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从《十送红军》到《红军十问》
《十送红军》原版歌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红军十问》：
1.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2.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3.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4.还有贪官污吏吗？
5.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6，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7.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8.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9.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10.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红军十问：
红军一问：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红军二问：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红军三问：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红军四问：还有贪官污吏吗?
红军五问：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红军六问：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红军七问：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红军八问：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红军九问：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红军十问：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从湘江到遵义》话剧中的红军十问：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以重温长征精神，重铸中国人信仰之魂为指导思想，不以简单化地再现长征为目的，立足于以现代人的思考，以现代戏剧的方式进行现代表达。剧中的红军十问，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它喊出了民众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企盼。
红军之问：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从湘江到遵义》台词对话精湛、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服装、道具及舞美灯光朴实无华、主旋律配乐悦耳动听、全体演职员忘我献艺，总之《从湘江到遵义》不愧为当下讴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大力作、红色经典的艺术品。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场悲壮的战役，也可以讲是中国革命史上损失最惨烈的战役，成班、成排、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的红军指战员都牺牲了，红八军团和殿后的红34师打没了，战死的三万多将士几乎是红军最具战斗力的精锐，中央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的红军人数有8万多人，经此一战，再加上突破前面三道封锁线的损失(如果再加上非战斗的民工，至少牺牲人数达十万人之巨)，只剩下了三万余红军指战员，中国革命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由此悟出了红军最高指挥团队必须整改的道理。最后，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一步步从“湘江惨败”，到“翻越老山界”、“通道转兵”、“黎平会议”、“强渡乌江天险”、“挺进遵义城”，最终召开了“遵义会议”。
通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以此“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最终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从此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彻底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揭开中国革命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局面。这就是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描述的主要内容。
那些已经壮烈牺牲的红军将士，在九泉下发出的《红军之问》：
我们的身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回合!
我们仍在牵挂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敢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红军之问”就是问走资派们：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里的“红军之问”，也是老百姓的“红军之问”。
牺牲的英烈们返回人间，站在舞台上对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大声发问……
这些“红军之问”，就是告诉中国人：不忘红军，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谋幸福。
当年的红军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今天的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幸福生活。要想推翻今天的走资派和资本家的统治，工人农民的路还很长。
然而红军长征的路还要重走，反抗造反并没有结束，工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前面还会有一道道封锁线，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还会有娄山关，腊子口，还会有雪山，草地......
年年八月桂花盛开，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依然在远方，信仰之火不能熄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只有这样纵是雄关漫道真如铁，工农造反革命一样而今迈步从头越！
“红军之问”该是谁的“必答题”？是当今执政的中国特色政府。不将走资派邓小平的狗屁理论抛到垃圾堆去，清扫干净“先富论“，“猫论“，“摸论“等乱七八糟的谬论，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这一个个提问，是呐喊，是嘱托，是命令，是期待，让人听了之后无比震撼。正视和回答这些严肃的问题，是当今习政权的责任。
习政权应该把“红军之问”的十个问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答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让党员领导干部扪心自问、对照检查，把真实的答案公之于众，真正做到不忘共产党的信仰、警钟长鸣。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为中国的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辈红军将士们！
令人震撼的话剧和无比尖锐的提问，都在时刻警示着还号称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新的长征仍在继续，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前进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
从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说《文革中东方民主的罢官升官实践》之前，先说说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的罢官升官。
走资派邓小平没有当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没有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一职，但却有权发号施令，可以左右整个国家整个共产党的大小一切事务。邓小平带着全家游山玩水随口说的话都作为国策来执行。不听邓话的就下台，邓小平独裁决策一夜之间先后让三个总书记升官，一个被罢官的没说任何理由昨天去广场看罢课学生今天就不当总书记了，一个自然死亡，一个任满八年下台。还隔代指定了一个总书记当了八年，一个总书记当十二年后，恐怕还会连任一直当下去。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的罢官升官实践。还被走资派的吹鼓手们右派和牛鬼蛇神砖家叫兽们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资本主义社会己经存在几百上千年了，还要重新设计吗？又问的老百姓吗？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大大地叹了一口气，认真地说，再也不用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了。被毛泽东“逼”着为人民服务不爽啊。
走资派江泽东被邓小平破格升官后，在邓小平死后让上海帮升官了，让北京官被罢官了。为什么会升官说了吗？罢官的有原因是贪污了。
走资派胡锦涛让多少人升官了，说了为什么吗？当他下台后，他提升的官员几乎都是贪官。这个总书记怎么当的？
到了现任总书记走资派习近平如何罢官升官的，想必大家都清楚得很啊。一上台把之前身边的人都升官了，突出的有福建帮之称。经二届任期之后，全换上新官了，说了为什么要提升他们吗？争求老百姓意见了吗？而罢官，在走资派习近平手里玩贪腐，玩女人，玩消失己成常态。别说在封建皇朝制下又或是资本控制的所谓民选制下，《罢官升官》！《夺权争权》！《买权卖权》！《授权派权》！这是古今中外都有公示天下，何德何能被升官，不管是科举还是选举都有个明示于大众。然，走资派习近平治下，均一夜之间高官消失罢官，一天之内一个会上高官就升官发财走马上任。
而文革中，毛泽东时代的东方民主之下，文革中干部是如何产生的？ 自从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
毛泽东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
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
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
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
１９６６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１９５８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５月７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５月６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９０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
——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
毛泽东于１９６９年１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９０个精简为２７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８２％，２７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１８％。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１８％。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干校耕种土地３０００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迅速成长。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地密切地联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生事物。它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指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老、中、青结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战斗，大大地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的道路，蔚然成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上大学层出不穷。工农理论队伍得到了不断壮大。政治夜校陆续成立，教育革命欣欣向荣。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是在极为艰难困苦条件下缔造的共产党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长期不改变颜色的途径，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也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为毛泽东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及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一直赢得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一些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分子，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搞懂，张口就狂吠就喷。看来一粒老鼠药的药量还是不够，还必须加大药量。
《共产党》出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创立一百多年。换过很多领袖。毛泽东执掌《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共四十一年。毛泽东逝世后的改革开放有走资派邓小平幕后掌控了二个半的总书记。之后又有两个半的总书记被邓隔代指任。执政各不相同，如何通而笼之地指责《共产党》，或，《毛泽东》？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其中包括文革在内，是完整的毛泽东时代。而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按马列主义的理论，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是《文革》。社会主义经济建没是以公有的计划经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工人在国营工厂有铁饭碗。农民在人民公社里当集体化的社员。没有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有一部分共产党的干部，当了大官住大房子有汽车了，不想继续革命了，不想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做官当老爷了。要复辟资本主义了，要想把权力固化在掌权者手中，不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毛泽东称这些人不是真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是真国民党。这是对走资派的批判。就有了文革。
毛主席是如何反对“假共产党”的：
1、“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5页）
3、“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水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6、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572页）
7、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9、毛泽东说，如果 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党校出版社，第1160页。）
10、毛主席说：“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页。）
11、“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X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4、“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主席：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18、“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他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6页）
19、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住我对他们的希望，记住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我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20、毛主席说：“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对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21、毛主席讲，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我国代表邓小平出席了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第45页）
然而在毛泽东逝世后，经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己证明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是走资派称之为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文革》是毛泽东的错误，给了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分子一粒老鼠药，看来不够。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分子为习近平揪心，《文革》将习父批斗下台了，理应为父复仇？！习也被下乡了受苦受难，现掌权了理应向毛泽东报复。然而，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了大篇文字在盛赞毛泽东。使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分子很不爽。应该强烈请求习近平要为其父报仇，为习近平自己报复作出明示。总之，要加大老鼠药的用量，才能让这些反习近平分子闭嘴。
《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TMD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的。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常常听到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说法。特别强调的是《富起来》这三个字。走资派和右派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是《富起来》呢？就是想说明，因为走资派和右派们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实行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化后使中国人《富起来》了。
走资派和右派们闭口不会去谈，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十几亿中国人创业时的艰苦，日夜不断地努力奋斗一切从零开始，几十年所累积的财富资源和固定资产，几千万的熟练工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农村的水利建设，开恳的荒田和几亿农民工的劳动力。
走资派和右派们开口就说，《富起来》了。真的《富起来》了吗？还真的是《富起来》了。走资派官员《富起来》了。右派们《富起来》了。资本家《富起来》了。也带动了一部分人成了中产阶级。普通的出苦力的打工的人《富起来》了吗？几亿农民工《富起来》了吗？
读了新闻《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后有所思。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己经四十多年了，先富起来的第一代贪官污吏土豪资本家们都可以当爷爷或太爷辈了，这些先富的人的孙子辈重孙辈都已《富起来》了。怎么陈家村因地震众多记者去采访得得知陈家村的现状是：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今年是2023年终了，《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走资派邓小平的《富起来》是为谁？为了让谁“先富起来“？“让少数人先富“中的少数人是谁？显然，这“让少数人先富“中没有大多数的工人农民。
《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改革开放对于农民来讲，又倒退到旧中国时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扫盲工作进行过全国范围内的很多次。毛泽东在创建红军时对工农士兵就进行了扫盲，从瑞金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成立新中国后全民扫盲。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的今天，陈家村《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
《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文中开头第一句就是：“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能富吗？何时了？“地震之后“《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这就是改革开放要的结果？！
当初，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下会是这个结果吗！？
文中说：“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是这个成果？蒋介石，汪精卫，清皇帝都能做到，还讲什么“共产党“？
农民工们：“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成了资本家需要劳动力的产地，新中国的农村。青壮年帮资本家打工，老人小孩留守农村。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富起来》吗？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处是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户户靠种植玉米、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挣不到一万块，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能挣到三四千。“
《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武装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看似结束了。但蒋介石国民党留下的无数的右派分子还在，而且还有无数的新的产生。每个人脑子里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反对共产党，逼共产党下台。他们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代理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所做的一切证明了这个事实。文革就是阶级斗争。工人下岗了，被砸了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又一盘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一切丑陋社会现象都变本加利地复辟了。睁眼看不见吗？
《文革》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斗就是使用的《东方民主》。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产生，社会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必为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必定成为走资派。
毛泽东吸取了斯大林极其严重的教训，敢闯新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上，创造了完整的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把这些前人没提出的、他亲自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迄今为止最高效率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文革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使用的方法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使用的是《东方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也称大民主。
苏联的官僚化体制严重弊端，毛泽东是最早发现的。薄一波在《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提出：“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察觉最早的。”
吸取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严重的教训之后，敢闯新路的毛泽东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全面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的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现——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出：“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
他科学的划分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大所有制）和发达阶段（高度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并明确指出了从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到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根本底线和根本途径。
毛泽东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从不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底线：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而行动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保障。
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一过渡的根本途径：以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为前提，发展社会生产力。
他提出了“打击官气、尊重群众热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号召群众大规模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劳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利用一切人类先进技术实现大规模飞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毛泽东也科学的规划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在三年过渡阶段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具体执行上，毛泽东科学的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科学的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在庐山会议，毛泽东特别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以对立统一观点具体的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科学的论述了沿海和内地、国内和国外、国家和生产单位以及个人、中央和地方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特别是关于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之间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完整的原创性理论：
1、坚持政治挂帅、艰苦奋斗作风，勤俭节约，加强积累，反对过度的“物质刺激”。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个人主义。
2、适当注意在积累、发展的同时注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大公有私、公私兼顾。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生产单位实行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而不是一长制。
干部必须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保持和群众的平等。
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必须注意不断变化改进。
群众必须参加管理，必须调动群众建设和管理的热情、智慧、创造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加强对群众政治教育，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短期利益之上。
毛泽东比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者都更重视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这一生产关系重要定义，紧紧把握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毛泽东更是探索着真正的公有制道路。毛泽东科学的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4、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广泛的办各种形式“小洋群”、“小土群”工业，加快发展速度。
在统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社会主义计划理论。
1、必须依赖客观事实、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制订计划，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现有人力物力、内外环境制定计划。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深刻论述了计划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2、计划存在绝对的不平衡和相对的平衡、绝对的不按比例和相对的按比例，要坚持变化发展观点。要保持好相对平衡、相对的按比例，就要注意绝对的不平衡、不按比例，根据绝对的变化发展，使计划相对的平衡、按比例。
3、处理好突击和不突击的对立统一关系。
4、计划制订和调整的过程是不断的深化认识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计划根本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调整的。
5、在计划工作上，既要反对什么账都不算的听其自然，又反对丝毫漏洞都不放的过度的四平八稳。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基层载体构建方面，毛泽东开创了集体公社理论——集体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经合一、全民皆兵，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民兵力量，作为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过渡的载体。而且，毛泽东创造性的指出，两大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例如买给农民的生产工具。
毛泽东指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实现农村自主工业化、发展乡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乡村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载体。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关于公社的自主工业化，毛泽东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毛泽东开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不到三十年，我们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
毛泽东敢闯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没有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成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全面、最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实践成就。
新中国刚成立，我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比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比利时），经济严重基础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现代工业建设成就。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国人李敦白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1980）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
从监狱出来后，李敦白对文革的看法没有改变：“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
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称：“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监狱中，他也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
美国人李敦白当过毛泽东的知己朋友翻译记者。从1944年这位23岁的李敦白第一次随美国陆军来到中国，到35年后离开中国，没有其他外国人在中国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李敦白是中文语言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1946年在延安大本营第一次遇到他们后，他成为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层的朋友、知己、翻译和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里，李敦白在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国家享有显著的影响力。然而，他的高调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被监禁了两次，在禁闭室中被关押了总共16年。
现年92岁的李敦白仍然是当代中国的敏锐观察者，经常评论这个定义了他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国家。李敦白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笑起来很轻松。他在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中写道，他在中国的那些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苦涩，自从回到美国后，他就一直在中国访问。李敦白讲述了他对毛泽东的个人记忆，以及他为什么认为，通过与中国领导人建立早期联盟，美国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李敦白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是1946年10月20号。我刚从内蒙古从陆路来到延安，到达后，我立即被带到党总部大楼参加每周一次的舞会。当我们打开门准备进去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地板中间跳舞。他看到我，停止了跳舞，在我和他握手之后，他说: “我们欢迎一位美国同志加入我们的工作。”
然后，毛泽东把我带到大厅的一边，让我坐在椅子上，立刻说他想邀请我去他家，花一两天时间谈谈美国。有趣的是美国是唯一的一个真正令毛泽东着迷和感兴趣的外国，也是他非常钦佩的国家。他会邀请左翼美国人到他的地方坐下来聊天。据我所知，他没有邀请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ーー只邀请了美国人。
毛泽东的现代教育始于他在湖南省会长沙上高中的时候。在那里，他有一位非常开明的自由主义教师，他后来娶了他的女儿。他教毛泽东关于卢梭、富兰克林、杰斐逊等等的知识，这些第一批外国思想家让他非常感兴趣。事实上，毛泽东在某些地方提到过，他曾经认为杰佛逊式民主是中国的未来。最终他开始相信，外国支持者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毛泽东转向列宁的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有魅力，完全是因为他头脑强大，能够将复杂的政治思想转化为非常丰富多彩、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才能如今在中国似乎已经完全失传。但毛泽东不是菲德尔 · 卡斯特罗。他不是演说家。他没有让人们为他着迷。他是一个说话相当缓慢和笨拙的人。但他分析事物的方式很有趣。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简单化，用流行的术语来表达。
你知道，这很有趣: 当你坐下来和他交谈时，他很放松。他说起话来好像一切都只是随意的谈话，非常幽默。根据我的经验，任何和他说话的人都会笑得合不拢嘴，他也会笑。因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来自边远地区的智者，他是一个伟大的分析家和说话者。没有任何威胁，没有任何困难。
（周等高官）他们完全不一样。周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彬彬有礼的人，是一个能够同时做两三件不同事情而又不会混淆的组织天才。20世纪30年代初，周领导了对毛的攻击，他是斯大林从莫斯科派回来执掌中国共产党的学生之一。但是，在红军几乎覆灭之后ーー当他们拿下红军残部并开始长征时ーー周认为毛关于游击战战略和战术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放弃了反对意见，决定从那时开始追随毛的脚步ーー他做到了。他担任毛的幕僚长: 无论领导班子做出什么决定，周都将负责执行。毫无疑问，他是个组织天才。每个人都尊敬他，服从他。
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修改英语，教一点新闻学，写一些文章，做一些临时报道。但主要是帮助用英语工作的中国记者理清思路。
当时因为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精神，对红色中国造成的恐惧。事实上，直到1963年我才再次坐下来和毛泽东交谈，那时我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把毛泽东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四个美国人加上无国籍的伊斯雷尔 ·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会见了毛泽东，讨论了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一场关于天下万物的长谈，然后是晚餐。之后每年我都会见到毛泽东，直到1967年我被捕。我在监狱里有人民日报，所以我有新闻。我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一位能够解决世界问题的革命领袖。我以为毛泽东的逝世是个巨大的损失。当毛泽东逝世的时候，理智上，我觉得这更重要。一个更大的悲剧，这是一个带着大写L领导人，失去了毛泽东是这个世界的损失。
1943年，当我在斯坦福大学上军事课时，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学习如何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我同时拥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我就可以帮助这两个民族相互理解，学会合作。所以到了1980年，我发现在中国这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需要回到美国，从美国那边开始工作。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对当时已经十分猖獗的腐败现象感到厌恶。虽然还没有到今天这种程度，但已经非常明显了。
邓小平向罗伯特 · 诺瓦克吹嘘民主墙，政府允许人们张贴海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自由批评等事实，但他一旦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就不再允许这一切，我对此感到厌恶。他镇压了民主墙运动。每个周末都有很多年轻的民主活动家来我们家，我们有一个论坛讨论，我们住在友谊宾馆，大多数外国专家都住在那里，当他们来到宾馆大院时，他们必须登记自己的名字。所以一旦邓开始压制民主意见，这些人都将处于危险之中。我没觉得我和我妻子会有危险，因为他们不会再要我们了，但我觉得这些孩子会有危险。
但主要是，我只是对民主活动的停止和腐败感到厌恶，我只是对妻子玉琳说，你知道，是时候去美国了，我们走了。
太好玩了！当我回来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专栏编辑让我在7月4日写一篇文章，讲述在比里普 · 范 · 温克尔(Rip Van Winkle)多离开14年之后回来的感受。我做到了。我们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迎。我们回来的第二天，我就上了今日秀。不幸的是 Tom Brokaw 那天不在，所以那期节目很一般。但是，第二天，《纽约时报》的琳达 · 查尔顿写了一篇专题文章，占据了整个第二版。标题是这样的: “土生土长的儿子归来，向他的家人介绍他的姻亲。”他们有一张我和玉林的合影。然后，一切都很友好。那一周，我应邀前往华盛顿，受到了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霍布鲁克的正式接见。我花了两天时间和国务院中国办公室的人谈话。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和友好。没人想让我难堪，也没人问我难堪的问题。我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我感觉很好。
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对毛泽东做出了著名的评价，他说毛有70% 是正确的，30% 是错误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体系。我更倾向于前后对比。我认为毛在1949年上台之前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以及在那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这些伟大的社会改革。你知道，每天工作八小时，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工作，消除鸦片，禁止卖淫，妇女在法律面前平等。 虽然只是普通的社会改革，但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巨大转变。
1955年左右开始右派分子的疯狂攻击开始恶化。最初，毛泽东鼓励建立合作社，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农业产量大幅上升。这建立在土地继续私有的基础上，只是农民们互相帮助耕种土地。收获的产量按照一个人拥有多少土地来分配60% ，按照一个人投入多少劳动来分配40% ，或者按照其他的比例来分配。
农民们从合作社变成了集体农场，所以那些在几个世纪的饥饿之后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而现在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但作为优秀的中国爱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抱怨。直到邓小平改革之前，都没有什么土地非集体化。所以事情就开始变糟了。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我更多地考虑毛泽东执政前和邓执政后的情况，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比例。
张戎在2006年为毛撰写的传记中指出，毛是一个自大狂，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权力ーー他想要世界的权力。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首先，我个人认为，整本书都是垃圾。这是一个可怕的片面性ーー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片面性，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纯属虚构。就像她说的长征是蒋介石和斯大林共同策划的阴谋。不管怎样都太荒谬了。
毛想成为比中国国家主席更重要的人物吗？这是她的论点之一。
不，我觉得那是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毛泽东，他有两面性。第一，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我可以举出无数大多数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绝妙军事策略。但他的另一面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人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无政府主义的平民主义者。我记得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从喜马拉雅山回来，带回了一条大眼镜蛇。他邀请我和我妻子和他一起吃蛇。我当时扮演魔鬼代言人，问他: 印度人被打败了，你们已经在喜马拉雅之巅，你可以继续横扫，不过200英里，就到加尔各答了。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毛泽东说: 天啊，我们管理中国都有这么多问题，你以为我们想管理印度吗？我认为除了中国，毛泽东和其他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如果毛今天还活着，他会如何看待中国的进步？他会怎么看这个国家？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会满意吗？他会失望吗？今天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样子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双面的东西。事实上，我想了很多。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的变化，他将感到非常自豪。他会很高兴的。另一方面，他会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崩溃感到厌恶。我认为他会对习近平试图恢复一些旧的价值观的方式感到非常高兴。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他不会乐意看到在最近召开的三中全会之后，现在又强调让市场力量决定事情，让政府越来越脱离经济管理。这当然违背了他的基本观点。当然，他可能已经变了。
毛泽东仍然是所有中国钞票上的面孔，他的肖像仍然在天安门，他仍然受到中国人的尊敬，你是否感到惊讶？
不，一点也不，因为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党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写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们只知道他有点像乔治 · 华盛顿。他是国家的缔造者，人民的统一者，等等。他们只知道这些。我不指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变。
五七年右派起草发表《宣言》要共产党下台，要工农出身的干部放弃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煽动学生闹事的阴谋完全破产
北京俄语学院查出右派集团
本报讯 北京俄语学院的右派分子都被师生陆续揭发出来。
右派分子张西神、黄如柏是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的助教。他们以“春雷”黑板报为中心，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张西神、黄如柏等曾秘密集会，企图挑起群众不满，殴打党委书记张锡俦和留苏预备部分党委书记朱允一，并要将学生带到街上，煽动市民起来与学生共同行动。但是，在群众的揭露下，右派分子的这次罪恶的密谋活动破产了。
张西神、黄如柏一面污蔑党委领导整风没有信心，一面把他们商定好了的一个所谓“整风核心小组”名单，向留苏预备部教员党支部提出，威胁支部考虑，“这个名单”，企图用群众的压力迫使党委放弃领导权。
张西神污蔑北京俄语学院党委是“乌七八糟一团”，“宗派主义那里都有，党员互相包庇，大小官僚平时一声不响，现在乘反右派大肆报复”。他还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又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张西神与院部党内右派分子谢林密切配合，疯狂向党进攻。他和黄如柏煽动勤工人员和印刷工人“吐苦水”，替他们写大字报，歪曲工人的原意，大肆渲染。
谢林是教师进修班十四班党支部书记。他在整风运动中，煽动群众“吐苦水”。进修班师生在他的煽动下，成立了“小组织”，确定了“秘书长”、“检查组”的成员，和谁搞大字报、谁跟报社联系等。谢林等三人起草发表“宣言”攻击党委，说“党委对整风表示冷淡，放弃领导”、“领导干部之间互相袒护”。谢林先后三次煽动进修班的教师到留苏预备部点火。张西神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污蔑俄语学院和党委的文章，谢林事前看过，还在稿件上签字，证明张的文章是事实。
谢林出卖党内秘密，与张西神订立攻守同盟。监委找他谈话，他污蔑为“三堂会审”，事后把谈话内容告诉张西神。
现在，谢林的反党言行受到了严厉的驳斥，一时被蒙混的少数人，也都清醒过来，作了检讨和揭发。
《东方民主》对《西方民主》俩，该谁主沉浮？
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西方民主》：几百上千年了。至今还是各种危机循环上演。
《东方民主》：毛泽东时代三十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看现实：
《东方民主》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有铁饭碗。农民阶级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人阶级有全保医疗。农民阶级有合作医疗。工人阶级有免费住房。工农都有免费教育。工农都有退体养老保障。这一点《西方民主》几百上千年了没有能做到。
《东方民主》没有大型枪击案频发。没有流浪汉流浪女。没有吸毒者贩毒者和制毒者。没有妓女妓院和站街女。没有黑社会。没有贩卖妇女儿童组织。
《东方民主》毛主席时代因全民大民主监督干部之下贪官很少、即使有也贪得很少就被民众大字报揭发批斗了。没有走资派和资本家的任何特权。没有干部官员砖家叫兽包二奶的。没有官员用公费自费去嫖妓女的。没有因无序开采生产化工产品而污染环境空气的。没有黑社会在城市农村称皇称霸的。没有资本家炒房造成高房价。没有无序办校造成高学费。没有能让汉奸生有的。没有能让卖国贼当干部的。没有老百姓群众上访的，干部都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随时都可以反映问题的。没有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剥削的。没有官员敢压迫工农的，官员要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没有工厂敢造假货，因为工厂不是以赢利为目的。
《东方民主》毛主席时代至毛泽东逝世，中国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走资派右派贬低毛泽东时代贫穷，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毛主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制造了两弹一星，建立了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新中国的前30年，年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7.1%。这个增长率可不是掺了水的GDP，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增长。
毛主席的《东方民主》，是不断的领导中国人民以弱胜强，从最低的起点、以最弱的实力起家、战胜强大敌人、取得最辉煌奇迹的一生。
中国革命战争，在武器装备科技水平、军队具体战术专业化程度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工农红军竟然以弱胜强，实现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足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军事奇迹。
新中国刚刚成立既出境作战抗美援朝，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八国“联合国军”！是世界历史上的首次击败“联合国军”，也必将成为唯一的一次。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
毫不夸张的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东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差距最悬殊、所遇到问题最复杂、所面对困难阻力最大、规模最宏大、意义最广泛的大规模革命战争！
人类战争史上以强胜弱是常态，以弱胜强是偶然。但，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居然创造了100%以弱胜强的奇迹！不仅中国的革命是最困难的，新中國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最困难的。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欧洲比利时），经济基础严重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
但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仅仅二十七年迅速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
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实现了现代工业化，神奇的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建设成就无比辉煌。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而且，毛主席领导了人类历史上和数千年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落后进行最彻底决战的实践——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私有制带来的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决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的阻力、障碍更是数千年私有制积累的空前强大的、最顽固的反动派抵抗。
毛主席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投入革命，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拥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幸事！毛主席的智慧和斗争精神闪亮人类文明史，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主席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作，也为中国人民留下重要的政治权利。
在井冈山，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国红军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红军到哪里去？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红军官兵心里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这种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指出红军只有战略大转移到陕北才能转危为安。在经过激烈斗争后，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被采纳，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两年零十二天。经过艰难的长征，红军化险为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图谋。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引，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国革命有失败的危险！所以说毛泽东同志谛造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恰如其分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同志写出了《论持久战》，指明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出了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批判了“速胜论”，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战胜强敌奠定了思想基础。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引抗日战争，在当时“速胜论”和“投降论”的思想下，抗战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和美国强烈要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明显是要制造“两个中国”，毛泽东同志严辞拒绝，绝不给蒋介石反动集团喘息机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直捣蒋家王朝！在解放军摧枯拉朽之下，国民党军完全丧失了斗志，蒋介石败逃台湾，中国大陆回到了人民手中。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拒绝美苏两国“划江而治”提议，中国现在有可能还处于战乱之中，也有可能现在就是“两个中国”，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武装干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朝鲜统帅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抗美援朝。当时很多领导同志都不想和美国开战，毛主席力排众议，阐明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为国，没有了朝鲜，新中国就会直接面临美帝国主义的危胁。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在彭德怀总司令的指挥下，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最后美国无奈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一战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奠定了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彻底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毛主席说过这一仗至少保中国50年和平。
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与名符其实的新中国的国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这是古今中外各国政要所没有提过的亲民口号。
毛主席开创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官、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土地改革，全国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在经济上翻了身。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教育走向平民化是历史上第一次，从教育为工农兵开门到工农兵领导、管理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度，优先照顾工农兵子弟入学，使工农兵在文化上翻身；在工农兵中推行扫盲运动，中小学增长数倍，大专院校发展迅速 ，1960年，重点兴办26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精尖人才。
实行国家工业化，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拔了剥削阶级的根子，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实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农民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了生产力，大力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
毛主席要求共产党的干部：不准干部官厚禄、封妻荫子。不准干部特殊化，不准干部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防止腐败，不断开展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整顿干部作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大、最宽泛的民主，各级人代会工农兵代表略占70%左右。实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及各方面人士，实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都是参政党，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共商国是。
在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国以最快速度把农业国建成工业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集中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在位27年，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而且建成了完整的科学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村村都有，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评价。城市公职人员及学生全部免费医疗，工人免费医疗，家属半费。
在农业合作化的前提下，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值得大书特书，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共修密云、白沙等水库两万多个，红旗渠被称为人间天河，引沁济莽、引黄济卫、大办水利，改造农田，辉县人民干的好！当年兴办的水利工程，如今还发挥着作用，在《农业发展纲要》指引下，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粮、棉、油、猪等，满足了八亿人民的吃、穿、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功不可没，广大农民功不可没。
从1952年开始，提出先农业合作化，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搞农业机械化，经过20多年，尤其从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多数县、社建了拖拉机站、村村有电话、户户有广播，到上世纪80年代，至少有三分之一县、社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半化肥化。
从第一五年计划（1953年）始到1978年，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周总理在报告中向世界庄严宣告：经济形势一派大好，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振奋人心。
毛主席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所没有解决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毛主席继续革命的要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准则：不忘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国外帝国主义及其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原因。国内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原因。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国内外敌人必然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因此，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尤其是党内上层的走资派。反对修正主义、革党内走资派的命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走资派和右派都是文革的反对派。让走资派和右派来解读《文革》？能有正解吗？反解都是还存有一点《扶助工农》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性。但如走资派邓小平和大右派们极尽一切非常恶劣、卑鄙的手段抹黑攻击文革，将文革中的一切好人好事以颠倒黑白了四十多年。
将走资派在文革中干的坏人坏事都裁赃到毛泽东和四人帮身上。将大中小走资派右派们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不说，而对受到的批斗夸大地说，拿走资派右派做的坏事不说，改开后成了反共反毛泽东的英雄。而在改开后，走资派右派又是如何对待工人农民的？
改开后，走资派右派砸了几千万在职工人的铁饭碗，下岗工人中有多少被逼得家破人亡？被自杀有多少？被逼疯有多少？下岗女工被逼当妓女来维持生存有多少？农村人民公社强追被解散，几亿农民工流浪在各大建筑工地上赚一点血汗钱为生存，中间有多少农民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工伤残废跳楼自杀的？
文革中一个大右派自杀了，控诉了四十多年还不罢休，似有控诉一万年。歌颂了四十多年，如何地有学问懂知识，勇敢地直言反对共产反对毛泽东，被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捧为反共先锋。而从来不会讲这个大右派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自杀？更不会说，文革中对所有的走资派和右派，不管是到五七干校，还是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都是保留原有工资和高干待遇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农民很欢迎的，都当作有知识的大人物呵护着的。
例如最大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江西下放，带着夫人秘书保安厨师住将军搂，平时喝喝茅胎打打桥牌看看报纸。为了做做下工厂做工的样子，工厂的小走资派专门为邓小平修一条专用的路通往到工厂，一天去个二个小时看一下工厂。如今已成博物馆，这路叫：邓小平路，让后人参观。就是这样，邓小平有一点人性吗？能在掌权后《扶助工农》一点行吗？不但没有，还恶狠狠地举起了屠刀杀向了工农。
不管是到五七干校，还是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就是让这些当官的有一点《扶助工农》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性。然而有吗？不会有的。这就是《阶级斗争》！！！马户又鸟懂吗？这就是《阶级斗争》！！！无知的后人们只听走资派右派一面之词能懂文革吗？《文革》这就是《阶级斗争》！！！
1976年9月，毛主席在逝世前夕曾有过一段评论自己的话，大体意思是：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内心世界，是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的。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那样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社会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乱摊子，治理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主权大国，创造了世界奇迹，其伟大实践、伟大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广生讲的：“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的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毛主席对这些偏只字不提，却独谈文革。
如何解读？我们知道，毛主席读书以海量计，据党史专家不完全统计，毛主席一生读书在10万册以上，他读书读到了临终前的5小时58分，至此头脑亦极为清醒。这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动公知所污蔑的老年糊涂，而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思考。
这种思考，就是贯穿毛主席灵魂深处的，他要领导中国共产党跳出这政权兴亡的周期率。从这个角度观察，你会发现，从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到1949年的“进京赶考对”，再到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勾勒出了毛主席探索跳出这周期率的一条主线。
“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考察延安，与毛主席形成了闻名于世的“窑中对”。黄炎培对毛主席说，我生60年，耳闻和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开始时聚神卖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毛主席听后，深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这就是毛主席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方程式。建国后，毛主席领导进行的一系列运动，都是发动群众，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国的广泛发动。
“进京赶考对”。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出发进北平，与周恩来形成了著名的“进京赶考对”。这天临出发前，周恩来来到毛主席住处，关心地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主席笑着说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毛主席思考的非同寻常，“考个好成绩”，这和周恩来“考试及格”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提出了“两个务必”，在这里，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可见毛主席打破周期率的决心。
时间到了1964年7月，毛主席思考的问题是：苏联会变修，中国难道不会吗？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同人民的矛盾是苏联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此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怎么办？毛主席认为，在中国只有动员全民起来，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会变修。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无忧虑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可见，毛主席对人亡政息的忧虑是萦绕于心头的。所以，毛主席要广泛发动群众，而且把主要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他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时，毛主席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变。我们知道，杜勒斯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设计者，这个和平演变战略，美西方至今未曾改变，也一直是我们党面临的巨大考验。
毛主席曾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了，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努力，是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这就是中国避免了像苏联那样的碎片化。
再深思的想一想，一波高过一波的毛主席热，也让人们深深感悟到了毛主席那跨越历史时代的深远思考，是多么的无可比拟的高瞻远瞩。
“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只坐了18天！”
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卓绝奋斗，28年开创红色江山。《文革》是毛泽东留给后人遗产。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首都法学界披荆斩棘搜索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新华社21日讯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一个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
首都法学界的反右派斗争是法学界座谈会和各政法部门、政法院校互相配合进行的。法学界座谈会从5月27日开始到今天止已开了三十二次会议。
在前六次座谈会上，即大鸣大放时期，法学界的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政府司法工作大肆进攻。到6月11日，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即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法学界中的右派分子就不断地被揭露出来。
在法学界本月20日的座谈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锺骆的反动言行。俞锺骆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诬蔑人民政府“过去太强调专政，不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甚至恶意地认为“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他对人民政府对惯盗、惯窃等坏分子实行专政“表示反对”。他还诬蔑在审判工作上“罪与非罪的界限划不清”，“出入人罪”。他别有用心地认为产生这种“坏现象”的原因有三点：“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审判人员判案可以随心所欲”。俞锺骆说现在的司法干部水平“极低”，在“政策掌握上左右摇摆不定”，在“量刑上总是纠左偏右，纠右偏左”。
他很赞同右派分子杨玉清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反动言论，认为应该“换班”。
俞锺骆是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鸣大放期间，他积极活动，企图拉一些对工作不满的人加入民盟，并常煽动青年人向党进攻。
在法学界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法制局财贸法规组副组长吴传颐、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干部陈建国等。
这些右派分子都歪曲、捏造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材料”，污蔑司法工作。陈果夫唯生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吴传颐叫嚣“有法难依”，企图否定人民民主法制。陈建国叫嚣“无法可依，是造成错案的原因之一”，企图否定解放以后的立法工作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中还有政法院校的教授、讲师，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宗麟、中央政法干校教员谢怀栻等。
他们中有的企图否定司法改革运动的伟大成绩和政法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在这些工作中，“旧法学人员被一棍子打死”，提出要“招魂”。
有的污蔑政法教育事业，说“目前政法界的主要问题是宗派主义”，有些右派分子还恶毒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派出所。”
有些右派教授在大鸣大放中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想以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
法学界人士在揭露王铁崖的阴谋计划时说，王铁崖的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政法教育方面的领导权。王铁崖也曾公开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主张。
法学界中以钱端升为首的右派反动集团在最近已被法学界人士揭露出来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楼邦彦、王铁崖等右派分子。他们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企图夺取政法学院领导权，从而再夺取政法部门领导权。他们这个反动集团是在章罗联盟策划之下进行阴谋活动的。钱端升在大家的揭发下，已承认他是“接受了章罗的领导，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法学界中的许多右派分子的历史是丑恶和肮脏的。
有的做过国民党的特务，有的与美国特务有关系、有的是反共能手，有的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
曾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的右派分子杨玉清就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
杨玉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伪立法委员和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等重要职务，是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
1943年，他在重庆国民党反动派集中营的讲台上，对着几百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了“攻心斗争”的反动说教，他还同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过“短兵相接的挖心斗争”。
法学界右派反动集团中的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过去都和美国特务有密切的关系。
右派分子俞锺骆是拥有三百多两黄金和万元股票的资本家。在抗战胜利后，他专门为汉奸作辩护律师。
首都法学界还要继续召开座谈会，并将和各政法部门、各政法院校密切配合，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五七年反右》！就是反旧中国留下的砖家叫兽。现如今特色政府中的砖家叫兽年轻人看到了。和旧中国留下的砖家叫兽别无区别。不过五七年没有发明这词，而是叫《右派》。
如今年轻人看不到大量的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们拿着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员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而看到的都是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过的，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的被篡改过的历史。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就不是原有的真实的历史了。57年反右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如此，文革批斗走资派更是如此，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做的事几乎都是如此被颠倒。
新中国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一切又都复辟颠倒了过去。现在工人农民要想再当家作主拿铁饭碗，似乎有要重提的必要。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
其实“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后，毛泽东有三次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毛泽东的一个试验，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新的不可知的社会主义新知识要学习要偿试。社会上地富反坏分子，蒋介石国民党留下了许多捣乱破坏分子，留用的旧社会公职人员也不听共产党的。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战争年代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当大官了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让老百姓自觉地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需要返回到当时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没有经历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当然要有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些运动就不难理解也是必要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是足的要学习的知识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共产党政权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又要运用人才，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就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还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的，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
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中国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
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大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资本家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很多，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的。是看不起工农干部的。是要让共产党下台的。
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
有关“文革”中被批斗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共产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红军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没有毛泽东顶住，没有文革，走资派早翻天了。文革中批走资派邓小平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在向共产党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
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泽东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毛泽东做了《反右》这个决定的。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这就是历史事实。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右派平反后的攻击毛泽东什么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完全颠倒黑白。
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
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如想认真研究历史可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会让你感到很震撼，假如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也会有强烈的反应，一定会的。
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
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
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他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事实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
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中国的砖家叫兽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走资派治下的砖家叫兽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太大了，不成比例。看走资派特色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
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工人农民要想再当家作主拿铁饭碗，似乎有重提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