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你们想否定《文革》绝对办不到
《文革》让一批混入共产党的同路人显现。这批共产党的同路人和蒋介石国民党是同一路人。不想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大官。
毛泽东：“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批评“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走资派特色政府内的学者在呼喊：要《取消中考》。《高考》要取消吗？《文革》中已取消包括《高考》在内的以学生为敌的一切考试。要《缩短中小学学制》。《文革》中已缩短小中大学生的学制。要《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文革》中己实施。还有《文革》中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走资派邓小平的黑白描摸石头教育是只看《高考》分数的。现如今恶果累累成熟掉啦。那些砖家叫兽精蝇拿《高考》来赚钱，收括收割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穷人》家孩子受教育的血汗钱话命钱。而《富人》有钱可以请到家里一对一的辅导。整个教育只为《应试》，不说《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就是基础知识也少。就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内的血者也看不下去了，在呼吁不能这样进行下去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由于存在教育资源差异化，家长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教育内卷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这样导致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以应试为主，浪费了人才基础教育的时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才。
更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60%，八年级超过 80%；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
由于过去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会导致教育目的趋同，降低家庭风险承受度，窄化职业选择范围，加剧教育内卷。
只要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34%。
根据汇丰银行教育报告，虽然中国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1/3，但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教育支出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倍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养育压力几乎是最重的。中国家长给孩子课外补课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也过长。根据PISA 2018的数据，参赛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为44小时，而中国大陆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根据PISA 2015的数据，中国大陆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超过60小时的学生占比达到40.7%，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为21.8%，OECD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为13.3%。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
教育减负，不仅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更要减轻家长的负担。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以色列独特的中小学教育制度。虽然以色列家长有双休日，但学生却只有单休日。这样，把孩子的更多时间放在学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着家长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减轻了家长照看孩子的负担，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实行十年免费义务教育。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
由于存在教育资源差异化，家长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学生、家长和老师过分追求分数、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导致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但教育质量却未能真正提高。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
现在的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试大纲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习，但是因为《高考的魔棒》，导致中学里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到备战高考上。学生和家长被迫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导致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教育内卷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教育内卷，导致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以应试为主，浪费了人才基础教育的时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劳动市场，缺乏能够迅速进入不同行业并且独当一面的劳动人口，这会成为中国的创新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极大阻碍。
教育内卷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60%，八年级超过 80%；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学习压力较大。过高的学习压力对学生学习兴趣、自信心甚至学业表现均有不利影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
2018年12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布的《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认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的负担重；二是校外学习的负担重；三是学生的心理负担重。目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阶层和地域分布，正在从大中城市、中小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县城）、工薪阶层蔓延。”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存储、组织、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诵的知识，现在随时随地可以获取，还有分析、模拟的工具和软件可以辅助我们。不需要再学许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高质量的网络课程和练习可以以极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现在中小学所教的内容，没有充分利用到这些更好的技术，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虽然学习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学生花了更多的时间刷题应付《中考和高考》。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基础教育却没有相应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学的东西基本放在了大学以后，延缓了年轻人工作和组织家庭的时机。
虽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加强教育，但是中国的教育的竞争和内卷可以说几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补课。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考核学生的其他方面的表现。而中国主要采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这个统考统招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的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虽然在1999年以后，高校在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园。但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终究有限，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与每年高考的总人数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点大学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来，高考的升学竞争已经不断前移，这种学习压力已经逐渐推向中学、小学，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竞争越演越烈。这种形势下，小学生不得不早做准备，打好学习基础，为未来高考做准备。过去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中国的中小学校普遍提倡“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每到临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学校都要搞各种花样的誓师大会，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宣誓活动，大有一种鱼死网破，破釜沉舟的架势。2023年初，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一中学举行《高考》冲刺百日誓师大会，一名高三女学生发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讲视频，却被许多网民贴上“面目狰狞的刷题机器”“鸡血卷王”等标签，连续遭受网暴。
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较低的一半人注定只有进入职业学校的选择。中考成了高中入学的分层考试，也成了高中“升学”和职校“就业”的分水岭。为了避免初中毕业就被绑定进入职校，家长和学生不得不为备战中考而补课。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也开始考试分层，于是学生和家长又需要为进重点初中、重点小学而不断内卷。教育分层变得越来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无效投入与浪费。分层考试而产生的标签，会跟着孩子好几年甚至是一辈子，于是导致考试的压力被无限放大。所以过早的分层，必然会无谓增加择校的巨大压力，推动各种补课的军备竞赛越来越低龄化。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只要还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如果只是强行消灭了课外培训的供给，但是刚需仍然存在，那么比较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随着有组织的大课被禁，导致一对一私教的需求变得更大，于是私教的价格反而上涨，导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负担反而变重了。更何况，如果没有平台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高效对接，家长寻找私教老师的费力度会上升，恐怕也只会变得更焦虑。更进一步来看，哪怕大部分一对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么最终的结果，无非只有很有钱和很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子女的“补课权”，这种状况在现有的考试择校制度下只会显得更加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主要就是被下一阶段的名校和重点学校用来掐尖选人，然后整个社会就自然形成一种习惯——只认学校的牌子。在这种普遍认知下，所有人都为子女能上名校而倾尽全力。所以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让学校掐尖，中小学取消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区别。教育经费的投入，由学生多少而非学校名气来决定，并且要求优质老师在不同学校轮岗，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以后不再有所谓重点学校了。教育资源均等化还可以减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让社会底层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同校上课，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时期的同学都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无论对富人或穷人的孩子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小学阶段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应该具备社会共识和可行性。完全可以尽快取消中考和重点中学，实行就近入学等随机分配生源的办法禁止掐尖生源，并且实行包括教师轮岗等均等化的措施。这样既解决了中小学的择校刚需，也就解决了补课压力。
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4197元，农村家庭为8205元。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花费一个家庭23.3万元左右。15个国家和地区父母们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花费要比这个更多。
中国大陆（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较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包括中国和东亚国家。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⑴⑵）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方向。
周恩来：文革大方向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
珍贵历史资料：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作者：韩丁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这是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William Hinton）1971 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原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
韩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一九六二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后来，陈伯达（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学生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年9月16日。文革进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至十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接见的还有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吴法宪、傅崇碧、李钟奇等首长。江青同志主持会议。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3页第三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
江青同志说：小将们，今天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是小将。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恩来：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专院校红代会、各学校一些代表来会谈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现在分成两派：一个叫天派，一个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后台可能有我一个(伯达：陈伯达。康生：我是地派的后台)，对我是个新闻。有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们喜欢坐飞机，一个经验，坐飞机从地上到天上，最后还要到地上。
我希望号称天派的回到地上来。天派对形势有个错误估计，任务是从形势来，我有一次看过清华《井冈山》小报，对形势估计很坏，说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毛主席是少数了，是悲观的，到处传闻。
最近又比如，七·二O后，在天安门上支持八·五大字报，我同谢富治也遇到几位。韩、蒯等几位同志，是第三次革命大串连阶段，北京学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这样，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批判高潮，还开了百万人的大会，形势大好，大联合，大批判。为什么还要出去搞串连？我们否定了这种看法。
尽管这样说，可是许多同学回去还是这样估计，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两天我和两方代表都谈话，批判了这种形势估计。清华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达：北航也不少)因为听外面来电话，叫他们回来，就是不理。(江青：清华出去五千揪军内一小撮。今天出的报纸专门反对我，蒯大富到今天还反对我。蒯大富来了没有？你站起来，我今天批评你，严肃批评你，你要作检讨。今天是批评，不是打倒你)
武汉“三钢”“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悲观。“现在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前夜”“全国都要复辟”，这样估计，任务怎么提？“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夺我们军队了！所以揪党内一小撮到军内一小撮，宣传上犯了错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负责。八月中也还这样估计，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错误口号，肃清这个口号的影响。
我们向大专院校谈过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谈过，但始终我们的话不灵。北京一派形势悲观，还在传布揪军内一小撮，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所认识大好形势背道而驰。武汉反革命事件后，引起了各地的注意，这个教训，引起各地军队认识自己错误，马上承认，改正了。
解决各省市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解决，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为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听毛主席话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一声号召，马上解决。
武汉也是如此。中央一声令下，马上解决。事情是毛主席说的“三相信”，北航同学也参加的，了解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武汉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过了三个半月，革命总是深入了，向广度深度发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会、革筹、军管会，总之把革命推向前进了。在这样的年头里，我们要求把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更深入推广，争取胜利，巩固胜利，抱着无限信心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大专院校不相信我们的话，主观臆断，主观主义，错误估计形势，“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驰。前几天，江青九月五日讲话，放了录音，讲了三个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上你们的做法刚好相反。第一个确信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是主要巩固领导中心。《文汇报》十四日社论，领导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因为有这个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伯达和我谈了“五一六”阴谋反革命，破坏党中央。
姚文元文章发表，最后一段突出性质，突出一小撮坏头头蒙蔽群众，揭发出来就行了，要认真对待，但不能扩大化。他们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图挑拨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关系，矛头好象对准我个人，其实同样对准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战斗，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天天一起战斗。这样一个战斗关系，统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是钻什么空子？从右、极左钻空子，到处传布，不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利于巩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动摇不了，他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讲“五一六”问题。几个根本观点要说清楚。
一、只是少数，不要扩大化。当然要揪后台、黑手，不要到群众中去抓一大片，揭发一大批。他们只是靠造谣，他们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组织揭发后不要扩大化。在群众中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这一派，两派矛盾越来越深，也揪不出来。最近对“湘江风雷”头头，有坏分子，一下子看成坏人很多，同意了省军区报告，抓人多了，犯了错误。这是有范围，现在是全国范围，它(“五一六”)似乎称八个方面军，名字叫方面军。其实只有几个人。“红旗军”全国也只有这几个坏头头，揭发后没有多少，以后就不听他们的造谣。
二、我们赞成你们在学校各组织清查出这样的人，确实不要乱窜，自己弄清头头，和坏头头划清界线。最好是本组织，不要别的组织去搞，如农大。地派“东方红”，认清了秦化龙叛党真凭实据，直至在揭发前，我提了意见，他们很听我的意见，审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卫戍区，我通知了，接受下来，这样搞很好，不但如此，还把农大“东方红”与“五一六”有关系的弄清楚，告诉我，并分析为什么有这种思想，这样做就不能扩大，这样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讲话，两派打电话回去，都把自己方面的黑手揪出来，揪出来以后并肩游行。
(江青：二十万人。康生：两派并排)
好派、炮轰派并排游行，争先恐后、缴枪恐怕落后，自己把坏头头抓了去，送到军管会。这样的事情应该提倡。农大走资派没有参加你们这方面。农机大、地派，你们应当欢迎人家调查秦化龙。如天派，北航“红旗”也有地派，他们是合作的，这样行动有利于党的纯洁。至于“五一六”也要有这种精神。
三、对于“五一六”，也要把头头揪出来，还是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不要因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体不好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主观主义，把群众推到对立面，挑动群众斗群众。
四、批判“五一六”以极“左”形式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领导。我们文革有什么矛盾？我们平常谈话当然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风格嘛！
(康老：反映一种思想，与赫鲁晓夫一样，勾心斗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资产阶级这一套)
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干扰，极左，实际上形“左”实右。我们指出“五一六”的反动性，但不能允许老保翻天，不能认为二月逆流对了，不能借此机会翻案。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毛主席核心领导。
象《文汇报》讲的，从中央核心巩固起，到地方核心巩固，你们就要问问自己，错误估计以毛主席为首的核心领导，你们不知道我们内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乱想，把中央领导同志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干扰、动摇中央核心领导。是受坏人利用，要揭发问题、要检讨，走资派要想动摇，特务分子要想动摇，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领导写了，要想动摇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坏、右。你们啊！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动摇，要深思，电话一到，好象从中央文革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这种做法很不好嘛！从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形成许多派别。五四运动发展后，北大分两派：胡适之一派、陈独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产党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正确领导，这仍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取得领导后，虽然有刘少奇进行干扰，但总的方面还是红线。你们常常把毛主席的领导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头砸几个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过去是北洋军阀，可以这样讲，现在不能这样讲。不错，有坏人，有特务，走资派，但最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这个领导，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文章在你们中间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里你们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时候，我们时代和你们时代不同，我们羡慕。要好好从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对，哪些不对。
另外江青同志讲了，我们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军是支柱，不仅保卫国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我们，就是要保卫革命小将，不使走资派，坏人伤害你们。
而你们怎么看？在一个时期，宣传上犯了错误，你们就到处乱分析，只能乱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统帅只能指挥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还不到。”完全是胡说，看到解放军发展历史，从秋收起义到解放军，一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四好连队。林彪指示，解放军做得是出色的嘛！我们怎么能怀疑解放军。
不错，有坏人，青海赵永夫，内蒙王逸伦、武汉陈再道，是个别的嘛！绝大多数军队考验过了。你们那么冲击，他们还保卫你们。看看语录，怎么能动摇信念。
靠战争解决问题，靠什么武器解决问题，若干青年人认识错了，有坏人就上当了，你们得不到好处。
拥军爱民，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军委八条命令发展到十条，拥军爱民，八条实质是拥军，十条实质是爱民。
应该争取很好的一面，这个时代，毛主席的时代，特别重要，因为面临敌人。要搞走资派，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敌情观念，敌情特点，一打内战就忘记了。
很多地方群众组织打内战，现在许多领导靠边站，应该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
北京武斗破坏国家财产，工人农民带着眼泪进去，带着眼泪回来。有内因，有外因，有走资派挑拨，社会治安影响，这方面要照顾大局，继续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跟军队对立是错误的。
要搞好学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如军训，好好支持。伟大领袖教导，学校最好搞军训，实现三性，只有军训才能使无组织现象转为有组织。
军管。有些国家最机密的地方，必须军管，不能实行四大。机要的地方，随便进出行吗？如大会堂，随便进，行吗？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里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革命小将，强盗哪有革命的。我气坏了，要谢副总理惩罚，要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非仅仅是按照去做就行了，而是极具前瞻性和深远意义，要求真共产党人和人民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以适应新时期《阶级斗争》的需要。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亿万国企职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岗失业，甚至沦为新生资本家和官僚家族企业的雇佣、奴隶甚至不得不从事皮肉生意以过活，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把无数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国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
把无数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成了空壳、虚无甚至土地都“流转”到新生地主老财手中，使翻身农民再度沦为昔日的长工，农民工、短工，临时工干苦活累活脏活后，连拿极低薪为活命的血汗钱，还欠薪？讨薪时下跪还被保安驱赶毒打，这是不是意在变天的阶级斗争？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维护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权法》的面皮，为了官僚和开发商的利益，大肆强拆民房并不断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
震惊中外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走资派特色政府照顾的优惠的是台湾国民党的资本家。工人不准反抗、不准罢工、不准贴大字报造反等还有一丁点共产党的味吗？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如通钢工潮，通钢工人阶级不奋起抗争直至拳毖私企总经理陈国君，他们就势必沦落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雇工、奴隶甚至被“滚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东民女邓玉娇面对淫官肆虐，如果不坚决自卫，直至刀毙淫官，后果岂非可想而知？！
事实上，当我们真正以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现实，就会迅即发现一个原本熟视无睹和司空见惯的问题，这就是，不仅自己一直生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之中，而且被走资派邓小平头子美其名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阶级斗争。
其走资派邓小平自诩为“一大发明”对信社还是信资的不争论，只允许走资派邓小平自己专横跋扈，颐指气使，甚至拿谬论当理说，就是不许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驳斥其谬，不是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压迫或法西斯专政？
再有如当今不避矢石，甘冒丧失党心军心民心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支持之险，一意孤行，硬是在十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改换成彩旗，不是明摆着的官僚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严酷事实？
还有刚刚发生的“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政府出动三千多武警、公安、城管，对黄陂区后湖村进行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强拆”暴行，不更是空前绝后和令人发指的典型的官逼民反类的血的阶级斗争吗？！
所以，毛主席关于《文革》阶级斗争的论断和阶级分析方法，诚可谓解决当今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试服之保准见效。例如对“河蟹”论及“盛世”论，只要锲而不舍地追问论者：到底是谁的“河蟹”和“盛世”？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盛世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先富们的“盛世”？没有作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和谐，甚或只有强烈反对，想创造“河蟹”和“盛世”，做梦去吧！须知，仅此之问，本身也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的质问，绝非百姓一人之意。
《暴力》！就是《文革》阶级斗争的升级。
《战争》！就是最高级的阶级斗争。
《反走资派》不是借着歌颂毛泽东来反走资派，而是听毛主席话要反走资派。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
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无产阶级要不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能不能成立自己的祖国？列宁的共产党建立的红军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建立了《苏联》。
在《国家与革命》，列宁用他干脆利落的文字，打碎了修正主义的”国家观“，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列宁同志明确指出——没有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不可能”自行消亡“的。
列宁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既然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重要内在原因。
所以无产阶级不需要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列宁说：“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斗争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获得的是自己的解放！
面对阻碍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势力，列宁强调：“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可见，阻碍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阻碍无产阶级武装消灭压迫他们的机器，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针对修正主义者“不搞革命，国家自然消亡”荒唐论断，列宁同志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强调——既坚持阶级斗争，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还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实现无产阶级对暴力机器的垄断，镇压和无产阶级利益根本违背的资产阶级。列宁讲：“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放弃武装斗争。
马克思在《导言》就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这句话的本质含义很清楚——对现实的批判再严厉、再深刻，不通过实际的物质斗争去摧毁人压迫人的现实，也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批判阶级敌人的武器，无法代替用武器消灭阶级敌人的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是掌握暴力机器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无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非常清晰的论述了他们的武装斗争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
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坚持的。
有人经常歪曲恩格斯的本意，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武装斗争，实际上这种人胡说八道。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到了“旧式起义”有“过时”的问题。但是他说的“旧式起义”仅仅是巷战，不是其他的战斗。而且，恩格斯还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可见，恩格斯对巷战也没有“彻底放弃”。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关于这一点，举世公认。毛主席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奋力一搏, 发动文革。毛泽东自传一生只做了二件事: 一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二是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领导的真正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怎么能和那些走资派、那些腐败的特色官员区别开来呢？
毛主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因为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走资派邓小平特色政府那些腐败的官员的不同，看到真正的中共和伪共不同。 所以，人民群众并没有对毛泽东所代表的真正的中共失去信心。这是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是为了中共的未来，也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然而毛泽东被走资派抹黑咒骂"粉身碎骨"了。
现在说说毛主席的“晚年错误”。邓小平要复辟资本主义，就必须否定文革，就必须给毛主席加上“晚年错误”。这个“晚年错误”，恰恰反映了毛主席和邓小平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反映了真共和假共的巨大差异。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普遍认识到，原来所谓的“晚年错误”不是错误，而是完全正确的东西。正如年轻人所说： 他（毛主席）不曾错过。现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把“晚年错误”当成光荣的事情。所以，从长远来看，到底是邓小平赢了还是毛主席赢了，不是很清楚了吗？这也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长期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苏联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思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斯大林把他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苏联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各个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得了，社会主义是靠不住，但是今天怎样呢？把张伯伦的口封住了。他把中国那些顽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们也都承认苏联是胜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面帮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外，他还给了我们事业上即物质上的帮助。由于斯大林事业的胜利，他帮助了我们很多的飞机，大炮，航空员，各战区的军事顾问，还有借款，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世界上还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所领导的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呢？除了苏联，除了无产阶级，除了共产党，除了斯大林，还有谁呢？
现在有些人，他们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帝国主义都是口蜜腹剑，张伯伦就是现在的李林甫，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驻军权、领导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废除了呢？只有一个，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上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应该把这件事向全国宣传，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讲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毛主席直截了当的提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中心问题。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就极其重视武装斗争，并积极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毛主席在这篇报告所讲的“第五件事”就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毛主席直截了当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毛主席更加干脆直接的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科学论断。毛主席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中取得的。”
之后，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一直坚决坚持把武装斗争摆在革命的中心位置。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就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发刊词》，毛主席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战争和战略的问题》，毛主席更是清晰了当的说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的中心地位。毛主席开门见山的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武装而剥削阶级拥有武装，那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标志，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暴力的彻底垄断和对剥削阶级暴力的彻底剥夺。没有无产阶级对暴力的垄断，没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成功镇压，资产阶级不可能乖乖的把生产资料交出来归无产阶级所有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毛泽东选集》是“血的著作”。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教育了我党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所说：“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会屈从于没有枪杆子逼着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暴力的垄断、实现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暴力机器的彻底剥夺。毛主席讲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
这些都是毛泽东从马列主义中学来的。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