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绝对精致利己主义是两面派文化
《两面派文化》是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丑陋的那部分。走资派邓小平丑陋的两面派文化是贯穿他的一生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主要特点是跟着利益走，会见风使舵，这种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一生。纵观邓小平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组织领导者。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直到1966年8月，两个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批评了刘邓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罗陆杨”，镇压群众运动，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头对准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
“高饶事件”，邓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岗的积极者，因此取代了铙涑石组织部长的职务，升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他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除此之外, 邓小平有亲笔写过一篇理论文章吗? 还是“白猫、黑猫”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邓小平还能"为人民服务"一点, 邓小平篡权自己当权后就为人民币服务、"为少数人先富服务"了。说是少数人其实言下之意就是邓小平子女先富太露骨, 所以让少数人先富就说得顺了, 实践证明这少数先富的资本家们不都很感谢邓小平吗。要说邓小平的少数人先富是让马云先富鬼都不信, 所以先富者们感谢邓小平也只是一头贱。纵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参与的历次运动或事件中都是跟着利己走的，会见风使舵投其所好，不敢承担责任，缺乏责任担当，专门看着有能胜出的领导眼色行事，热衷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专营投机钻营之术，这种“墙头草”式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大半生。但在后小半生篡权上位大权在握时又是“一言堂”，“一霸手”，在用权上失去原则的束缚，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失控的洪水，就会祸国殃民。
毛泽东在位时一直言听行从, 自长征到文革。但毛泽东逝世后立马翻脸。邓小平在对华国锋、刘伯承、刘少奇、高岗等许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对死忠邓小平的赵紫阳、胡跃邦也是如此, 不合邓小平意就立即让其下台。刚上台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邓小平对汪东兴就破口大骂：“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只是己经判变投降的汪东兴发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
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说:"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邓小平马上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邓小平的恶霸独裁的真面目露出来了。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被批斗，也不像一些老干部那样下台后保持沉默，听天由命。他只是形式上作为刘少奇体系二号人物“陪批”，一直在为重新上台进行反省和检讨，属于毛泽东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干部”。因而，他只是被解职，没有开除党籍，而且几次被启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其实在能力上他不如刘少奇、陈云，在打仗上他与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这些将帅相比是天地之差。
邓小平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促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
由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矛盾，邓小平受到了牵联。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如果说刘少奇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毛泽东和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的话，邓小平则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为此时距林彪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仅两个月，社会上对林彪的吹捧还没有展开。
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最后被打倒，很可能是随着工作组问题的被揭露，发现其中许多问题与邓小平主政的中央书记处有关，而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工作组一分为二看法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否定工作组的立场。
邓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面总结和检讨，他写道：“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就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在痛批刘少奇和林彪的基础上，希望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上说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揭发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拒绝到朝鲜作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说自己“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可以为党”。当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检查的发言稿，毛泽东的批语也不同。对刘少奇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966年9月14日。）
对邓小平的发言稿，毛泽东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邓小平这种深刻检查的诚肯态度确实起了作用，虽然毛泽东想让邓小平九大进中央委员的想法没有实现，却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后来邓小平又做了几次检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并附上了新的“补充检讨”。并说：“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的特殊政治保护可以说仁至义尽，面对一个惯于说慌的孩子，他这个“大家长”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
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
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
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碎粉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
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级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碎粉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关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文化大革命，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
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
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
中国共产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走资派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
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
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
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
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
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
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
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
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
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
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邓小平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博士流浪睡马路》不多说了，近期网上就有。《右派反共住牛棚》这是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来右派们一直控诉到现在。众所周知，也不作任何多说了。但《睡马路》和《住牛棚》，以及《睡马路》不会发工资和《住牛棚》的带原工资，等等还是有些区别的。当然最大区别就是当了右派后可以控诉政府，还可以拿到赔钱。而《博士流浪》自认“命不好“自卑或自生自灭。
走资派们的控诉是：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说成是劳改。五七干校那个条件比牛棚强多了。因为是走资派。大走资派邓小平还住将军楼喝茅胎打桥牌等。被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右领导头子扩大化的右派分子。五八年反右扩大化，五九年就纠正了。
《中共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目前，各地正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在最近期间，全国约有四万五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对于这批人的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和入校学习等问题，应该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予以处理。
一、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问题，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凡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过去没有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的，一般地都应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他们的工作能力、技术专长，分配以适当的工作。现在分配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摘掉帽子以后，已有工作职务的，现在一般不要变更。如果现任极不适当的，可以个别地予以调整。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和使用。
（二）凡是过去已经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或者自谋生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应该帮助他们就业。
（三）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以前，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现在应该根据分配的工作职务，来评定工资级别。原来降职、降级、降薪处分的，现在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级别高于现在职务的不予降低；工资级别降得过低的，可以个别调整。
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他们分配工作和生活待遇：
（一）凡已开除学籍、实行劳动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可以允许回校学习（根据其原来学习情况，插入适当年级），回校学习后，停发劳动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生活困难的，按助学金办法处理。
（二）凡保留学籍、实行劳动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可以允许回校学习（根据其原来学习情况，插入适当年级），回校学习以后，停发劳动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生活困难的，按助学金办法处理。
（三）原来学习国防、外交、尖端技术等机密专业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一律不得学习原专业，可以转学别的专业和其他学校，或分配适当的工作。
（四）毕业生中已分配了工作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根据他们的工作表现和时间的长短，有的需要给与一年左右的见习期，并发给见习期间的工资；有的可以正式分配工作，并根据其所任职务和工作表现评定工资。
（五）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凡是没有发给毕业证书的，应予补发。
三、军队中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问题，由军委另行规定。
右派分子中原来己有工资的去劳动住牛棚时保留工资。1959年元旦，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又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宣布了“五个不变”的精神，即“定息不变（拿不拿自便）、高薪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学衔不变，继续改造的政策不变”。要求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即“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中央“五不变”政策及时地纠正了在对工商界人士教育改造中急于就成，违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赎买政策进行改造的既定方针，对稳定人心，调动了积极因素，鼓励党外人士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动员原工商业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发挥了政策性的指导作用。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本市共划为“右派分子”1442人。1959年的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后，一些单位在统战部的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在处理右派工作中违反政策的做法。各民主党派也以座谈会、个别联系等形式，了解他们的劳动和工作中的表现、生活情况，及时地反映问题，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尽可能地就他们的生活津贴费发放、生活问题、健康问题适当帮助解决些困难，配合党委部门对“右派”的教育改造工作。
195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杭州市委统战部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对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复查和鉴定工作。1959年国庆前夕，本市开始了第一批的“右派”摘帽工作。首批摘帽人数为115人，占总数的10%。其中市区22人，萧山30人，余杭（钱塘）58人，富阳5人。在此之后，1960年12月为第二批201人摘帽。1961年11月开始至1962年1月，第三批被摘帽398人。1962年11月开始至1963年4月，第四批摘帽人数为135人。1963年4月至1964年5月底，全市第五批摘帽人数为137人。至此，全市在分五批对“右派”的摘帽工作结束后，已被摘去“右派”帽子共816人，摘帽人数占总数的56%。
对已经摘帽的“右派分子”，根据有关政策，部分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上作了重新适当的安排，以发挥其在知识和技术上的特长，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右派的摘帽工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人摘帽，全家及亲友都有重新得到解放的感受，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其后的复查平反中，我市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
学生右派，在平反后要《索赔》：
经济索赔的原则：我们在二十几年的时期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还是经济上，都受到了虐待，并且严重地株连了所有的家属和亲朋，与女朋友分道扬镳，陷于失恋，不论是“与国际接轨”，还是根据国内的“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我们都有理由获得经济赔偿。
索赔的计算公式：（56元 – 已得工资）× 12个月 × 年限 × 所受处分级别 ×物价与经济增长系数，就是一个人应该得到的经济赔偿。
这就是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右派》，因反对共产党，不但住牛棚，还要平反，获经济索赔。
而那些为外国服务的《博士流浪者》有此待遇吗？
《博士流浪》是个例。是个例就说明不了什么。但有一点在这个《博士流浪》者身上有特色。没见这个《博士流浪》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言语来。当然也好理解，大陆国内大力培养又公派公费送出留学成博士，还是有点良心的。
虽然，有人说《博士流浪》是因为有病才流浪的，但也说不通，一是年薪十万多时有医保，难道一生病就被公司开除了？如是，证明资本家的残酷。
二是高喊《反对共产党》，必定有反共组织人权组织来营救，帮助治病，起码不会去流浪十六年。
在美国从中国大陆收藏了多少《反对共产党分子》？有老年人，有盲人，有不同年龄段人，有男的女的，不懂英文的有翻译待候，来美后找好居所安排好生活还可以继续《反对共产党》。
最近一个八十多岁的反共反艾女英雄老太来美后还写书出书呢？每月领食品卷也不会去流浪啊。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共产党》！
只要《反对共产党》，就不会去流浪了，更不会去流浪十六年。
喊一声《反对共产党》有这么难吗？
反正学成不回也是不忠了。再喊一声《反对共产党》又没什么。
更何况如今中国还是不是共产党也难说。
大声喊一声《反对共产党》就会有人帮助。如果不来帮，说明这些“人权分子“是伪人权分子。
看看在美国有多少《华人博士》？何苦流浪十六年？
中国（含香港）在2011-2021年的11年时间内，有约6万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其中超过90%，将近5万5千人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比起排名第二的印度多超过一倍。
2020年持临时签证的人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来自中国（含香港）的超过6,300人，是占第二位印度（不到2,300人）的将近3倍。而且这一类的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取得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博士学位。
上面所说的临时签证，通常是指学生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类别，毕业后如果不能找到工作，得以更换签证，例如取得实习（博士后）机会，或者被高校、研究机构或公司聘用，签证得以延续或更换，超过一定期限就必须返回来源地。
这些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当初赴美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通常都要表明自己在学成之后会按期返回来源地。实际上，因为多种原因，他们当中许多人毕业后会选择留在美国发展，留校任教或被公司企业雇佣。他们到底有多少会在毕业后回归故里，尤其是所关心的中国留学生当中的博士生？
除了极少数之外，绝大多数都倾向于留在美国发展，其中来自尼泊尔、伊朗、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博士生，是毕业后倾向于留在美国比例最高的前5个国家。综上所述，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雄厚，科学技术的实力傲视全球，是吸引全世界知识精英的重要原因。88%中国籍博士留在美国！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54%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51%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
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 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美国 八大常春藤高校华人教授超过320余人。
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 20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移民美国的华人中有27%拥有硕士学位，其他国家的移民者只有13%左右的人群有硕士以上的学位，而美国当地人也只有12%的人有硕士以上学位。
可以看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华人移民已逐渐拉开与其他国家移民和当地人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美国华人广义指具有华人血统(包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美国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到美国的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华人人数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287万，到2010年的401万，到2019年的预估的550万。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大陆公民大约37万，另外，也有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据2019 Open Doors 报道，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国留学。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
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
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6岁期间移民美国的人群。“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开复(原微软和谷歌高管，创新工场创始人），李飞飞（AI专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资人）、杨致远（雅虎的创始人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人），蔡崇信 （阿里的二号功臣） 。
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8大地区；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都有50~7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
大概30%是职业移民 （一般留学生的渠道），37%是直系亲属移民，20%是非直系亲属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
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1%，虽低于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8%。其次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2%。次之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8%。
中国的知名高校在美国的数据，源于 LinkedIn 的数据库。实际数据应该比LinkedIn上的数量多 30~50% 。
据不完全统计，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约有20万人。
A. 地域分布：高层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B. 行业分布：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
C. 职位层级分布：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D. 名企分布：许多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
E. 技能分布：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
F. 工作经历：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
88%中国籍博士会留下建设美国。
美国对中国人才吸血超乎你想象。
在一篇名为《美国AI的秘密武器》长文中，《纽约时报》援引一份最新出炉的人才调查报告，有理有据、苦口婆心，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地“劝谏”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少喊口号、认清现实，善待让美国前沿科技强大的秘密武器——中国人才。
而且这样的数据报告，确实不放在一起不知道，图表一列简直吓一跳。
没想到，强大的美利坚背后，有如此比例的中国最强大脑。
保尔森基金会，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财长Henry Paulson创办的机构。最近对NeurIPS 2019的入选论文和作者资料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NeurIPS，神经信息处理会议，全世界最知名的AI领域顶级会议，没有哪一个计算机领域研究者不知，没有哪一个AI领域研究者不晓，别说论文入选可以吹一辈子，每年抢个会议门票都能搞大新闻。
所以NeurIPS，一度就是全球AI的“华山论剑”。
在NeurIPS 2019 大会上，共有15920位研究者提交了6614篇论文，最终接收率为 21.6%。而保尔森基金会进一步统计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美国毫无疑问遥遥领先，59%的研究者隶属于美国机构和公司。但其中29%的研究者，出自中国——他们先在中国完成本科，其后赴美留学后留下来“建设美利坚”，成为了美国顶尖AI研究员的第一大构成。
《但其中29%的研究者，出自中国——他们先在中国完成本科，其后赴美留学后留下来“建设美利坚”，成为了美国顶尖AI研究员的第一大构成。》
而美国本土贡献的比例，只有20%，欧洲则18%，印度8%。
所以结论应该再明确不过了——中国最强大脑，是当前美国AI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纽约时报》想要说明的是海纳百川。毫无疑问，在这样顶会论文的统计中，美国领先优势再明显不过。而且依然在这份报告中，还进一步揭示了顶级人才的流动路线。
首先，当前结果是美国的AI机构和公司拿下了全球60%的顶级研究人员。这是排名第二的中国10.6%的六倍，是第三名欧洲10.2%的六倍。
但美国这60%都产自美国吗？非也非也。
土生土长的美国研究者只占据31%。
而另一大主力就是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占比27%。
在人才流动趋势中，在中国读本科的顶级研究者中，只有34%的人目前在中国，而接近56％则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最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员，88%的人选择留下来在美国工作，只有 10％会回到中国。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
中国共产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毛泽东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毛泽东在1963年9月27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的讲话：“长期以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
歌舞、戏剧、电影等等……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
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你就得改。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毛泽东在1963年11月11日对《戏剧报》和文化部的批评：“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阅读《文艺情况汇报》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阅读《文艺情况汇报》的批示：
毛泽东在1964年6月27日阅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倶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在1965年6月11日与华东局书记处成员谈话：“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
中国共产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华裔《流浪博士》在多伦多中区唐人街流浪多年，默然无闻，因自卫防身带了一把水果刀，被警官一次搜查中枪击死。《流浪博士》在上海五角场，媒体报导后据说领回老家了。今又见《流浪博士》在纽约，又是被发现、被关爱、被同情。好事者又想如同《上海刘大爷流浪纽约三十年后被送回上海》的剧本上演着。《流浪博士》在纽约的主角也有十六年了。纽约的《博士流浪》十六年后倒也出名啦。
人们在好奇纽约曼哈顿街头一个流浪了16年的博士流浪汉的故事。流浪汉叫孙卫东，英文名Eason，今年54岁，1969年出生，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人。据说，孙卫东智商极高，升入江阴市南菁中学后，1985年1月16岁的孙卫东被复旦大学少年班物理专业录取。本科毕业后，被李政道教授选中去美国深造，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了物理学硕士和博士。孙卫东在做研究员时，攻读了计算机专业。孙卫东还获得了美国绿卡，后来又成为美国公民。后他还在华尔街工作过1至2年，从事的是软件开发工作，年薪在13-14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92万到100万之间。本是传说中的改革开放的人生赢家，赴美、留美、华尔街工作、挣高薪，令人羡慕不已，但缘何沦为流浪汉？
这是个人隐私不必去细究。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用生命流浪，用灵魂歌唱。 想想, 谁不曾流浪? 有人远渡重洋，有人背井离乡, 为了生存，为了生活， 也为了诗和远方。 人们都在流浪， 只是，资本社会中弱肉强食，只能相信命中注定。 有人一路荆棘，有人一路辉煌。 有人汗颜寒士，有人神采高堂。 宇宙中，地球在流浪，月球在流浪… 一尘顿现。 更何况，芸芸众生的人类也。 短暂旅程，其实哪一个人不在流浪？
然而，这个曾经的中国少年天才，被捧在中国人手心里的花朵，不惜用心地爱护培养成建设祖国的人才，却如今流落在美国最大城市纽约街头，成了无人管的流浪汉，还是个博士生，当年又是中国公费公派出国留学美国的，理应学业有成后拒绝回国报效，自愿留在美国用自己的仕途为美国服务，而又不顺被米国无情抛弃，现在流落美国街头已十六年，让人心疼，让人可怜，还让人气愤。
现在国人視骨血为亲人，学友联谊组团，纷纷慷慨解囊相助，总算把这个“外国”人疾苦化解了一下，在为这些血统学友点赞的同时，有些话刺猴就是说不出来，那个年代，国家多么困难，还公派公费这些学子公费留学深造，国家那时真的需要人才，多么希望这些学子学成回国来展示才华，来贡献国家各各行各业，结果有些留学生让祖国寒心了，让爹娘丢人了，让兄弟姐妹儿子女儿亲友们受冷眼了。这个博士在美国的悲惨下场，确实牵动了国人心，但也招来不少非议，现在，无论是博士生的学友，还是家乡人，他们多份善心没有错，人类就是需要这样的善心！然而十六年？上海刘大爷30年？祖国的人不知道还说得过去。而在美国纽约的人中没有一个他所熟悉的人？只有一个理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关心利益，只在于利益，其他的都是不关心不在乎的。那么，当纽约的《博士流浪》十六年后倒也出名啦。是不是都要来掺一下热乎？
美国流浪博士很可怜，却很难让我同情！天天在网络平台“霸榜”，全球网友吃瓜都快吃吐了。有趣的是，此事在中国国内也非常热，有些大佬的同情似乎在掩盖政府的留学政策是对的，声称这是极少数的个例什么的。似有此地无银三百两。
1978年６月23日，针对留学生派出工作，邓小平有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此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涌动着中国人热情、智慧和斗志的留学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第一屁邓派公费的留美人员52名中年人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顺序登上飞机，他们要途经法国巴黎转机去美国留学。先一天到达美国，意在邓访美日去机场欢迎。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美国。登上飞机的一刹那，这52个人还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国的机会。
这是因为，52人中很多人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这种包袱仿佛也有万钧之重，足以影响一个人求学的自信心，甚至将他压垮，大家因此也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又要被戴帽子。邓小平告诉教育部，教育部告诉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这是邓小平的需要，更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是邓小平派你们去的，这样大家才得以安心。
1984年，留学这件事也迎来了大潮，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
仅在1985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就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
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变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地向前游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一系列讲话的核心其实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不准争论。
留学政策的进一步松绑，“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确立为留学海归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扫80年代末一度对留学政策有所收紧的阴霾，给留学潮又加了一把火。
于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学来：从商的，想到海外赚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艺明星们，也开始惦记着冲进好莱坞、百老汇。有人甚至带着“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幻想，盼着尽快走出国门。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火爆全国，将出国热真切地展示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片中，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借助一股股留学潮，有人怀着各种想法赶赴世界各地。
尽管各种优秀“海归”或出于梦想，或出于商机选择回国，但这也难以掩盖这一时期中国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一度达到了6.94∶1，也就是说，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
拥有更多选择的学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选择将孩子送出国去，出国留学逐渐呈现出了低龄化的趋势。
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了60万。其中，国家公派3.02万人，单位公派3.56万人，自费留学59.63万人。2018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53万人，单位公派2.65万人，自费留学46.76万人。
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
在这些留学生群体中，美国不仅是中国留学生去向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是美国留学生中的最大生源国：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51%的国际生来自于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留学生占33%.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8月，在美留学生中有本科生人数：131556人，硕士生人数122399人，博士生人数55661人，初高中学生26842人。
无序的教育计划，忽悠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人生，学知识逃脱工厂农村。盲目的留学。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人才的流失。更恶劣的是造成的恶果又有谁来担责？谁敢追责？黑白道摸石头胡搞。伤害到的是《流亡博士》及其家人。
1979年中美建交，从1980年到1988年底，中美合作院校（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有76所美国大学、21所加拿大大学、95所中国大学。
这是一种独特的招生方式，美国高校在正规招生计划之外，每年从中国招收几十名物理研究生，打破了美国历史。
李政道在中美之间奔波，一方面他要在中国发现物理人才，另一方面他要说服美国名校接纳他们。
CUSPEA累计培养了915名物理学人才，但他们回国比例只有30%不到，大多数留在美国，或去加拿大和欧洲。
这不就是美国的“人才引进计划”吗？还是把美国人想得太好了。这些留学生都是凭着国家资源获得了留学机会。
国家当然想让他们能够学成归来，但那时国家穷，当他们在美国过着高水准生活，看惯了摩天大楼，享受过灯红酒绿后，有的人便看不起自己的国家了，觉得家乡故园配不上优秀的自己了。
16年在街头流浪，冬天只能睡网吧和地铁站，平时穿别人不要的衣服裤子，靠食品救济，甚至要靠乞讨和捡别人丢弃的食物活命。
头发花白、凌乱，牙齿松动脱落，难以咀嚼，只能吞咽食物，说不定还是被别人殴打所致。
2022年初，自称美国上海同乡会会长就帮一个在美国睡大街的刘大爷补办了中国护照，还筹措1.5万美元，把刘大爷送到中国，但他的家人拒绝见面。然后，当年抛妻弃子的刘大爷闹着要分房产。现在，这位爱心泛滥的会长又要把另一位大爷送回来。
百多年前，胡适：《非留学篇》中说，吾久欲有所言，而逡巡嗫嚅，终未敢言。然吾天良来责，吾又不敢不言。夫欲有所言而不敢言，是恇怯懦夫之行，欺人以自欺者之为也。吾何敢终默？作《非留学篇》。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留学为吾国大耻也？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吾所谓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者，何也？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
吾所谓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又何也？请先言废时。留学者，不可无预备。以其所受学者，将在异言之国，则不得不习其语言文字。而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骤习之不易收效。即如习英文者，至少亦须四五年，始能读书会语。所习科学，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事倍功半，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既来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彼本国学子，可以一小时肄习之课，在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始克有济。夫以倍蓰之日力，乃与其国子习同等之课，其所成就，或可相等，而所暴殄之日力，何可胜计！废时之弊，何待言矣。
次请论伤财。在国内之学校，其最费者，莫如上海诸校。然吾居上海六年，所费每年自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平均计之，约每年二百五十墨元，绰有余裕矣。今以官费留学，每月得八十元，每年乃费美金九百六十元，合墨银不下二千元，盖八倍于上海之费用。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其为伤财，更何待言。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吾所谓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何也晤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此无可讳者也。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吾今日之求于人，正所以为他日吾自有之预备也。救济者学于人之可耻，吾已言之。求学于人之事倍功半，吾亦已言之。夫诚知其耻，诚知其难，而犹欲以留学为储才长久之计，而不虽筹善策，是久假而不归也。是明知其难而安其难，明知其耻而犹砚颜忍受不思一洗其耻也。若如是，则吾国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读者疑吾言乎？则请征之事实。
毛泽东：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
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毛泽东：教育制度要改革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毛泽东：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广义上的德，泛指人们在立功、立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崇高道德品格和智勇兼备、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中华文明史上有“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严”、 “温、良、恭、俭、让”等等众多的道德元素。中国以外以宗教为祖源文化的各个文明体中，也布满了“忍辱负重”、“普渡众生”、“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众多道德观点。毛泽东几乎凝聚人间所有道德元素于一身，彰显出举世楷模的大德榜样。
毛泽东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1917年，毛泽东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愿。1921年参与建党，坚定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初心信仰。1925年参加大革命之际，便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拷问。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长征接近胜利之时，则发出“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惊世豪言。
毛泽东遇强不畏强的自立自信气概。毛泽东特别善于与强手过招。从与一代枭雄蒋介石的搏弈，到与凶残日寇的斗法，从抗美援朝终结美军曾未打过败仗的神话，到60年代智斗美苏两霸，无不显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弥天大勇。
毛泽东能精于“四两拨千斤”的“哲学之王”。“哲学之王”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冠于毛主席的美称。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哲学运用在战争指导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战争的铁律是以强胜弱。所谓以弱胜强，是军事家们的理想，战争史上的偶然。毛泽东却在强弱优劣十分悬殊的条件下，每每取得胜利，硬是将理想变现实，偶然变必然。
毛泽东总能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通常是指一项决断就能转换或改善局面的时间段。毛泽东是识机、造机、夺机、握机高手中的超级高手。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关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的卓识伟绩，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时果断决策上马的“596”研制原子弹工程，都是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杰作。
毛泽东有炉火纯青的统帅之道。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用干部，还要放手使用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干部。1937年3月，许世友因在批判张国焘问题上怪罪毛主席，私自串联拉队伍出走，被判刑一年半。毛泽东两次找许世友谈心交心，使许世友幡然悔悟。出狱后受到毛主席的重用，成为人民军队一员以善打硬仗恶仗、大忠大勇兼备的杰出军事家。
毛泽东具有力挽狂澜的神奇智慧。毛泽东力挽狂澜的事例很多，最为典型的要属长征。遵义会议前的党和红军是逃亡式溃败，毛泽东接手后才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长征。2001年，为了迎接新千年纪元的到来，美国《时代周刊》推出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和100件事。中国入选的只有一人一事，一人是毛泽东，一事是毛泽东指挥胜利完成的长征。
毛泽东始终百折不挠的坚定信仰。毛泽东的百折不挠不是指战场上的多次历险，而是在党内的多次蒙冤。由于毛泽东智慧超人、胆识过人，长期在党内因主张正确而处于孤立孤独状态，受排挤打击的事司空见惯。特别是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受到各类处分达20多次，其中包括4次被撤职。挫折和冤枉并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为人民解放事业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和攻艰克难的执着。
毛泽东具有其乐无穷的奋斗品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1916年写的格言。为民族解放和复兴大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成为毛泽东最鲜明的特质。
毛泽东总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预见。毛泽东：“领导就是预见”。毛泽东的预见能力出类拔萃，从青年到晚年，大大小小的几十个预见，在历史过程中都一个个实现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还未实现：一个是1962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赶上美国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一个是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讲，台湾如能保持在一个中国框架内，100年后再把它收复回来。
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的求是态度。在毛泽东那里，宏观的高瞻远瞩和微观的调查研究是辩证的统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1930年的论断。从大革命到新中国前30年，毛泽东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作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每个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毛泽东一贯厌恶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作指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一贯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本主义、形式主义深恶痛绝。
毛泽东总能立足最坏情况的底线思维。毛主席强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重视敌人重视到什么程度？就是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和最坏情况的底线思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是在立足于底线思维的前提下取得胜利的。60年代中期，战争形势空前严峻之际，正是基于毛主席底线思维作的一系列应急和长远部署，慑止了一触即发的侵略战争。
毛泽东终身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奉献精神。1920年，毛泽东回韶山，把家里的土地、房屋分给穷苦农民，把别人欠毛家的债务契约一烧了之，带领全家人投身革命，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身。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是唯一送儿子上前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具有以德报怨的菩萨心肠。有学者说，蒋介石的失败在于残忍杀戮，毛泽东的成功在于大慈大悲。蒋介石的词汇里充斥着“杀无赦”“斩立决”等术语；毛泽东的词汇里充满“宽大”“优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名句。蒋介石出10万大洋买毛泽东的人头，还几次派工兵挖毛泽东家的祖坟。而1949年第三野战军南下路经浙江奉化之前，毛泽东发电严令保护好蒋介石的祖宅、阴宅和祠堂。
毛泽东能以和合为贵的政治胸襟。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就什么是政治考过一位青年领导干部。这位干部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了一通回答后，毛泽东说：简单说来，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特别善于同包括敌人在内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交朋友。抗日战争初期倡导和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前夕倡导和创建的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在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思想下结出的政治硕果。
毛泽东具备攻心为上的致胜方略。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制定的三大原则之一的“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战场上的攻心战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指示，对俘获的日军官兵要宽大和教育，争取他们更多的人站到反法西斯阵线一边。对伪军官兵，则要随俘随放，屡俘屡放。此招对敌军造成致命性心理打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我军武器装备和兵员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解放战争中后期，解放军各野战部队兵员的半数以上，都来自国民党军队。对战犯一个不杀，重在改造教育，是特殊战场上的攻心战略。当年纽伦堡和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所有德日战犯，没有一个低头认罪的。而由我国监押和改造的1100多名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不悔罪认罪的。对国民党数百名高级战犯的教育改造，也属史无前例。电视连续剧《1959·特赦》，只是一个缩影。
毛泽东总是勇于担当的自我批评精神。抗战期间，蒋介石重庆政府和汪精卫南京政府，向延安方面派遣渗透了数千人的特务。延安整风时，中央社会部刮起“抢救干部”风，甄别中使一些干部受到冤枉。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大会上向被伤害的干部鞠躬致歉。1958年“大跃进”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曾出现过严重的浮夸风，是毛主席首先发现并着手纠正的。然而在1961年6月的北京干部大会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两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检讨。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主动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领袖人物中，是十分罕见的。
毛泽东有与民同甘共苦的平民作风。毛泽东一生都过着公私分明、清廉朴素的平民生活。1960年春，一位卫士回乡探亲带回一包糠菜团子。毛主席看到农民生活如此艰辛，难过地流泪，之后便自降薪金三分之一直到逝世，连续20多天不吃主食，7个月不沾肉鱼，导致全身浮肿。穿戴方面毛主席更不讲究，打30多个补丁、穿了20多年的一件睡衣，就摆放在“毛泽东遗物馆”中。毛泽东外出，无论到哪里都是吃饭付钱，一丝不苟。在人民大会堂喝杯茶，也要照价付账。
毛泽东重在褒兵的奖惩理念。毛泽东的奖惩理念与蒋介石完全相反。蒋介石只给军官主要是高官授勋，对基层官兵不屑一顾。毛主席则重在褒奖士兵。战争年代的张思德、建设时期的雷锋，都是普通一兵。
毛泽东视人民为上帝的民本信仰。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至高无上。他一生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醒、组织、感动人民这个上帝，带领人民、依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全部奉献给人民。军队叫人民军队，政府叫人民政府，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就连撰写、创作和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各类著述的版权，也全部交给了党和人民。
毛泽东具有劈荆斩棘的创新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青年毛泽东的豪迈诗句。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自信，伴随他光辉的一生。毛泽东的实践是创新，理论是创新，精神道德同样是创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语）。在上下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在立功、立言、立德都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物；留下惊雷巨响，推动社会翻天覆地、旧貌换新颜的人物；以及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赢得海量“粉丝”追随、拥戴、赞颂、敬畏和顶礼膜拜的人物。
毛泽东，人类历史上一座永远耸立的巍峨丰碑！
毛泽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战胜一切敌人，一个根本性原因是有毛泽东这样一位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史学家、大诗人和大语言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作统帅，极大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文化档次。
在书海攻读中汲取文化精髓。有道是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嗜书如命的毛泽东，读书何止万卷？《毛泽东图书馆》，藏书近10万卷，都是毛泽东阅览过的。
毛泽东读书有精读粗读等不同的重点，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延安时期就精读不下百遍。
毛泽东逝世时，床头放着6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如《资治通鉴》精读了17遍，证据就是批注了17遍。
毛主席逝世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从毛主席批注过的3000多种书刊中，选出批注密集的1242种，于2013年出版了一部260卷本、3亿多字的巨型类书。
其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作了长达15000多字的批注。
毛泽东从精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汲取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攻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撷取、激活、提纯、集约和升华了零珠散玉般的优秀文化元素，作为铸造党魂、军魂、民族魂的丰富原料。
毛泽东不但读书多，还写文章多，激扬文字的数量与效率前无古人。
2013年，香港出版的52卷本《毛泽东全集》，收录各类文章10862篇，2015万余字。
专家鉴定，这部全集并不全，遗漏的毛主席文稿还有三分之一左右。
纵横比较，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文化巨匠。
毛泽东著述效率之高更是惊人。
一部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是在一周时间内一挥而就。
西安事变前后，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发出上千封信件。
其中1936年8月14日一天，就分别给国民党军政大员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和中共中央华北联络部负责人王世英等，写了8封长信。
毛泽东的经典论著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救不了中国，救中国的要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经典论著，从理论与实践的伟大结合上，全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如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明确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在农民。
土地革命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如何建军、如何作战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经典论著的高峰期，《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等等论著，为抗战指导，整党强军、建政立制等若干重大领域提供了指南。
解放战争时期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以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新中国建立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等，为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政策和策略高度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从多个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部门研究定论，毛泽东至少在九大领域有推进马列主义发展的重大建树。这九大领域是：
关于世界观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论。造反有理。武装斗争。和文革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战争与革命。
关于国家政治建设。
关于思想宣传和文化。
关于政策与策略。
关于党的自身建设。
通过大半个世纪检验，毛泽东这九大领域理论都是正确的，而尤为精彩和无懈可击的是军事领域。
毛泽东军事著述有数千篇，600多万字，内容涵盖战争观和战争指导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军队和国防现代化、以及军事辩证法等多个分支学科。
毛泽东以“毛泽东式”的理论创新，出神入化的战争指导，在长期基本无后方、无后勤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统率和指挥人民军队赢得各种类型的战争，颠覆了包括《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在内的所有中外兵学圣典规定的军事行动法则。
这不仅实现了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将在军事上有自己的表现”的预言，而且成为西方军界七十多年来所解不开的迷。
毛泽东导引出全新的行为规则和话语体系。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30年。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与使命、路线与方针、制度与体制、法律与法规、政策与策略、作风与纪律、战略与战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等，无一不是毛泽东首创或由毛泽东著述中衍生出来的。
如“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以及“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等等，无不闪烁着毛泽东智慧之光。
文化界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倡导写白话文的。
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拥有写白话文“天下第一”的美誉。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军队，为新中国新社会创建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并在毛泽东时代历次伟大斗争中牢牢掌控着话语权。
提出“一纲四目”（一国两制）两岸统一设想。针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开始思考在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收复台湾的设想。1956年10月3日，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同与国共两党高层都很熟的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两个多小时。周总理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以一个中国为纲，四目是统一后台湾社会治理的四项具体政策。曹聚仁将“一纲四目”精神转达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后，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之后两岸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多是打给美国人看的，打的是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
打破封锁，昂首挺进联合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阐释过对外开放思想。然而新中国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新中国采取严厉的封锁政策。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也加入封锁行列。因此，打破封锁，摆脱孤立，是贯穿新中国前30年的外交主题。1954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首创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交朋友，逐渐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1971年，亚非拉数十个国家用选票驱逐了“中华民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毛主席用小球拨动大球，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封闭20多年的中美关系大门由此打开。
医疗卫生事业旧貌换新颜。新中国前30年，科技、教育、体育、文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医疗卫生事业进步尤为明显。天花、霍乱、鼠疫、血吸虫病等恶性传染病被彻底消灭。被西方列强和国民党政府封杀得奄奄一息的中医事业，在毛主席大力倡导下恢复生机，一大批中医药院所成立。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重点感谢的人物是毛主席。
反和平演变战略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指出，社会革命要经过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三个革命。国际共运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如果不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复辟和倒退随时可能发生。当年在列宁领导下，相继完成了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苏联，由于缺少一个与旧意识形态决裂的文化革命，导致苏联在不满74岁那年寿终正寝。而毛主席一向把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新中国成立前夕，特别提醒全党警惕敌人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1953年，当美国杜勒斯提出“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叫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抛弃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更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忧虑。从那时起，毛泽东把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文化革命提上重要议事日程。20世纪60年代，古稀之年的毛泽东，又以“不惜摔得粉身碎骨”的自我牺牲精神，发动了他自称一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失败了，但反和平演变战略却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几十年来，西方对中国花样翻新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之所以难以得逞，根本原因在于毛主席为我们筑起了一道任何敌人都难以逾越的精神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