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重塑传统文化精髓弃其糟粕

文革重塑传统文化精髓弃其糟粕

 

晚年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重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弃其糟粕丑陋的，毛泽东集一生之学养与积淀，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髓与功力，凝聚起最大的个人牺牲精神，超越时代的局限奋起一击，如精卫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夸父逐日，纵万难也无法泯灭其争取胜利的决心和渴望；如愚公移山，开一代新风，让后人完成夙愿；如女娲补天，挽大厦于将倾，留星辰于苍穹。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苦难深重走向灿烂辉煌的重要连接点，他不仅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眼界，而且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他用28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内部统一、国际独立问题，他还要用27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毛泽东的独特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应的实践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文化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介文人、小学校长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才是社会、民族的根本问题。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为了阻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向主张彻底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挥起屠-刀，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关心的重点，从文化转移到军事，直到毛泽东全面接管了中国大陆。取得大陆政权的毛泽东绝不会停下脚步，他反复讲“进京赶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问题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他从事军事斗争的经历，是他人生奋斗目标的插曲，并不是他的初衷。

晚年毛泽东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为此，晚年毛泽东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置个人的荣辱于不顾，准备摔得粉碎。他当然知道要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生存习惯，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是不讨巧的事情。

但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他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与情怀，决心尝试改天换地的前所未有的奋起一击。很多人醉心于历数一个很长的政治运动清单，描摹在那个时代里文人们在各类场合中的种种丑态，其实那些数不尽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都是为一个目的，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既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糟粕丑陋的部分，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同时，还要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精髓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讨论毛泽东的问题，无法回避毛泽东晚年的努力，抛开毛泽东晚年的奋起一击，研究毛泽东的战争成就、政治智慧、经济能力，都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走进毛泽东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信条和宗旨。他一向重视民生和生产发展，历来非常清楚，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会心情舒畅，才会拥护政府。但是，在毛泽东晚年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减缓的情况。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还是由于毛泽东要抓紧自己还健在的有限的时间，着手解决一些中国人民的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利益问题，以利于在他身后中国的长治久安，故此，将物质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了第二位。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个人的最大牺牲，将针对他的不满情绪和恶评置于身后。

晚年毛泽东心中第一位的问题，是人民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如何使执政者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如何让人民有机会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手中没有权力，从事着社会生活中最不起眼儿，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势。毛泽东要让执政党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大的，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机构都会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展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实现了这些非凡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成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仍然牢记这一点，切身地感到，如果中国共产党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步国民党的后尘，总有人会重复他自己所走过的路，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社会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风。

在全国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清楚能够万岁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须在他还活着而且还健康的时候，把人民组织起来，对权力体制进行一次可控制的冲击。让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权力机构，切身地体验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记住权力一旦脱离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强大。

毛泽东希望人民能够更为直接参与大至国家小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如果社会管理活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政府不去组织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给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要在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泽东希望在他组建的政府中，让人民有真实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远与人民息息相关，水乳交融。

很多人试图借晚年毛泽东时代经济工作不是第一要务这一点，把那个时代勾勒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时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第一要务，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视。这些成就大多数都是当时不能马上见效，但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塞罕坝林场、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等等。

这些经济布局，在当时只是投入，只是奉献，一代年轻人怀着扎根艰苦地区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奉献，终于在50年之后，发挥了巨大的效益。相对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搞掠夺性、毁灭性开采才是人民福祉的长久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晚年毛泽东的外援政策也备受攻击，被认为是不顾国内人民的福祉，对外乱撒钱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种短见（如果不是恶意攻击的话）。毛泽东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制造能力极其低下的国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工业品、军工品了。

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品走出国门，是毛泽东早就考虑的问题了。很多外援项目，比如坦赞铁路等，其实就是新中国工业品的广告，也是投石问路的国际化过程。就我们当时的能力而言，我们的产品与欧美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不白给就不会有人要，中国工业品国际化的第一脚也就永远踢不出去。毛泽东做出的这种外援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真正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完成土地公有制的改造，后来的经济建设就会遇到重重阻力；没有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中国就不会有后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人口红利；没有毛泽东的扫盲和科技人才储备的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有初级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和军事体系来护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被再次打断。虽然还在冷战时期，但仅在1971-1977年之间，就有65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恢复交往等重大成就。这些成就表明，晚年毛泽东努力把中国融入全世界，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环境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基因，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失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她的成长与壮大，生根与发芽，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西方强力将世界带入工业社会之后，中国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晚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

毛泽东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三大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晚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

毛泽东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三大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我们自己没学好，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这才是晚年毛泽东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汗的威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注意，不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说法是部分歪门邪道的后人怀有偏见和目的乱改毛主席的精神）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的方向，均借鉴于西方文化。晚年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

在晚年毛泽东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由于毛泽东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晚年毛泽东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自主选出毛泽东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逐步走出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更加独立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还是把苏联视为老大哥，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精神独立。激烈的九评亮出了中苏之间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从意识形态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帜。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乃至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之大，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从未有过许多人攻击他的盲目自大。他一向坚持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是借鉴西方，但如何借鉴，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学到好的摒弃坏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对于西方文化采取既要学习又不要照搬的态度。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显。苏联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边缘。晚年的毛泽东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的任何一种模式的思路，告诫中国人不能沿着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创造。他要让中国人明白，不能因为别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于是乎别人家的烟囱里冒的烟都是我们的范本，自己家的烟囱冒的烟如果走了样儿，就是错的。毛泽东从西方借鉴的主要概念除了斗争就是民主，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时，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道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赏西方的具体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实、有效的表达和实现。人民人数众多，如果人人参与决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效率，故此，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极具创造性的概念。努力把中国人从赞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园的境地带出来，喊出了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

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国18届7个常委中4个知青，25个政治局委员中12个知青；19届7个常委中3个知青，26个政治局委员中11个知青。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青年人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承载，他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疾苦，在历尽艰辛之后，才可以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一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一生为了人民，到了晚年初心不改，勇敢、坚定地超越时代局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他最后的几年中，仍然顽强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改初衷，为的就是让后人深刻记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