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如今中国处处都有资产阶级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作者：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 " 井冈山的斗争 " 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 " 伙食尾子 "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 " 供给制 " 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给制 " ，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给制 " ，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
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
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 " 干不干，二斤半， " 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 " 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 " 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 " 供给制思想！ " 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 " 物质利益的原则 "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 " 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在 " 供给制 " 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
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 "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所正确指出的， "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资产阶级的法权 " 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还不能 "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 " 物质利益 " 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 " 法兰西内战 " 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 "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 " 见物不见人 " 、 " 见钱不见人 " 、 " 钱能通神 " 的经济学家帮忙。
列宁在 " 国家与革命 " 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 " 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 " 已经过时的 ' 幼稚行为 '" 。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 " 游击作风 " 、 " 农村习气 " 、是 " 已经过时 " 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 " 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 供给制 " 、对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
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 " 中国之命运 " 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 " 笑林广记 " ，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 " 最高 " 。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 " 高等华人 " 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 " 和赵太爷是本家 " ，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 "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 " 礼 " ？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 " 长 " ，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
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 " 三风 " 、 " 五气 " 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世上的贪婪狂妄者，总是同恶相求、同欲相趋，干坏事互相帮衬，有利益拼命争抢。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面对五独：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合流。 世界上反华势力猖獗，有「五独」之称的「港独」、「藏独」、「疆独」、「蒙独」与「台独」再度合流，意图分裂中国。
美西方帝国霸权主义者不遗余力利用中国的民族问题做文章，在民族问题上又选择历史为突破口，目的是从源头上割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构建，撕裂少数民族同中国的渊源关系，把少数民族世居的地方一块一块地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妄图从领土主权、民族关系、历史问题上肢解、分化、颠覆中国。
走资派胡乱邦 1933年8月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简单说，胡原是三军团老彭手下的团级干部，后来是聂总手下的18兵团 付兵团（军）级政治部主任。 胡15岁投身革命是红小鬼，毛主席提他任共青团书记。
毛主席对胡耀邦的评价可谓入骨三分，「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可否译：不懂装懂，胡说八道）
总起来说：胡在建国前参加革命，没有功劳有苦劳。 志大才疏，不学无术，没水平。 一刀切平反右派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敌对分子。 随由敌对分子非毛，贬毛，反毛，去毛，政治上弄不清，胡涂虫！ 乱西藏，乱新疆，波及内蒙等区域是大罪！ 胡说八道，信口开河，乱七八糟的政策，胡闹！ 弄不清自己是几斤几两，自以为还高明还伟大！ 就其材料，充其量当个副省长，基本团级水平，甚至不及格！
胡耀邦是15岁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红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亲点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 但毛主席病重时策划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后，胡耀邦更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论与实践。 否定阶级斗争理论。 全盘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外界称为「非毛化」第一人。
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压制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 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 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 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 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3·14” ，“7·5” 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
一 九八○年五月，刚被扶上总书记三个月的胡耀邦、和刚担任副总理一个月的万里一同到西藏考察。
胡耀邦在飞机上就对随同人员说：「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 基本上是藏族的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 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胡耀邦说：「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 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 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胡耀邦告诉大家：「中央政府考虑的几项非常措施概括为六个字：「免税、放开、走人」。 胡耀邦到了拉萨，他和万里把在途中的谈话内容， 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同自治区领导班子讲。
5月28日与领导班子座谈，万里积极配合。 自治区第一书记阴法堂还拉来志愿军出身的前任任荣，两人会后一起劝胡耀邦：“明天干部大会，千万不能讲。”
29 日胡耀邦在拉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有人形容：胡耀邦根本没有听两位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劝说，他把外衣一脱，讲得更多。 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 概括起 来是两点：1、政策左了。 2、汉族干部要撤。 他说：「国家每年给西藏六个亿，都让汉族干部吃掉了，藏族老百姓没得到好处。」、「100人申请。70人批准。技术干部要留下来。」万里插话：「80 人批准。胡的报告引起极大的波动，这是29年来，西藏干部和老百姓没有听过的声音。 汉族干部热烈拥护，在西藏，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安排藏族，他们难以升得上去。 而且工作 条件艰苦，危险性大。 反而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情绪低落，变得灰溜溜的。 自治区决定汉族干部分三批撤出西藏。
胡耀邦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遇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 恰巧邓颖超视察新疆，在一个公众场合传达了胡耀邦的报告。 新疆的反应更强烈，出现多起骚乱，要求汉族干部撤离。 新疆与西藏情况不同，东突早就进行基地训练，官方一直进行武装剿灭。 中央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
西藏的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但是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 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80、84年举行两场「西藏工作座谈会」。 至今「西藏工作座谈会」已经举行7、8次，但是政策方针与胡耀邦完全不一样。 89西藏动乱被看成是胡耀邦责任。 民族问题一直是邓力群之流攻击胡耀邦自由化错误之一。
12大之后，胡耀邦调彝族干部伍精华代替阴法堂担任西藏第一书记，藏族干部说：「走了一个老大哥，来了一个小弟弟。这位「小弟弟」将来应该在西藏树碑。 他 主政期间，示威藏民把伍精华的住处包围。
十三大胡锦涛接替伍精华担任西藏第一书记。
87年7月-88年3月，光是拉萨地区就出现六次大规模抗议、示威，都被镇压下去，都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策动，也被认为是胡耀邦应付的责任。 89年1月28日，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是圆寂。 2月。 拉萨出现 紧张的民族对立状态。 2月7日，大昭寺挂出雪山狮子旗。 军警进入大昭寺搜查逮捕僧人，拉萨连续反共示威，西藏其他地区也出现骚动。 3月2日，拉萨局势 更加激化，除了僧尼，连妇女儿童都上街挑衅汉人。 3月4日深夜11点，总书记赵紫阳已经睡下，机要交换部门给他送来特级加急文件，文件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处转来，是成都军区要求拉萨戒严给中央军委打的 报告。 赵紫阳被叫醒，他坐在床上，看过报告。 杨尚昆没有批示，他写下：「立即实施戒严。」由机要交换送给邓 小平。 军委会文件由赵、杨联署，报邓小平是不变的程序。 5日凌晨军委会批示已到拉萨。 5日中午，武警开始向人民广场的人群发射催泪弹。 两点十分，大昭寺对面 「塔经」被点着，藏人涌上前去救火，武警从人民广场两侧向藏人开火。 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胡锦涛头戴钢盔，携枪走上拉萨街头，指挥「平叛」!
驻台美军又来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台军又杀大陆渔民了。是“同胞“还是敌人？
走资派不讲《阶级斗争》？可敌人会听吗？
走资派“命运共同体“了，敌人会听吗？
走资派只会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维稳百姓。.
侵略来了，敌人杀渔民了，就当缩头乌龟。
驻台美军又称驻华美军。随著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通过，驻台美军人数逐渐减少，随后华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更明确指出美国将从台湾撤出所有部队和军事设施。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美军结束在台驻军编制。
1975年3月26日驻金门马祖的美军顾问小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随著负责台湾空防的第327航空师解散，台北通讯站于3月2日关闭。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时，美军在台剩馀的主要单位为：美军总部营区、陆军通讯司令部、第6217空军基地中队。美国国务院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于该年2月28日正式闭馆。同年4月，美军协防司令部和顾问团撤销，最后一任协防司令林德少将于4月28日离台，最后一名美军在1979年5月3日离台，美军结束在台湾的正式活动。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
闽平渔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铁钉封死船舱，闷死大陆25名渔民！
2023年7月，有台湾渔民不知何故落水浑身湿透，大陆渔民及时将其救助上船，并安全移交当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员更是大呼感谢同胞。
然而，在2024年阖家欢乐的春节期间，台当局伪海巡署以“越界”为由追查大陆渔船，在暴力执法的过程中，最终酿成了渔船倾覆，2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鱼船“闽平渔5540”号从福州平潭出海打渔，里面有26名福建渔民。台岛海警突然出现，并以“走私”为由将他们逮捕，渔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渔民并没有被遣散回来，也没有被押送到台岛，反而被台岛海警用棍子全部赶到船舱中。由于他们的暴力行为，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渔民，不肯进入船舱，立刻被他们用棍子打了一顿。就这样，26名福建渔民被他们用黑布蒙住双眼，强行关进一米来高、三米见方的船舱内。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将船舱顶盖钉死，而且还在船舱顶盖压上重物，就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逃跑。然后命令船工将船开到海峡中线附近，并警告出海后也不准打开船舱。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亲自护送”，沿途还检查了好几遍，确认船舱盖没有被人撬开。当时正值七月份，气候很热，船舱又是封闭的，气温很高，在长时间的航行过程中，船舱内的氧气逐渐耗尽，造成严重缺氧。由于缺乏足够的氧气，25名渔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闷死，仅有一人幸存。真的难以想象，这些渔民在临死前遭受到了怎样的痛苦、折磨和绝望。据说，这位幸存者能够存活，是因为他偶然发现船舱隔板上有一个很小的孔，仅有绿豆大小，他通过这个小孔贴近呼吸而幸存下来。
事后，“闽平渔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属，更是捶胸顿足，悲愤说道：“台湾有人来到平潭，我们都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而我们的亲人却被这样残害，实在是心寒。”
然而台湾省那边对待大陆渔民有多残暴？据台湾方面持续八年的统计数据，八年期间驱离大陆渔船近万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没了八十多艘船。相当于八年中大陆这边每个月沉没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驱离三四艘，这还不算禁渔期。
从1990年至1994年5月仅4年的时间里，因为遭到台军警的突然射杀，大陆渔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伤112人。
另一项统计显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间，台军警在遣返大陆私渡去台人员时，闷死、撞船淹死大陆人员计46人。
越过所谓“中线”闯入大陆这一侧，强行抓走大陆渔民的作业渔船达223艘，非法逮捕关押渔民3160余人。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
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友谊”，还是侵略？》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
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渔民说，两岸渔民过去常有往来，这次遭遇台当局如此粗暴对待，“实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泉州渔民的命走资派当局保护得了吗？
金门炮战，戳破了美国虚张声势、协防台湾的谎言。打破了台湾当局挟洋滋事、反攻大陆的美梦。挫败了美国企图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炮击金门的战火，因宣示国家主权而起，因同属一个中国而熄。如今，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几十年，当初的战场早已成为两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两岸老一辈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卫国家统一的深谋远虑令人难忘，在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上达成的默契载入史册，他们创造的炮火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的特色政府实行私有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越来越接近美西方帝国霸权针对新中国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资派习政权一样《怂》，没有自己的意见，不敢反抗。软弱无能。既无文又无武，手下的一群《怂》货，将军封了几百个，有一个懂战略战术吗？掌握这么多高端军备，不会也不敢使用，也只是一堆被弃的废铁。遇事时当缩头乌龟，事后了出来摆摆谱。躺在皇宫内享福。
实行私有制和扶植“走资派”，只是美西方帝国霸权一个图谋彻底演变新中国的表面的“前奏”，或曰“过渡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指望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再次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国霸权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胁迫中国的频繁动作，似乎有点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国霸权对其“目的”的实施，软硬兼用、明暗互动、花样百出，从十九世纪末叶就对中国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意在让所有的帝国主义任意吞噬中国这块“肥肉”……。
毛主席纵观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狼子野心，并带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抵御、抗击，遏制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险恶行径，并将其排斥于国门之外。
新中国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气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积极地支持，形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天下的、坚固的铜墙铁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无从对新中国“下口”。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团结社会各界进步团体、人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远瞩的告诫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友谊”还是侵略?》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导震彻心扉，他老人家已经为身后的新中国指明了方向。经受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的、觉悟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心明眼亮，必然会痛定思痛，形成反击美帝及其走狗们的巨大正义力量，在世界大变局中显示身手，一定能战胜他们，让他们殖民中国的图谋再次化为泡影。
转载《美国又驻军我国金门，台当局又杀害大陆渔民！我们该如何回击？》
作者：李光满 发布时间：2024-02-17 来源：李光满说公众号
最近在金门岛及附近海域发生了两件事，使金门再成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第一件事，据环球网报道，据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台媒2月14日报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声称，14日在金门县北碇东0.5里海域发现1艘大陆籍快艇“越界”作业捕鱼。台媒报道称，该大陆船只在海巡队追缉过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
第二件事，据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月5日的报道，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将从2024年起派美军顾问常驻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各特战营。根据计划，美国现在驻台湾地区的“特战合作组”先行扩大驻军模式，“特战合作组”由10多名具备各类军事专长的美军特战小组官兵组成，到2024年，美国“特战合作组”率先常驻金门、澎湖。此次进驻台湾地区的是由美军陆战特种作战群“绿色贝雷帽”第1总队第2大队1中队，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进驻“台湾陆军”两栖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集训。美军进驻主要以6人小组作为基本编成，计划驻扎于澎湖、金门、马祖等离岛地区，主要执行的任务是海域巡弋、越界渔船驱离、水文侦察、运补护航、海上救难等等任务，代号叫“海龙蛙兵”。
金门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北碇岛等1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51.656平方公里，与大陆最近处仅2300米，与台湾岛相距210公里，现由台湾当局实际控制。
1958年，溃逃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在美军第七舰队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蒋介石多次偷偷飞抵金门岛检查反攻大陆准备情况。8月23日18时30分，解放军用340门大炮分别从厦门、大嶝、小嶝、深江、莲河、围头等处向金门发起炮击，2小时内，对金门岛发射炮弹57400发。这并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击，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国民党驻军实施炮火打击，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陆、海、空三个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当场阵亡，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击伤头部。8月25日，当天台湾派出的5艘补给船被解放军鱼雷快艇击沉两艘，其余逃跑，金门补给线被切断。9月7日，在美国军舰护航下，蒋军补给舰向金门进发，解放军毫不留情向蒋舰开炮，将5艘国民党军舰击沉，而美舰并没有对蒋舰进行保护，转身逃离战区，开到安全区。炮击金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后来炮击金门改为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炮击金门才正式结束。
以上发生在金门及金门海域的两件事，我有两点感想。
一是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军撤离金门之后，现在美军又回来了，而且是长期驻扎并训练“台军”，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新的挑衅?
二是台湾当局又开始在金门海域残暴地杀害大陆渔民，这是否预示着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对抗甚至战争阶段?
大家都在想，我们该如何应对?我想可能会有以下五个选项：
一是作为普通民事渔业纠纷处理，要求台当局道歉并向死亡渔民家属赔偿。
二是坚决追凶，缉拿并严惩凶手。凶手是谁?台湾“海巡署”及所属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所有船只和人员，如果是更高层下令，则直接追凶到最高层。
三是恢复对金门炮击，炮击强度与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么时候停止炮击则视情况而定。
四是解放军以武力解放金门及澎湖列岛，中央政府恢复对金门及澎湖列岛管理。
五是以此为契机，一举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这五个选项，哪一个更适合更有利?这里我还想提几点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国仍然驻军台湾岛、美国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对金门炮击，对美国的护航舰队也是毫无所惧，而且炮击金门一直持续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结束。我想这是在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并体现坚定意志：中国绝不惧怕战争，中国必将解放台湾，必将实现国家统一，这是绝不会动摇的国家战略、民族意志和军人使命。
二是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的标志是什么?除了经济强大、人民幸福安康，还应包括国家统一，主权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国家和势力敢欺负和污辱你，昂首挺胸，意志坚定，受人尊敬。如果领土不统一、部分主权不独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杀害，那么这种复兴和强大又有什么意义?
三是近两百年来，中国从衰落到重新强大，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我们能够打败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其法宝之一是绝不惧怕任何强敌，绝不惧怕任何战争，在残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冲锋向前。
四是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如果不敢在敌人的肆意挑衅面前展示力量，不敢发出敢战能胜的信念，那么这个国家无论经济多么强大，身体多么肥硕，最终都只能是敌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们一定要敢于展示自己绝不惧怕战争、敢战能胜的坚定意志。如果我们始终不敢出手，别说美国，就是台湾当局也会加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大陆同胞，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也敢上来踢你几脚、抽你几耳光，鄙视你，欺负你。我们要一直忍让吗?有时候忍让是一种智慧，而更多的时候，忍让是懦弱的表现，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屈辱和灾难。
五是有人说如果中国发动解放台湾战争就是掉进了美国设的战略陷阱里，我不这么认为。解放台湾是一场统一祖国的正义之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绝不存在什么阴谋和陷阱，除了正义还是正义，除了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如果美国和日本军事干涉，干就是了，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必然会付出代价，但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那么多英雄烈士，你问他们值不值?你问他们是为了什么?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我们该如何回击?我想这绝不应是一道选择题，而应是一道必答题，答案早已写在毛主席的那句题词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一种使命、担当和责任。
我很欣赏南昌舰95后女操舵手徐文茜面对外舰挑衅时说的那句硬气又霸气的话：“干就完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到了，不上等什么呢?”
《泉州红会派员陪同家属抵金门处理渔船事件善后》
新华社金门2月20日电（记者陈键兴）台湾有关方面追逐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遇难者家属20日来到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渔船在金门海域被台方海巡舰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福建省、泉州市有关方面与船员家属沟通，决定由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家属赴金门处理善后事宜。
20日上午10时30分许，泉州方面人员与遇难船员家属乘船经由“小三通”抵达金门。在金门水头码头，泉州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晖受访表示，2月14日是农历大年初五，正值春节期间，台方粗暴对待福建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性质恶劣，令人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我们来金门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协助家属善后，接回2名生还者。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配合处理善后事宜，避免对家属造成进一步伤害。
当日，2名遇难者的多位家属来到金门县殡葬管理所，对遗体进行查看和确认，他们全程面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岳父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面对媒体，一位遇难者的女婿几度哽咽语塞。
他擦拭泪水、平复心情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李朝晖当日受访时还表示，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发现场完整录像和我方船只，了解人是怎么死的，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人命关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有关责任人，配合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告慰遇难者在天之灵。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後，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 ；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