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文革时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
毛泽东：“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接见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是毛泽东评价文革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选》第七卷：26.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1〕。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⑴⑵）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几经改编和广为传唱后，《东方红》不仅创造了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的纪录，还曾搭乘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唱响世界。
一曲《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的信念和决心。时至如今，每每响起，仍能激荡你我心绪，历久弥新。
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陕北大地的心声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东方红》，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这首中国人家喻户晓、激昂雄浑的经典革命老歌曾激励了几代人。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陕西省政协委员、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小兵而言，这是沁入血液的记忆。在那个大多数人捧着广播听世界的年代，晨间一曲《东方红》、暮色下《国际歌》奏罢后再关上那个方匣子，这颇具仪式感的一天才算完整，“对我们那代人来说，《东方红》是最熟悉的旋律。”张小兵说。
关于《东方红》的创作起源，说法众多。有说法认为它的最初原型是一首叫做《你叫妹妹不放心》的陕北民歌，有人则认为，它其实起源于另一首流传于陕北和晋西北的民歌《芝麻油》。然而，对比这两首歌曲不难发现，歌词虽然大不相同，曲调却相差无几。
没有人说得清，这曲调诞生于何时、创作者是谁、它的第一版歌词是什么。这首曲子已经在黄土高原的山坳坳里，在黄河两岸，流传了几个世纪。晋、陕大地上的一代代后生，在贫瘠的土地上，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吊起嗓子唱着那一句句亲昵的歌词，抒发着心中的情爱喜乐。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而以信天游为代表的陕北民歌开始融入革命色彩，讴歌火热的边区生活，纷纷用歌声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
1938年，音乐家安波等人为这曲小调重新填词创作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哟，打日本就顾不上”。几年之后，以《骑白马》为范本，日后唱响全中国的那首《东方红》在延安以北2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县城里开始萌芽。
半个多世纪以来，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两叔侄的创作故事流传已广。七八十年后，李有源的孙子李锦鹏在采访中这样描述这首歌的诞生：“1942年的一天早晨，我爷爷起身掏粪，当他走到一个山峁上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照到他身上，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黄土高原，照得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突然停住脚步，自言自语地说‘把毛主席比作太阳，不是最恰当吗？’因此他就即兴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李有源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庄稼汉，直到家乡“闹红”，他和其他穷苦人才真正翻了身做主人。因此他打心眼里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充实后，李有源将歌曲唱给了侄子李增正，后者在春节闹秧歌时，把这首歌唱响了整个佳县县城。翻身做主人的劳苦大众，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陕北大地的心声：“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在佳县县城附近组织起一支移民队，到延安一带垦荒，陕北人把这叫“走南路”，作为移民大队的副队长李增正领着乡亲们一路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南下，将这首歌传唱开来。
歌者唱的起劲，听者听的入神，文艺工作者听到后更是如获至宝。鲁艺民歌研究会收集到的《东方红》，在1945年被鲁艺组织的“挺进东北干部团”带到了沈阳，在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公木的修改完善下在沈阳正式演出，一曲《东方红》天下尽知。
在张小兵看来，《东方红》以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情。“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太多的不同。一位作家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张小兵认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传中，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刻在国人细胞中的红色基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利益视作党的最高利益。
“我们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十多年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张小兵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张小兵经常给来延安学习培训的学员讲述一个故事：1944年，毛泽东得知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能生育孩子，便找来当时的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询问情况并建议请中央医院去化验一下水。张汉武回答：“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愿干。”对此，毛泽东严肃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经过化验，果然发现村里的水中有大量有害物质，影响了妇女生育，医院很快帮助群众解决了饮水问题。
张小兵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时期，虽然工作很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总要抽出时间或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闲，深入群众，与他们交往，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讲，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正如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的评价：“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东方红》演变为响彻中华大地的经典圣歌。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东方红》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名，而且将这首歌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于全台戏的序幕。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成就了那个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
80多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13年。在那个积贫积弱、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保留住了红色中国的火种。80多年以后，这片“红色圣地”的故事又不止于历史，它也在用自身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转型书写着当下和未来。张小兵告诉记者，如今，“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已经发展成家喻户晓的品牌。苹果也成为全市覆盖面最广、从业人数最多、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特色产业。
此外，延安充分利用当地的445处革命旧址，依托景区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配套产业。从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到走现代农业之路，加上红色旅游带动生态旅游发展，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革命老区正在焕发新机。
走进新时代，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民间音乐沃土，表达人民朴素心声的歌，又通过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绎为多种版本。《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民主的最高境界。也是阶级斗争中的暴力的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最好回答。压迫和剥削就是暴力，压迫者和剥削者掌握着国家机器财政大权，他们可以用文的或暴力的手法，强逼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自从人类产生阶级结成社会以来，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里的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等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长工之间。以致今天中国特色政府走资派当官的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几十年来一直贯串始终。
走资派特色政府当官的靠在社会各级制度中掌权而占有优势，但人数一直居劣势，而靠大量的维稳经费组成的警察、特警、保安、城管、农管、文管等外，还有随处可见的监视摄象头。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大量暴力行为，最大的动用军队坦克开进城里开枪镇压。最卑鄙无耻的是判四人帮死罪，大量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
还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亿万国企职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岗失业，甚至沦为新生资本家和官僚家族企业的雇佣、奴隶甚至不得不从事皮肉生意以过活，这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把无数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国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把无数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成了空壳、虚无甚至土地都“流转”到新生地主老财手中，使翻身农民再度沦为昔日的长工，农民工、短工，临时工干苦活累活脏活后，连拿极低薪为活命的血汗钱，还欠薪？讨薪时下跪还被保安驱赶毒打，这是不是意在变天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维护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权法》的面皮，为了官僚和开发商的利益，大肆强拆民房并不断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震惊中外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走资派特色政府照顾的优惠的是台湾国民党的资本家。工人不准反抗、不准罢工、不准贴大字报造反等还有一丁点共产党的味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又是什么？
如通钢工潮，通钢工人阶级不奋起抗争直至拳毖私企总经理陈国君，他们就势必沦落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雇工、奴隶甚至被“滚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东民女邓玉娇面对淫官肆虐，如果不坚决自卫，直至刀毙淫官，后果岂非可想而知？！
下等人平民百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低微，但其人口数量庞大。官与民的力量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彼此消长，决定着官民矛盾的缓和、激化和爆发。官的压迫资本家的剝削少些，官民的矛盾轻微时，社会和谐，即所谓太平盛世。官的压迫资本家的剝削重了，官民矛盾严重时，则社会不稳定，甚或动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每次的暴力镇压之后的反抗，都是促进人类向文明前进。最终以战争决定着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有资产阶级的轮流执政。假如工农取得政权，为防止资产阶级的轮流执政的产生，就要进行文革。
调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调和官民矛盾。但是，民主的功效仅仅就是调和官民矛盾吗？非也，民主还通过影响官民矛盾而使社会渐臻公正，从而渐臻进步。所以说，民主最内涵的功效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其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主，你就会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原来是最彻底民主的宣言。民众的反抗是被动的，被迫的。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消灭暴力，就要消灭压迫和剝削。
说实话，刚开始时，很多人对于毛泽东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由于思维上的惯行和定势，觉得这十一个字可能有“暴力“。不料一旦静下心来，细细想，细细想，难道反抗无理吗？历来都是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但资本社会里有不平，无反抗不造反则不平更甚矣，劳动人民有苦难，无反抗无造反则苦难更重矣，社会资本制度有不公，无反抗不造反则不公长存矣。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反抗，没有造反，社会不但会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岂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包含了两层重要的民主思想。首先，这句话明确指出，先有压迫剝削，后有反抗造反，是因为压迫剝削才导致反抗造反的，也就是说压迫剥削是无理的，反抗造反才是有理的。只要有官的地方，就必然会发生官压迫民的事情，民压迫官的情况，则鲜有。所以说，“压迫无理，反抗有理”的观念一旦被多数人所接受，从长远看，则反抗未必增多，压迫必会减少。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不合理的观念，仿佛官欺压民是理所当然的，民反抗官则是大逆不道的，这种观念时至今日，仍留余毒，仍在束缚着民主，孔孟的儒家思想对此贡献最大。毛泽东说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应该说是站在对民有利的立场上说话的，为孔夫子所深深惧怕的“犯上”撑腰，史无前人。
然而更重要的还在其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为“反抗”正名，而且还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从来没有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会也不会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进步。所以说，能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人远比提出要建立什么样社会的人高明得多。这就好象老师教学生，教会某种知识，远不如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善于教方法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比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美国独立时的先贤们的“三权分立”来，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更为高明，是人类社会以来对民主最高境界的宣扬。有人称毛泽东为导师，的确很确切。
其实，很多的嘴上常讲民主的人，其对民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制度或体制的层面。孰不知，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体制之下，官的地位总会高过民，如果不认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几权分立，只不过是限制或分化了某些官职的权力而已，并没有解决“官的地位总高过于民”这一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则总归是不彻底的民主。而且制度和体制不公平，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从来没想过。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这些人真的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了。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学生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年9月16日。文革进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至十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接见的还有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吴法宪、傅崇碧、李钟奇等首长。江青同志主持会议。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3页第三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
江青同志说：小将们，今天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是小将。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恩来：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专院校红代会、各学校一些代表来会谈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现在分成两派：一个叫天派，一个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后台可能有我一个(伯达：陈伯达。康生：我是地派的后台)，对我是个新闻。有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们喜欢坐飞机，一个经验，坐飞机从地上到天上，最后还要到地上。
我希望号称天派的回到地上来。天派对形势有个错误估计，任务是从形势来，我有一次看过清华《井冈山》小报，对形势估计很坏，说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毛主席是少数了，是悲观的，到处传闻。
最近又比如，七·二O后，在天安门上支持八·五大字报，我同谢富治也遇到几位。韩、蒯等几位同志，是第三次革命大串连阶段，北京学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这样，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批判高潮，还开了百万人的大会，形势大好，大联合，大批判。为什么还要出去搞串连？我们否定了这种看法。
尽管这样说，可是许多同学回去还是这样估计，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两天我和两方代表都谈话，批判了这种形势估计。清华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达：北航也不少)因为听外面来电话，叫他们回来，就是不理。(江青：清华出去五千揪军内一小撮。今天出的报纸专门反对我，蒯大富到今天还反对我。蒯大富来了没有？你站起来，我今天批评你，严肃批评你，你要作检讨。今天是批评，不是打倒你)
武汉“三钢”“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悲观。“现在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前夜”“全国都要复辟”，这样估计，任务怎么提？“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夺我们军队了！所以揪党内一小撮到军内一小撮，宣传上犯了错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负责。八月中也还这样估计，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错误口号，肃清这个口号的影响。
我们向大专院校谈过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谈过，但始终我们的话不灵。北京一派形势悲观，还在传布揪军内一小撮，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所认识大好形势背道而驰。武汉反革命事件后，引起了各地的注意，这个教训，引起各地军队认识自己错误，马上承认，改正了。
解决各省市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解决，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为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听毛主席话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一声号召，马上解决。
武汉也是如此。中央一声令下，马上解决。事情是毛主席说的“三相信”，北航同学也参加的，了解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武汉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过了三个半月，革命总是深入了，向广度深度发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会、革筹、军管会，总之把革命推向前进了。在这样的年头里，我们要求把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更深入推广，争取胜利，巩固胜利，抱着无限信心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大专院校不相信我们的话，主观臆断，主观主义，错误估计形势，“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驰。前几天，江青九月五日讲话，放了录音，讲了三个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上你们的做法刚好相反。第一个确信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是主要巩固领导中心。《文汇报》十四日社论，领导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因为有这个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伯达和我谈了“五一六”阴谋反革命，破坏党中央。
姚文元文章发表，最后一段突出性质，突出一小撮坏头头蒙蔽群众，揭发出来就行了，要认真对待，但不能扩大化。他们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图挑拨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关系，矛头好象对准我个人，其实同样对准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战斗，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天天一起战斗。这样一个战斗关系，统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是钻什么空子？从右、极左钻空子，到处传布，不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利于巩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动摇不了，他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讲“五一六”问题。几个根本观点要说清楚。
一、只是少数，不要扩大化。当然要揪后台、黑手，不要到群众中去抓一大片，揭发一大批。他们只是靠造谣，他们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组织揭发后不要扩大化。在群众中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这一派，两派矛盾越来越深，也揪不出来。最近对“湘江风雷”头头，有坏分子，一下子看成坏人很多，同意了省军区报告，抓人多了，犯了错误。这是有范围，现在是全国范围，它(“五一六”)似乎称八个方面军，名字叫方面军。其实只有几个人。“红旗军”全国也只有这几个坏头头，揭发后没有多少，以后就不听他们的造谣。
二、我们赞成你们在学校各组织清查出这样的人，确实不要乱窜，自己弄清头头，和坏头头划清界线。最好是本组织，不要别的组织去搞，如农大。地派“东方红”，认清了秦化龙叛党真凭实据，直至在揭发前，我提了意见，他们很听我的意见，审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卫戍区，我通知了，接受下来，这样搞很好，不但如此，还把农大“东方红”与“五一六”有关系的弄清楚，告诉我，并分析为什么有这种思想，这样做就不能扩大，这样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讲话，两派打电话回去，都把自己方面的黑手揪出来，揪出来以后并肩游行。
(江青：二十万人。康生：两派并排)
好派、炮轰派并排游行，争先恐后、缴枪恐怕落后，自己把坏头头抓了去，送到军管会。这样的事情应该提倡。农大走资派没有参加你们这方面。农机大、地派，你们应当欢迎人家调查秦化龙。如天派，北航“红旗”也有地派，他们是合作的，这样行动有利于党的纯洁。至于“五一六”也要有这种精神。
三、对于“五一六”，也要把头头揪出来，还是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不要因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体不好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主观主义，把群众推到对立面，挑动群众斗群众。
四、批判“五一六”以极“左”形式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领导。我们文革有什么矛盾？我们平常谈话当然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风格嘛！
(康老：反映一种思想，与赫鲁晓夫一样，勾心斗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资产阶级这一套)
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干扰，极左，实际上形“左”实右。我们指出“五一六”的反动性，但不能允许老保翻天，不能认为二月逆流对了，不能借此机会翻案。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毛主席核心领导。
象《文汇报》讲的，从中央核心巩固起，到地方核心巩固，你们就要问问自己，错误估计以毛主席为首的核心领导，你们不知道我们内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乱想，把中央领导同志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干扰、动摇中央核心领导。是受坏人利用，要揭发问题、要检讨，走资派要想动摇，特务分子要想动摇，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领导写了，要想动摇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坏、右。你们啊！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动摇，要深思，电话一到，好象从中央文革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这种做法很不好嘛！从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形成许多派别。五四运动发展后，北大分两派：胡适之一派、陈独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产党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正确领导，这仍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取得领导后，虽然有刘少奇进行干扰，但总的方面还是红线。你们常常把毛主席的领导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头砸几个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过去是北洋军阀，可以这样讲，现在不能这样讲。不错，有坏人，有特务，走资派，但最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这个领导，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文章在你们中间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里你们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时候，我们时代和你们时代不同，我们羡慕。要好好从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对，哪些不对。
另外江青同志讲了，我们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军是支柱，不仅保卫国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我们，就是要保卫革命小将，不使走资派，坏人伤害你们。
而你们怎么看？在一个时期，宣传上犯了错误，你们就到处乱分析，只能乱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统帅只能指挥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还不到。”完全是胡说，看到解放军发展历史，从秋收起义到解放军，一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四好连队。林彪指示，解放军做得是出色的嘛！我们怎么能怀疑解放军。
不错，有坏人，青海赵永夫，内蒙王逸伦、武汉陈再道，是个别的嘛！绝大多数军队考验过了。你们那么冲击，他们还保卫你们。看看语录，怎么能动摇信念。
靠战争解决问题，靠什么武器解决问题，若干青年人认识错了，有坏人就上当了，你们得不到好处。
拥军爱民，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军委八条命令发展到十条，拥军爱民，八条实质是拥军，十条实质是爱民。
应该争取很好的一面，这个时代，毛主席的时代，特别重要，因为面临敌人。要搞走资派，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敌情观念，敌情特点，一打内战就忘记了。
很多地方群众组织打内战，现在许多领导靠边站，应该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
北京武斗破坏国家财产，工人农民带着眼泪进去，带着眼泪回来。有内因，有外因，有走资派挑拨，社会治安影响，这方面要照顾大局，继续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跟军队对立是错误的。
要搞好学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如军训，好好支持。伟大领袖教导，学校最好搞军训，实现三性，只有军训才能使无组织现象转为有组织。
军管。有些国家最机密的地方，必须军管，不能实行四大。机要的地方，随便进出行吗？如大会堂，随便进，行吗？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里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革命小将，强盗哪有革命的。我气坏了，要谢副总理惩罚，要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非仅仅是按照去做就行了，而是极具前瞻性和深远意义，要求真共产党人和人民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以适应新时期《阶级斗争》的需要。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亿万国企职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岗失业，甚至沦为新生资本家和官僚家族企业的雇佣、奴隶甚至不得不从事皮肉生意以过活，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把无数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国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
把无数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成了空壳、虚无甚至土地都“流转”到新生地主老财手中，使翻身农民再度沦为昔日的长工，农民工、短工，临时工干苦活累活脏活后，连拿极低薪为活命的血汗钱，还欠薪？讨薪时下跪还被保安驱赶毒打，这是不是意在变天的阶级斗争？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维护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权法》的面皮，为了官僚和开发商的利益，大肆强拆民房并不断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
震惊中外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走资派特色政府照顾的优惠的是台湾国民党的资本家。工人不准反抗、不准罢工、不准贴大字报造反等还有一丁点共产党的味吗？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如通钢工潮，通钢工人阶级不奋起抗争直至拳毖私企总经理陈国君，他们就势必沦落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雇工、奴隶甚至被“滚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东民女邓玉娇面对淫官肆虐，如果不坚决自卫，直至刀毙淫官，后果岂非可想而知？！
事实上，当我们真正以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现实，就会迅即发现一个原本熟视无睹和司空见惯的问题，这就是，不仅自己一直生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之中，而且被走资派邓小平头子美其名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阶级斗争。
其走资派邓小平自诩为“一大发明”对信社还是信资的不争论，只允许走资派邓小平自己专横跋扈，颐指气使，甚至拿谬论当理说，就是不许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驳斥其谬，不是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压迫或法西斯专政？
再有如当今不避矢石，甘冒丧失党心军心民心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支持之险，一意孤行，硬是在十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改换成彩旗，不是明摆着的官僚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严酷事实？
还有刚刚发生的“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政府出动三千多武警、公安、城管，对黄陂区后湖村进行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强拆”暴行，不更是空前绝后和令人发指的典型的官逼民反类的血的阶级斗争吗？！
所以，毛主席关于《文革》阶级斗争的论断和阶级分析方法，诚可谓解决当今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试服之保准见效。例如对“河蟹”论及“盛世”论，只要锲而不舍地追问论者：到底是谁的“河蟹”和“盛世”？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盛世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先富们的“盛世”？没有作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和谐，甚或只有强烈反对，想创造“河蟹”和“盛世”，做梦去吧！须知，仅此之问，本身也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的质问，绝非百姓一人之意。
《暴力》！就是《文革》阶级斗争的升级。
《战争》！就是最高级的阶级斗争。
《反走资派》不是借着歌颂毛泽东来反走资派，而是听毛主席话要反走资派。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
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无产阶级要不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能不能成立自己的祖国？列宁的共产党建立的红军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建立了《苏联》。
在《国家与革命》，列宁用他干脆利落的文字，打碎了修正主义的”国家观“，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列宁同志明确指出——没有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不可能”自行消亡“的。
列宁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既然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重要内在原因。
所以无产阶级不需要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列宁说：“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斗争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获得的是自己的解放！
面对阻碍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势力，列宁强调：“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可见，阻碍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阻碍无产阶级武装消灭压迫他们的机器，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针对修正主义者“不搞革命，国家自然消亡”荒唐论断，列宁同志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强调——既坚持阶级斗争，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还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实现无产阶级对暴力机器的垄断，镇压和无产阶级利益根本违背的资产阶级。列宁讲：“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放弃武装斗争。
马克思在《导言》就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这句话的本质含义很清楚——对现实的批判再严厉、再深刻，不通过实际的物质斗争去摧毁人压迫人的现实，也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批判阶级敌人的武器，无法代替用武器消灭阶级敌人的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是掌握暴力机器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非常清晰的论述了他们的武装斗争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
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坚持的。
有人经常歪曲恩格斯的本意，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武装斗争，实际上这种人胡说八道。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到了“旧式起义”有“过时”的问题。但是他说的“旧式起义”仅仅是巷战，不是其他的战斗。而且，恩格斯还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可见，恩格斯对巷战也没有“彻底放弃”。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关于这一点，举世公认。毛主席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奋力一搏, 发动文革。毛泽东自传一生只做了二件事: 一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二是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领导的真正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怎么能和那些走资派、那些腐败的特色官员区别开来呢？
毛主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因为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走资派邓小平特色政府那些腐败的官员的不同，看到真正的中共和伪共不同。 所以，人民群众并没有对毛泽东所代表的真正的中共失去信心。这是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是为了中共的未来，也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然而毛泽东被走资派抹黑咒骂"粉身碎骨"了。
现在说说毛主席的“晚年错误”。邓小平要复辟资本主义，就必须否定文革，就必须给毛主席加上“晚年错误”。这个“晚年错误”，恰恰反映了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反映了真共和假共的巨大差异。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普遍认识到，原来所谓的“晚年错误”不是错误，而是完全正确的东西。正如年轻人所说： 他（毛主席）不曾错过。现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把“晚年错误”当成光荣的事情。所以，从长远来看，到底是邓小平赢了还是毛主席赢了，不是很清楚了吗？这也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长期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苏联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思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斯大林把他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苏联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各个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得了，社会主义是靠不住，但是今天怎样呢？把张伯伦的口封住了。他把中国那些顽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们也都承认苏联是胜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面帮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外，他还给了我们事业上即物质上的帮助。由于斯大林事业的胜利，他帮助了我们很多的飞机，大炮，航空员，各战区的军事顾问，还有借款，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世界上还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所领导的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呢？除了苏联，除了无产阶级，除了共产党，除了斯大林，还有谁呢？
现在有些人，他们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帝国主义都是口蜜腹剑，张伯伦就是现在的李林甫，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驻军权、领导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废除了呢？只有一个，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上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应该把这件事向全国宣传，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讲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毛主席直截了当的提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中心问题。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就极其重视武装斗争，并积极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毛主席在这篇报告所讲的“第五件事”就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毛主席直截了当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毛主席更加干脆直接的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科学论断。毛主席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中取得的。”
之后，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一直坚决坚持把武装斗争摆在革命的中心位置。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就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发刊词》，毛主席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战争和战略的问题》，毛主席更是清晰了当的说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的中心地位。毛主席开门见山的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武装而剥削阶级拥有武装，那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标志，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暴力的彻底垄断和对剥削阶级暴力的彻底剥夺。没有无产阶级对暴力的垄断，没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成功镇压，资产阶级不可能乖乖的把生产资料交出来归无产阶级所有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教育了我党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所说：“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会屈从于没有枪杆子逼着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暴力的垄断、实现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暴力机器的彻底剥夺。毛主席讲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
这些都是毛泽东从马列主义中学来的。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