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五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资料，其主要内容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
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见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谊的”目的，“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给了它的“军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记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内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绝支持反动统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别的解释吗？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说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谊。这种友谊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因为美国人民没有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必要，并且曾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许”的。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则“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谊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谊的一方的愤慨和他方的谴责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吗？既然如此，难道规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日本侵略者不占领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黄河东岸和贵州南部），就会叫人们停止愤慨和谴责了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结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们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规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资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扩张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们的愤慨和谴责，愤慨和谴责的纪录难道不是已经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结果，艾奇逊写道：“我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贪得无厌的但是终于失败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者彻底地打败和打倒，帝国主义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厌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吗？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野心仍然是没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逊在一个月以前，在七月六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输送它现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经济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继续干涉和侵略中国，继续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逊已经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发表专门的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资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在整个远东之局势，咨商将有助于各该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维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没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顾问，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该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该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美国白皮书在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布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荒谬的恶毒污蔑，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内和平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与此同时，则竭力冲淡国民党的罪恶，并将美国侵略者在白日梦中所描绘的比国民党有用些的某种新工具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这些奇谈简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相，就已经被许多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包括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物，报告给美国人民了。艾奇逊断言，“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艾奇逊在这里的头脑，似乎还有些清醒之处。但是他接着断言，世界忽然大变了，这些严肃的抵抗者们自己忽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了；过一会儿（大概是一分钟），中国人民又忽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而是“显然地认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国家性”了；倒是美国政府所努力帮助其恢复“主权”的国民党，被公认为“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指明这个外国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帝国主义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这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艾奇逊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中国内战双方的“军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供给的。那么，关于谁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问题，究竟是因失败而昏迷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得清楚些呢，还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立场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些？毫无疑问，艾奇逊尽管自己欣赏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决不能使世界信服，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于万一。
美国白皮书也攻击了国民党，其目的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美国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观态度。但是白皮书是为什么而攻击国民党的呢？这是侵略者对于他的走狗的攻击，犹如日本侵略者对于汪精卫的攻击。正如艾奇逊所说，攻击了国民党的魏德迈的报告，仍然是“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满，因为国民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国主义援助归于无效，致使帝国主义利益归于灭亡。严格地说，美国侵略者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国民党的反动无一不因美国政府“援助与鼓励”而加深，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样滔天大祸的；第二，国民党的腐败是随着它的反动而来的，并且这种腐败至少因美国的榜样而加深。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在本月十日说得对：“美政府指责中国（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美国派来中国之人员，其贪污程度比诸中国官僚亦无不及。如战后之‘善后救济’事宜及近年之‘经济合作’等工作过程中，美籍人员之贪污舞弊事实诚不可胜数。”螃蟹责备它的儿子横行，沙士比亚喜剧中的丑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镜子里的尊容难看，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艾奇逊说：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力量是弱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确，可是必须补充说，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以及任何国家的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们的暂时的猖獗的基础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准确些说，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国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此，美国政府仍然要在中国国内外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人民的庄严美丽的祖国，来捣乱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来捣乱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国事变中真正得到了教训的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我们相信我们的曾经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强的，因为我们的力量生根在中国人民中间，同时也生根在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中间。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须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1949年8月13日】
六十年代，解放军两次出境入缅围剿国民党残兵。此为第二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应缅方请求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
按预定的作战方案，战斗应在11月22日打响。然而20日，总参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通知王尚荣，要他向秦基伟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在看到最新材料后所产生的一些担忧：毛泽东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堵截配合作战的任务。要秦基伟赶快同负责与缅军联络的丁荣昌商议。在适当的场合，以妥善的方式，把中方的关注与担忧转告缅方。
21日晚21点30分，我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恩来“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坐镇昆明前线指挥部的秦基伟发出新的命令：“战斗打响后，如敌逃跑，命令部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
按预定计划。战斗应在22日凌晨6点30分打响，然而，这次对中国军队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扑击的16个据点，最早的4点50分就开始了，最晚的7点50分才交火。由于中国军队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16个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国民党残军第一军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5点40分打响的曼俄乃。虽然据点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残军四军五师师长李泰。但我军伤亡也较大。
国民党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由于中央军委只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规定得很死。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秦基伟得到战报后，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巩固战果;同时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参战部队越过红线追击敌四军主力，但中央军委的决定依然如故，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直到1961年新春，缅甸军方才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残军的“湄公河战役”。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柳元麟采取以“引蛇出洞，将缅军诱入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的策略，瓦解缅军的攻势。柳部先佯装节节败退，来迷惑缅军，诱使缅军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缅方捷报频传，可没过几天，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缅军的远程大炮与飞机难以施展威力，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只有陈毅副总理还在缅甸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军队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恩来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商讨入缅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从整体上看，参战部队过于单薄。
问题是在短期内，缅方要求中方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1961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以及经济困难的重重困厄之中，难以满足缅方的请求。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中国军队前线指挥郝，请求中同军队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残军第三军与第五军主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
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缅方的请求进行商议。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到国民党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方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
就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打电话向昆明军区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人。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梦百了2个营2个便衣队，梦百了以西2个营，索永2个营，重点梦百了。
22日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计划。总参同时通知昆明军区：梦百了以西2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得过大。争取25日打响。总参再次强调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定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国民党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中国军队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森林阻碍了参战部队的奔袭速度，而国民党残军则正相反。经受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国民党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护逃脱的策略。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以保存实力。因此，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网，仓促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人民解放军前后两次出国作战，取得了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共歼敌740人的战绩，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央军委非常重视中国军队此次跨国界军事行动。周恩来听取了有关作战情况的汇报，并亲自主持中央军委对此次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会。1960--1961年的中缅联合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所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丛林突击战。这次跨国界军事行动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为稳定和平安宁的中缅边境扫清了障碍，更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笔。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维护民族团结，必须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优秀精英也是少数，但绝不是农奴的全部。放到国家大战略方面，毛泽东共产党超过国民党，甚至超过任何历史统治者。
一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对防止外来侵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团结，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难题，让千年以来的奴隶主和农奴平起平坐，而且让少数民族一夜越千年，极大地缩短了本民族的历史自然演变过程，从原始部落、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三就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铲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权力的影响。
四就是民族的妇女解放。如中东妇女至今还在包头。
而《胡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农奴主的道路，否决了奴隶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胡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严重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虽然《胡乱邦》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导。《胡乱邦》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胡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现如今的疆独、藏独成因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当提起胡耀邦的时候，不少少数民族兄弟有些敏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关系问题。但其实在这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阵线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层精英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优待”。为什么要给优待打上引号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些优待算不上优待，却让汉族人气愤，给部分少数民族抹黑。
这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政策：依据“反动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的交流来看，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他们看到的是很多宾馆在奥运期间不招待维族人，在车站对维族人查的更紧，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释放。原因何在？一个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维族人民有多少被两少一宽的机会？鼓励和纵容这批人不但没有惠及维族人民，还伤害了维族人的声誉。对少数民族表现好的查的更紧，对表现坏的却非常优待，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再说说《胡乱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乱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热比娅》已逃亡国外。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乱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胡乱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 。
揭开了批判毛泽东的盖子，丢了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
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
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中国合法统治，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
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 “喇嘛书记”。
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国模式，否定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来源：新华网 人民网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李 维 汉????（签字盖章）
代???表
??张 经 武????（签字盖章）
??张 国 华????（签字盖章）
??孙 志 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
??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改革开放40年，GDP快速增长，年均率约10%，金砖四国排名第一。
这个GDP，经精英们的营营鸣叫，成为最光彩夺目的亮点，最显赫的成绩，最坚实的硬道理，最值得骄傲的战果，最鼓舞人心、最提神的兴奋点。一句话，是论证30年改革开放路线政策正确性的最最最牛的论据。
本文讲特点，就来分析一下这个GDP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殊属性。
第一，畸形发展的外贸，每年出口商品价值占国民产值高达40％，赚得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和债券），位居世界第一，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呀！可惜，它不能兑现，不能转变成物质财富；它一天一天在贬值，让我们每年损失人民币大约五千亿，相当于击沉我们好多艘航空母舰。照此下去，这笔财富将蒸发成为虚无。现在，这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已成为美国绑架中国的“人质”，使中国被迫充当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虚幻的GDP、被绑架的GDP。
第二，合资和独资的外商在中国经营企业，把美丽的纸上的GDP留给私下里兴奋不已的中国，把实惠的丰满的利润装入他们的口袋。——实质上不属于我们的GDP。
第三，投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导致产能过剩，内需疲软。堆起一个经济危机的“堰塞湖”。——浮肿的GDP。
第四，安全生产，严重欠账。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35%，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80%。矿工的命，砖窑童工的健康，东莞农民工的残臂和断指。——带血的GDP。
第五，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污染了的环境，损害健康，夺人性命，无论如何是要治理的。由谁来治理，由将来的子孙出钱来治理。这就等于是把未来子孙的钱强行划入自己的GDP，这是一种十分自私可耻的透支行为。污染容易，治理难，将来要多少钱才能治理得了呢？恐怕把我们现在GDP的全部拿出来都不够。——透支的GDP。
第六，贱卖稀土，贱卖银行，卖企业，卖水厂，卖电厂，卖土地，卖品牌，卖国。把珍稀的资源卖掉，把宝贵的资产卖掉。——败家子的GDP。
第七，学习外国用GDP来统计经济，这样一来，妓女经济也被算入GDP，千万妓女的卖淫经济能提高GDP多少个百分点呢？没有精确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数字。但是，这种GDP光荣吗？能提高国力吗？好像也能，看日本那部电影：《望乡》，出卖几代少女的青春，换回建设的资金。——污秽的GDP。
第八，豆腐渣工程。桥梁完工，随即坠毁，清理现场再来；大楼建成，整体崩塌，清理地基重建。采用GDP的统计方法，要按照两座桥、两栋楼的建设成绩，计入GDP的百分点。——豆腐渣的GDP。
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个GDP里头虚幻的部分厘清、不属于我们的部分剔除、浮肿的部分消肿、血迹和污秽的部分抹掉、透支和亏卖的部分补还、赎回，豆腐渣的部分不计，那么，这个GDP还是10%吗？这个GDP的百分点要扣除多少？它还存在吗？不，它可能不存在了，是0%；不，它甚至是个负数。这个GDP还能算是个GDP吗？不能了。算个啥呢？算个屁！鸡的屁！
相比贪官看看中国的工农大众很穷。同世界各国相比，比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亚洲还要穷，大概同非洲的穷国差不多。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不及泰国工人的1/2，不及巴西工人的1/3。
为什么穷，因为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一种很坏的社会现象：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剥削者手中，大多数劳动群众贫穷了。这种不公现象会引发人民群众的怨恨、愤懑、动乱、革命。
深入探究一下，为什么会两极分化？原因大体如下：
第一，农村分田单干，走小农经济老路，农民搞“自发”，就会两极分化。少数农民发家致富，多数农民原地踏步、或迈进死路。
第二，城镇小资产阶级，做小买卖，开小店铺。这种个体经济，通过市场竞争，也会两极分化。少数发财，成大资本家，多数发不起来，甚至破产倒闭。
第三，改制。转眼间，官自己或自己的人就成了拥有千万、亿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与此同时，占企业职工总数20%的数千万职工下岗受穷。30年来，中国人民遭罪，千条罪，万条罪，最恶的一条罪，就是改制，把全民公有制改成万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国人民受损，千损失，万损失，最大的一笔损失，就是改制，全民公有的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
第四，垄断。尚未改制的大型国企，也改革成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拉大了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五，房地产、小煤窑等的暴利。房地产商做一个楼盘就可以暴富，房奴惨啰！小煤窑的煤老板一天可以赚得一百万，矿工惨啰！
第六，股市不能正常运行。大鳄操纵股市，一夜间，批量制造富人，与此同时，更大批量地制造穷人。官僚买办，向外国贱卖我国的银行股和企业股，稳定地，批量制造外国富人，更大批量地制造中国穷人。
第七，公务员一轮一轮调薪，高官高管一层一层加薪。官富了，民穷了。
第八，贪污腐败。
第九，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建厂，生产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消费品，外销欧美。为了畅销获利，就要物美价廉；为了价廉，就要降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就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的工资待遇。那么低的工资，有人愿意干活吗？有的。分田单干后的农村，农民更穷，就是这个更穷，迫使农民离乡背井不远千里拥到沿海打工，追求这份低得可怜的血汗工资。由此而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两亿民工潮，每年蔚为壮观的往返于内地和沿海的春运人流，耗费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全世界独步翘首。就凭工人的低工资，20多年来，国家赚得的外汇储备增至两万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老板和经理也都盆满钵满，富得流油；欧美的家庭，消费着廉价的商品，笑逐颜开；唯独中国的农民工仍然是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保持在每月千元左右的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不能够追随国家每年GDP的增长比例同步增长，始终是个穷鬼。这种现象，世界罕见。
第十，除了以上原因以及未述及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小原因：盛行的赌博和热烈的彩票。它不会增长社会财富，只会使多数人的财富转移到少数人的手中。
总而言之，30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国家的财富增长了几十倍的情况下，广大劳动群众的财富增长近于零倍，或只增加一两倍，而少数富人的财富却增长百倍、千倍、万倍。50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农民年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收入。0.4%的巨富，占有70%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2008年已达0.47，2009年将接近0.5，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这标志着，中国已变成世界上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在官们拥有房产方面尤为突出，他们不但在国内拥有，在国外也拥有；不但拥有两三套、十来套，甚至拥有整座大楼；不但拥有普通住宅，而且拥有豪华别墅。所谓“先富带后富”，只不过是少数人先富，多数人“待”富。待多久？设计师说了：“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百年不变”。耐心地“待”着吧！老老实实地当个百年后的“待富者”吧！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十分罕见的为新华社连续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社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连续评论一份白皮书呢？
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说起。为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美国政府竭力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希望“盟友”国民党控制整个中国。然而，仅仅两三年时间，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摇摇欲坠、经济上陷于崩溃，促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从中国“脱身”，对华政策从“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改变为“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
为此，1949年1月12日，美国抢在苏联前头，向南京政府表达拒绝居中调停国共和谈的外交答复，并指示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不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以坐观变化。4月23日，南京解放，以美国为首的多数国家使节仍留在南京。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筹办燕京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托人传话，对美国与中共新政权的关系问题进行试探。
这是一个新的动向。此前，中共中央预计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将采取敌对态度，因此提出不急于争取它们的承认。如今既然主动找上门，似乎也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派谁与司徒雷登见面呢？4月中旬的北平香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会场，周恩来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就是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刚从天津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调到团中央工作的黄华。周恩来对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黄华临行前，周恩来还叮嘱他，要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要事事谨慎，多请示报告。
5月13日，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在其住处会晤，这次会谈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与美国的第一次重要外交接触。6月6日，双方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再度面谈。然而，双方的看法相距甚远。中共希望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帮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是否承认新中国要视新政权能否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意味着美国不会放弃干涉中国内政。
几天后，司徒雷登得知陈铭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便请陈铭枢转达想赴北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货款的总和。”
对此，毛泽东表明态度：“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提出“一边倒”政策，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至此，美国拉拢新中国中立的企图落空。为避免司徒雷登北平之行会提高共产党新政权声望，造成美国将承认新中国的“错觉”，7月1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立即返回华盛顿，由此关上了同新中国交往的大门。中共中央、毛泽东也断定：“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迫于美国朝野围绕“是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争吵，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由国务卿艾奇逊起草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把侵华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掩盖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并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摆脱“苏联的控制”，推翻被“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各方关注。8月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起这份白皮书。毛泽东说：“杜鲁门(时任美国总统)也是没办法！他反对共产党，可蒋介石又不为他争气。这样也好，白皮书一发表，公开暴露了美国政府侵略中国的许多罪恶，也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要不要驳一驳呢？”周恩来问。
“驳总是要驳的。”毛泽东回答，“世界是人民的世界，总不能让美国人自家说了算嘛！”
毛泽东认为，白皮书是一次教育中国人的极好机会。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对美国物质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向往，被美国一贯标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外交姿态所迷惑，主张采取美苏并重的“协合”外交方针，对美国援助新中国建设也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批驳白皮书，能够引导这些人看清美国侵华政策的真实面目，争取更多中间派人士，可谓意义重大。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一一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要他广泛宣传，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
14日，毛泽东不顾酷暑，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文章深刻揭露美国政府一贯奉行的侵华政策，指出中国内战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要“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
18日，毛泽东再次为新华社撰写社论《别了，司徒雷登》，进一步批驳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是“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认清了美帝及其国民党的真面目，“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各民主党派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严斥白皮书》中指出，美国白皮书是一篇不打自招的供状。它供出了“二战”后美国致力于“全世界都应该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市场和殖民地”，中国也“应该而且当然是属于华尔街金融寡头所有的”。提出“准备同它斗争，把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指出：“这本白皮书，使中国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卖唱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唤醒。”“艾奇逊函中所谓鼓励‘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外来制度，这就是另找奴才，以华乱华的阴谋。”
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的声明。声明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本，如果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对象，那美帝又将多犯一些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唯一的光明道路。
对于各民主党派勇于站出来表明态度、支持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非常高兴。民建的声明，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他当即给胡乔木写信，说民建发言人的声明写得很好，要全文广播。他还于24日、26日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接着，8月28日、30日，9月16日，毛泽东又撰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三篇社论，进一步深刻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指出白皮书“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社论还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理论上的说明。
毛泽东撰写的五篇社论表明，新中国将毫不动摇地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正确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表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