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
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个民族的苦难，往往就是从毁灭英雄开始。一个民族的兴起，往往是跟一个英雄的诞生开始。华夏的多次绝处逢生，是因为有英雄辈出。匈奴的兴起，始自冒顿单于。蒙古的雄风，来自成吉思汗。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国的争权，实际就是两个痞子的战斗，却被赋予正义和崇高的意义，因为美国是因为此战而独立。
一个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于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自立不起来的民族，最终会走向消亡。一个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民族意志的民族，他也只能在饱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为什么历史会循环？为什么一个统治秩序只能维系几百年？为什么老的权贵会在仇恨中毁灭，新的权贵又会走老权贵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难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被称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刘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后者则为暴君，他们，实际是历代的儒家嘲讽的对象。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数时期是权贵之间的游戏，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尧舜的“禅让”，对于破坏秩序的农民起义，总是讥为暴民造反，儒家从来不反省统治者的罪恶，不反省自己理论的缺陷，却仇恨底层人民的反抗，扼杀底层人民的生存，实际上扼杀了中国人思维的进步。
儒家。从理论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狭隘的，历史的循环，就是儒家的没落导致的。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论天下，直面的就是中华兴亡律。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那个时代，所有人无法企及的思想，他属于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只有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来，毛泽东独立的人格，注定了未来中国不可阻挡地要走向崛起。
那个蒋介石日记抗日、地图扩疆、满嘴仁义道德、内部安葬龌龊的人物，自然被遗弃在台湾，继续在日记中自淫。
毛泽东的后半生，一是坚持不懈地在致力于阻止资产阶级复辟，二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阻止共产党的变质和共产党干部的蜕变。正是因为这两点，让1957年就决定要退休去考察黄河、做学术研究的毛泽东，一直为人民站岗到生命的终结。《文革》的诞生。
毛泽东给予人民以权力，这种权力，就是人民监督合批评政府的权力，人民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工人、农民成为了政府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可以直接给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因为监督和批评政府，是国家赋予你的权力。
毛泽东用人民民主的办法，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复辟和GCD的蜕变。毛泽东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建立起比较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到了极致，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延伸到偏远的乡村，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干部跟农民同吃同住向农民学习，黑恶势力销声匿迹，劳动成为最崇高的职业。儒家幻想了几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达不到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资本是一个逐利的东西，是一个逐利的没有理性的怪物，谁控制了它，它就为谁创造财富，为谁构造美好的生活，别的人，都是它剥削的对象，就只能是穷人。由于资本本身的世袭性，资本建构下的一切权力，就都是世袭的。资本与社会公共权力结合，会创造出最大的利润，所以资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与权力结合的机会，最后是权力也会变成资本的附庸，所以，资本控制下的权力，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与媒体结合，可以制造出有利于资本的舆论氛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资本却可以轻易做到，资本控制下的舆论，可以让你失去判断能力，跟着造就的舆论导向一起走，你永远不可能看到真相。
资本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控制和节制资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资本为私人控制，即实行私有制，资本就只为资本家服务，满足资本家的私利，它就会永远给大多数人制造贫困，与大多数人为敌。民主、平等、公平、正义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资本下，大多数人，就是生产的奴隶，命运不如一台机器。资本为社会控制，即实行公有制，才能保证资本为大多数人服务。才会有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人才能够成为人。
在有钱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时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预言成真。
《起诉》是法律用语。《起诉》是有期限的。《起诉》是有条件的。
资本权贵操纵下的《法律》就是一堆“狗屎”。执政掌权们需要时弄几个狗头精屎拉出一条“法律“来，然而再雇用一帮吹鼓手装模装样的《起诉》，开始走程序，拖上几年之后，这堆“狗屎”也凉干了，就开庭公审，再过几月宣判。
《法律》是有漏洞的，《法律》是随时可以修改的。
《莫言》：本名管谟业，男，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中共党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10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一位ID为“说真话的毛星火”（实名吴万争）的网红，贴出起诉书，宣称要状告作家莫言。据“说真话的毛星火”的起诉书显示，他指控莫言的小说作品《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涉嫌“抹黑烈士”等诸多“罪名”。希望法院支持下架莫言书籍，向“英雄先烈和全国人民道歉”。
又搞了个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万余人投票，支持起诉莫言的，有8000多人，占绝大多数。不支持的，只有1000多人。
《起诉莫言》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现身了。支持者中的人数虽多，但想过没有，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骂莫言容易，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比骂走资派更重要的是思考，比如为什么莫言其人其文在后四十年大行其道，并获得“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引领者”。难道只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吗？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起诉“他，答案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看，起诉莫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年乌有之乡组织10万人公诉茅某轼，成了吗？以及前几年全网声讨呼吁惩处日记方，这二人的言行比莫言恶劣多了吧，结果如何，还不是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好好的？须知在走资派眼里，他们都是自己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嘛。
如果在鲁迅时代，那么莫言一定会成为鲁迅笔下那条“丧家的”、“资本家也包括一切压迫者，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的乏走狗”！
莫言对思想的认知却是极端贫乏和肤浅。他的文学思想内部好像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他早期大量的作品对历史的书写都是一种西方化的视野，像后来很多人在评价他获得诺贝尔奖时说他的写作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国家想象的结果。
莫言当过兵，是共产党员。但他反而极端憎恨那支军队以及缔造了那支军队的领袖和那个时代。为什么莫言“诬蔑”“抹黑”的都是前三十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而从不“诬蔑”抹黑”后三十年和改开时期的？
九十年代初对莫言的批判，作为批评者之一的刘白羽可谓“主流精英”，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来。近几年网上不断发起对莫言的批评乃至起诉，人民群众成了主角，“主流精英”却不仅缺席，而且“一概采取默杀、封杀的态度，不回应，不理踩”。这说明了什么？
莫言获诺奖和他得到体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跟他是否“侮辱革命先烈”“美化日军”没有半毛钱关系。既然有人起诉，能不能被受理和能否胜诉，应该由法院裁定，而不是老胡。一边给依法提请民事诉讼的普遍公民扣上一大串吓人的帽子，一边指责对方是扣政治大帽子，这种贼喊捉贼的游戏太腌臜，还是别玩的好。
莫言不吝笔墨拼命歌颂的人，无非是地主、恶霸、土匪、还乡团、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洋人牧师、日本兵……等等。在莫言的笔下，只有这些人才“保有人性的光辉”，而革命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因为莫言认为，“试图改变黑暗的就是黑暗的一部分”。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他的“文学奖”时，颁奖词充斥着对中国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污蔑、诋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但莫言没有。他带着一脸三生有幸的表情，深深鞠躬并领取了他的奖金！
难怪李敖会说这样的话，“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容易，先卖国。”
从莫言的作品里，读者很容易就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华民族的鄙视与不屑，对人民革命的极端仇恨。他最擅长的，是把反动势力作的恶，把国民党还乡团作的恶，加诸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八路军的头上，如他在《丰乳肥臀》中所做的那样。
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也是一部替地主阶级鸣冤叫屈的作品，其阴暗刻毒，有甚于方方的《软埋》。
在这部小说中，地主西门闹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没有犯过一丁点错，民兵在土地革命中将其镇压完全是滥杀无辜，所有人都觉得他冤枉，连阎王都觉得他冤。
莫言只不过是高山脚下的一抔黄土，上面长满了青草，一片荒凉。
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污蔑八路军英烈，抹黑中国革命，为小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的种种恶行，如果说他就是一个民族败类，说他就是一个文学汉奸或汉奸，恐怕是一点也不会冤枉他的。面对莫言种种恶行，终于有一个说真话的毛星火网友勇敢地站了出来，起诉莫言。可以说，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想做而没有做，而做不了的正义之举，可谓大快人心。毛星火的起诉，理所当然得到了中国绝大多数网民的支持和拥护。
但莫言被起诉，自然也让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的莫言的同类立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不能容忍莫言这样一个得了诺贝尔文学文学奖的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同类被起诉，于是乎，环球前总编胡锡进立马跳了出来，给毛星火网红扣了一大堆的大帽子，指责毛星火“破坏社会和谐”云云。
可以肯定，那些反对和害怕起诉莫言的人，无非就是那些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对立面的人，比如，旧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旧中国上海滩之类的流氓恶势力，旧中国的军阀和黑社会势力，旧中国汉奸买办，反动文人，他们的后代子孙。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当代中国被帝国主义收买的，拿了美国小日本等西方国家狗粮的，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公知汉奸买办官僚，他们最希望中国改旗易帜，中国共产党垮台，那样他们就能永远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人吃人了。
毛星火网红起诉莫言，是网络的大众化普及，中国人民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打破主流社会媒体的话语垄断的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对文艺界几十年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的污蔑摸黑仇恨的一次有力反击。
这场斗争，其意义，不亚于就是一场中国民间发起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当代中国的思想和网络的文化革命。中国左翼其实没有必要害怕或避讳文化革命的字眼。文化大革命，是打翻所有封建腐朽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汉奸文化，买办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地文化，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反动文化，反革命文化，奴才文化，垃圾文化，屎尿屁文化，裤裆文化，反人民文化，反共产党文化，反社会主义文化等等一切反动的腐朽的文化糟粕的革命。如果说，毛星火和广大的支持者与胡锡进为代表的势力的这场斗争，说它就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恐怕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胡锡进为什么气急败坏，跳出来打棍子扣帽子，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和他们必须要阻止这场起诉。因为他们非常明白，如果他们输了这场斗争，他们在网络上的那点人气，他们这些年所不遗余力从事的，背叛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邪恶国家站台的种种举动，将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甚至他们的话语权，都会从此没有了市场。
这场斗争，关乎正义，关乎天理，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关乎中国人民的幸福，关乎中国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场斗争，全国人民全国网民，一切有能力的人们，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发出自己正义的声音。这场斗争，也许最终不会出现中国亿万网民满意的结果。但这场斗争，无论胜负，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只要有中国人民和广大网民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只要声势造起来了，无论输赢都是胜利。
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斗争，将是推动中国政治社会生态向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方向的改变的重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和因素。还是国际歌唱的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的权力，人民的地位，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人民的未来，还是要靠人民自己，还是要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说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因为当今中国，仍然还有大量还没有觉醒没有觉悟的普通民众，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民族的未来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处境也是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当然，也还有大量还在稀里糊涂的支持莫言，支持胡锡进之流的那些人。这些人，对社会上各种纷杂的事物，各种是非曲直，缺乏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主张，总是人云亦云。明明莫言与胡锡进之流是要颠覆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为国际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统治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不遗余力的战斗，但是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就是看不到，看不透真相，识不破他们的本来面目，而这场其实莫言的斗争，也极有可能让这些人觉醒。
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是知识精英们根据自身特殊经验对文革或毛泽东时代充满个人情绪的一种控诉，也是特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学施加的强烈影响，远不能取代所有人尤其是工人农民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但由于知识精英们掌握着话语权，工人农民们则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很长时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叙述的便是全部的历史真相。这种状况到近些年才略微有所改变，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许多以前无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在网上讲述他们的经验和文革记忆，极大地矫正和修补了“伤痕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历史盲视症，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时代重新呈现到当代人的面前，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精英叙述的怀疑和不信任感。
但这种叙述模式在主流文学中仍然被沿袭着，比如莫言、余华和严歌苓的小说《生死疲劳》、《兄弟》和《第九个寡妇》，人物和情节照例是“伤痕文学”的模式。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那儿荡然无存，那场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社会主义实践被按照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眼光打造成一出出漫画式的善恶悲情剧。这也再一次表明，中国作家的思想贫乏和想象力窘迫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
莫言写的那些东西，其实已经从最初“伤痕文学”的遮遮掩掩变成了赤裸裸、不加掩饰的造谣和污蔑，并且不是针对党的某个时期而是针对整个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历史和民族。
胡锡进表面上看是东拉西扯，实际上却利用所谓“党媒”的身份为各种腐朽反动势力和牛鬼蛇神打掩护。这两个人物被人起诉，无论起诉人的个人动机和事件的结果怎样，都说明人民群众正在努力把缠在自己精神上的绳索挣脱开，把各种烟幕吹散，从而能够如实地去认识历史和现实。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不是应该庆祝的好事情吗？至于有人担心、害怕，那只能说明他们的立场是和人民、和中国革命、和整个中国历史和民族根本对立的。他们要么接受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改造，要么成为阻挡历史潮流的“螳臂”。
大家都知道，莫言和胡锡进居然还是共产党员！莫言这样造谣、污蔑党和人民军队，这样糟蹋中国历史和民族，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不是服务于党的事业？胡锡进整天满嘴放炮，非常完美地充当了敌对势力的烟雾弹和麻醉剂，是不是符合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
莫言和胡锡进以及他们的同类，应不应该被起诉呢？应该。他们不但应该被起诉，更应该受到全社会的批判——天地之间自有公理，人心之中自有是非。买办汉奸、官僚洋奴有他们的一套说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自己的革命道理。最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会获胜，这就是天地之间的公理，这就是人心之中的的是非。
但是，起诉莫言和胡锡进能解决根本问题吗？类似莫言和胡锡进的有多少？现 代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很多假洋鬼子。要起诉更是应起诉王沪宁？但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掌控下《起诉》行吗？不行。絕对行不通。工人农民要想翻身做主人必须得造反，推翻走资派特色政权才是本。
工人们齐声赞誉地说：“老严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是一个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劲，这就是咱们工人阶级的本色！”
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严日升这位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以领导阶级中的一个成员的姿态，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在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遵照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带头起来造了厂内走资派的反。
在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破坏生产时，他和广大革命群众日夜守在厂里，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全厂实现革命大联合时，他又奔走于制氧站、食堂和各车间班组，积极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了全厂的革命大联合。
《毛主席的工人，心比炉火红》
今年二月，辽宁钢厂一工段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光荣诞生了！
欢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刚散，原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老工人严日升怀里揣着毛主席的书，乐呵呵地回到了生产岗位。他穿上工作服，拿起钢钎，重新战斗在钢花飞溅的铁炉旁。
严师傅又当炉前工这件事，立刻传遍全厂。工人们齐声赞誉地说：“老严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是一个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劲，这就是咱们工人阶级的本色！”
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严日升这位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以领导阶级中的一个成员的姿态，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在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遵照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带头起来造了厂内走资派的反。
在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破坏生产时，他和广大革命群众日夜守在厂里，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全厂实现革命大联合时，他又奔走于制氧站、食堂和各车间班组，积极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了全厂的革命大联合。
今年年初，酝酿成立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一工段的工人们纷纷议论：“严师傅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那里艰苦他到那里，那里危险他出现在那里，这回一定把老严选进革命委员会中。”
可是，严师傅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他心里想的是怎样才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厂革命委员会及早建立起来。临选举的前几天，他所在的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一些人，听说各派群众组织选出对等人数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就想不通。
有的人跑来找严师傅提意见：咱们这个组织大方向一贯正确，二百多人才选一名代表，有的“战斗队”只有六个人，也选一名代表，不合理。一工段革命三结合的工作暂时顶了牛。
严师傅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的教导响在他耳边，他想，毛主席向我们挥手了，咱们工人阶级就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道路往前闯。
严师傅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主动提议不要选自己，并且提议选老工人张师傅。他认为，张师傅是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榨的老工人，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工厂的情况也比自己熟悉，选张师傅进入革命委员会比自己更合适。
当时，有的人想不通，严师傅就耐心地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家一起逐字逐句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严师傅还语重心长地和同志们说：“我们工人阶级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并不是为了弄上一官半职，搞个人的小山头，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争席位、争核心的事咱们工人阶级最讨厌，最反对，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干！”工人们听了都说严师傅说得对，是工人阶级的心里话。
就这样，他所在的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二百多名革命群众，一致推选对方组织的负责人张师傅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工段的革命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了。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严师傅并不认为自己的责任减轻了，而是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想：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当革委会的委员一样要起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要作出好样子。
因此，他经常帮助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出主意、想办法。张师傅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积极、肯干，获得同志们的好评。但是张师傅是水电焊工，对冶炼这一套不熟悉，在处理问题中有时觉得困难。严师傅知道后，就主动找张师傅谈心。
两人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一起回忆厂内走资派迫害工人的种种罪行，两人越说越亲热。严师傅说：“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切，也能够领导一切，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们工人阶级有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张师傅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劲头更足了，工段上革命和生产一月比一月好。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每当铁水出炉的时刻，严师傅总是手持钢钎干在最前面，他望着奔流的铁水，满脸挂笑，飞溅的钢花把他的笑脸映得更加通红通红。
“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严师傅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千千万万工人中的普通一员。
沈炮宣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华社
第1版，专栏：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新华社政治记者
新华社20日讯 本社政治记者评论：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顾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
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几百年间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甚至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规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这个声明从所谓西藏独立开始，证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1年协议一开始就确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谓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话，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硬说，1951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从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经过多次谈判和充分协商然后达成的。达赖喇嘛在协议签订后的1951年10月间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说到这个协议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地履行十七条协议。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钞也继续流通。协议中规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军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进行。
到1956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话，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那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负责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1956年4月间成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十七条协议，从指使康巴叛匪骚扰一直到他们自己在3月10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没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协议的事实，也没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属于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属于四川省。人们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达赖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经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阴谋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
他们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线，掩护西藏本区驱汉独立。他们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地形的险阻。所以他们迅即决策，以为煽动康巴人首先叛乱是大为得计的。事实与他们的设想相反，这个叛乱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当然会死一些人，损坏一些建筑物，这必须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负责。
除此以外，根本没有所谓许多喇嘛被杀、许多寺院被摧毁的事。这个声明举出根本不属于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乱来攻击中央人民政府违反十七条协议，不但反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这一协议，而且恰恰证明了西藏叛乱集团正是康巴叛乱的指挥者。
这个声明在谈到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时也是歪曲事实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发动叛乱的日期。
叛乱集团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达赖喇嘛自己决定在这一天到西藏军区礼堂去看文艺表演，而看这次文艺表演的要求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声明不敢直接否认这个事实，故意含混地说什么达赖喇嘛“同意”去看文艺表演，而3月10日这个日期又说是“突然规定”的，是谁规定的，声明可不敢讲。但是，达赖喇嘛在3月11日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声明避而不谈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证明了写这个声明的人不敢面对事实。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萨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编造谎言的人给自己预先开了一道后门：“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军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炮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声明中关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说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说，“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这一段话表明，并不是达赖喇嘛本人而是所谓“顾问们”认识到要离开拉萨。这是关于达赖喇嘛被劫出拉萨的真相的无法掩饰的流露。
达赖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说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
3月12日的信中又说，“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
这说明3月10日以后达赖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围起来，并在3月17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认这些事实，使所谓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谈。
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
第一，声明的内容同达赖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许多谈话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违反。甚至1956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围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也决没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
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
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谓“中国的宗主权”的说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创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字样。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采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词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谈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词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等等。从以上的情况看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
这个声明说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满人、维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瑶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于汉人。
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们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内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现在忽然说要独立了。所谓独立也者，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赖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赖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认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说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
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结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萨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经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线。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索康、帕拉[2]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3]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4]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5]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6]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7]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8]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9]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10]、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11]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12]，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13]，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14]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15]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16]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詹东·计晋美等的谈话。
[2]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见本卷第46页注[8]。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3]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4]张经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原为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6]刘文辉（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一九五九年时任林业部部长。
[7]指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8]铁棒喇嘛，是藏传佛教寺院僧职格贵的俗称。
[9]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本卷第46页注[4]。
[10]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11]见本卷第47页注[11]。
[12]指以达赖名义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
[13]噶伦，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
[14]阿旺嘉措（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甘孜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青海循化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一九○三——一九九七），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泽旺，当时任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15]谿卡，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当于县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以下或相当于宗的农村基层组织名。基恰，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地区。
[16]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主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由来
《尚书·五子之歌》“皇祖训一”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译文：我们伟大的祖先早有遗训：“对于人民只可亲近，不可下视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污蔑为‘刁民’，肆意盘剥、掠夺、欺凌、‘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稳固邦家才得安宁。从我(大禹)来看，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个愚夫愚妇，也能胜过我(大禹)。一个人总不免有三差四错，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么明显，眼前看不见的过失，犹须要预防它的发生。我们统治着几百万人民，时刻都要战战兢兢，简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绳索，驾驭着六匹骏马飞奔!作人民的君主，怎么可以对人民不尊敬?
“六祖坛经”诗云：问道有生有学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识丁作佛祖，石破天惊启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岭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学问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白话云：地位卑微之人，也有过人之智慧;地位显荣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这句话和毛主席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几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欢“六祖坛经”。
还有左传-曹刿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一以贯之，毛泽东还讲，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1页
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2页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30马力的单缸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在辽宁安东机械厂(现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下线。一年以后的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生产制造的调查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巨大轰动。
小修理厂研制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
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发出要用四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1956年，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机械化工业建设成就，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汇报展览，中央很多领导同志都参观了展览。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从事农业机械研究的专家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还很繁重，农民还很艰苦，有了拖拉机，就可以解放劳动力，你们要为农民多造些拖拉机，多造些机器。在农业机械的生产制造过程中，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此时，正值全国广大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这给正处于困境中的辽宁安东机械厂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面向广大的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安东机械厂很快就为农村生产了大批耕种、排灌、运输等急需的农业机械。
安东机械厂始建于1952年，最初是为抗美援朝战争而成立的一个小型修理厂。建厂初期只有16人，工厂生产设备极其简单，只有4台旧皮带车床、3间破民房、2台钻床和1台小型翻砂炉。它主要为抗美援朝过江部队生产汽车防滑链、马蹄掌和制造一些简单的农具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工厂由军需转为民用，专门为农民维修农业机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生产任务不足，工厂经常处于停工待料状态，三班生产改为两班生产，最后又改为一班生产，半数工人编余学习，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
1956年春，安东机械厂接受安东市工业局的特殊任务，开始研制轮式拖拉机。在技术和经验成熟之后，工人常逢尧、杨廷贵、林辉生等人产生了自己动手制造拖拉机的大胆想法，立即得到厂领导的支持，并成立了以常逢尧为首的新产品研制小组。在研制期间，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资料，他们就赴外地考察学习。实地拆解拖拉机进行测绘，并结合我国农村特点设计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拖拉机蓝图。没有专用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缺少原材料，他们除了到废铁堆里找，还开动脑筋，亲手制造出许多零件。
参加研制的工人废寝忘食，昼夜苦战，就连除夕之夜，也是在车间里度过的。没有厂房，他们就在院子里搭起临时苇棚;没有图纸，他们就奔山东省兖州中匈友谊农场请教专家，赴辽宁省北镇县(现在的北镇市)参观从匈牙利进口的GS35型单缸卧式拖拉机，并将其700多种、1000多个零部件逐一进行拆卸测绘;没有滚齿和插齿机，就用普通立式铣床做齿轮粗加工，再用锉刀进行细加工;没有热处理设备，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热对齿轮进行渗碳处理。从毛料的铸造、锻造到零部件的加工，从零件的装配到部件的总装配，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攻克道道难关。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0多天的连续苦战，1957年2月16日，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终于在鸭绿江畔诞生，研制的工人们激动地将它命名为――“鸭绿江一号”。
“鸭绿江一号”是30马力单缸轮式拖拉机。经过耕地试验证明，它构造简单，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强，能带动三铧犁或四铧犁，每班(10个小时)可翻地60亩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钢材和生铁制造。除了耕地，它还可以作为动力来运输、碾米、发电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这个“新生儿”还是有很多不足，因为是单缸、卧式、二冲程的轮式拖拉机，开动起来振动较大，前面冒烟，后面喷土。
毛泽东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作批示：
“鸭绿江一号”国产轮式拖拉机研制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和机械局局长王光中亲自来到安东机械厂视察，知道这台拖拉机的研制过程后，被工人们敢想敢干的精神所震动，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进京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鸭绿江一号”的命运。他们在详细听取研制拖拉机情况汇报后，于5月3日，写了一篇900多字的关于安东机械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安东机械厂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详细情况，并把材料上报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
“鸭绿江一号”进京后在担负平整展览场地的任务和操作表演中大显身手，深受领导和观众好评。特别在展览会上，它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及结构简单、结实耐用等诸多优点，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一致认为“鸭绿江一号”为我国拖拉机的制造和农机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材料。展览会接近尾声，在组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拖拉机游行车队时，“鸭绿江一号”因外形不够美观而未能入选。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5月1日早晨，原来计划参加游行的4台拖拉机中有1台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有关部门领导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替补上。于是“鸭绿江一号”幸运地同其他3辆拖拉机一起驶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毛泽东接到李富春转来的、由国家计委呈送的关于安东机械厂小厂办大事，克服技术、工具、材料设备和资金上的种种困难，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很感兴趣，就在材料的旁白处写下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2个大字，并写了近300字的批语，充分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批示的具体内容是：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
毛泽东批示的全文，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之二十六，发至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加这次会议的安东市委书记肖纯接到文件后。立即把喜讯传回安东市委。整个安东机械厂立即沸腾了，工人们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中，直接参与研制“鸭绿江一号”的常逢尧等3名工人骨干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这种象征中国工人阶级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的拖拉机很快投入批量生产，并几经完善，日益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喜爱。 “鸭绿江一号”拖拉机陈列国家博物馆 。
毛泽东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作出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安东机械厂的干部职工，他们敢想敢做的生产劲头更足了。在后来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全厂涌现了大量的技术革新事迹。老工人谷维智、王安太等人创造的车煤气机机体的多头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于工人们改革了设备，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经赶制出60台煤气机，有利地支援了农民抗旱。
为纪念毛泽东的批示，1960年经批准安东机械厂正式更名为“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改革开放以来，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12月，辽宁五一八公司与香港兆彩实业有限公司合资重组，成为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是全国机械工业行业500强之一，经营规模居于内燃机零部件行业前茅。
“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一直存放在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国家博物馆专程派人赴丹东，经考证后发来征集函，国家博物馆认为此拖拉机是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物。并将“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作为珍贵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鸭绿江一号”正式陈列于国家博物馆。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独立势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
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
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
胡耀帮等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以下的严重恶果：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
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
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
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
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
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
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
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
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
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
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
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
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
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
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胡乱邦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两少一宽》在“反共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耀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耀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胡耀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他的民族政策是非常错误的。
而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的道路，否决了毛的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并没有对乱邦的信任感恩戴德，做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与建设者，反而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虽然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甚至拿出比毛还伟大的伟人手势来，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教育引导。而胡乱邦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胡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胡乱邦丢了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李锐写的《向胡耀邦学习》。在1976年趁毛主席病重期间，胡耀邦就开始为走资派邓小平作重要贡献了。四五天安门邦乱是第一个贡献。
1.1976年清明，悼念周总理的那场四五运动，不是群众自发搞的，而是胡耀邦等幕后策划的。
2.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把中央内部的不同看法，背着华国锋组织批判力量捅向社会，迷惑、欺骗人民，为搞臭华国锋，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打开缺口（注：两个凡是，是郑必坚.龚育之提出并由他们写入华国锋的讲话稿。批判“两个凡是”后，郑和龚摇身一变，成为批华批极左的先锋。郑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龚提为《红旗》杂志社长）。
3.为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搞下台，胡耀邦四处串连，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搞阴谋诡计。夺权成功后，胡耀邦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后称总书记）。
4.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论与实践；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全盘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持右倾，搅乱了全党全民思想，动摇信念，放弃原则，混浠是非标准，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纵容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力量，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被颠霞的边缘。
5.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当上中组部部长，利用职权平反冤假错案搞一风吹，得到国内外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分子的支持与赞赏，评价甚高。从建立新中国起，到文化大革命，当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几乎全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提拔重用。
甚至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群众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产党离休干部待遇。
胡耀邦在为当年的阶级敌人平反之时，又在全国开展了所谓清理“四人帮”地方势力运动。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领导，支左解放军、生产队长、土改根子、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
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清理“四人帮”势力，大抓“三种人。”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劳动模范，以及大批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共产党员、领导干部。
当年，他们南征北战，抗日寇，打老蒋，剿土匪，清恶霸，抓特务，搞土改，斗地主，批资本家，支援朝鲜、越南抗美斗争，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修铁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产，取得革命和生产双丰收等等，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1978年以后，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功臣们，被胡耀邦推行的极右路线反攻倒算，统统打翻在地。而过去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却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重组了阶级队伍，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组织基础。
6.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绩，把翻身农奴重新打倒在地，让旧贵族，农奴主翻身掌权，培养藏独势力，为达赖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分裂祖国提供了最重要条件，造成严重的后果。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
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
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
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
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
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
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
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
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
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
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
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定和取消阶级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7.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头目。胡耀邦掌权后，其右倾路线全面暴露。他适应国内外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逆流，坚持和推行右倾路线，抵制“四项基本原则”。
对中央关于开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头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党籍和制止学潮的指示顶着不办，结果引起一大批革命元老的不满。
老一代革命家认为胡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具各无产阶级领袖的素质，继续担任总书记是危险的。迫于革命元老们的压力，1985年，邓小平让人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年，邓又对扬尚昆讲：“陆铿（香港《百姓》杂志主编）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邓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将胡耀邦拉下马。
胡耀邦表面看好象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实不然。当他从华国锋手里夺权的时候，完全是在破坏党章，背后搞阴谋诡计。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背着华国锋搞，又突然捅向社会，搞臭华国锋。
而对“两个凡是”的具体制造者郑必坚，龚育之却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质就是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翻案，对广大工农兵和革命者实行反攻倒算，搞阶级报复，彻底清理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和毛主席时代培养提拔的共产党人。其目的就是重组阶级队伍，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对在所谓平反冤假错案中，工农兵、革命者遭到打击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胡耀邦不敢进行复查与纠正。胡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的勇气去那里了？胡耀邦批判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胡耀邦却又对资改路线搞了“三个凡是”。凡是资改路线处理错的人不能复查与纠正。可见，胡耀邦为人处世处事，是为一已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那有什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品格。
胡耀邦的重大贡献，后果如何，对谁有利，如何评价，经过三十年实践的检验，已经一清二楚。只是阶级立场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李锐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无非是李锐曾因犯右倾错误被处理过，而胡耀邦为其平反，还让其当上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感激不尽。李上台后，自然成为胡的得力干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谊。因此，在李锐眼里，胡耀邦当然是“最得人心”了。
胡耀邦为大批阶级敌人翻案，将工农兵革命者打入地狱；坚持右倾，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烂，让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势力日益壮大，成为主导今日中国社会的主流；否定毛主席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让本已哀落的达赖分裂势力卷土重来，严重威胁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干这些勾当，当然需要“过人的胆识。”
难怪胡耀邦公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胡耀邦真是够胆的。这也显示了胡告别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是在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而李锐却赞美胡具有“过人胆识”，“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真是验应了老话：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其实，阶级利益及其本性决定了李锐自己也是这样干的。李上台后，成为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黑旗手。他经常写文章，出专著，到处演讲，从国内到国外，公开咒骂毛主席，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1989年，李锐公开跳出来勾结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场大动乱把社会主义推到了被颠覆的危险境地。结果，李锐被撤职了。由此，李锐更加仇恨和反对共产党。
事实证明，李锐的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本性不改。胡耀邦平反而重用李锐，正是他右倾路线的表现。而李锐这样的反共分子赞美胡耀邦，也说明胡耀邦的确代表了右派集团的利益。他已经从红军老战士，革命老干部变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一定要揭露李锐的丑恶嘴脸及其反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