援部队超过6，7万人，飞机两百多架，迫使十九路军退守第二战线。一个多月后的三月三日，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战。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后为抗战立下第一功的十九路军被调离前线开往福建。从两方参战的人数来看，后来的所谓胜仗都远远不如自发的十九路军的抗战。可见作战意志和士气的重要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是奉行投降主义政策，国民党完全有可能把日军阻止在沿海一线，至少不会失去大半江山。为了掩盖无能于是便神话日本军队。如果没有后来的解放战争，也许真能欺骗世界。但日本用了八年时间才只占领半个中国，而后来的共军只用不到一半的时间便全歼国军解放全中国。那时的国军有更多的美式装备，战力应不亚于抗战时期，而共军的装备也就是从投降日军那里接受了部分重武器，并不比日军更加优越。可见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也同样无能，只比国军强一些。就强这么一点使中国遭受了惨痛的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入侵没有尽到应有的责职，对中国沦至日本铁蹄之下并造成三千多万人民的死伤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罪人。虽然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声讨和强迫下，国民党政府自食恶果被动抗战，所取得的与实际军备力量不对称的微弱战绩远不足弥补犯下的罪行和造成的损失。在所谓的“全面抗战”最初的四年里，中华民国甚至不敢正式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9日，美国和英国都已对日宣战后才敢对日本宣战。难怪连战败的日本都不愿从心里承认中国的胜利。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失职，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不是国民党的胜利。在中国庆祝抗战胜利的同时，中国应正视历史，追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讨好洋人失守中国的罪责。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和马英久先生如果真想重拾民意，还历史以公道，请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如果不能，应该跪下向中国人民谢罪请求原谅，否则没有资格窃取抗战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死伤几千万军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和战后日本的支持，不在东京审判中争取对中国的战争赔款。而美国为了补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造成的人道危机，也不惜牺牲中国的最大利益免谈日本对侵华战争必须支付的赔款。事后说不过去便用媒体到处放风说是中国自己放弃了日本赔款。英国同样拒绝战后把香港还给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在战后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不亚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所为。然而战后的中国因迅速转入内战而对此无暇顾及。实际上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就已经转向日后与共军的逐鹿之战。
不知中共何时失去了话语权，与拥有国家资源和外国装备的国民党争功，而不是检讨和反省历史，追究执政者失守中国的责任。正如我前文所说，二战实际上有两个战场。除了在生死面前的苟合外，不存在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所以热战之后紧接着便是冷战。冷战不过是二战中第二战场的继续。二战持续到今天，社会主义阵营在不知不觉中倒下，正是因为把二战单纯地理解为东西方联合抵抗法西斯军事侵略的战争，没看到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所发起的另一场战争仍在继续，在幻想中放下了武器，解除了武装。有人甚至幻想把当年的露水夫妻变成终身夫妇，指望能白头到老。结果残酷的现实却是日本重又占据了中国的钓鱼岛；当年被十九路军击伤的“出云号”再次挂旗出航，向中国示威和嘲弄。中国需要的是一条不同于当年国民政府绥靖主义的路线，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用实际行动正告一切外敌打消用军事手段征服中国的美梦。
评论：“这次北京阅兵，连战和习近平一起，对中国的抗战时间由原来的八年抗战讲法变为十四年抗战，就是以九一八事件为起点了。我以为这样的讲法是给国民党足足的面子了。中国人民抗战十四年，模糊了蒋介石的国军1931年至1937年这六年不抗日专打共党的历史。“
评论：“两党争功是扯淡! 没有国共合作，国民党不但要和共产党为敌，还要和汪伪为敌，不要说正面战场了，后方它都受不了。内部又不团结。三面受敌，四面楚歌。最后肯定的投降。还有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帮助，最终取得胜利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台湾只有连战和新党能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上。其他的都是混帐。中国政府应该至少给连战一个共和国荣誉主席或副主席的位置。以显示第三次合作和统一的决心。“
评论：“国民党一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至今流落到孤零小岛，依然内战不停，这就决定了这个党岌岌可危的结局。“
评论：“好文。若不是提醒，真以为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功劳被共产党贬低了。是蒋介石的私欲、顽固、无能、愚蠢才是中国14年惨痛经历的主因。马英九还好意思争功？“
评论：“有道理。客观说来，1937年之前除十九路军的自发抗战，国军真没有什么战绩可言。东北联军恐怕不是国民党的部队。“
评论：““没有国共合作，国民党不但要和共产党为敌，还要和汪伪为敌，不要说正面战场了，后方它都受不了。内部又不团结。三面受敌，四面楚歌。最后肯定的投降。”
“农民有了土地固然士气很高。但失去土地更能拼命。国民党不重视农民利益，迷信黄浦的军官，所以没能调动士气。”
“我觉得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的过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进来再打狼，打死也没有多大功劳。“
“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的过和反省是主要的。先把狼放进来再打狼，打死也没有多大功劳。
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能做出正确判断的是伟人，欧洲战场，法英美苏也把德国放纵了。另外，中国当时的全面实力真的是跟日本没法比，自然就容易气短。近代中国离日本实力最接近应该是甲午战争。“
“国民党马英九，和他们的能力是相符的，仅此而已，不能指望他们。“
“好文章。说得太对了。
马英九和郝柏村等人争功太过，反思严重不足。结果到现在国民党马上就要被边缘化了。“
在马英九看来，《马英九：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台湾大陆都是一个中华民国都是中国》《马英九：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马英九称两岸“都是中华民国，都是中国”》《马英九称两岸“都是中华民国，都是中国”》。
那么马英九心中的《中华民国》是指什么？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是蒋介石在中国的《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在台湾的逃亡《中华民国》？或是伪《中华民国》？
就按马英九的《一中各婊》来讲，是台湾地区的蒋经国的《中华民国》？是李登辉的《中华民国》？陈水扁的《中华民国》？蔡英文的《中华民国》？还是马英九的《中华民国》？？？
马英九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在哪里？走资派特色政府是否定了《新中国》。如今要跪拜在马英九的《中华民国》之下吗？
综合媒体报道，台湾的马英九第一次去大陆与湖南大学师生座谈时表示，“我们国家在1997年修改了《宪法》，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他指出，“台湾地区是指台澎金马，大陆地区就是台澎金马以外我们的领土。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论是在台湾、不论在大陆，在《宪法》都是属于一个中国之下，我们是台湾地区，你们是大陆地区。在大陆1983年版《宪法》前言里提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事实很清楚。“===这是明显在误导年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83年版《宪法》是唯一合法得到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国。而《“我们国家在1997年修改了《宪法》》是台湾地区的，有几国承认？
马英九率大九学堂学员赴湖南大学和中国大陆学生交流座谈，共有28名台生和32名当地学生参加。在总结时，马英九提到两岸相关法律条文对“一个中国”的定义，仔细解释台湾的观点，除了《宪法》外，同时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条定义什么是台湾地区、什么是大陆地区。===完全胡说八道。台湾的伪《宪法》适用于中国吗？
马英九举德国、法国为例，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但可以从世仇变成朋友，“两岸不一样，我们不但同文同种，而且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在此前提下，尽管现在我们分属两边，双方有各自的制度、各自的政策，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努力减少不必要的隔阂”，马英九呼吁，“让双方能够真诚的交流，让年轻人在他年轻的阶段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国民党己不在执政，还想搞台独，又来大陆捞钱。
马英九指出，这是他这次带学生来大陆参访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年纪都已经大了，光靠我们是不够的，让这些生力军把这个工作往后继续推动下去，大家说对不对！”===误导学生，伪造《中华民国》史。
不过在新华社的报导中，对马在湖南大学的的发言，仅凸显“两岸同文同种，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以及希望双方真诚交流、减少隔阂。===走資派也沒承认。
台湾蔡英文政权陆委会则表示，马英九在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宪法与之相提并论，还诠释为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仅矮化台湾，更严重悖离台湾从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伤害我国家主权尊严。===台湾蔡英文政权也不承认。
台湾蔡英文政权陆委会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台海现状与朝野共识，也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马英九阿Q自嗨。
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在纽约访问时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经济政策辩护，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与大陆保持较密切的经贸关系是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的自然选择。===马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马英九第二次预订4月初对中国大陆进行11天的访问，行程包括广东、陕西和北京。有报道称，马英九可能在北京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有专家对此表示，若有“习马二会”，不但习近平可借机对台湾和美国发信号，美国也可借此探知习近平对台湾的意向。
马英九办公室星期一(3月25日)宣布，马英九将于4月1日访问中国，这是继他去年3月访中祭祖后再度前往中国，此次行程包括到广东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到陕西黄帝陵参加祭祀黄帝典礼，以及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等。
2015年11月，时任台湾总统的马英九曾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
马英九这次的北京行程预订4月7日展开，台湾媒体《风传媒》报道，“4月8日将会进行马习二会”，不过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星期二在一个广播专访中说，相关行程还在安排中，并未定案。
不过萧旭岑说，由于马英九与习近平九年前的会面是两岸分治66年后双方领导人首度会面，也是一个让两岸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马英九当然会希望再与老朋友会面，无论他见到任何人，都会希望能传达台湾人要和平、要交流的心声。
新华社早一步发布马英九四月将二度访问中国
2024.03.25
新华社早一步发布马英九四月将二度访问中国
马英九将再度率团访问中国，图为2023年4月2号上午与湖南大学师生座谈。马英九办公室提供，资料照。
新华社25日指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5日表示，马英九先生将率台湾青年于4月1日至11日到广东、陕西、北京等地寻根、交流，参加“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等活动并参访。
新华社报导强调：“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包括两岸青年交流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共促民族复兴。”
新华社23日上午10点23发出此消息。马英九办公室在台湾的新闻群组则在外媒询问后，于10点29分发布新闻稿，证实马英九将二度访中。比新华社晚了6分钟。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表示，此次是“应大陆方面邀请”，马前总统将率领20名“大九学堂”青年学子随行，参访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与企业、出席祭黄帝陵大典，另访问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让两岸学子交流。政治大学荣誉教授、国安会前谘询委员邱坤玄同行。
萧旭岑指出，去年三月马前总统率“大九学堂”学子访问大陆，对两岸关系有极其正面的影响。去年七月，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北大、清华、武汉、湖南、上海复旦大学五所高校师生访台。证明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与重要性。他表示，如同马前总统常说的，两岸年轻人相互了解，多一分接触，两岸多一分情谊，友谊越深厚，冲突发生的机率就愈低。
执政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则质疑，台湾大选前夕，马英九却发出“应该相信习近平”的谬论，伤害人民情感，此次马英九说要带年轻学子“寻根”，行程还会到北京，中共国台办也发表欢迎，特别在五二零台湾新总统就职前夕，马英九作为台湾的前元首，可以吞下对岸喊他“马先生”，甘愿于让中国好好地用“一个中国”向全世界宣传对台统战。他说，马英九还不顾升高南海态势，硬要蔡英文去登太平岛，有像马英九这样的台湾元首，中共大概就不需要国台办了。
记者：夏小华 责编：许书婷
马英九率团再访中国大陆，或在北京再会习近平
台湾马英九下月初率团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有可能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由于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将于5月20日正式就职，马英九与习近平在这之前可能举行会晤引起外界高度重视。
彭博社星期二（3月26日）引述台湾风传媒的消息报道说，马英九将于4月8日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但是风传媒既未透露消息来源，也未提供马习会的任何细节。
2015年11月7日，作为马英九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人间的首次会晤。
当时习近平曾对马英九表示，“后会有期”。而此次时隔九年，两人是否如约举行第二次会晤令人关注。
11月7日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握手相见
请同时参阅：马习亮相 满堂彩与喝倒彩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星期一宣布，马英九4月1日至11日率领台湾青年学生代表团第二次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行程包括广东、陕西和北京等地，并将参加“甲辰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等活动。
马英九去年3月首次出访中国大陆时，由于政治敏感，行程没有包括北京，也没有会晤习近平。而此次前往北京是否会与习近平见面就成了外界极为好奇的一个议题。马英九去年访问大陆也是创造了历史，因为他是台湾首位访问中国大陆的前总统。
此前多位国民党主席曾经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举行会晤，但是这些国民党领导人从未担任过台湾总统，即使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也只是卸任副总统。
萧旭岑在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表示，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一别近九年，“我们希望能再与老朋友碰面，但一切尊重大陆方面安排”。
“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包括两岸青年交流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聿禅表示，星期一上午已经收到马英九的出访申报，而总统府尊重马英九个人行程规划，并将在此行安全等事务上提供必要的协助。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表示尊重马英九的私人行程，但是呼吁他向中国大陆反映台湾民意，坚持民主自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马英九在担任总统的八年期间，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基础上全面发展经贸和人文交流，因此台海局势总体呈平静友善之势。国共高层交往也相当密集。
在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以后，由于民进党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北京切断了与民进党政府几乎全部的沟通渠道。中国军方则开始通过几乎从不间断的军事演习和战巡，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和恫吓。
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由于曾在立法院公开表示，他是一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被北京视为“顽固的台独分子”。
目前台海紧张局势有增无减。今年2月一艘中国大陆捕鱼快艇在金门禁限制水域遭台湾海巡署船只追逐驱离翻覆，导致两人丧生，引起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弹，北京否认金门附近存在禁限制水域，而大陆海警船则多次进入这一水域巡逻。
目前两岸在渔船翻覆和人员丧生后事处理上仍然谈不拢，存在严重分歧。
台湾中国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目前两岸情势趋紧，民进党又没有对话管道，马英九在这个时候再次登陆，是想进行一次和平之旅，也是融冰之旅。这样的访问不仅台湾需要，两岸需要，而且全世界也需要。
“马英九愿意以执政经验以及对两岸和平的使命感，化解两岸人民敌意，避免战争，谋取和平，”中国时报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话说。
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屠杀共产党人时心狠手毒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全球进入共产主义快速形成时期，自1945战后至1950年前后，许多共产党国家或政权形成，如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1946年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寮国人民军、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红色势力急速形成。
美国为了防堵共产党势力的形成，在欧洲成立北约，继而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美日安保条约，而台湾也被纳入反共的岛链之中。
早在1938年，美国就有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HUAC已将目光聚焦在国内共产党势力的调查，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至1950年的麦卡伦国内安全法，都是一系列反共封锁的过程。
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沈崇案后声望一落千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同时，官员们为争夺日本投降后的战利品而争斗得你死我活。
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知识分子间流传并广为宣传形成牢不可破的力量。同时积极准备迎此。
1947年开始国共会战，中华民国国军战事失利节节败退，也出现了明显的西瓜效应，沦陷区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一两年内中华民国政府可能瓦解。
甚至1948年四六事件发生时，学生游行唱的都是共产党是灯塔这类红歌，已不再遮掩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也传出叛变如陈仪，直到1949年惩治叛乱条例公布施行后，共产党的势力在台湾的发 展才得以屠杀镇压遏止。
同时，也是当时国际冷战结构逐渐形成的开始，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开始处决共产党的特工，等于是在美国漠视下开始对中国人权的一种侵害，此“特别刑法”成为白色恐怖的根源。
许多在台湾日治时期曾参加学运的领袖及菁英竟在短短几年内遭到逮捕及枪决。如参与谢娥反日事件的唐志堂、主张台湾革命独立的国军抗日将领李友邦中将、前往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锺浩东、寻找祖国的林如堉与吴思汉、阅读反日禁书遭逮捕的李苍降、东京兴汉会蓝明谷、反日的台大学生张璧坤与李水井等，皆魂断马场町。
1949年8月《光明报》事件曝光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面临第一次瓦解，全省大搜捕，残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陈福星领导，依退守保干政策退入苗栗山区。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巡防台海，中共“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减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抬头，蒋介石国民党台湾政府于此时开始对叛乱犯采取高压政策。
自1950年2月之后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台湾政府密集枪决省工委成员与中国共产党派遣隐避战线成员，几乎每周都有省工委成员在马场町刑场遭枪决。
1953年开始，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改采怀柔政策要求改变立场，瓦解省工委、台盟在台势力及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然而拒绝改变立场者则仍遭到判决死刑。
近年来由于社会氛围改变，越来越多的白色恐怖受难者，愿意将过去的经历与受到不当用刑的经历，透过口述历史与回忆录的方式陈述，如陈明忠、颜世鸿、黄华昌、陈英泰等，就读台大经济系记忆力惊人的陈英泰，由同学郑文峰吸收入党，几乎钜细靡遗的纪录了组织成员、在监狱所有见过的人与出狱后难友的状况，并积极参与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等团体。
蒋介石去台湾后，杀了多少人？对于台湾戒严时期的死难人数，网上流传一种说法，称台湾“实施了47年的戡乱戒严大屠杀”，“马马虎虎的统计至少屠杀了14万人，实际被蒋介石、蒋经国屠杀的无辜人士远不止30万人”。
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戒严时期”，系指1949年颁布戒严令，至1987年宣布解严的38年时间。1991年，台湾终止“动员戡乱”。
在此期间，台湾颁布《惩治叛乱条例》、《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特殊法令，限制民众自由权利，使很多无辜者获罪被捕，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
1988年，“法务部”官员陈守煌报告，“国防部”军事法庭在白色恐怖期间受理政治案件29407件，受难者约14万人。
后经“监察院”统计，其中约有3000~4000人被立刻处决，这一数字得到持激进“台独”立场的前“立委”谢聪敏认可，故有相当可信性。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估计，如龙应台说，“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
以比例来说，1950~1956年处死人数占戒严时期全部政治死刑数的90%。整个戒严时期因政治案件被处死者约为5000人。
2006年颁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规定除已受补偿者，及“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外，蒙冤者都能获得一定补偿。
截止2014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受理统计，戒严时期因政治蒙冤者共7159人，其中809人被处死。
总的来看，台湾在戒严时期，因政治原因被处死者约为3000~5000人上下，其中约800人已被证实是冤杀。真正多少无法得知。
死难者多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左翼台湾青年。
戒严时期的法令，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潜伏人员。
按照《惩治叛乱条例》，凡将秘密文件、军需物资等交付大陆。为大陆招募兵夫、运输弹药、传递信息者；……都可能被判处死刑。
1949年前后，为配合攻台，台湾各地建立起了不少武装基地。
台中工委建立了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基地，策动暗杀警察及国民党特务。
1950年被破获，总共18人被捕，9人被处决。
蔡孝干等在鹿窟山区设立了武装基地，并发展原住民入党。
1953年，台湾当局搜查鹿窟基地，总共183人被抓，36人被枪决，其中包括了不少农民和矿工。“鹿窟基地案”是台湾破获的最重要的一起“匪谍案”。
位于台北市六张犁地区的一片墓地，埋葬了约200名戒严时期被处死者，如今被开辟为“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
经多年研究，这些死者的罪名多已被查明，并公开在“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供公众查阅。
其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陈麻成，福建连江人，业商。1951年底，陈麻成由‘人民解放军第四分区’工作组长陈震南派遣，于高登岛一带调查国民党军队部署，将情报交予陈震南。又潜伏于高登岛，将岛上情形以信件传回。后为高登岛游击办事处察觉，将陈麻成等人逮捕，判处死刑。”
特殊情势下，确有不少人蒙冤。
比如1949年的“澎湖七一三事件”。
当时，5000多名流亡至澎湖的山东学生，被强征入伍。
校长张敏生等为让学生继续上学，多方奔走，结果被冠上“妨害建军”的罪名，使此案成为“匪谍案”。张敏生等7人被枪决，另有2人死于狱中。
又如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案，陈水炎、李振荣、林如松等5人，只因阅读《资本论》等日文书，即被控“参加匪党”、“知匪不报”，判处死刑。
如此政治高压之下，在台的秘密组织被彻底破坏。
1950年上半年，台湾“缉获匪谍案300余宗，人犯1000余名”，主要是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在台秘密组织，以及苏联在台秘密情报组织成员。
据大陆官方披露，1949年前后，共派出1500多名干部赴台，其中1100多名被捕牺牲。
199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的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中，地下党朱枫、吴石、戴龙、王灜成等名列其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独”案件层出不穷，但被处死者极少。
陈智雄精通8种语言，曾在日军占领下的南洋地区出任文员，后加入了廖文毅组织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60年返台后，陈智雄继续宣传“台独”，不久被捕，依照《惩治叛乱条例》判处死刑。另外“台独联盟”的宋景松、“台湾独立会”的郑评也被处死。
亦有一些原住民精英人士，因同地下党合作或推动自治，而被当局打击。
1949年，简吉创建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和原住民领袖汤守仁等会面，商谈建立无线电话通讯及电台、建立武器修理所、确立武装根据地等事项。汤守仁后来建立了“高砂族自治会”（即“蓬莱族解放委员会”）。1954年，汤守仁等3名原住民被处死。
1928年12月14日，新年将近，胡适写了一篇《新年的好梦》。因为这是蒋介石在全国执政的第一年，胡适有时也不免做一些白日美梦。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因而可以实现全国裁兵，将每月1800万的军费减去一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可以完全取消。他梦想全国铁道全部收归国有。他梦想鸦片之祸永绝于中国。他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尔能给执政者指点出一两处错误。他梦想……好梦说的口角流涎，只不知几成有准。”
然而，跟胡适曾经同属《新青年》营垒的鲁迅则认为“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鲁迅的说法不幸而言中。
严酷的现实证明，到了1929年，胡适的梦想不但没有一件成真，而且因为提倡人权而与国民党当局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跟蒋介石在谋面之前进行了一场间接交锋的迂回战。在介绍胡适跟蒋介石未曾谋面之前发生的这场交锋，有必要回顾一下蒋介石的发迹史以及1928年前胡适的经历。
蒋介石的发迹史
在中国现代政坛上，蒋介石（1887—1945）曾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一个盐商家庭。母亲王彩玉石父亲蒋肇聪的填房。在奉化蒋氏家谱上，蒋介石的名字是蒋学泰，上学时的名字叫蒋志清。“介石”原是他1912年办刊物时使用的笔名。1918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后，他才正式启用蒋介石这个名字。“介石”，出自《易经·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蒋介石童年性格顽劣，经常惹祸，所以自撰一副对联刻在母亲墓前，写的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他9岁丧父，一门孤寡，常受吏胥势豪欺凌胁逼，荼毒之苦，难于言表。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主要是在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3年至1906年，他先后入县城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学堂、奉化龙津中学，多少涉猎了一些新学。19岁那年，因身受土豪劣绅之害，萌发了学习军事的念头。
1906年4月首次东渡日本，因无清政府陆军部保送资格，未能进入军事学校，仅结识了陈其美等革命党人。
1907年夏考入“通国陆军速成中学堂”（即保定军校）。在这所中国最早的正规军校里，蒋介石主修炮科，同年冬经考试称为留日习武人选。
1908年3月，蒋介石进入日本东京的振武学堂——这是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同年夏，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
191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学习，丰富了军队的生活、管理、训练知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蒋介石秘密回国参加起义，在杭州组织先锋敢死团，并于11月4日发动起义。11月7日杭州宣告光复，蒋介石升为沪军第5团团长，维持上海治安，成为立有战功的军事强人。“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积极参与了反袁斗争，多次亡命日本。
1917年7月，孙中山为了发动护法北伐，南下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于9月1日出任大元帅。蒋介石出谋划策，予以支持，先后呈递《对北军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这两份军事计划收到了孙中山的重视。1918年3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出任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
回顾蒋介石的政坛发迹史，不能不涉及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以“南三行”（即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为核心，控制了江浙一带的工商业，其主要人物有张静江、虞洽卿等。张是浙江吴兴南浔镇的巨富，庾是浙江镇海龙山出生的买办。关于蒋介石与张、虞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过去发表的回忆录和野史中多有涉及，但往往粗疏谬误，不足为信。据《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上海交易所原是孙中山、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的倡议，表面陈述的理由是为大宗物产交易提供适中的价格标准，避免各业商人任意买卖，造成市场混乱，同时也防止外国经纪人自由操纵市场，“病商病国”，实际上是想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活动。所申报的业务范围除证券交易之外，还有花纱、金银、中外布疋、油类、粮食。该交易所于1917年2月22日正式向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提出申请。
1918年，今个及时奉孙中山之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参与筹办，先后成立过友爱公司（资本由蒋介石垫付），茂新公司（由陈果夫、朱守梅出资），恒泰号（与张静江等17人合资），但经营大多亏本。1919年6月27日，农工商部准予吸收日资合办。1920年2月1日，交易所正式成立，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蒋介石的同乡友人周骏彦为监察人，张静江为候补理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盈利50余万，鼎盛一时。1921年5月31日，张静江等人又合资创办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在30股中蒋介石占3股。蒋介石的个人证券活动大多以大亏本告终，因而是他认识到奸商心计险恶，同人利己忘义，民族资本困难重重。但在北伐和“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团的资助；也可以说，蒋介石后来被江浙财团推向了政治中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立下了第二次东征大捷这样威名远扬的战功；1926年7月，又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但他基于顽固的反共立场，不但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样的阴谋事件，而且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他在南京执政的十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他才被迫置身于抗战阵营，成为反法西斯阵营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他终于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中国大陆，1975年病逝于台湾。
蒋介石21岁加入同盟会，但直到27岁才被孙中山单独召见。40岁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大才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在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曾出现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卫填海”（指汪精卫），下联是“介石补天”（指蒋介石）。但后来这两位曾经辉煌过的历史人物都有负于国人的厚望，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汪精卫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精卫夫妇在寓所突遇兵变，一时束手无策。忽听警卫来报，说谭延闿、朱培德二人求见。汪精卫眼睛一亮，因为这两位分别是第二军和第三军的军长，是他所企盼的实力人物。但是跟他们说什么呢？陈璧君建议：不知对方站在哪一边，你不妨装病，听听对方怎么讲。
谭、朱二位受蒋介石之托，转呈一封蒋给汪的亲笔信。信中说：共产党图谋暴乱，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云云。
躺在床上的汪精卫，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愤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激动得从床上坐了起来。旁边夫人赶紧使了一个眼色，他马上又装得一阵头晕，倒了下去。
谭、朱互道：“我看介石是有点神经病，这人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有神经病的，我看我们还得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什么再说。”他们觉得，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得好好的，和汪精卫的交情也不浅，何以突然做出这类显然与共产党为敌，对汪主席不敬之事？！
汪仍很激动，要和谭、朱同去。陈璧君担心汪遭暗算，焦急地提醒：“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汪马上改口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掉的!”
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对突发而来的兵变也无法理解，纷纷出面，了解和调解危机。当天上午，除了谭延闿、朱培德之外，何香凝也去见蒋介石。何质问蒋：“你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这番义正言辞把蒋介石镇住了，尤其是“投降帝国主义”这顶帽子，让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蒋在辩解时，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到了下午，通过跟李之龙、邓演达、宝璧舰舰长、海军局值班科长等多人的初步对证，蒋介石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捕风捉影”——根本没有预谋绑架自己这码事！傍晚时分，蒋介石解除了对苏联代表团和顾问团的包围，也释放了多数被扣留的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坏到极点，如同将要被判死刑一般。
苏联代表团当然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耍弄一通，这个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来头不小，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命令副团长拉兹贡找蒋介石交涉。当拉兹贡见到蒋介石时，发现蒋全无昔日的威仪，表情非常沮丧。
拉兹贡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对待代表团，蒋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他还辩解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拉兹贡说：“这信肯定是伪造的。李之龙决不会写这样的信。”
中共在广州的党员们更加愤慨。当晚，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等在一起碰头，大家分析后认为：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6个军中，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他们试图得到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支持，但季山嘉早已从跟蒋介石对立的立场上后退了，推说合作不能破裂。
这边蒋介石心绪烦乱，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他已没有与汪精卫彻底闹翻的勇气了，只能走一步是一步。当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义去见汪精卫。汪以病为由，不肯交谈。第二天上午，蒋打算以书面的形式向汪汇报和解释，可当他下笔之时，才发现怎么写都不好：如果和盘端出实情，自己的形象就显得非常不堪；如果编造一些情节，又不符合修身养性的自我要求。最后只好罢笔。
3月21日晚上，蒋介石没有按照前一天的许诺前去布勃诺夫的住处会谈，说因事务太多，来不了。此时，布勃诺夫又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继续进行他已经发动的事件。这使布勃诺夫感到情况严重，他立即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市内的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而省内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要留住蒋介石。为此，他们决定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不受蒋介石欢迎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
很多非左派的国民党人士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朱培德、谭延闿等军长访问了季山嘉，表示蒋介石此举为反革命行为，提议严厉惩罚。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如孙科设宴招待了苏联顾问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首次访问苏联顾问们的居住地，并设午宴招待第五军中的苏联顾问。
可以说，此刻只要布勃诺夫点个头，蒋介石的命运将从此改写。但是，布勃诺夫并没有这份信心，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保证自己不成为阶下囚，布勃诺夫和代表团做出了妥协，中共方面的强硬主张被否定了。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而主席汪精卫却称病不起，因此会议就在汪的寓所举行。汪精卫躺在床上，大家围床而坐。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伍朝枢、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会议的有李济深、张太雷、卜世畸，另外苏联顾问萨洛威亚夫代表顾问团列席。
汪精卫在会上提出，军事当局没有奉党的政治领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而蒋介石在事前未征求他的意见，擅自行动，他表示大为不满。蒋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来平时就不大说话，那天更少开口。有的人认为他还在倔强，也有的人认为是他愧怍使然。
由于苏联方面的妥协，汪精卫本指望打击蒋介石的愿望落空，失望至极，于是要求休假疗病。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会议做出如下决议：第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第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第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与此同时，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苏联代表团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他们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提出的解聘苏联顾问和制裁李之龙的办法，均表赞成。
蒋介石如释重负，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过一劫，而且发现：除汪精卫尚有与自己争斗的政治意图，其他中央大员形同墙头草，随风而倒，实不足惧也。
为了让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尽快消除，蒋介石在3月25日对军委会呈上一文，说是：18日中山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前，伪称奉校长命令来守候；19日该舰又于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为防其扰乱政府，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严讯，派军队于广州附近戒严。由于事起仓猝，来不及报告，不得已而临机处理，专擅之罪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而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随即，汪精卫消失了，不知行踪。
蒋介石得志之际，更增强了自己对汪精卫的判断。他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蒋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权谋之术，38岁才初试锋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
国民党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1924到1927年。第二是1927年到1949年。不过国民党的重大变化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这不得不归公于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众所诸知，孙中山是一名坚定的反抗满清封建统治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但也正是因其理想主义，孙中山在政治手腕上稍欠火候。
以孙中山为主的辛亥革命表面成功，实则失败，在上层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此也就表明地方军阀控制了法理政府，在下层，土豪劣绅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行政官，继续行巧取豪夺之能事。
此后孙中山又发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却都均告失败，此时中国革命似乎陷入了十分低靡的状态。派系军阀相互斗争，北洋军阀的北洋政府粉墨登场，整个中国千疮百孔。
但就在此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突然成功，振奋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青年，同时也振奋了失意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并且两者都《以俄为师》。从而启动了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两件大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
两者都受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获得革命胜利的巨大鼓舞，都萌发了向其学习，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念头。
中国共产党完全吸收了俄共（布）的优点，自成立之初就成为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紧凑，积极进取的党。
而中国国民党的效俄之路却不尽相同，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党魁，凭借个人魅力和威望成为国民党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孙中山的选择基本上决定了国民党的走向。
孙中山不怎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自己的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更适合中国革命，并且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自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一部分，从而觉得三民主义更具有优越性，借此孙中山也否定了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引进国民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的改组时，国民党也就只学习了俄共组织建制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具有列宁主义组织形式的三民主义政党”。
然而，虽然没有学习到俄共的全部优点，但国民党改组取得的效果却不菲薄。
“孙中山以俄为师的结果，不仅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性基础的现代动员型革命党，而且建立了一支在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
“党军较旧军队相比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信仰，并因此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党军组建以前，国民党连广东一省都无法统一。但党军建立后，不但迅速统一了广东全省，而且很快兴师北伐，所向披靡。”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有革命理想、纪律严明、目标明确、民心所向的军队面前，各路军阀纷纷被秒成了渣渣，望风而逃，简直是单方面的碾压。这和国民党改组之前军队屡战屡败的常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毫无疑问，《以俄为师》给国民党带来的效益是伟大的。国民党成为人们心中中国革命的希望。孙中山十几年以来都想达成的武装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北伐战争期间得到了实现。不过遗憾的是孙中山已不能亲眼看到此番场景了，孙中山于1925年3月于北京逝世，这也标志着国民党孙文时代的终结。
国民党在改组前后由孙中山定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确立了和中共的关系。虽说是“联共”，但国民党上层并未持此说法。认为中共为初生牛犊之青年成立，血气方刚，政治观点有些幼稚，并且党员只有两三百人，因此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在国民党方各大官方报刊中，都先以“容共”的说法出现。中国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员却不可以如此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组织力差，凝聚力弱，缺乏宣传能力的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难以与纪律严明，意识形态极具吸引力和煽动性，组织极为协调与高效的中国共产党匹敌，在全国各地的群众活动中最活跃的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内部大量左翼进步青年偏向或者直接加入共产党。“容共”大有变成“容国”之势。
这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员感受到了危机，他们惧于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所吞并，这里面以代表国民党元老的西山会议派和党内巨头胡汉民最为恐惧，作为国民党右派，他们希望在党内实行“清党”，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希望以此来保持国民党的纯洁性，把国民党打造成一个党性极强的效率极高的政党。
这时正值党内第一人党魁孙文逝世之际，党内关于党魁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斗，此时以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党内地位最为显著，此三人虽相互斗争，但其中两人——胡汉民，蒋介石都坚持“清党”反共政策，汪精卫虽极为左倾，但奈何势单力薄，在党魁继承权的强烈斗争之中，右派蒋介石最终胜出，汪兆铭最终反戈，引起了“四一二”等血洗共产党人的残忍事件。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清党”对共产党来说伤害确是巨大，但是同时对国民党内部造成的后果则更为严重。
“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
“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
这是一场国民党内的逆淘汰运动，进步青年遭到淘汰，而守旧腐化分子遭到保留。
一批借党营私的投机分子和土豪劣绅相继涌入党内，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因白色恐怖组织短时间内达到瘫痪局面。
“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分化所致，以为将共产党清除后，国民党的组织会趋于严密。熟料清党后，纠纷有增无减。”
“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国民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
从此，国民党走上了不要民众，不要民众运动的道路，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傲慢的居庙堂之高的“精英”政党。
1928年东北军阀张学良易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约8%的领土或约20%的领土”。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
“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权的组织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权中延续下来，形式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权，实际上党权根本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和权力结构。”
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政机器十分脆弱，这不乏有诸多原因。
第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清党以屠杀共产党的四一二大屠杀的影响使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被民众所厌弃的腐败的执政党，所有和群众运动相关的活动都被看作是带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对发动群众，走进群众的群众运动十分反感，以至于取消了全国所有带有“左倾色彩”的群众活动和群众组织，直接使《民国》党政机关彻底脱离群众。
第二个则是蒋介石国民党与生俱来的痼疾——组织涣散。蒋介石国民党“仅袭用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精髓，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组织散漫，纪律废弛，训练缺乏，宣传乏力，民运空虚，党风败坏在国民党执政后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党政关系的失衡，在国民党内部流传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国民党最初在全国实行党政分开，期望以此走向民主政治，可事与愿违，此举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却削弱了它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党政分开首先在体制上奠定了党政之间相互冲突的基础，在这种“双重衙门制度”下，党机关处于不利地位，行政机关的权力远大于党机关，在大部分地方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根本不能起到发展党员，宣传党义的作用；在薪俸上，党务人员的薪俸远低于行政人员，有时同级人员的薪俸竟相差十倍左右，党务机关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冷衙门”，无人问津。
“在党政的权力竞争中，因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政府主控，地方党部被置于次要的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政府的附庸。”
国民党本是效仿苏俄办党模式，但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党权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但在国民党的办党是实践中，“以党治国”变成了一种口号，党治在地方中逐渐成为了可有可无之物。
第四：以军治党，重军轻党。在孙中山执政时期，国民党尚能把控形势，革命军队掌握在党机关手中；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代党魁竞争中，蒋介石以党军做大，战胜以党统为底牌的胡汉民和汪兆铭，一家独大。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逐渐迷恋于君权和军治，在成为政府首脑后把军治思想运用到党政体制中，总理遗训中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衍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
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说明军权已膨胀，党权在低落。
国民党政府中央“中政会”，“中常会”权力被架空，只有控制军队的官员才拥有实权，中央尚且如此，地方情况更是严重：在地方上，太原的阎锡山，武汉李宗仁，东北的张学良，开封的冯玉祥，广州的李济深，各自佣兵自守，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军事权力中心，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实则并不能掌控全国的局势。蒋介石对党人和党治的作用的忽视客观上造成了国民党党权的衰落。
“一党专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最显明的特征，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势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主要不是松弛涣散的各级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
第五：派系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但也是国民党溃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内部派系就已然成立，最初有代表党内“老同志”的西山会议派和代表党内少壮派的汪兆铭的改组派，后来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又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和军政人物领导的力行社和政学系。由于国民党在法理上“党外无党，党内无党”，各个派系大都秘密行动，在国民党政府长达近二十年的执政时间里，党内各个派系为争夺政治权力相互倾轧，形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使组织本就涣散的国民党雪上加霜，到抗战之后党组织已有风雨飘摇的立将分崩离析之势。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执政时期的各派系在其本质上都是拥蒋派系，它们都对蒋介石负责，蒋介石为防止其中一方权力过大，挑战其党治权威，便都赋予各方一定权力，这在客观上使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权力领袖，但是其造成的党内强韧的内耗和自毁机制却重创了国民党机器，使国民党在后期再无回天之力。
派系斗争对国民党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不过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清党”使国民党脱离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和群众运动相关的活动都被看作是带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对发动群众，走进群众的群众运动十分反感，地方各种工会，农会都有名无实，全成为了党机关形式上执行党权的面子工程。国民党自称是代表全民的政党，实际上是两不讨好，资本家，地主，精英上层和工人，农民，劳苦群众都没有在国民党那里找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归属感。全国近一半地区都没有像样的省党部。中下基层的党组织基本上销声匿迹，党在地方基层上的权力甚至不如哥老会，老乡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有时行使权力还要通过民间组织长老的通许。“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是此类情形的真实写照。
抗战给国民党提供了宝贵的重整旗鼓的机会，民族主义情绪使国民党取得了一定的统治合法性，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展开了对于组织的竞争，“就仅量的扩充而言，国民党是这场组织竞争的优胜者。
"1939年—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1945年前后，国民党普通党员增至264万多人，军队党员多达423万余人。同期三青团和共产党员人数是124万和124万。”
但是实际上此中却有很大水分，为扩大组织规模，国民党大批大批强制军队，学校教职人员，党政人员集体入党，滥收党员成为国民党的又一大问题，实际上，集体全部入党等于没有入党，入党程序缺乏筛选性和淘汰性，大批行政人员，教职人员为保住饭碗不得以而入党，更有甚者，竟三番五次请求退党。
“对一个政党而言，当其党员到了要求脱党，或连开除党籍也毫无顾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凝聚力。此时党纪实际上已荡然无存。”
到了解放前期，国民党形象已沦落不堪，党机器千疮百孔，整个党内如同被蛆虫侵蚀的朽肉，这与国民党本身的沉疴疾病是不能逃脱干系的。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汪精卫。这时的汪精卫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心理，觉得是小事一桩，就把季山嘉的原话转给了蒋介石，还劝其蒋介石不必计较。汪精卫的出面让蒋介石很不高兴。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虽然坐在孙中山原来的位置上，但并不值得特别尊敬，尤其是作为军委主席名不副实。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
蒋介石最近比较焦躁，因为他几乎受不了政治暗斗。除了非议他的谣言开始流传外，最令他失望的，是他寄予极大期望的北伐计划，竟遇到来自于苏联顾问团的阻力。本来，他对个别苏联顾问还是颇有好感的，如孙中山任命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可是，加伦回苏联治病和疗养去了，鲍罗廷也回莫斯科汇报工作并休假去了，换由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全权负责，麻烦由此而生。
季山嘉认为，北伐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他不了解北洋军阀的实情，过高地估计了北伐的困难，甚至对国民革命军有轻侮之意。蒋介石不堪忍受，开始向季山嘉表达不满，令对方有所顾忌。
季山嘉为了缓和关系，就找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汪精卫。汪这时并不了解蒋的心理，觉得是小事一桩，就把季山嘉的原话转给了蒋，还劝其不必计较。汪精卫的出面让蒋介石很不高兴。在蒋看来，汪虽然坐在孙中山原来的位置上，但并不值得特别尊敬，尤其是作为军委主席名不副实。
蒋介石左思右想之后，判断季山嘉的轻侮和疑忌应是个人行为，不是苏俄对中国革命在方针上的改变。他在日记中设想，接下来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积极推动北伐，冲破难关；二是从此变得消极，以减轻责任，为下野留出余地；三是出国到莫斯科一游，趁机多研究一下苏俄的经验，为东山再起做准备。
蒋介石先做了一步试探——向汪精卫要求辞职，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以外，其他的都辞。汪精卫大惊，极力劝阻，表示“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不吝改过。”蒋介石随后再加一码，向汪提出赴苏俄的请求，显示出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一下，不仅汪精卫被逼得苦苦相求，连季山嘉的立场都软了。蒋介石心里已经有了底——他们暂时还没有准备换掉自己。于是，他开始直接与远方的鲍罗廷联系，要求换掉季山嘉。
同时，蒋介石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动手，除掉可能的敌人。他感到嫡系第一军中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在苏俄顾问和汪精卫那里特别受宠，有被拉拢的可能，于是果断下手，突然将其扣押并免职，由亲信刘峙接任师长。
这一场争斗，以蒋介石获胜而告一段落，这是他第一次施展政治手腕成功，令其喜出望外。在1926年2月27日的日记中，他这样总结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然而险危极矣。”
于是，蒋介石要展开反击。他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牵动中俄邦交”。汪精卫不置可否，反过来劝他不必将情况看得如此严重。蒋说：“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国。”已明显地在要挟汪。汪还是没有明确表示，但是答应找季山嘉谈话，把蒋应付过去了。
汪精卫这时才意识到，蒋某人已非昔日有勇无谋之匹夫，开始施展政治手段，咄咄逼人。但是，他只是想在适当的时机警告一下蒋，并未真想闹翻，否则，自己还必须重新物色一个军事上的助手。
一周过去了，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积极的效果，他开始焦虑起来，偶尔会向自己的亲信说几句抱怨的话。这几个亲信包括：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一军经理处处长徐桴，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等。这些人本来就不赞成“三大政策”，只不过在形势下顺大流而已，现在，他们发现蒋本人也对苏方和左派产生了厌恶，感觉有机可趁，就开始有意挑拨离间。
3月12日，蒋介石在季山嘉与他讨论北伐问题时，居然将对方的方案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汪精卫觉得这样下去不行。3月14日，汪对蒋说，你赴苏俄的请求被批准了，可以尽快出发。这是蒋言行中的一个破绽，被汪抓住了。
蒋介石突然感到不妙，他开始怀疑所有的谣言诽谤等反蒋活动，都出自于汪的阴谋，顿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在他看来，汪精卫有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支持，又高踞权力顶峰，可号令其他非蒋嫡系部队。从这时起，他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活动都保持警觉。
3月18日，欧阳格跟他的侄子欧阳钟串通，由后者从海军局调舰，造成军舰异动。欧阳钟的身份是黄埔军校交通股长，自称接到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奉蒋介石之命，要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改名自孙中山避难之永丰舰）舰长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李虽觉有点蹊跷，但绝对想不到有人敢假称蒋校长的命令，所以就签署调令，让宝璧、中山二舰赴黄埔听命。
3月19日，蒋介石因事前往广州，正碰上汪精卫。汪上次给了蒋一个难堪，还没有机会和解，只好没话找话说：“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道：“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手之后，汪想找机会再同蒋谈一谈，以缓和关系，于是两次打来电话，问蒋：“黄埔什么时候去？”这使本来就警觉的蒋介石产生了怀疑：他为什么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于是改口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
到下午1时左右，李之龙从黄埔给蒋介石打来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预备给苏联代表团参观。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放下电话后，蒋介石越想越怀疑：中山舰本来只有我能调动，你李之龙为什么擅自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我不在黄埔在广州，你又要开来广州？他联想到汪精卫催他去苏俄，今天又3次询问他的行踪，顿时觉得发现了一个大阴谋：汪精卫和苏俄顾问指令共产党员李之龙，要用中山舰将自己绑架到苏俄！
蒋介石一旦想到了这个“谜底”，马上就不再关心其他任何事项，而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应对“危机”。他立即找来陈肇英、徐桴和欧阳格，商议对策。陈和徐对蒋关于绑架他的判断感到吃惊，始作俑者欧阳格也假装惊讶，由于他们过去一直希望出现这种矛盾，所以都未表示异议。蒋对他们分析说：黄埔军校内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以呆在学校并不安全；广州城有朱培德的滇军，其中共产党掌握的兵力也不少，加之海军内有李之龙等共党分子，因此在省城更难掌控；只有潮、汕地区，经两次东征洗礼后，我等颇有根基，可谓安全之地。这下欧阳格暗暗叫苦，事态朝着出乎他们意料的方向发展了，却又不敢明说，就胡乱编了一些不同意见。但蒋介石心意已决，下令马上准备动身。
下午5时，蒋介石乘车前往天字码头，准备乘船去汕头躲避。由于时间匆忙，让刚赶来的陈立夫随车同往，并在车上向他说明情况与对策。立夫乃蒋之义兄陈其美之侄，刚从美国毕业回国，前来投奔蒋介石。年轻气盛的陈立夫问道：“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蒋知陈指发动兵变，没有说话。陈又说：“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机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蒋介石觉得陈立夫说得不无道理，心想：“如果我就这么走了，政敌必然以此为口实，诬蔑我私自逃跑，岂不是太灭己威风，长他人志气了？权利可以放弃，名位可以不顾，气节岂可丧失乎？！”此刻，汽车已到码头，蒋介石毅然决定：返回，拼它个鱼死网破！
1926年3月20日凌晨4时，蒋介石以第一军为主力，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全城立即戒严，宣称要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之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部队包围苏联顾问、代表和共产党机关，扣留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严密监视汪精卫和邓演达。同时，任命欧阳格为中山舰舰长。
早上，汪精卫刚起床，亲信就向他报告了兵变的消息，把他震惊得不知所措。他的警卫还说，发现住所周围有军队的人站岗，电话也打不出去。汪慌忙问：是谁的部队？警卫说不知道，对方也不回答他。汪跟夫人相互对望了一下。陈璧君平时虽然逞强，却是第一次经历“秀才遇上兵”的情况，也不免慌张，两人的眼神都惊异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