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司令黄维《改造》二十七年

中将司令黄维《改造》二十七年

 

《改造》或《杀掉》那个容易？那个讲究人道？那个尊重每一个活着的人的人权？那个文明？那个暴力？那个民主？那个独裁？

《杀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一人是共产党，必须杀全家。清共剿共，抓住可疑共产党必严刑拷打，十八般刑具轮回使用，最后经酷刑至死。即使成叛变者也己至残，用完后最后也暗中将其《杀掉》。

《改造》：被浮虏了，集中居住进行改造。不打不骂，生活上的待遇等同于共产党人，甚至比共产党人稍高一些。在改造所里看报学习，锻炼身体。根据各人身体情况参加一些力所能力的劳动，或各自感兴趣的手工。吃饱穿暖养好身体，定期的组织去参观国营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参观学校科研单位和政府机关等以更多地了解社会变化。完成改造后根据各人的需要，想工作的安排工作，想回家乡的发给路费适当安排今后的居住生活等。

《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毛主席下令特赦一批表现较好的战犯，其中包括北京功德林200余位战犯中的10位，分别是：王耀武、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卢浚泉、周振强、陈长捷。
值得一提的是，10人中有9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其中，第一期就有5人。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大赦”和“特赦”作出规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中央决定以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共释放战犯556名，另有90名获减刑。

而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这27年里，他为何拒绝被改造？在黄维逝世21周年后，他的次女黄慧南道出了父亲的改造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5年。那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在读高二，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转载《一个将军的二十七年“改造”》

《 文摘报 》（ 2011年01月08日   05 版）

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这27年里，他为何拒绝被改造？在黄维逝世21周年后，他的次女黄慧南道出了父亲的改造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5年。那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在读高二，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我和父亲聊了好久，但还是对他感到陌生。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48年的夏天，我们全家正在庐山避暑，爸爸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

在父亲离开近半年后，母亲等到的却是父亲在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当时，父亲任司令的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妈妈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父亲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但凭直觉，母亲不相信父亲会死。终于，她得知父亲被俘了。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配合。

父亲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时，父亲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听说杜聿明伯伯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父亲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父亲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直到1956年，母亲才获准去监狱看望父亲。此后，传来了父亲要释放回家的消息。有关部门通知我们要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10人获释。这个名单里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母亲万念俱灰，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就这样得了精神病。

后来，我们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然而，即便当时父亲认罪态度不好，在27年的改造期间，他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1959-1961年的3年困难时期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1975年3月21日，71岁的父亲作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之一获释了。

 父亲特赦后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常委。最初，爸爸提出回江西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他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0.12.28 周海滨）